看英國同性戀文化百年來如何演變

編者按

我愛你，哪怕與你同一性別。

耳熟能詳的大師里，輕易就能找到在文學藝術史中有重要地位的大師，比如大衛·霍克尼、培根，比如托姆佈雷、勞森伯格，再比如安迪·沃霍爾、達芬奇......

2017年的這個春夏。英國泰特美術館為這些大師們舉辦了名為「英國酷兒藝術1861-1967"(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的大展。

從左至右：弗朗西斯·培根，大衛·霍克尼，鄧肯·格蘭特(約1910年)

1967年7月27日，英國議會通過性犯罪法案(Sexual Offences Act)，2017年春夏之交，正值該法案通過的50周年紀念，泰特美術館舉辦的「英國酷兒藝術1861-1967"大展，來紀念這一歷史性時刻。

包括約翰·辛格·薩金特、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大衛·霍克尼等眾多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油畫、手稿、個人相片以及電影等諸多類型，齊聚在泰特美術館——用史無前例的方式來形容這個展覽，似乎也不過分。

《曖昧的猜想》（Encouraging Speculation），1927年，亨利·司各特·圖克

也許你以為這一展覽充滿情慾，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展覽簡介冊頁和展品

所謂「酷兒」，其實指的是具有非常規性傾向的人，包括同性戀和雙性戀等，酷兒藝術就是具有非常規性傾向的藝術作品, 酷兒理論就是這些人的理論。而古代與近現代西方藝術大師都有不少同性戀藝術家，他們的一些經典作品描繪對象有時就是其同性情人。

興起於上世紀60年代末,並於上世紀90年代在西方風靡，酷兒理論其實是對同性戀愛現象的詮釋 。它是一種自外於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願意在主流文化中為自己找位置。 酷兒理論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表達慾望的方式, 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它對主流觀念的對抗, 廣義上也會造成所有的邊緣群體能夠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的態勢。

《打扮成修道士的查爾斯·里基茨和查爾斯·香農》，1922年，艾德蒙·杜拉克，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收藏

大衛·霍克尼，《藝術家肖像(游泳池與兩個人)》(1971)

從今日的視角來看，歷史上的許多作品都有非常明顯的同性戀或酷兒傾向。

達·芬奇是同性戀，米開朗基羅也曾給男人寫情詩,塞尚的《沐浴者》帶有灰色憂鬱的男孩形象,卡拉瓦喬的青年男子肖像如《捧果籃的男孩》、《酒神巴克斯》等都含有極強的性暗示,如此等等。這些同性傾向在古典時期和文藝復興期間都有一套異於我們今日所謂「同性戀」的話語。

《領主和女士》，約1936年，格拉克

朵拉·卡靈頓，《有山的西班牙風景》(1924)

Duncan Grant, Bathing, 1911

展品當中，有幾本肯尼斯·侯利維爾(Kenneth Halliwell)和他相愛相殺的伴侶——劇作家喬·奧頓(Joe Orton)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時候，從倫敦伊斯靈頓圖書館借的書。在他們手中，這些圖書館的書變得面目全非。比如，其中一本浪漫小說《女王的最愛》(Queen』s Favorite)不僅被剪貼的亂七八糟，還在封面上多了一對即將行樂的男子。在還書的時候，圖書管理員大為光火，一紙訴狀將兩人送進監獄監禁半年。但真正「有罪」的，恐怕不是不尊重或者任意剪貼書籍，而是他們所透露的酷兒訊息。

肯尼斯·侯利維爾和喬·奧頓拼貼後的《女王的最愛》封面

肯尼斯·侯利維爾和喬·奧頓拼貼後的《煙囪的秘密》封面

另一個櫥窗里，是昆斯伯里侯爵寫給王爾德的紙條：「致雞姦犯——奧斯卡·王爾德」。緊挨著櫥窗是一幅王爾德的全身像，還是貴公子的模樣。全身像旁邊是王爾德在雷丁監獄服刑時牢房的房門。

王爾德肖像和他在雷丁監獄服刑時的牢房門

猶太天才畫家西蒙·所羅門(Simeon Solomon)，拉斐爾前派重要代表，在倫敦與巴黎相繼因雞姦罪遭到逮捕，眾叛親離，在他生命最後20年一直蝸居在聖吉爾斯工作室，整日酗酒，鬱鬱而終。

《薩福和埃麗娜在米蒂利尼的花園》（Sappho and Erinna in a Garden at Mytilene），1864年，西蒙·所羅門

畫家基思·沃恩（Keith Vaughan），在男性裸體畫上永遠無法擺脫塞尚（Cezanne）和尼古拉斯·德·斯塔埃爾（Nicholas de Stael）的影響，最後選擇了自殺。他筆下的男性多為扁平的色塊，似乎一目了然，又總讓人有坐立不安的感覺。他們表現出的壓抑多於抽象，從沃恩留下的日記便可以看出他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一則受病痛折磨，二來情慾得不到滿足。日記在1977年11月戛然而止，沃恩也在過量的藥物和酒精作用下離世。

沃恩的草圖中有一位男性努力彎折身體進入一隻罐子，還有一位男性的頭在另一位男性的胯部，另外還有兩位男性在溫柔地親吻。他為什麼不把這些畫出來呢?也許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答案不言自明。

《兩位男性的親吻草圖》（Drawing of Two Men Kissing），基思·沃恩

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在1930年的肖像畫PC Harry Daley中緬懷了一位名為海默史密斯的警察。他曾是福斯特（E.M.Forster）的戀人，還寫過一本書記錄他身為警察卻知法犯法的分裂經歷。

《PC Harry Daley》肖像 鄧肯·格蘭特1930年

同性戀曾經觸犯社會道德與法律而得的污名，毀掉了很多人的生命與事業，但也有較為幸運的，比如丹尼斯·沃斯·米勒(Denis Wirth Miller)和理查德·卓平(Richard Chopping)，1937年相識，2005年結為同性伴侶。他們有一隻裝滿紐扣的餅乾盒，每一粒紐扣代表一位與他們發生過關係的士兵。

《代達羅斯和伊卡洛斯》 Lord Leighton 1869年

在弗里德里克雷頓爵士（Frederic Leighton）的畫中，代達羅斯正在幫伊卡洛斯穿戴他那雙致命的翅膀。代達羅斯皮膚乾癟暗啞，與他漂亮的兒子形成鮮明對比。伊卡洛斯除了腰間一抹輕絹遮羞，渾身一絲不掛，但仔細看卻能發現其實並無「羞」可遮；《紐約時報》之後發現了另一處異常：伊卡洛斯胸部的輪廓與女性的胸部一樣。

《扮成雷歐提斯的Glen Byam Shaw 肖像》Glyn Warren Philpot, Po 1934-1935年

展覽中也還有一部分作品傾向於把女性男性化或者無性別化：法國猶太攝影師克勞德?卡恩(Claude Cahun，原名露西·書沃博)喜歡穿男裝，剃光頭，不斷跨越性別邊界，她宣稱：「中性/無性是唯一適合我的。」

克勞德·康恩自拍，約1928年

勞拉·奈特（Laura Knight）是展覽中的另一個亮點。她是皇家藝術學院的首位女性成員，以自畫像著稱。這裡展出的奈特穿著工作服，手裡拿著畫筆，背對著觀眾，她筆下的裸體女模也以背示人。此畫作於1913年，婦女正在爭取選舉權，藝術學院仍然不對女性開放，所以這幅畫暗示了歷史的走向與進步。但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酷兒藝術展呢？因為一個女性畫另一個女性所帶有的情慾暗示？也許有些牽強。

《自畫像與裸女》（Self Portrait and Nude），1913年，勞拉·奈特

展覽中不協調的存在或者令人遺憾的缺席儘管不盡如人意，但在拓寬人們對同性戀的認識上邁進了一大步。

從西蒙·所羅門到弗蘭西斯·培根（畫家）和早期的大衛·霍克尼，這一百多年見證了從1861年廢除雞姦死刑到1967年男同性戀無罪化的歷史進程。在上個世紀後半段，霍克尼可以自由地給畫作命名為《今夜我將為女王》（Going to be a Queen for Tonight），培根也可以大膽地呈現男性在草地上尋歡的場景。

《今夜我將為女王》 大衛霍克尼 1937年

弗蘭西斯 培根和他的情人George Dyer

《坐著的人形》弗朗西斯 培根 1961年

作為一個綜合性主題展來說，展示一個複雜的英國藝術百年的不同故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於「Queer British Art」 而言，泰特不但將繪畫，雕塑，攝影等創作媒介作品納入到作品中，而且還展示了這些作品以及在藝術歷史中留下相關痕迹的文物。

展覽分為四個部分：遺產，奇蹟，藝術和國籍，這些主題之間的互聯關係是其重點， 時間順序是從英國廢除1861年的雞姦死刑到1967年的「性犯罪法」。策展人克萊爾·巴洛（Clare Barlow）表示：「雖然由法定地標界定，但藝術家的自我解放就是展覽的真實故事。」

八個空間，每個房間都是為了闡述這一理論而設計的。四個中心主題交織在一起，為所展示的對象提供了互相背景，有助於突出在歷史中那些缺席的獨特英國藝術敘事。

展廳現場

「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嘗試充分表現英國獨特藝術的多姿多彩面孔是勇敢的，成功不成功則是另外的界定。這個社會已經限制了很多種自我表達，隱藏和編碼，被禁止和指責一直都在。長期以來，公眾面對同性戀藝術，一直受到性別、階級和種族的限制。那些作品中表達的故事或許是很私人的，但是同樣具備了思想與深度。

2017年5月， 台灣同性戀婚姻正式合法化，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認可同性婚姻的地區，標誌著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多人開始理解和公開接受同性戀的存在，而泰特美術館此次大展因此或更具有超越藝術之上的非凡意義。

圖文出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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