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勁松：小企業情境中的創新和技術戰略研究

「大企業里的變化是小變化；小企業里的變化是大變化。」

——（Welsh & White,1981）

（一）引言

小企業研究的起源和發展得益於學術界對企業規模優勢假設的修正。1981年，Welsh和White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文章率先提出「小企業並非規模小的大企業」的觀點，引發了管理研究領域一場影響深遠的革新運動，以往鑒於小企業的規模局限性、把小企業置於「次優」地位的靜態觀點受到挑戰，而把小企業視為重要「變革代理人」的動態觀點得到廣泛認可（Audretsch，1995;A dretsch and Thurik, 2001）。事實表明，小企業和創業企業已經成為技術和創新時代浪潮的主角，但在學術層面，展望以小企業為背景的創新和技術戰略研究的未來，我們期待這一動態觀點的進一步成熟。

我們概括了文獻所涉及的幾個重要議題，以期為該領域的學者們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例如，在過去25年中，研究重點不再是區分「小企業」和「創業企業」，也不再是通過描述性研究強調小企業對社會的重要性，而是轉向探討究竟是哪些因素和戰略促使小企業快速成長、創造經濟價值並積極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如圖1所示，在創業初期，所有的企業都很小，但是都處於快速成長狀態。因而，用中觀理論框架解釋小企業和高成長企業的區別，特別是企業進入成熟階段時所出現的不同的成長路徑便很有必要。

（二）小企業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文將分四部分探討小企業研究在創新和技術戰略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文中廣泛涉及相關的議題，以期推動「多少有些寬泛」的小企業研究「進一步細化」。概括而言，我們就以下問題展開了討論：（1）理論建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前景；（2）理論建構性研究所面臨的機遇；（3）通過研究小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建構理論的研究前沿；（4）技術創業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文末以「展望未來」做結，期待更多創新性、啟發性研究的出現，以推動小企業研究熱潮進一步深化。

1.理論構建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前景

過去20多年中，小企業研究在創業研究的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Przeworski和Teune（1969）認為，「普適性標準……意味著相同的理論必須在不同情境中進行評估，只有當用一般性因素表述的理論能夠構成比較研究的基礎時，社會科學理論才能得到證實（p.22）」。把從其他情境中推演出來的理論置於小企業情境中，可以有效檢驗現有理論的外在效度（或者說普適度）。例如，在組織研究中，由於大企業和小企業組織特點不同，在大企業研究中發現、驗證的管理範式可以通過小企業情境下的對比研究做進一步的評估和修正，進而發現新的理論。

然而，問題在於，由於研究對象迥異，學者們對於直接把大企業管理原則應用到小企業的可轉換性持有不同的意見。對於小企業研究而言，如果要沿著科學發展的學習曲線繼續前行，進一步提高自身學術地位，就必須加強理論構建、方法提出、假設驗證等方面的嚴密性，並且多關注那些被忽略的問題，如技術、創新和企業社會責任等。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有些學者主張把小企業研究界定為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獨特研究領域，但我們很清楚，現在急需做的是要從那些理論和方法發展相對完善的學科和研究傳統中汲取營養，利用小企業情境對已有理論進行驗證並發展新的理論。

如果把小企業作為一個研究「情境」（Context)，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情境與主流學科和主流理論的關係。忽視這個情境的特殊性，主流學科和主流理論將失去檢驗和擴展現有理論的「實驗室」環境，失去理論創新的機會。然而過度強調小企業研究這個情境的特殊性也會有誤導作用，因為小企業研究可能會脫離主流，失去紮實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源泉，失去尋找其他解釋的機會，使小企業研究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觀察創業研究的發展路徑就可以得到這個啟示，很多創業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維度都源於組織理論，組織行為和戰略管理文獻，而在創業領域有影響的學者同時也在上述領域的頂尖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一些備受關注的概念，例如「創業導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Lumpkinand Dess,1996），其基本概念和維度源於戰略管理文獻中的「戰略導向」（Strategic orientation, Miller,1986，1996；Millerand Friesen，1982；Tanand Litschert，1994)，其理論演化路徑的特徵就是戰略管理學者運用這些知識研究創業型企業及其情境（Tan,1996)。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把小企業研究當作管理研究的一個「次級領域」，檢驗已有知識在小企業情境中的適用程度，就像很多主流管理學者普遍把創業研究視為一個「次級領域」一樣。如果不適用，是什麼原因所致？主要是哪些調節因素或情境因素改變、調節了這種關係？如果適用，我們可以如何修改現存理論從而更好地解釋小企業範圍內的問題？我們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從別的學科引入新的理論視角？此外，我們還應該進一步研究如何改進測量工具和研究方法，從而更好地解釋各種尚存在爭議的現象。

因此，小企業情境下的「好研究」必須在「好理論」指導下，採用「好方法」進行。Weick（1989）給出了3個衡量「好理論」的標準，即普適、簡潔、精確。以上問題可以從這些標準中得到較好的回答。然而，在比較各種方法時我們發現，儘管各種研究方法均是各有所長，卻又很難同時滿足這3個標準。以近年來戰略管理研究為例，源於自然科學的複雜理論和源於社會科學的社會網路理論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是因為複雜網路和複雜適應系統為考察環境和戰略的協同演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根據Weick的標準來看，複雜理論藉助計算機模擬和模擬，在普適度和簡潔度上是傳統理論所不能比的，但在精確性上卻不得不大打折扣；相比較而言，傳統的案例研究通過翔實的記錄和描述，具有很高的精確度，但卻又不可避免地面臨缺乏簡潔性和普適性的問題。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明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不匹配所帶來的問題。假若研究對象是一枚釘子，而我們的目標是要把它釘入木板，那麼，理論和方法則是榔頭。對於不同的釘子，我們會挑選適合的榔頭。然而，在管理學研究中，特別是在小企業研究中，越來越普遍的現象是，學生們學習了一些理論和研究方法後，緊握著這些榔頭到處找釘子。儘管我們認識到理論建構和檢驗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地運用，機械地堅持「從理論到理論」的傳統範式，只能誤導研究者們拎著榔頭到處找釘子，從而忽略了最基本的道理——不同的榔頭只能用來砸與之匹配的釘子，必須根據釘子的尺寸和形狀來選擇合適的榔頭。因此，只有通過正確匹配理論（「榔頭」）和研究對象（「釘子」），我們才能做出更有意義、更加新穎的研究。

當今管理學界對以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為主導的實證研究頗為推崇，而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不匹配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學者們受這一傳統研究範式的影響，往往拘泥於尋找適合特定「榔頭」的「釘子」，陷入「拎著榔頭找釘子」的窘境。管理學研究（包括小企業研究）長期以來被其他很多學科認為「太軟」或「太水」的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難以重複驗證，而產生該問題的根源之一則是管理學界對重複以往研究的偏見。科學研究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因此這種偏見顯然是管理學研究的一大不幸。Popper提醒我們，「只有經過反覆驗證，我們的觀察結果才能被真正稱為科學發現」（Popper,1959)。正因為此類偏見的存在，許多學者不重視研究中的現象和因變數，反而以理論和方法為起點，一味地在已有實證結果上加入新的自變數。如此一來，研究結果無法複製、比較或驗證，研究領域也因此而支離破碎。針對這一問題，致力於小企業研究的學者們應當首先探尋能夠給理論和實踐帶來啟示的研究現象，進而借鑒相關理論、運用合適的方法嘗試解決該問題，即找到與「釘子」相匹配的「榔頭」。如果現有管理學科中的「榔頭」均無法砸這個釘子，我們則要考慮藉助其他學科的「榔頭」，或者通過借鑒其他學科的各種「榔頭」來設計適合砸這個「釘子」的「榔頭」。產業集群就是一個這樣的「釘子」。

大量的研究證明產業集群促使小企業大量湧現，並有力地推動了技術轉移和創新。在此基礎上，要提高集群研究的理論深度，我們必須著眼於集群的出現、形成及演化過程，這就要求採用動態模型和時間序列數據發掘隱藏在集群演化背後的內在機理（Tan，2006），而計算機模擬很好地滿足了這一研究要求。同時，由於計算機模型以成套的假設為基礎，存在精確度較低的問題，而案例研究可以有效地增進我們對「初始狀態」及模擬過程的了解，從而較好地彌補丟失的細節信息。與此相似，小企業如何管理其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及其環境特徵密切相關（Mitchell et al.，1997)，因而企業社會績效模型中的「初始狀態」至關重要，並且小企業的社會表現可能呈現出高度的「路徑依賴」性。但是，環境的不斷變化，企業經營者在處理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時不僅要對環境做出反應，同時也要了解環境變化並主動地「塑造」環境（Tan &Tan，2005）。因此，研究者必須加入時間維度，檢驗企業社會表現如何隨時間階段性演進（Tan,2005,2007）。總而言之，關注小企業情境的理論建構研究充滿了機遇。

2.理論建構性研究所面臨的機遇

對於從事創業研究（特別是小企業情境下的創新及技術戰略研究）的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機遇之一是以創業企業為情境，通過更加系統性的理論建構研究提出新的理論。認識到這一機遇的存在尤為重要，恰如Welsh和White（1981）所述，小企業並不是規模小的大企業，相對於大型老企業來說，它們是獨特的變革代理人。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了紮根理論，並指出：為了更有效地理解特殊情境下的各種現象（相對於大型老牌企業而言，小型創業企業所代表的研究情境就是很恰當的例子），我們必須嘗試構建「紮根」在這些情境中的理論。

然而，目前很少有從事小企業研究的學者致力於理論構建；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我們只是驗證或者偶爾改進了解釋大企業行為的現有理論。例如，很多有關小型創業企業的研究均採用資源基礎觀或者由此演化而來的動態能力理論進行分析（Brush,2008）。與此類似，有關高管團隊及其影響公司行為和績效的理論被廣泛運用到剖析小型創業企業績效的研究中（Lesteretal.，2006），而社會網路及結構洞等相關理論也同樣屢見不鮮（BarNirand Smith，2002）。顯然，拓展現有理論、解釋小企業績效的系統性研究十分重要；但與此同時，鑒於小型創業企業情境的獨特之處，我們還應努力探尋根植於這一領域的新理論和新概念。令人欣慰的是，該領域的研究者們已經提出並發展了一些頗受關注的創新性觀點。例如，作為創業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機會識別概念主要是在對創業企業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Shaneand Venkatraman,2000），而與之相關卻又顯著不同的手段導向念（「effectuation」, Sarasvathy, 2001),國際創業（「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Oviattand McDougall,1994)以及跨國創業（「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Chen andTan,2010）等概念也均源於創業研究。儘管如此，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類似的理論貢獻在小企業研究中卻並不多見。

我們研究分析了2003~2006年間3本最具影響力的創業管理專業期刊———《小企業管理雜誌》（Journal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創業理論與實踐》（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以及《企業創業學雜誌》（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中理論建構文章的比率（Mullen,Budeva & Hafermalz,2008）。統計顯示，只有28%的文章側重概念性分析，屬於理論建構性研究。定性研究更少，只佔到了總數的6%。Glaser和Strauss（1967）認為，以定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演繹性研究對新理論的構建尤為重要，從中得到的理論可以很好地說明不同情境所產生的系統差異。通過統計世界頂級期刊中創業研究的比率，我們進一步發現理論建構方面的文章明顯缺乏。《管理學會評論》（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一般只發表提出新理論的文章，在該刊過去5年發表的大約150篇文章中，只有7篇就小型創業企業相關現象提出理論見解。我們原以為《管理學會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可能會有較多的文章提出或發展以小型創業企業數據分析為基礎的理論，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該刊過去5年發表的文章中，只有寥寥5篇這樣的論文。而在《管理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Quarterly）上，數量更少，僅有3篇論文通過歸納小型或者新興企業情境下的定性數據進行理論建構。類似的情況在《戰略管理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也可以找到。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之所以產生以上的統計結果，並不是因為這些期刊不公正地拒絕或者惡意貶低創業研究，無論它們是概念性的、定性的，抑或屬於其他類型，都一視同仁。而真正的原因是提交各期刊的創業相關理論構建文章原本就很少。

也許有人不禁要問：既然理論建構性的創業研究充滿了機遇，可以有效地促進我們對一般的創業現象、尤其是新企業創新及技術戰略的理解，那麼，這些機遇究竟在哪裡？首先必須肯定，作為該領域的研究者，我們既要採用歸納法寫概念性文章，也要以定性數據為基礎寫演繹性文章。但是，我們認為，在創業企業的情境下，後者可能更加重要，原因在於概念性文章多採用通過剖析大型既有企業的行為而得來的現成理論，並以之為起點分析創業企業情境下的獨特現象，從而很容易受到研究對象及其情境獨特性的束縛。因此，同以定性數據為基礎的演繹性理論構建研究所需的理論相比，歸納性概念研究往往以成套先驗觀點為前提，受到較大的限制。而定性研究則恰恰相反，綜合考慮小型創業企業情境的理論建構正好是定性研究——至少某些研究傳統下的定性研究——所擅長的。熟悉不同定性研究傳統的學者都知道，有些定性研究故意避開明確的理論建構，通過細緻描述生活經驗或者話語敘述分析對所觀察現象進行社會建構，卻並不涉及理論建構本身（可參考Prasad，2005對各種非實證研究傳統中定性研究的描述）。那些不以理論建構為目標的定性研究為管理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一點已經得到學者的一致肯定（Gartner,2007），但在這裡，我們要特別關注與理論建構相關的定性研究。

概括而言，主要有兩類定性研究明確提出以理論建構為研究目標。第一類是實證主義定性研究。很大一部分這類文章發表在創業期刊上，甚至像AMJ,ASQ,SMJ這樣的頂級期刊也十分認同這一研究傳統。管理學科中的定性研究最早得益於Eisenhardt（1989）的研究工作，她所提出來的定性數據分析方法深受Glaser和Strauss（1967）的影響，同時她還倡導通過系統分析從多種組織案例得來的數據進行理論建構。第二類定性研究傳統也同樣明確以理論建構為目標，包括很大一部分管理和創業期刊中發表的定性研究。這些研究深受Anthony Giddens（Giddens,1984)、Pierre Bourdieu（Bourdieu,1984)以及Michael Burawoy（Burawoy,1998)等社會學家的影響。這些社會學家普遍認同現實的社會建構性，但同時也提出，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均有著各自的發展模式和規律。為方便起見，我們把這類研究稱為「結構主義」傳統。堅持該研究傳統的學者們認為通過分析感興趣的現象，可以建構適用於特定情境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具有公認的時序情境性和社會情境性。

儘管兩類研究傳統有諸多不同，但二者對於理論建構研究都至關重要，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理解創業企業情境下的獨特發展模式和規律。然而，如前文所述，現在期刊上很少有這樣的文章。究其原因，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個原因是現在大多數管理學者都只受過量化研究方法的訓練。很少有商學院開設定性研究課程，即使有，也往往只限於將科學哲學與定性研究相連，因而博士生很難有效地學習如何用多種不同的方法收集分析定性數據或從中建構理論。在這種培養模式下，真正能夠進行定性理論構建研究或者對其做出正確評價的學者少之又少。之所以有很多定性研究學者滿懷期望地投遞論文，卻常常以失望和被拒告終，往往是因為這些文章未能清晰地提出研究問題，未能充分考慮前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其成果和貢獻也難以讓讀者信服（GephartandRynes,2004;Suddaby,2006)，自然很難達到期刊同行評審的標準。與此同時，能夠對所審定性研究論文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審稿人也很少，這是另外一個同樣棘手的問題。

定性理論建構研究嚴重缺乏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儘管有不少文章指導學生如何在定性研究中運用不同的方法收集分析定性數據，卻很難找到能夠指導他們如何從這些分析中生成「理論產品」的材料。接下來，我們將介紹幾種如何通過定性研究建構理論的模式。從定性數據分析中得出的理論形式多樣，其中命題是最明顯、最常用的形式。事實上，這種命題在實證主義研究傳統下的定性研究中很常見，而且不限於只在這樣的研究中出現。之所以大力推薦這種形式，是因為它在格式上與假設類似，而即使是那些只熟悉定量研究的學者也對後者十分熟悉。同時，命題往往是經過嚴密思考設定的，可以得到檢驗，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聯繫起來，致力於理論建構和發展。Martens、Jennings和Jennings（2007）就很好地做到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結合。他們在文中首先就創業企業可能用來影響資源提供者的敘述技巧（Storey-telling）提出了一系列命題，然後通過有關新股發行人的定量研究檢驗了這些命題。過程理論也是應用廣泛的理論形式，可能僅次於命題，它在結構主義傳統下的定性研究中尤其常見。Langley（1999）重點探討了根據過程數據建構理論的不同策略，並強調定性數據對理論構建的重要作用。Baker和Nelson（2005）的研究讓我們對創業企業中的資源獲取與利用過程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們細緻分析了創業企業通過就地取材（Bricolage）過程，創造新資源的過程和步驟。

另外還有兩種理論形式雖然認可度不及上述兩者，但同樣非常重要，並且常在各種定性研究論文中出現。一種是提出或修正概念或構念——概念（Concept)是指一組相互聯繫的構念（Construct)。為什麼概念和構念如此重要？確切地說，這是由於在創業企業的獨特情境中，可以有效地識別在其他情境中未曾出現的概念或構念。如果可以發現一個完整的、由成套關聯構念形成的概念網路，那麼就可以用它來構造或者重新構造理解某些現象的邏輯。Graebner和Eisenhardt在2004年合作的文章頗具影響，其主要理論貢獻就在於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構念。已有的「兼并」（acquisition)概念與「收購」（take over)相對，而他們識別出一個新的概念代替「兼并」這一概念，同時，還識別出一組與「求偶式兼并」（acquisitionascourtship）概念中動態性相關的構念。

最後要介紹的理論形式是分類理論，該形式通常連同其他理論元素一起出現。可能有人會說分類不能算作理論，但是有充分的證據說明好的分類也是重要的理論貢獻。Miller（1986，1996）就好的分類的構成要素展開了深入的分析。簡單地說，好的分類可以清晰地區分相關卻又相異的構念或過程，並識別相關的隨機變數組以及某些特定類別產生的前後影響。通過回顧以往的定性研究可以發現，定性研究中經常會提出分類，好的分類有利於更好地對照已有的和新提出的構念，以及差異性情境中觀察到的不同關係模式。Fischer和Reuber（2004）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對創業企業面臨的產業環境進行了分類，而對應的客戶參與差異可能會增進或者削弱企業績效。儘管我們在此列舉的策略並不詳盡，但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從中對定性理論構建的策略有所領悟，同時期待能有更多的學者致力於這類迫切需要發展的研究。

我們必須藉助更加精細、系統的理論構建方法來探尋更好的理論，不僅加深對創業企業的認識，而且豐富一般意義上的創新及技術戰略研究。還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推動理論建構，如提出與小企業相關的新研究問題或者重複以往主要以大企業為樣本的研究。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將分別以這兩種途徑舉例。第三部分提出的研究問題涉及到小企業有哪些社會責任以及如何設計機制從而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其社會責任等。第四部分回顧了以技術為基礎的創業文獻，提出必須改進技術與創業關係理論，以更充分地考慮大企業和小企業兩種不同的情境。

3.一個新的研究前沿：小企業社會責任新觀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有意義地生存，有意義地消亡）

啟發式研究需要獨特性，特別是通過文獻回顧及深入理解提出的一些全新構念可以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這本專刊中，我們根據JSBM編委會的要求，一起探討「小企業研究的未來」，集思廣益，從各種新穎且具有挑戰性的角度展望小企業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了激發新的前沿研究問題，我們從MiltonFriedman（1970）所提出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利潤的觀點出發，繼而對其進行改進、拓展到小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並稱之為「小企業社會責任」。在此，希望讀者們能夠和我們一起本著「探索未來」的精神，思考這一概念對小企業而言意味著什麼，特別是：如果我們設想小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於（1）不要徒勞無功地生存，（2）也不要徒勞無功地消亡，那麼會是怎樣的情況？實現這一設想會引出哪些前沿研究問題呢？

我們發現，事實上企業生命周期中大多數的「活動」（即企業的「誕生」與「消亡」）都發生在「小」企業中。企業「誕生」之初，往往規模較小，很少有創業企業可以達到2~3萬人的規模，至少在西方市場經濟中如此；直至企業「消亡」，往往曲終人散，只留下少數人收拾殘局。由此可以看出，「小」是小企業現象中非常有趣的因素，這個「小」同時也使得感興趣的學者和實踐家有機會嘗試做一些以往甚至從未思考過的研究，可以直接發掘小企業不「徒勞無功地生存，也不徒勞無功地消亡」背後的意義和啟示。這至少暗含兩個新的綜合性研究創意。

首先，「有意義地生存」說明在創業伊始就要考慮好如何生存和發展。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小企業創業者能真正做到這一點。估計所有的創業者都期望他們的企業能夠很好地生存下去，但不幸地是，如Bresnahan（2005）的失敗率統計數據所示，他們中間很多人並不知道如何讓企業生存下去，因此只能以失敗告終。據我們所知，現在還沒有類似於「小企業APGAR」的方法能夠促使創業者們思考一些與「有意義地生存」相關的問題，如企業脈搏強度（是否有可行的企業模式？）以及企業處理市場交易等經濟事務的能力等。站在這個全新的落腳點上，我們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即所有創業者都應思考如何做到「從創業伊始就考慮好如何生存和發展」，並更好地理解其中涉及的問題和因素。對此，我們可以研究一些相關的議題，如儘早並經常評估小企業績效的價值。現在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在以往的文獻中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論證。

當然，我們必須肯定在實踐領域，部分作者（如大眾媒體）已經提出了一些商業計劃評估體系或解析了商業成功的秘訣，也可以找到各種針對小企業發展的中心列表以及其他有用提示。同時，銀行和投資業也普遍使用各種列表式的工具來評價小企業。但是，現階段的「企業生存意義評估」還只是集中分析少數維繫企業生存的要素。因此，我們必須建議、檢驗、探究並發展合適的方法研究其中的關鍵因素。這些方法可以指導我們回答一些重要問題，如：在我們讓企業「轉」起來之前，這家企業能夠做什麼？而且，我們應堅持一致的標準，如建立追蹤記錄資料庫等。這在案例比較方法盛行的大公司研究領域是可行的，但如果要激發新穎、獨特、有意義的小企業研究，則首先要回答：哪裡可以找到「有意義地生存」的最佳案例資料庫？據我們了解，目前小企業研究領域還不存在這樣的資料庫。因此，未來小企業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創建這樣的資料庫，之後才能系統分析如何讓小企業的生存變得更有意義。

下面我們將考慮與「有意義地消亡」相關的議題。小企業應該「有意義地消亡」，這一觀點有何含義？當一個企業創業失敗了，這種失敗也應有所價值，而不僅僅只是留下痛苦、窘迫與創傷，這可能是我們要考慮的第一步，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議題。資料顯示，高達80%的新企業都以失敗告終（Bresnahan，2005）。但是Reynolds（1995）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如果嚴格地比較統計數據，去除重複計算等，小企業成功與失敗的比率大約各佔50%。即便如此，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失敗率放到另外的情境中，問題的嚴重性就顯現出來了。

例如，你去購買新的凌志汽車，就在你準備啟動時，銷售員對你說：「順便提醒您，這輛車有50%的機率無法啟動」。這時你的反應是什麼呢？你可能會很氣憤地說：「可是我付的是全款啊！」而銷售員可能會這樣應答：「確實，可是我們已經儘力了，要不要請便」。試想，當我們再把這一情境套用到創業企業中（我們已經儘力了！——坦白地說這也確實是我們「現在」所能），也就引發了有關小企業研究更進一步的問題：「現狀」是否足夠好？讓我們還是回到這個引人深思的話題：小企業要有意義地消亡，其中涉及哪些因素？我們認為，小企業研究應當開啟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更好地思考和理解如創業者能力等相關因素。針對此類問題的研究僅始於15年前（Mitchell，1994；Mitchell & Chesteen，1995；Mitchell&Seawright，1995；Mitchell，1996；Mitchelletal.，2000，2002；Mitchell，2003，2005；Mitchelletal.，2007，2008，2009~forthcoming)，為了通過這些研究更好地理解「小企業可以有意義地消亡」這一觀點，我們可以考慮這些問題：什麼是創業者能力？這種能力該如何獲得？又該如何應用？

最近的研究（Mitchelletal.,2008)認為，失敗認知會產生一種機會創造的心態，並且這種心態只有在小企業失敗時才會產生。讀者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能夠了解創業者能力的構成、分類以及開發方式（Mitchell,1994），那麼就可以努力發展「機會創造」的創業心態，並使之成為特殊的國家財富。因此，「有意義地消亡」並不是指一個企業創業失敗了，創業者就得窘困地或者生氣地帶著餘下的那一點人際關係或者生意關係悻悻離開這個舞台。相反，在此類研究進一步發展完善的基礎上，社會可能會對創業失敗做出更積極、更具生產價值的反應，肯定創業者能力的增長，讓他們可以在將來更好地創造和把握機會。這種新的社會反應會向「歷練」過的創業者傳遞這樣的信息：「現在我明白有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是不應該做的」。

「儘管我是個失敗的創業者，但是我所學到的大部分東西可以重新利用起來」。「可能有幾個錯誤的決策讓企業出現了問題，不得不退出，但積累的大部分知識依然可以重新利用」。「儘管失敗了，但仍有改進的可能和必要」。「這對於國家來說可以算得上是一筆特殊的財富！」為了繼續激發新的研究思路，我們進而思考下列問題：能不能從把創造機會的創業心態發展為國家財富的視角出發展開研究？能否更加有效地藉助破產法庭的力量？比如說，破產法庭能否擔任「社會觀察員」的角色，讓我們可以儘力搶救「創業能力」這一特殊的國家財富？遺憾的是，目前，我們只知道個人或者企業去破產法庭說明他們由於資金匱乏而申請破產，卻忽略了等式的另一邊，即那些同樣可以加入國家資產負債表資產行列的經驗、能力以及較低的再創業失敗率等。

如果要充分利用破產法庭「社會觀察員」的角色，我們必須研究提出一個新的職業，即「企業法醫」。企業法醫可以診斷企業失敗的根源，確認可以增加國家創業財富的專業知識資本，從而更好地開發機會創造的創業心態。事實上，與此類似的過程任務彙報在科學探索中已有較長的應用傳統。倘若能進行廣泛、新穎、獨特的小企業研究肯定企業法醫的地位，創業者及他們的企業只有在經過法庭（社會觀察員）的分析鑒定之後才能准予破產，那麼這一分析彙報的過程就成為創造財富的過程，將其概念化後則可以進一步尋找相關的過程彙報的例子來輔助小企業「有意義地生存」和「有意義地消亡」。

在此，我們先舉一個與「有意義地生存」相關的例子，即「創業模板」項目（NVT,New Venture Template）（Mitchell,1995,1998)。該項目旨在幫助小型創業企業學會「有意義地生存」，跳出典型的企業資本問題（如：這個企業能盈利嗎？這些人能經營好這個企業嗎？），採用廣泛文獻回顧和深度案例研究的方法，細緻調查了新創企業失敗的原因。該項目的數據由韋恩?布朗學院（WBI，Wayne Brown Institute）收集提供，該學院負責在西部矽谷地區及夏威夷環太平洋地區舉辦資本籌集活動。多年來，評估人員採用這種方法儘早地、經常性地評估新創企業，同時也被用來剔除影響企業生存的限制因素。跟蹤發現，企業創業成功率至少提高了兩倍（Mainprizeetal.,2003）。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描述項目實施過程。

韋恩?布朗學院把企業隨機分配給兩個由風險投資者組成的發展團隊。其中A組使用標準的方法，只問最基本的問題，如：該企業是否可以盈利？該團隊能否長期經營這個企業？而B組使用NVT模板，將問題細分成3層：首先是兩個因素，包括盈利因素（這是不是「商業性」企業？）和管理因素（你們能夠將這個企業長期經營下去嗎？）；這兩個因素中嵌套著6個次級因素，包括創新、價值、毅力、稀缺資源儲備、適應性保護以及靈活度；而這6個次級因素又進一步嵌套著一個包含15個因素的標準，用來更精細地區分各個新創企業（Mitchelletal.,1998）。所有的企業資產評估員均可以非常熟練地對發展中的企業進行評估。最基本的方法是問足夠多的問題（如NVT項目中的包含15個問題的問題組），這樣一來，可以生成不同的描述模式並根據15個向量元素進行評級。之後，不同的模式可以即時地與由標準15向量元素或者「模板」表徵的各種企業原型進行對比。

第一時間產生一個處於0~1之間的標準化統計相關係數，評估員用得到的相似度係數進行評估，並提出該企業「有意義地生存」所應當採取的行動。圖2是根據比較得出結果的一個例子。研究結果顯示，A組的企業成功率大概為17%，這個比率是由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一個中等成功的企業、一個盈虧平衡的企業以及7個逐漸變得「差勁」的企業平均得來的。而B組試用了NVT，最後檢查成功率高達54%，也就是說企業能夠「有意義地生存」的機會提高了兩倍。後續分析就目前而言多用於研究而非實踐，其中涉及到對產業中各企業逐個向量（即逐個元素）的深度評估。圖3將對資料庫中計算機服務業中創業企業的分析可視化，展現在n維空間中。圖中線條之間的距離代表關聯的密切程度。右角中的向量是正交變數，夾角180的向量負相關（例如，6上的變數和12上的變數正好負相關）。

在我們設計的三維模擬圖中，研究者可以轉動球體，從任意角度觀察這些關係。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將新企業發展所需的因素概念化，推動它們「有意義地生存」。將研究背景進一步拓展，我們注意到韋恩?布朗學院合作型創業網路最初始的核心部分是一個被稱為「創業分析標準2000」（VentureAnalysisStandards，2000）的項目。「有意義地生存」作為新企業APGAR的一個版本，已經應用了將近15年。根據研究者多年來的項目跟蹤結果，可以斷言，如果小企業競技場中的行動者們都能堅持使用這一標準，我們也許可以開發出ISO類型的質量標準來提高小企業的存活率和成功率，使之符合期待的標準。

如果從質量運動——本質上說是戴明創立的假設（Deming,1986）——的角度集中考慮變異量的問題（即最高和最低控制範圍），當這個方法被用來促使「有意義地生存」時，它包括了一個簡單卻十分實用的邏輯。這是因為在小企業形成過程中，存在質量控制問題，正因為未能儘早、經常性地對小企業進行評估，才使得它們夭折。因此，採用上文建議的質量控制，我們可以建立追蹤記錄資料庫。目前，據我們所知，該資料庫包括400多家企業，有足夠的數據供我們建立可靠的概念性基礎，從而指導創業項目及小企業發展中心網路中的學員引領新企業「有意義地生存」。在描述完「有意義地生存」的例子之後，我們要回到前文所介紹的「企業法醫」計劃，開始討論另外一個實例來說明如何幫助小企業實現「有意義地消亡或終結」。這一方法在本質上屬於「元認知」範疇，即關於思考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 Mitchellet al.,2005），也就是說，我們要討論創業者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創業經驗的。Kruger和Dunning（1999）認為，技藝不精者高估自己，而技藝精通者高估他人。通過企業法醫計劃，所有失敗的創業企業都會得到細緻的檢查分析，錯誤的認識可以通過更好地校準歸因得到避免。

通常來說，在創業伊始，首次創業的人一般是不成熟的並且缺乏足夠清晰的認識。他們往往縱身而入，有時被稱為「心血來潮創業」（Gerber，1986）。而在整個創業周期另一端的典型例子是，創業失敗之後，創業者不僅不會高估自己，而且自我評價會特別低，同時高估他人的能力。以這種反覆行為為基礎可以計算經濟中的失敗率。而企業法醫通過幫助創業者重新校準創業技能和意識，得到更符合實際情況的自我評價，從而降低失敗率。那麼，這個計劃如何實施？在實際操作中，可以爭取法庭破產程序的支持，通過企業法醫對破產案例進行校準剖析，這樣就可以幫助小企業更好地履行其「有意義地消亡」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徒勞無功地「死去」。

小企業「有意義地生存」和「有意義地消亡」這兩個計劃對管理研究有諸多啟示。從「有意義地生存」（即在創業伊始就要考慮好新企業如何生存發展）方面而言，我們可以、並且應該通過評估建構規範性理論，設計更多更好的審計方法，開展工具性實證研究，也可以通過靈活運用各種各樣的工具（如以關鍵因素分析為基礎的NVT模型）、方法或標準，開展有重點的描述性研究。站在實踐者的角度，我們則應集中回答以下幾個關鍵的「實施」型問題，例如：就一個領域而言，我們在實際中如何展開必要的變革？如何使普通大眾也能廣泛地認識到小企業生存的重要性呢？而從「如何完成這一計劃」的實際角度來看，我們則很想知道，既然新興制度創業研究學派中的制度創業者根據社會潛在的觀念和意義實施變革，那麼從該學派所建議的各種途徑中能否找到所要探求的答案？根據最近的相關文獻，制度創業者基於根本信念及價值觀，創造和改變制度（Garud,Jain & Kumaraswamy,2002;Greenwood& Suddaby，2006；Maguire，Hardy&Lawrence，2004)。但Hoffman（1999）認為，制度創業隨著組織場域的結構變化（如潛在的信念及價值觀等）而發生，從而導致了相應制度的變革。這個實際過程的演變就是由我們所建議的新研究帶來的。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們的觀點，可以再打一個比喻。如果把制度創業比作機場運行李的過程，那麼經營一家新企業就像把行李放入帶滑輪的行李箱包，這樣就可以較快地穿過機場，而制度創業就像連人帶包一起進入自動人行道，這樣人和行李就可以一起輕快地前進了。由於一直都在進行大樣本的實證研究，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跟蹤記錄資料庫，同時還可以設立聯邦創業管理局（FederalVentureAdministration）。假若我們不喜歡過多的法規，那就建議創建類似於「谷歌創業搜索」的平台，這樣大家就可以通過一個分析網站交換信息，從而更好地自我評估。總之，探討新創小企業如何能夠更好地做到「有意義地生存」，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開展啟發性研究的機會。

從「有意義地消亡」方面來說，相關的問題可以引出許多研究計劃，我們可以通過構建規範性理論來更好地理解創業技能，而這種專業技能可以開拓新的視野，如推動相關的公眾教育等。如果能夠在初等教育中加入這樣的教育內容，創業者就可以通過學習避免落入那些常見的陷阱。我們應該通過改變創業者看待破產的思維方式讓失敗的創業者意識到，他們從創業過程中積累了知識和能力（Mitchell,Mitchell&Smith,2008)，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儘早地向公眾介紹前文所建議的認識失敗或創造機會的過程，促進小企業更好地做到「有意義地消亡」。工具性研究可以藉助破產法庭，把這種特殊的創業心態（即創造機會的創業心態）發展成為獨特的國家財富，而隨著精確度更高的資料庫的建立，新的描述性研究有更多的機會把企業法醫用於經濟計劃。因此，藉助特殊的國家財富和可靠的數據，我們可以有效地縮短學習周期，更好地選擇和把握創業機會。

經過以上論述，我們要重新回到最初的主張，即小企業的社會責任是要「成亦榮，敗亦榮」，既不要徒勞無功地生存，也不要徒勞無功地消亡，這也是對小企業研究未來發展的一點建議。當然，要真正承擔起這份社會責任，我們要從多方面深入學習研究。小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給未來的小企業研究以重要啟示，特別是在不斷變化的技術環境深刻影響企業生存和消亡的當前形勢下更是如此。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改進研究的關注點，特別注重對技術創業的研究。

4.技術創業研究在衰退嗎？

研究技術與創業關係的學者所持有的範式與熊彼特（1934）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很相近。該理論認為新出現的生產要素組合中的宏觀經濟力量或者技術力量推動企業家領導「生產形式的變革……並重組產業」。從這一理論提出開始，學者們就廣泛關注企業對此類事件做出反應的「內在機理」。當前得到普遍認可的各種理論把企業看做是資源組合，通過操縱和配置資源以創造並提出新的價值定位。但是，這些理論——包括由資源基礎觀演變而來的動態能力觀——並沒有恰當地描述出以下要素的相對重要性：信息、技術、人的能力、人類動機、組織設計以及如熊彼特經濟學說支持者們所預期的通過組合這些要素創辦新企業的過程。從根本上來說，探討技術和創業關係的理論至今尚未區分小企業和大企業技術創業的區別。那麼，通過技術推動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價值造過程是否相同，還是只是規模不同？當前的理論尚未考慮這一問題，正是因為至今未能從理論上界定二者的分界線。直到技術管理和工程管理領域的學者開始考慮企業家的中心地位時，關於技術創業的正式研究才日益得到關注。生產理論以標準的柯佈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將個體包含其中。以往的技術管理主要是關於技術選擇和組織選擇，因而我們並不清楚創新問題是如何湧現出來的。直到技術創業者——可以說是科學家、工程師和商人的綜合體——被納入該等式，對創新的理解才開始逐漸深入。

技術創業研究首先是要理解通過科學發現推動價值創造的條件和動力。儘管近年來，大企業也逐漸開始關注公司創業，但是通過技術創新推動價值創造一般發生在小企業情境中。尋找創業機會的過程深受創業者背景及其所處環境的影響，因此，現在很大一部分研究都在關注機會識別問題。機會識別理論認識到創業者的有限理性以及風險偏好差異的重要性。有限理性不僅源於人信息處理能力的局限性，而且受到不確定環境條件的影響，所以風險偏好既是個體差異所致，也是由決策者所面臨的環境差異所引起的。因此，我們研究模型的重點是既要了解技術開發何時發生，同樣也不能忽視技術開發何時不會發生。

技術創業研究可以從3個層面展開分析，其中：個體層面重點關注科學家創業者、風險投資家以及其他激發、推動創新的人；組織層面重點關注創業團隊、結構、創業過程以及推動價值創造和投資的組織間關係；而系統層面主要關注價值創造網路中的交流，受到技術政策、競爭政策、產業標準以及地理位置等控制因素的約束或推動。因此，正確的技術創業研究具有跨學科性、多層次性和動態性。動態系統應該同時具有正負兩種反饋循環，但是目前，很少有研究將負反饋循環加入到模型中。總而言之，我們應當思考：某個變數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是如何迅速遍布整個創業系統，從而引起其與其他變數之間關係的變化。比如，一位科學家正在為其將來研究所需的大筆資源發愁時，注意到了研究中的商業化機會，萌發了創業的想法。並且，隨著這些機會市場潛力的不斷提升，這位科學家創業者會更加樂於抓住更具風險的機會。但是，他的風險偏好同時也受到人生階段這一因素的調節作用，如他會考慮給他的後代積累一筆豐厚的遺產。

此外，隨著他的創業經驗日益豐富，他的社會網路也會日益密集和複雜，因而可以得到更廣泛的機會——網路可以降低風險，因此會推動機會發掘。就這樣，對於一位創業者來說，具有吸引力的企業類型隨著其個體屬性的變化會有所改變，影響他把握各種機會的方式。研究者還應更多的關注從技術變革中「湧現」出來的機會、創業者和企業。「湧現」（Emergence）是指有序的社會、組織結構自發出現。以往的研究者識別出——有時還是無意識中識別的——諸多的「湧現」現象，包括經濟機會的發現和開發、新公司的誕生、小企業出人意料的高成長以及新產業的形成等。抽象地說，可以將小企業定義為先前分散的知識、機會以及技術在某時某地聚合起來的產物。但是，這個「湧現」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則還需要進一步地解釋。我們甚至也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小企業不會湧現出來，我們認為，這並不是簡單地因為缺少促使企業出現的條件。例如，鼓勵跨國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可能會阻礙本國技術型小企業的出現。

「湧現」這一概念幫助我們清楚地理解創業者在投產之前經歷的組織過程。因此，研究技術和創業間相互驅動關係的理論應當可以模擬創業前期的情況，這在現有文獻中還沒有得到說明。同時也要注意，組織湧現也可以描述技術軌跡的突然變化，這些新穎、出人意料的因素可以促進企業成長。回答這樣的問題要求研究者引入時間維度以考慮創業者與技術環境的縱向發展和協同演進（Tan,2007）。在以後研究中還應多加關注的一個方面是國家價值網路中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我們從國家創新系統中了解到，價值創造生態學中的行動者可以是投機證券商、資源提供者或者只是生產者，而技術變革或者法律制度和社會規範的轉移可以阻礙、促進或者改變這些行動者的角色。當這些角色被改變時（如：知識生產者成為投機證券商，就像科學家成為創業者一樣），價值創造周期也會受到影響，有時還會產生出乎預料的結果。公共政策的作用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個研究領域。比如說，競爭政策可以通過減少風險套利或者創新所得來降低創業激勵。

而另一方面，針對政府支持的特定技術而制定的經濟政策可以創造規模經濟，擴大研究範圍，促進技術發展，從而也使得大批新企業紛紛湧現。我們認為，政府干預的影響作用同產業的具體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在市場尚未形成的早期階段一般有利於組織的發展。初始條件很重要，教育帶來的高水平人力資本、可信賴的低成本基礎設施以及公平實施的法律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啟動成本。技術創業研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技巧，包括關鍵事件分析（特別是隨不同階段而變化的事件），採用目標優化過程的動態多智能體博弈，利用複雜系統理論構建的演進模型，構建流程圖，進行多案例研究，使用概率模型分析面板數據以及計算機模擬等。這些研究技巧可以用來解釋大規模異質湧現過程，也可以用來分析既有企業和小企業在相同經濟社會條件下共存的現象。動態模型要求有時間序列數據以及適合處理這種數據的統計程序。各產業以不同的速度演進，而且在不同的時間段會經歷不同的技術衝擊。此外，動態模型必須能夠循環運作，這就要求有比較精細的非線性估計技巧來進行多層面分析。

但是，創業研究真正的挑戰依然是數據的獲得，因為這些數據往往是專有的，而且處於雜亂狀態，很難進行跨組織、跨時間段或跨產業的比較。最後，文章對未來研究的啟示是：由於技術創業是多層面現象，因此理論建構或驗證中一定要注意個體、團隊、正式組織以及產業層次的互動，即使可測試的模型往往傾向於把這些層面分離。每個層面的分析都可看作有相互依存因素組成的獨立體系。在較高的層面上，這些因素通過組合形成完整的體系，而所形成的體系又是形成更高層次分析的一個因素。因此，如果不能敏銳地考慮更高情境下的文化、制度安排以及政治經濟需要，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以協同演進形式出現的機會識別和機會開發現象。

（三）結論

啟發性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所提出的問題往往比回答的問題還要多。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我們所探討的體系中雖然新研究不斷湧現，但並不完善，在某些方面來說，研究發展的方向既不具有生產性，也沒有挑戰性。本文的一位作者經歷的一件半玩笑式的小軼事恰好能夠說明這一點。

我曾應一所著名高等學府的邀請給一些博士生講座。這些學生正在學習實證研究，即所謂的主流管理研究。在博士期間，他們學習了如何回顧文獻、寫論文、提出假設、收集驗證數據、得出結果並為論文添上討論和啟示一節。我問他們：「那麼這些知識在你們自己的項目中運用得如何呢？」他們回答說：「我們收集數據，測試模型，得出結果，最後卻發現假設得不到支持」。我又問：「那接下來你們怎麼做呢？」他們說：「我們只好回過頭去修改模型」。「要是又不行怎麼辦？」我繼續發問。「我們就只好回過頭去修改假設了」他們繼續回答道。但是我決定打破沙鍋問到底：「如果還是不行怎麼辦呢？你們是不是就該回過頭去修改數據了呢」？

當然，這只是一件軼事，但卻發人深思：在實際研究中，這個故事發展到哪個程度或哪個部分？如果這至少反映出部分現實，那麼這對進行啟發式研究意味著什麼？這樣的行為當然是有悖於傳統研究期望的。研究者首先通過閱讀文獻了解與理論相關的已有知識；在此基礎上，根據尚未研究的內容找出獨特的概念以驗證理論並以之為假設；從理論出發，設計合適的研究驗證理論或假設；如果你真正提出一套紮根於好理論的假設，並且研究設計嚴謹可靠，即使結果不支持理論，你事實上也有了很重要的發現，因為已有的理論和你的理論設計都沒錯；只要你能有力地肯定你的研究設計和研究過程都沒有差錯，你就可以相信自己發現了重要內容，至少邏輯實證主義證偽理論是這麼認為的（Stinchcombe,1968）。

然而，管理研究領域現在更偏向於鼓勵學者探尋支持前人研究的證據，或者提出替代性的假設，其後果就是，長期以來，那些經過嚴謹、精細設計的實證研究做出的貢獻甚微，並不能帶來啟發性的觀點，也不能激發他人思考。因此，管理研究日益一般化、標準化，同時也日益支離破碎。這種情況對小企業研究的未來發展意味著什麼？特別是在小企業研究的動態觀點日益成熟，小企業逐漸成為技術和創新「行動中心」主角的今天。在前文中，我們避開「老生常談」的那些企業，討論了研究中面對的挑戰、可採取的視角以及觀察結果。事實上，這些內容把一系列廣泛多樣的機會細化為若干維度，使得正在興起的新一代創業者、創業企業以及技術和創新戰略領域的學者可以挑戰現有的範式，做一些真正具有創新性的事情。這就是我們所展望的未來。我們也誠摯地邀請感興趣的同事們和我們一起進行符合新興小企業管理研究潛力的調查，切實加強探討究竟是哪些企業屬性和戰略促使小企業蓬勃發展並成為創新和技術行動的中堅力量。

來源：Tan, J. Fischer, E. Mitchell, R. & Phan, P. At the center of the act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research in the small business setting,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7(3): 233-26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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