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鶯鶯傳》能否視為元稹的「懺悔錄」？

關於《鶯鶯傳》這篇小說的主角張生是何許人，歷來說法不一。自宋代以來，人們往往按照學者王銍提供的思路，認同「自敘傳」說。當年，王銍通過比對元稹的生活年限和活動區域，將《鶯鶯傳》里的主角張生認定為元稹本人，將崔鶯鶯的原型認定為唐永年縣尉崔鵬之女。這種說法愈演愈烈。後來不斷有人根據元稹生平及其詩作，指稱「始亂終棄」的張生就是為情不專的元稹本人。到了二十世紀，除了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堅信：「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里說：「《鶯鶯傳》為微之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在進一步考證張生就是元稹的基礎上，陳先生推測鶯鶯本是一個名叫曹九九的「酒家胡」的小女。卞孝萱《元稹年譜》則認為，似與其母系遠親崔姓之少女名「雙文」者的可能性為大。基於「自敘傳」這一說法，在考察元稹創作這篇小說的動機時，許多人認為《鶯鶯傳》是元稹自我情感生活的「懺悔錄」。繼而，又有許多人根據這一份「懺悔錄」，來挖掘並數落元稹道德及人格上的缺陷，乃至於達到魯迅所謂的「遂墮惡趣」的地步。

如果發生在張生身上的「始亂終棄」這件事是作者元稹託名張生的現身說法，那麼，元稹是恬不知恥，還是心存良知？這便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某些人看來，元稹就像《鶯鶯傳》里的張生一樣。在普救寺與鶯鶯相遇，一個風流倜儻，一個花容月貌，郎才女貌，兩人墜入愛河，陷入情網。從相互愛慕到如膠似漆，秘居於西廂。但好景不長，元稹要赴京趕考，兩人只好依依惜別。在以後的日子裡，當舊日相戀的情景重現時，元稹都會觸景傷情，充滿難掩的失落感。十年後，元稹在《嘉陵驛》中寫道：「牆外花枝壓短牆，月明還照半張床；無人會得此時意，一夜獨眠西畔廊。」四十一歲時，深情的詩人還帶著無窮的懷思、無限的悵惘，寫了有名的《春曉》一詩：「半是天明半未明，睡聞花氣醉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可見，元稹把這份感情一直珍藏心中，並不斷在心裡痛悼懺悔。也許是由於他過於率真坦白，公開了自己的戀愛史，並表露出自己真實的思想；也許由於他對自己的做法還有幾分懺悔。如果僅僅因為如此，後人將元稹釘上道德的恥辱柱，使之承擔千古罵名，似有不公。況且，正像《霍小玉傳》中的李益忘恩負義地拋棄霍小玉，《鶯鶯傳》中的張生果斷地拋棄了鶯鶯，這其中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社會因素。正如陳寅恪先生指出的：「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不齒。」可見，無論是李益，還是張生，他們的行為本身並沒有超出當時社會的道德規範。在《鶯鶯傳》中，鶯鶯的母親並沒有像後來《西廂記》中的老夫人那樣蠻不講理，橫加阻隔。那麼，撕破愛情的罪魁禍首又是什麼呢？對於出身寒門的學子來說，最大的夢想就是「求取功名，娶五姓女」。既然好男兒志在四方、胸懷天下，那麼張生的離去無可非議。況且，「始亂終棄」也自古有之，並非是什麼新鮮事。如此說來，即使張生是元稹的化身，元稹也不應該背上十惡不赦的罵名。

在另一些人看來，正如張生的行為遭受非議，元稹的行為畢竟也並非那麼體面。說起來，張生把自己的「始亂終棄」行為歸罪於一個弱女子，用「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這樣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掩飾自己的「用情不專」，這應該是張生的不厚道處。陳寅恪先生對元稹的道德評價非常苛刻：「微之所以棄雙文（即鶯鶯）而娶成之（韋叢字），及樂天（白居易字）、公垂（李紳字）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為非，正當時社會輿論道德之所容許」，「但微之因當時社會一部分尚沿襲北朝以來重門第婚姻之舊風，故亦利用之，而樂於去舊就新，名實兼得。然則微之乘此社會不同之道德標準及習俗並存雜用之時，自私自利。綜其一生行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豈其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意思是說，元稹出賣氣節，換個高官來做，尚可原諒；可恨的是，他玷污了純潔的愛情，把婚姻也當作向上攀附的階梯，著實可惡！甚至有人拿詩人王維來做比較，說王維在其妻死後終生未娶，而元稹非但續弦納妾，而且還有許多外遇，非薄倖而何？就連他那深切的悼亡詩，也飽受「假惺惺」質疑。如此說來，元稹就是一個「偽君子」，自然免不了遭唾挨罵。

當然，《鶯鶯傳》畢竟是一篇傳奇小說，作者雖然會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融入其中，但絕對不能把它與作者的人生對號入座，更不宜等同觀之。否則，「以文證史」闡釋的結論顯得很生硬。

書名：小說與人生境界十講

作者：李桂奎

出 版 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定價：￥42.00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