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時進：韶華到眼曾不易，追憶劃時代的「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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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對個人來說，改變了我們的「知青」身份和命運；對國家來說，那是國運丕變的象徵，在當代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原文：《韶華到眼曾不易：1978年高考追憶》

作者：羅時進

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是與文革的歷史緊密相連的。「上山下鄉」這個今人逐漸陌生的概念，卻是我們當年無可逃避的一段生活。我的知青經歷也許更特殊一些——從1969年到1978年曾兩度「接受再教育」。前一次是「文革」開始後，父親因為歷史問題遭批鬥，最後終於得到了一個「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算是「解放」了，但隨即被通知全家下放。幾年後父親回城，我們自然也跟著。而不到一個月，根據政策家裡子女中還要有人「上山下鄉」——這就有了我的知青點生活。所以，我是從那裡參加高考的。

今天，將這段經歷濃縮在幾行字中，真不容易說清楚，又如何說得清楚？這是社會大歷史中一個家庭、一個人的小歷史，後者在前者的混亂傷痛中，也必然鱗痕斑駁。但有一點可以看出，當1977年聽說要恢復高考時，我們是何等興奮、激動！

1977年是12月份考試，對我來說實在來不及準備，但希望點燃，通往光明的路就在腳下了。之後半年時間確定了複習目標：攻下數學與地理。父親是1949年以前的師範生，1950年代又獲得了南京師範學院的文憑，都與中文有關。憑著這點所謂家學和自己的童子功，相信文史兩門尚能過關。但數學知識幾乎丟光，而文革期間中學裡似乎就沒有地理課程，不知其為何物。我知道，這兩座山翻過去，尤其是巨大的數學障礙能夠排除，就有希望進入錄取的行列了。

那時大家都是臨陣磨槍，誰也沒有什麼優勢，更談不上把握，而最大的問題是複習資料奇缺，互相之間傳來傳去的那點題目，也不知道對不對路。所巧的是，文革期間縣中圖書館的書被清理，散放在學校醫務室。因為家中的書基本被抄走，實在沒有什麼可看，有一次突發「偷書」奇想，拉著幾位夥伴天高月黑時翻窗入內「實施計劃」。雖說膽大，多少也有些害怕，於是約定每人以五本為限，不許貪多，這樣即使被發現，性質也不至於太嚴重。記得我找到四本小說後，偶然發現了一本編譯的蘇聯數學教材，就下意識地捎著，湊足五本。

當時絲毫也沒有想到，這本數學書何時去讀，能派上什麼用場。而正是這本教材，在高考複習時成了奇貨，讓我有了一冊可以日日揣摩的天書。毫不誇張地說，我下了超過十二分的苦功去啃這本書，至於效果將如何，倒不願去想。還是那句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每一本打開的書/都是漫漫長夜

1978年的考試是文革後首次全國統考（77年是各省命題），時間定在7月20日至22日。當時知青必須在下放的地方報考，所以我下鄉的東台三倉公社中學就成了規定的考點。糟糕的是，那幾天又悶又熱，氣候條件實在太差，而一個教室最起碼五、六十個人擠著，更像個悶罐子。不過很有意思的是，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歷史（理科是考物理吧），人很齊整，第二天上午一場數學大殺八方，下午考地理時，教室里就顯得寬鬆了。但就是這天下午，那個中學考點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狀況——那是決定了多少人命運的糟糕狀況，簡直就是上帝的玩弄！

下午進考場，剛發完卷子天就陰沉了，教室里光線極差，所好及時開了燈，考生一陣歡呼。然而不一會兒大風驟起，暴雨傾盆，很快電燈熄滅，整個兒教室幾乎淹沒在昏暗中。這時考生開始躁動，朗聲責問與低語國罵雜在一起，有人乾脆站出來要求監考老師宣布暫停，等重新來電後再啟動考試，停電的時間作相應延長。平心而論，這是個合理要求，其實整個考點各個教室的喧噪已經連成一片，處於事實上的停滯狀態。監考老師說：「馬上彙報你們的意見，由上面決定。」

教室里稍微安靜了一些，有的望著窗外，彷彿驚詫蒼天的惡作劇；有的盯著天花板，期盼來電；不少人注視著教室門口，等待來人宣布延遲考試。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股定力，在一片躁動中竟然一如平常。困難的只是，要將眼睛貼近卷子辨認題目，儘力去答題。

客觀地說，那場考試的難度並不大，政治地理、經濟地理、自然地理三個部分都不算太生僻，有一道題是在中國地圖上填寫包括台灣在內的一系列行政區域名稱，幾乎就是送分，見此便抓緊輕舟快行。這時距離停電大概已過去了半個多小時，窗外風聲、雨聲漸歇，老天放出光來；再過了一會兒電路修復，燈也亮了。這時一位主事者進來宣布：「上面研究決定，不考慮個別考點天氣因素，仍在規定時間統一交卷。」那聲音冰冷如鐵，引得考生一片嘩然，甚至有人甩卷而出，以示抗議。我也覺得這種處理太生硬，有些不近人情，但如此決定，能奈其何？

這是五門考試中唯一的意外插曲，但可以肯定，它影響了考點上不少人最後的總分。至於我自己，也不是各科考試都快舟渡津，大把丟分的情況不少。考完後心中惴惴，請有經驗的老師「精算」了一下，說每門課程都可得到七、八十分，這才稍感寬慰。最後的結果是，語文一門因為太自信了，根本沒有複習，考得不夠理想；而數學用力夠猛，在所有課程中居然成績最好。至於在惡劣天氣條件下勉力完成的那門地理考試，恰好符合精算判斷。這真是一次險勝，像從場外救回一個球，最終贏了一局，至今回想起來仍感慨萬千。

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對個人來說，改變了我們的「知青」身份和命運；對國家來說，那是國運丕變的象徵，在當代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從此，「77、78級大學生」成為一個特定的時代概念。其實說到底，它是歷史的產物，是社會跌入深谷後重新起跳的極端現象。恢復高考，作為一個具有政治和文化意義的事件，值得回憶和紀念，但韶華到眼曾不易，過後思量總可憐。這背後有著長達十年的動亂與艱難——這個背景不能忘卻，這段歷史決不能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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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將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2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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