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

宗泐(1318-1391)是元末明初的一位臨濟宗名僧，明初曾先後住持中天竺寺、徑山寺、天界寺等，官至僧錄司右善世，為當時的佛教領袖，對明代佛教乃至政治、社會、文學等都有一定影響。但對於其生平事迹，各種史籍記載多零散，且不乏錯誤。本文廣泛搜羅宗泐史料，排比考證，考察其生平事迹，試圖推進明史和中國佛教史研究的進展。

一、住持中天竺寺、徑山寺，名重江南

宗泐，字季潭，號全室。明代史籍一般都記載，其族姓周，父吉甫，母葛氏[1](卷二)，[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籍貫或稱為臨海人[3](卷四七《台州府·仙釋》)，[4](卷一四《方外記》)，[5](卷一一《台州府·仙釋》)，[6](卷七《宗泐》)，[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或稱為台州臨海人[1](卷二)，[8](卷一四《泐季泐傳》)，[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或泛稱為台州人[9](卷四)。據《元史》，元代臨海縣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台州路[10](卷六二《地理五》)，因此這些籍貫說法基本是一致的，即宗泐為元代台州路臨海人。但是，清人記載說，宗泐並非姓周，亦非臨海人。有史籍稱：「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貧里，貧里不能善之。」[11](卷一三《季潭泐禪師》)即宗泐從小寄養在別人家，但未言其詳。戚學標則指出：「釋宗泐季潭，本吾鄉陳氏，為臨海周姓乞養子。」[12](卷三八《明·方外》查戚學標為浙江太平人[13](卷四八一《戚學標傳》)，[14](卷一四《戚學標》》)。再查，元代台州路下無太平縣，明代成化年間以台州府下黃岩縣太平鄉置太平縣，「析樂清地益之」[15](卷四四《地理五》)。清代太平縣轄境未見變動。也就是說，根據清人記載，宗泐為元代台州路屬黃岩州或溫州路樂清人，其家姓陳，因父母早逝，而為臨海周家養子，從周姓。

宗泐出生於元延祐五年(1318)，據說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泰定二年(1325)，「宿根不昧，趨本郡天寧寺求佛為師」。時臨濟宗名僧笑隱大說法其間，宗泐跪拜膝下，大「愛而異之，試以《心經》，脫口成誦」，許為「昏途慧炬」，納之。大屢易名剎，宗泐皆從侍。天曆二年(1329)，隨大住持建康(今南京市)大龍翔集慶寺。十四歲時，正式薙髮出家。「得度數載，藏文世典，咸貫通焉。」[11](卷一三《季潭泐禪師》)二十歲時，受具足戒。他「博咨經典，精求義蘊，律論梵藏，備盡厥旨」[16](卷二《明臨安凈慈寺沙門釋宗泐傳》)，「日臻玄奧」[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大告寂，召徒僧懷渭說：「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宗皋]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17](卷五七《凈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其後，又參謁另一位臨濟宗名僧元叟行端於杭州徑山，「語合，命掌記室」[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還台州，寓雲峰，隱紫籜，領天寧，「俱以誠愨淳厚之風，化本生之郡，郡人傾信如葵日也」。又僑隱雙徑，時懷渭居越之寶相寺，遣使迎，宗泐笑卻之，「使再至，僅得遺簡，蹤跡杳然」[11](卷一三《季潭泐禪師》)。人稱「元季喪亂，天下洶洶」，宗泐「棲遲山谷，息影潛聲，歷有年所，而靜性彌堅，道行益勵」[16](卷二《明臨安凈慈寺沙門釋宗泐傳》)。後出世住持涇水西寶勝寺，二十餘載，「眾廢畢舉」[18](卷三四八《雜類志·仙釋》)。

明洪武元年(1368)，升杭州中天竺寺住持。中天竺寺為著名古剎，南宋禪宗「五山十剎」之「十剎」之一，先毀，後經大重建。至是，宗泐來主，「雖當烽燧四警之際，而施為壯闊，交接從容，無少長貴賤，皆得而瞻禮之」，不減大說法時也，人稱其「光闡前績，湖江稱美焉」[11](卷一三《季潭泐禪師》)。至洪武四年，遷徑山寺，為第五十五代住持[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徑山寺也是著名古剎，南宋定為禪宗「五山十剎」之首[20]。宋代以來，擔任五山住持，「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歆艷之」[17](卷四《翰苑別集卷十·住持凈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

二、住持天界寺，領袖佛教

宗泐在江南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很快引起明太祖的注意和重視。明太祖認識到佛教具有「陰翊王度」即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因此在對佛教加以整頓和限制的同時，大力保護和提倡佛教[21]。洪武四年冬，太祖召南京天界寺住持西白力金「問鬼神事，詔舉高行沙門」。力金舉薦了十位「兩浙有行學僧」、「江南有道浮屠」，宗泐「居其首」[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太祖召至京師，館於天界寺，「對揚稱旨」[8](卷一四《泐季泐傳》)。洪武五年正月，太祖決定在蔣山寺(後重建改稱靈谷寺)舉辦廣薦法會。先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遍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為定製」[22](卷2《欽錄集》，洪武五年壬子)，作為明代國家佛教法會演奏的獻佛歌曲。至期，法會程序均伴隨《獻佛樂章》各章而舉行，太祖「服皮弁，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獻禮者三，詔集幽爽，引入殿，致參佛之禮，命師升座說法」[8](卷一四《泐季泐傳》)，即所謂「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23](卷四《蔣山廣薦佛會記》)。宗泐「對鬼神說法」，「超度迷溺」，顯然已經成為全國首僧。不久，為力金舉薦擔任天界寺住持。

天界寺即大龍翔集慶寺，朱元璋攻克南京之初改名。洪武元年，即寺開設善世院，作為全國最高僧司衙門，授天界寺住持覺原慧曇為「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統諸山釋教事」[24](卷一《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因此，天界寺實為明初京師首剎，也是全國首剎。宗泐來主天界寺，成為當時佛教領袖。至洪武十五年四月僧錄司成立前，宗泐在天界寺的作為主要有：

第一，講經說法，弘傳佛教。作為臨濟宗名僧，宗泐住持天界寺，首要任務是說法弘教。《增集續傳燈錄》收錄其幾則上堂說法：「上堂：苦樂逆順，道在其中。無苦無樂，無逆無順，道在什麼處？卓拄杖云：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在秋江起。上堂：一年十二月，九個月游州獵縣，玩水觀山，看來有甚了期？安居三個月，正好休去歇去。山僧恁么告報也？是泥里洗土塊。遂擊拂子：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冬至，上堂：一陽來複，萬匯昭蘇。魯公台上書云：漢女宮中添線，若作世諦流布，塞壑填溝。更作佛法商量，墮坑落塹。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上堂：仲冬嚴寒，天寒人寒。地爐頻著火，收足上蒲團。現成有一句，大雪滿長安。拍禪床，下座。上堂：說心說性，說妙說玄。總是野狐涎唾，行棒行喝，擎叉舞筍，亦是鬼家活計。卓拄杖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今朝三月旦，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擊拂子云：大蟲舌上打鞦韆，蟭螟眼中放夜市。」[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臨濟家風，活潑體現。

宗泐確實沒有辜負師僧大遺言，使「大慧之道」得以「不墜」。人稱太祖「命住天界，寵榮之。一時緇白向化，法席鼎盛」。連明太祖都被其吸引，「駕每臨幸，或召對內廷，賜茶與膳」[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還有的記載說，宗泐等「十大比丘說法禁城，聲動朝野」[25](卷三六《天峰禪師語錄序》)。學士宋濂贊其像曰：「笑隱[大]之子，晦機[元熙]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撾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升京剎，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8](卷一四《泐季泐傳》)[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活脫脫描繪出一幅大慧宗杲系臨濟名僧的形象。

第二，與明太祖唱和詩賦，拒絕蓄髮還俗為官。宗泐不僅深得臨濟宗旨，而且出入儒學，能詩善文。史載，元末，他「寓意詞章，尤精隸古」，金陵名士虞集、黃溍、張翥「皆推重，為方外交」[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明太祖頗喜詩僧，樂與唱和。宗泐「嘗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為最得意之作百餘篇」，太祖「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26](卷七《顧太常謹中詩集序》)

明太祖不拘一格，拔擢精通儒學的僧人，讓他們還俗出仕。時僧人還俗被用為高官者，有願證(李大猷)、正傳(郭傳)、克勤(華克勤)、吳印等數人。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洪武九年春，太祖「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宗泐「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太祖「將召而官之」，宗泐「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太祖嘉嘆，「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又御制《賜宗泐免官說》贊之。[27](卷一五《賜宗泐免官說》)宗泐體現出名僧風範，為明太祖所稱賞。時學士宋濂「精於釋」，而宗泐「精於儒」，太祖分別稱為「泐秀才」、「宋和尚」。[28](卷上)

第三，受命注釋《心經》、《金剛經》、《楞伽經》三經，頒行天下。《心經》等三經是大乘佛教比較重要的三部經典，傳入中國後，歷代註解甚多，「諸宗欲發明其說，論疏記注，疊疊出焉，然其言說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況有僻見邪說以害其正，疑誤後來者亦已多矣」[29](卷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注演義序》。為了統一佛教界思想，洪武十年十月，太祖「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命宗泐、如玘等注釋頒行」[22](卷二《欽錄集》，洪武十年丁巳)。

次年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七月，《楞伽經》注又成。太祖覽後，稱讚「此經之注，誠為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17](卷六二《新注楞伽經後序》)。道衍也稱讚「其文簡而當，其旨淵而著，使僧徒習通其義，漁然若冰泮。世之僻見邪說者，塞而不流，是皆一歸於正焉」[29](卷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注演義序》)。隨後，宗泐奉詔鍥於天界寺，頒行天下。

宗泐等注釋《心經》等三經頒行，有力地促進了佛教諸宗的融合會通，對明代乃至近代佛教都有很大影響。元、明以來，佛教衰微，除禪宗以外，其他各宗多氣息奄奄。元代將寺院分為禪、教、律三類，就是針對禪宗以外各宗的衰微而將其歸於一類(教)。明太祖分僧人為禪、講、教，從佛學意義上說也是禪、講兩類(即元代的禪、教兩類)。至此，宗泐等注釋三經頒行，加速了這一趨勢，因為「欽定經典並非各宗派根本經典，使講僧振興唐代舊宗派的意識淡薄了。他們多以融合諸宗學說為特色，專弘某一派或某一經的人極少」[30](P277)。禪僧也多兼習講門，永樂以後，「念佛之法門風靡天下，禪師之兼凈業者多」，「形成一代風潮」[31](P734)。諸宗融合會通，成為明代佛學的鮮明特色。至清初以後，一個超脫於宗派之上、自成一體的融合型佛教逐漸形成，成為今天中國漢地佛教的基本形態[32]。

第四，奉使西域取經，招徠藏民朝貢。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太祖「遣僧宗泐等使西域」[33](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對於這次出使，一些記載說是要求取佛經：「太祖以佛書有遺逸，命師領徒三十人往西域求之」[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高帝以慧曇西往之跡未終，欲修之，難其人，泐應旨於洪武丁巳西行」[11](卷一三《季潭泐禪師》)。所謂「慧曇西往之跡未終」，指洪武三年夏，善世禪師、天界寺住持慧曇奉使西域；「洪武丁巳」為洪武十年，顯然是「洪武戊午」即洪武十一年之誤。或說太祖「又以泐文學暢懋，禪理洞悉，命往西域搜求遺經」[16](卷二《明臨安凈慈寺沙門釋宗泐傳》)。似乎還是比較信用他。

其實，間關萬里，大漠戈壁，西域取經絕非易事。前述釋慧曇奉使西域，布宣明朝「威德」，終示寂於省合剌國(今斯里蘭卡)。宗泐時年已六十一，受命出使西域，實際上是他犯了罪，明太祖及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用以懲罰他。錢謙益記載說：「泐公初以度牒事論死，詔宥之，往西天取經。」[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後來宗泐說：「惟庸以贓鈔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絕其車馬，欲陷之死地。」[34](卷八十六《跋清教錄》)可見，大概宗泐賣度牒得鈔，罪當死，明太祖、胡惟庸免其罪，命往西域取經，可能也是希望他像前任慧曇一樣命喪於彼。

但是，宗泐「不憚煩疲，冒渡流沙，竟達天竺」[16](卷二《明臨安凈慈寺沙門釋宗泐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他還自西域。史稱他「機才敏悟，聲入心通，少時便習梵音，能曉唄誼」，因此「翻譯《文殊》等經而還」，後「所傳者，即此本也」[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宗泐西行取得佛經，豐富了中國佛教經藏。

不僅如此，在經過藏區阿里時，宗泐還成功地招徠藏人來京朝貢。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巴者萬戶府遣使，隨宗泐來朝，表貢方物」33(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次年二月，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巴者萬戶府再次「遣使奉表貢方物」[33](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丑)。所謂「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即今西藏阿里地區，他們向朝廷輸誠朝貢，表明其地藏人接受了明朝中央的統治，這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頗有貢獻。

此外，宗泐還遷大塔，於城南撥雲山建天界寺塔院以安奉，宋濂贊其「深達理、事之不二」，「實與《禮經》吻合」[17](卷五二《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三、擔任右善世，天威難測

如前所述，洪武元年，設立善世院為全國最高僧司衙門。後善世禪師慧曇奉命出使，寂於域外。洪武七年十一月，太祖授來華的印度密僧板的達撒哈咱失里為善世禪師。至十四年五月，撒哈咱失里寂於南京。十二月，善世院革廢[35]。次年四月，明太祖再次設立僧司衙門。其中，中央設立僧錄司，「掌天下僧教事」。僧錄司設善世(正六品)、闡教(從六品)、講經(正八品)、覺義(從八品)各二員，宗泐被任命為右善世。

《明史》稱僧錄司之設，是太祖聽信寵僧言而為之：「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賜與講論」，「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15](卷一三九《李仕魯傳》)有人稱「諸僧怙寵者」，首則宗泐：「太祖汰黜僧、道禁令頗嚴，其後，以僧宗泐等數至禁中，為所惑。」[36](卷三九《職官十一·憎道錄司》)

如果說明朝僧錄司之設，是出於宗泐等鼓動，恐怕並不客觀。畢竟，隨著明太祖提倡佛教和各地戰亂平息、生產恢復，佛教有了很快發展，不僅僧人、寺院數量大增，由此帶來的問題和弊病也大量出現。善世院革廢后，必定要有一個僧司衙門來專門管理佛教，這在歷代無不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稱的明太祖，也不會因為寵僧「所惑」，而特意設立僧錄司等衙門。或者說，僧錄司等的設立，是明初太祖為加強對佛教的管理而為之。而宗泐作為佛教領袖，深諳其道，可能在其中起了推動乃至設計謀劃的作用。其後，僧錄司管理佛教，與明王朝相始終。明人稱，太祖「既定鼎金陵，百司庶府而外，建善世諸剎，宏麗冠天下。而又慮苾芻人操異意，鑿旁蹊而謬正印也，則設僧錄於中以統之。二百年來，其高者歸心法鏡，而無敢弔詭以畔宗；下者亦謹稟唄誦，而不至毀戒以亂俗」[22](卷一六《鳳山天界寺》)。

從擔任右善世，到二十四年九月示寂，宗泐職位數經變化，幾度浮沉。其間，其事迹可稱說者主要有：

其一，講經說法，弘傳佛教。這是其本業，茲不再贅述。

其二，上朝議政，護持佛教。作為右善世，宗泐常接受徵召，上朝議政。如，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太祖就曾令人傳旨：「著善世、天禧、能仁三寺僧官宗泐等，明早有雨不要來。若無雨天晴，早赴奉天門。」[22](卷二《欽錄集》，洪武二十四年)涉及佛教之事，「同官不敢言，惟師力言之」[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如，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九，他在奉天門奏：「天界善世禪寺有上元縣靖安、湖塾鎮及溧陽、溧水等縣田地，天禧寺有上[元]、江[寧]二縣龍都鎮田地，俱自己用鈔雇倩人在各處使用，恐官府遇有差役未便。」奉聖旨：「你各寺四縣雇倩的人，教不動他。」此後，到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太祖頒布僧人《避趨條例》，遂規定免除寺院徭役：「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充當差役。」[22](卷二《欽錄集》，洪武二十四年甲戌)

宗泐正直敢言，得罪了當道。洪武十六年，他「因長官奏事獲譴，同往鳳陽槎峰建寺」[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也有史料說，他「留京既久，朝臣黨立，間有嫉之者，泐遂退居鳳陽之槎峰」[11](卷一三《季潭泐禪師》)，又一次遭受皇帝流放式懲罰。

其三，作詩為文，與太祖唱和。宗泐能詩善文，頗多佳作。他尤多與明太祖唱和。洪武十五年八月，馬皇后崩，據說臨葬期，風雨雷電。太祖甚不樂，召宗泐宣偈。宗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37](卷七八《國朝·高皇帝》)太祖遂轉悲為喜，詔賜白金百兩。其後，宗泐被貶鳳陽三年，太祖思念，詔歸天界寺，引見，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1](卷二)之句。

其四，推薦僧道衍(姚廣孝)侍燕王朱棣。馬皇后去世後，明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15](卷一四五《姚廣孝傳》)，並使其「輔諸王」[1](卷二)，以慈悲為懷，共同維護明王朝統治。僧道衍，字斯道，蘇州長洲(今蘇州市)人。元至正間出家，為相城妙智庵僧。靈應觀道士席應真通道法、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38](補遺《少師姚廣孝事迹》)，[1](卷三)。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闇奧」，也是一位臨濟宗名僧，又「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38](補遺，明成祖《御制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太祖命選高僧侍諸王，宗泐推薦了道衍，道衍得以侍燕王朱棣。對此，實錄記載：「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其學行，命住北平慶壽寺，事上藩邸。」[39](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出乎所有人預料，道衍侍朱棣，不僅沒有教以慈悲為懷，維護現存秩序，反而是在建文帝繼位後，與朱棣日夜謀劃，終而打起「靖難」旗幟，造反推翻了建文帝統治，把朱棣推上皇位，改變了明朝的皇位繼承體系和歷史發展軌跡。因此，宗泐推薦道衍侍燕王朱棣，客觀上對明朝前期政治、社會具有重要影響。

其五，修建寺院，特別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洪武十六年左右，宗泐遭貶鳳陽槎峰，在彼建寺，「三年訖工，敕賜圓通之額」[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洪武二十一年，天界寺遇火災，宗泐「率寺眾奏聞」，太祖諭令遷往「虛曠閴寂之地」。宗泐奏准，都城外南城鳳山「地曠絕幽邃，林麓茂密，與民居不相接，可建立佛剎」。於是，太祖下令徙建天界寺，「所用一切材料、工佣之費，盡出公帑」[22](卷一六《鳳山天界寺》，姚廣孝《天界寺毗盧閣碑》)。宗泐直接設計和指揮重建，「凡寺之方向、規制，皆泐所指畫也」。工成，太祖「復命泐主之」[22](卷一六《鳳山天界寺》，《釋宗泐傳略》)。重建後的天界寺，「規制弘敞嚴靚甲諸寺，僧廬幽邃，松竹深通」，「得城南幽勝」[22](卷一六《鳳山天界寺》)，成為南京三大寺之一，對明代南京乃至全國佛教都有很大影響。

其六，宗泐職官變遷和命運沉浮。洪武十六年左右，宗泐獲譴鳳陽，右善世、天界寺住持官職全遭褫奪。十九年召回南京後，仍住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奏報天界寺火災時，其身份是「前住持」。徙建天界寺，太祖命宗泐「復主之，以完寺事」[22](卷一六《鳳山天界寺》，姚廣孝《天界寺毗盧閣碑》)。二十四年，又恢復其右善世職[2](卷五《大鑒下第二十二世·龍翔笑隱·禪師法嗣·應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禪師》)。

但是，很快，宗泐被牽扯進胡惟庸黨案。原來，明朝建立後，明太祖為了打擊那些權勢煊赫的功臣宿將，維護朱家王朝統治，不斷掀起大獄大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惟庸黨案、藍玉黨案。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大權在握，獨斷專行。洪武十三年，太祖以「擅權植黨」罪名殺胡惟庸及其黨羽，並改革官制，廢中書省，在中央設立六部制。其後，明太祖又為胡惟庸黨人加上「通倭」、「通虜」和「謀反」等罪名，十餘年間不斷牽連其他功臣宿將，大加殺戮。洪武二十四年，有僧智聰供出「僧徒爰書交結胡惟庸謀反者凡六十四人」，包括宗泐，說他當年出使西域，胡惟庸「屬令說土番舉兵為外應」。宗泐被捕，「自招以為惟庸以贓鈔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絕其車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從之」。智聰「則以為惟庸與宗泐合謀，故以贓鈔誣奏，遣之西行也」。獄定，諸僧「咸服上刑」。唯宗泐，有司「奏當大辟」，太祖命「免死，著做散僧」。案涉六十四名僧人，「咸服上刑」，僅宗泐「一人得宥」。太祖命編《清教錄》，記諸僧罪行，「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廣布」[34](卷八十六《跋清教錄》)[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

其實，據今人研究，起初胡惟庸「擅權植黨」是真，後來十餘年間不斷發現的所謂「通倭」、「通虜」和「謀反」等，都是明太祖羅織和強加的莫須有罪名[40]。胡惟庸當權時，包括宗泐等佛教領袖都會與他有所交往，甚至議論朝政、發發牢騷都是可能的。但很難想像，以宗泐的身份、地位、學養和胡惟庸對他的態度，出使西域，他會去幫助胡惟庸聯絡番人造反，推翻明王朝。況且，結黨謀反事還是在胡惟庸被殺十餘年後揭發出來的。不知是智聰誣陷、宗泐被屈打成招(或不願辯白)，還是所有的罪行招供都是明太祖等人羅織編造，而寫成《清教錄》？宗泐等一代名僧何以被朱明皇權由尊崇改為拋棄，又何以「涉案」六十四名僧人中唯獨宗泐免受刑罰，現在已難知其詳。

不久，宗泐「以年老」，被「賜歸槎峰」。臨別，明太祖說：「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往哉。」[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顯然，這還是明太祖流放式的「恩賞」。宗泐行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九月初十，晨起，謂眾曰：「人之生滅，如海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也？」[11](卷二)言已，喚侍者，曰：「這個聻？」侍者茫然。宗泐曰：「苦。」[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遂寂。一個「苦」字，道出了這位臨濟名僧、佛教領袖的一生體驗和感悟。

四、詩文等其他成就

宗泐善為辭章，「所為文詞，禪機淵味，發人幽省」，「晚歲禪悅時發，吟興常見」[16](卷二《明臨安凈慈寺沙門釋宗泐傳》)。所著有《全室集》、《全室外集》、《西遊集》。《全室集》，時人朱右為作序，稱「今中竺季潭禪師泐公」，「茲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集》，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41](卷五《全室集序》)查宗泐住持中天竺寺在洪武元年至四年，則《全室集》編於洪武初年。《全室外集》十卷，編成於洪武年間，徐一夔序稱其住持天界寺、出使西域而還，該書後為《四庫全書》收錄。《西遊集》一卷，《千頃堂書目》收錄，「蓋奉使求經時道路往還所作，見聞既異，其記載必有可觀」[42](卷一六九《〈全室外集〉提要》)。

明初僧人中，詩文最著名者首推宗泐和來複。時人稱，「洪武初，[蒲庵來複]公與季潭[宗]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詩於時表表叢林中，泐公清淡古雅，復公豐腴條鬯，中朝大夫士多所推讓，而求者日接踵戶限」[43](卷二三《題蒲庵詩集》)。《四庫全書總目》贊宗泐詩「風骨高騫，可抗行於作者之間」[42](卷一六九《〈全室外集〉提要》)。錢謙益認為，《全室外集》中，「以欽和御制詩為首」[7](閏集《全室禪師泐公》)。也有人認為，與來複相比，宗泐詩文成就更高，所謂「蒲庵與全室齊名，然不及全室遠甚，蓋全室風骨戍削，而蒲庵未免痴肥也」[44](卷二三《來複》)。可見，宗泐與來複並為明初最有名的詩僧。

另外，宗泐亦善書法，人稱其「書亦古拙」[45](卷七《元·釋宗泐》)。

五、結論

綜上所述，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臨濟宗名僧，明初先後住持中天竺寺、徑山寺、天界寺，擔任僧錄司右善世，是當時佛教領袖。他撰《獻佛樂章》，成為明代國家佛教法會的獻佛歌曲；講經說法，弘傳佛教，聲動朝野，明太祖常召對問法；與明太祖唱和詩賦，被稱為泐翁，並拒絕蓄髮還俗為官，為明太祖稱賞；奉命注釋《心經》、《金剛經》、《楞伽經》，頒行天下，促進了佛教諸宗融合會通，對中國佛教影響很大；奉使西域取經，招徠藏民朝貢；推動設立僧錄司等僧司衙門，管理佛教，與明朝相始終；推薦釋道衍(姚廣孝)侍燕王朱棣，終致靖難之役，推動改變了明朝的皇位繼承體系和歷史發展軌跡；修建寺院，特別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為南京三大寺之一，對明代佛教及南京佛教有重要影響；能詩善書，所著有《全室集》、《全室外集》、《西遊集》等，與來複並為明初僧人中詩文最著名者。因此，宗泐對明代佛教乃至政治、社會、文學等都產生了一定影響。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寵榮，名噪於時，最終又被牽連進胡惟庸謀反案，遭到皇權拋棄，可謂天威難測。宗泐在中國佛教史、明史上的地位，需要我們認真而客觀地重新評估。 （作者：何孝榮）

注釋：

按，關於宗泐，已有(日本)榎一雄：《1378-1382年宗泐出使西域考》(Tsung-Le』s Mi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1378-1382)，載德國漢堡《遠東》(ORIENS EXTREMUS)1972年第19卷第1號；鄧銳齡：《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補考》，載《歷史地理》1992年第10輯，又收入《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46頁。二文主要考述宗泐出使西域原因、經過、成果，探討明代漢藏關係。本文著重從佛教史、明史角度，考察宗泐對中國佛教及明代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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