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天下任何真理都不是說出來的，是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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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弟子問王陽明：

"閑居無事時，我心中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理論，在心中模擬遇到事情之後的解決方案，真是天衣無縫。但一碰到事情，即使這件事早就在心中模擬過，但腦子卻一片空白，無法控制事情的走向，這是為什麼呢？"

王陽明回答：

"那是因為你只在靜中修鍊自己，貪圖的是一種安逸的環境，最關鍵的是你沒讓自己在事上修鍊。這樣一來，你遇事就站不住腳跟。人必須要在實際事物中磨練自己，才能立得住。"

東晉時期，人人都是炒作高手。但炒作的方式大同小異，好比說，先以"清談"（滿嘴跑火車，就是不做事）亮相，接著僱人從四面八方熱炒自己是名士，最後突然隱居起來，成為隱士。這就是"名士+隱士"模式，在東晉，這種模式天下無敵，使用它的人從不會失手。

殷浩就是這種人，他年輕時到處清談，漸漸把自己弄成了"名士"，然後跑進祖宗的墓園隱居起來，成為隱士。政府得到他的信息後，三番五次派人去請，結果，他三番五次的拒絕。

他越不出來，名氣就越響。最後，整個東晉帝國都流傳著"殷浩不起，當如蒼生何"（殷浩啊，你不出來，天下老百姓可怎麼辦啊）的口號。

殷浩見時機成熟，宣布迫於輿論壓力，只好出山。他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領兵浩浩蕩蕩北伐，結局是，一敗塗地，被人打的滿地找牙。

東晉政府轟動了，當時的實權派、很少滿嘴跑火車的大將軍桓溫咆哮如雷，上了一道奏疏，抨擊殷浩是個廢物。東晉政府立即撤了殷浩的全部職務，將他貶到一個小縣城，沒有政府命令，不得離開縣城半步。

殷浩住在荒涼的小縣城裡，每日煩躁的如同更年期。但他掩飾的特別好，和人見面談話，始終保持著名士的微笑。可如果獨處時，他就常常下意識的用手指在空中劃著"咄咄怪事"字樣。

也許他認為，北伐失敗就是咄咄怪事。他未出山時，曾多次在腦海中設想戰爭，每次都大獲全勝。但令他大惑不解的是，想像和現實居然差了那麼遠！

就這樣，愁悶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桓溫的來信。

桓溫在絕對的大權獨攬後，立即想到應該樹立個愛護名士的標牌。當時的名士，所剩無幾，所以，他馬上就想到了龜縮在小縣城裡的殷浩。

但絕對不能讓他帶兵，桓溫說，就讓他做個高大上卻不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尚書令吧。

殷浩拆開這封信，迅速掃了一遍，核心字眼就進了他的心。他狂喜的險些沒有暈倒，手指因激動而顫抖，熱血直向腦門沖。他不相信這是真的，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很痛。這是現實，又去看手裡的信，信在。

他跑出房間，站在陽光里，一個字都不落地看了一遍，此時，他確信桓溫是要他出山做官。

他的心，五味雜陳。當初就是桓溫這禽獸把他弄到這個小縣城的，如今卻是這個禽獸要拯救他，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殷浩不知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桓溫請他出去做官。接下來的事自然就是，給桓溫回封信。

這封信其實很容易回，無非是感謝桓溫的賞識，然後謙虛一下，最後再說如果桓溫不嫌棄他，他願效犬馬之勞。

想起來簡單，做起來就比較麻煩。感謝桓溫的話不能說得太肉麻，否則就有失名士風範；謙虛的話要淺嘗輒止，千萬不能過了頭，讓桓溫誤會自己真不想出去做官；至於說犬馬之勞，那就更要萬分斟酌，他畢竟是個名動天下的人物，不能失了骨氣。

殷浩這樣一考慮，不由地患得患失起來，提筆寫信，每寫一句，就覺得不妥。於是，將寫好的信拆了又封，封了又拆，不斷修改，不斷重寫。如是反覆了幾十次。

這種神經質的行為，不可能成全好事，只能壞事。殷浩被自己搞的恍恍惚惚，物我兩忘。就在這種眩暈的狀態中，他把一封白紙封到信封，送了出去。

一萬分的謹慎和斟酌，換來的竟然是一封白紙的信，這讓人捧腹大笑的同時，更為殷浩感到悲傷。

桓溫接到那張白紙後，七竅生煙：老子我好心好意請你出來做官，你卻弄個"天書"作為報答，耍猴是這樣耍的嗎？！

自此，桓溫再也沒有和殷浩聯繫過，殷浩等了很多天，不見桓溫回信，不禁扼腕長嘆道：信中還是有不妥的言詞，我真是愚蠢啊。

他哪裡知道，信中就沒有不妥的言詞，而是根本就沒有言詞。

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是偏安江南的東晉，這種"輕嘆"尤為盛行。所謂清談，就是上層社會以講玄學（佛道思想）為主，形式主要是開讀書會，搞論壇，弄演講大賽等。

總之，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清風徐來的窗前，滿嘴跑火車，說的越玄乎，離現實越遠，就越有聽眾，越受人尊敬。在這種氛圍下，東晉的官員們竟然都把處理世俗事物看作是最低賤的事。這樣的國家，不滅亡，是無天理。

人必須要在實際事物中磨練自己，才能立得住。王陽明的話可以當作人類的座右銘，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要和世界發生感應，而感應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去做事，不是嘰里呱啦的說。天下任何真理都不是說出來的，是做出來的。

你只有在事上磨練，遇事後才能方寸不亂，殷浩顯然就從未在事上磨練過，所以他一遇事，就手忙腳亂，帶兵如此，寫信也如此，最終把兩件好事全部搞砸。

心學門徒李贄評價一些人時說，（他們）平時只知"打恭作揖"，"同於泥塑"（理學靜坐和閉目反思的訓練），而一旦遇事，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

殷浩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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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好的制度，就是逼人致良知

中國古代盜墓猖獗時，能買得起鏟子的人都去盜墓。但都是歡樂少悲傷多，簡單而言，就是緣於人性。最初，盜墓者有兩個。找到墓門後，一個先下去，把墓里的寶物放進包裹，上面的那個就用繩子把包裹提上去。

但經常發生這樣的事，上面的拉繩人拋棄下面的同夥而去的事。

於是有人召開全體盜墓者大會，會議規定，以後盜墓，同夥之間必須是親戚，最好是父子。可是，縱然是父子，也有兒子把老子拋棄在墳墓里的事發生。

懂人性的人最後規定：父子二人去盜墓，下去收拾財物的人必須是兒子。這規定出台後，就再也沒有把人丟在墳墓里的事發生。

乍一看，這是優良的制度設定。但制度設定的背後，其實就是人性。兒子對父親的愛遠不如父親對兒子的愛，人類所以能繁衍至今，就是因為這種上輩對晚輩的毫不保留的愛。

這就是王陽明所說的父親對兒子致良知。其實，制度的設計者就是讓父親向兒子致他本然的良知。

二戰期間，美國空軍降落傘的合格率為99.9%。從概率來就講，一千個跳傘的士兵中會有一個因為降落傘不合格而死掉。

美國軍方要求廠家必須讓降落傘合格率達到100%。廠家負責人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真是到極限了，合格率不可能100%。

美國軍方負責人對他們說，肯定可以100%。這樣吧，以後你們送來的降落傘，我從裡面隨即挑出幾個，你們負責人親自跳傘檢測。

據說，奇蹟出現了，從此，降落傘的合格率達到了100%。

你也可以說，這是良好的制度設定。但它背後，仍是人性。人是趨利避害的，與生俱來。你若想他憑良心做事，大道理的作用微乎其微。只要盯准其"趨利避害"的人性，設計一種方式，他沒有別的出路，只能去憑良心做事。

1519年，王陽明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朱宸濠當初和中央政府的許多太監勾結，他被平定後，很多太監擔心自己的前途，於是慫恿皇帝朱厚照南下，並要朱厚照下聖旨，要他們去取朱宸濠。

兩個太監跑去王陽明處，要他交出朱宸濠。王陽明對他們說，朱宸濠我是死活都不交的，他雖然被擒，但黨羽仍在民間，交給你們，我不放心。

太監大鬧起來，王陽明安撫他們，"先吃飯，吃了飯再說。"

於是，他們被請到竹樓上，他們一上去，王陽明就命人撤了梯子。無論兩個太監在樓上如何喊叫，王陽明充耳不聞。

喊叫的累了，兩個太監坐在飯桌前歇息。飯桌上沒有飯菜，只有一些文件。百無聊賴之下，他們打開文件，才看了一頁，就魂不附體。

這些文件都是信件，是他們當初寫給朱宸濠的，裡面自然有阿諛諂媚，甚至有大逆不道的言辭。

當他們魂飛魄散差不多時，王陽明走上來，對兩人說："二位還要不要朱宸濠了？"

兩個太監面面相覷，王陽明叫來人說道，"把這些文件都燒了吧，沒有什麼用啦。"

最後，太監沒有要朱宸濠，反而對王陽明感激不盡。

王陽明對太監，使用的就是逼他去致良知。良知，能分是非、善惡、利害。兩個太監面對一大堆信件，自然知道什麼是利什麼是害。知道了這個，自然就肯致良知了：不要朱宸濠了，只要老命。

這是制度設定的正念：如果你不主動致良知，那我就逼著你去致。

人類法律、制度的唯一目的或者說是終極使命，就是保護人的良知。行善有善報，行惡得惡報。制度應該是從人性出發，保護那些主動致良知的人，逼迫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非致不可。

本文系京博國學（ID：jingboguoxue）編輯整理自度陰山(ID:duyinshan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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