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抗戰：我們得活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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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日軍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圖為日軍在原國民政府和市政府門前植樹，並調侃：「漢口的蔣先生，是何許人也？」

作者：李夏恩

來源：公眾號「鳳凰WEEKLY」（phoenixweekly）

經作者授權發布

這個故事僅僅是我奶奶的一段回憶。我第一次聽她講起自己的戰爭歲月時，年紀尚輕，總體感覺是無聊——她的故事太平淡，既沒有電影里《地雷戰》、《地道戰》里那樣神勇機智的英雄人物，也沒有獰笑的日軍刀挑嬰孩這樣慘絕人寰的故事。

甚至她在講述時，也沒有任何陷入不堪往事而勾起的痛苦表情。尤其是當時我急著完成老師布置的命題作業，要求每個人都要講一講自己家裡長輩親歷的抗戰往事，這就讓我更加頭疼，開始埋怨家裡竟沒有出個背負日寇血海深仇的親戚。

奶奶是河南濮陽一個村裡人，她的故事很簡單：日本鬼子來了。把村子裡的牛羊都搶走了，他們還打算把村裡關帝廟的供桌劈了當柴燒，但是卻被關老爺的神威給嚇出來了，於是拿走了我們家一張八仙桌。

當時我太爺爺是村裡有頭有臉的人物，於是日本人想拉他出來當維持會長之類的偽職務，但是他拒絕了——然後就不了了之，沒有任何臨危不懼怒斥敵人的橋段。

接下來的內容更讓人泄氣。日本人（或是帶隊的中國翻譯官）向村裡要錢，命令太爺爺挨家挨戶去徵收。作為村中僅剩的富戶，太爺爺不願麻煩村裡的鄉親，於是自己出錢犒勞這些佔領者。

「一大盆銀元，跟洗澡盆一樣大，裝得滿滿的，白花花的」，奶奶說日本人似乎還挺懂行，知道用手拿起兩塊敲敲放在耳邊聽響。當那些日本人把滿把的銀元拿起來，又鬆開手落到盆里時，發出的「嘩啦啦」聲響是我奶奶最清晰的記憶。

這是奶奶整個回憶中最生動的片段，雖然我很存疑——戰爭結束的五年後，奶奶家失去了幾乎所有財產，至今回老家連自己的祖屋都沒有，所以我根本無法想像這麼多的銀元放在洗澡盆里是什麼樣的。

不過太爺爺如此順從、毫不反抗地把這麼多的銀元資助給敵人這件事，卻很讓當時的我蒙羞。

於是，在課上講述這段回憶時，我不得不用電影里日本鬼子窮凶極惡的暴行，為這段平淡無奇的回憶做點綴，把太爺爺出錢孝敬日軍的行為改成日本鬼子搶走了我家很多錢財糧食（數量又誇張了幾倍）。如今，我只能慶幸當年在課堂上沒有聲淚俱下地哭訴「我爺爺六歲時被日本鬼子殘忍殺害」之類的話。

可想而知，這段無聊的回憶就這樣成為了抗戰苦難賬簿上又一筆微不足道的記錄。但奶奶卻似乎並不把它放在心上。她認為這是「買命錢」。如果不出的話，村裡鄉親們很可能會遭殃，就算你不給，他也可以把你殺了然後搶走。至少這一盆銀元保了一村老小平安。

我很期望奶奶至少能說出些「假如我有一把槍，我也會和鬼子拚命」或者「牢記血淚仇」之類慷慨激昂的話，可她只是說：

「我們得活著呀。」

庶民之死：檔案里的一組數字

「我們得活著呀。」這算是什麼理由？難道不應該像電影里和小說中的那樣，男女老少每人拿起一桿槍，上陣殺敵，把敵人打個落花流水嗎？

或者就像宣言里所說的「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那樣嗎？但隨著我年齡徒增，所見愈多，我越來越對自己過去認為理所應當的觀點感到懷疑。

△日軍攻佔宜昌後，滿目瘡痍的城市。

在一份1946年的檔案上，我看到一組濮陽抗戰時期人口損失的數據。從1938年2月9日濮陽淪陷到1945年8月15日抗戰結束，直接死亡1662人，傷殘1938人，失蹤1103人，病餓死2406人，患病3401人，難民6183人，總計損失人口16693人。這還是不完全統計的數據。

在過去，我對這些數字的認識僅僅是數字，它們的作用只有一個：用數量來證明日軍的殘暴和戰爭的苦難，也只有在統計數據方面，這些數字才有意義。

但當我在過去的數年裡研讀了大量南明史、太平天國戰亂的史料，看過數百份親歷者的記述後，回過頭來再看這些數字。我突然意識到，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有著一個鮮活的生命。

他們也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當戰爭到來時，他們和其他人一樣面對命運的抉擇，有的人卻逃過一劫，有的人難逃一死，用自己的生命為這份冰冷的檔案上添上一個數字。

△1937年12月28日，日軍攻佔濟南後舉行的入城儀式。在日本發行的美化侵略的畫報中，這張照片下寫道：「皇軍威嚴凜凜的樣子讓支那民眾感到莫大的感動」。

這恐怕就是小人物的悲哀之處，當他們面對災難或是生命走向終點的那一刻，經歷的一切也許並不比那些英雄偉人遜色，但卻鮮有人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即使有人記錄，這些掌握話語權的人們也往往會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這些人的愚弱無知。在一份題為《故鄉蒙難十日記》的記錄中，作者金錫輝只是浙江童子軍教練訓導班的一名成員，但他仍在日記中嘲諷那些比他身份還低下的村民如何向敵軍諂媚和趁火打劫：

「村人仿效鄰村向敵獻媚，備酒一擔，雞蛋三百，王順德、金少娜幾位老頭子送上山去的。夜裡村人都宰雞烹肉，與其任敵人劫掠，不如自家痛快的吃，原來三叔父家一雙前腿是昨夜被軍人搜掠去呢！……窮苦的人們去屍堆里發洋財了，血淋淋的米，水汪汪的包袱，和一雙雙篾籮皮箱，七七八八的都從屍堆或附近處找出來。」

△1937年11月27日，北京，農民將自己的豬綁在獨輪車上離開。盧溝橋事變後，大量的車輛被徵用，獨輪車成為難民背井離鄉的重要載具。供圖/AFP

金錫輝特別提到村民所做的一件蠢事：他們燒了東陽中學的課桌用具，相信「燒了可隱蔽敵人耳目，免遭池魚之殃」。當鬼子們退走以後，那些暫得安全的村民「又作息如常，打麥，施肥，在田間，在山野，很熱鬧了」。

從屍堆里發洋財的村民也回去收殮屍體。另一位叫霍衣仙的年輕作家，也在《怒吼的農村》里寫道他在逃難回鄉的路上如何被村裡的腳夫敲上十塊大洋的竹杠。當他向村民求助時，圍觀的人們每個人都打好算盤，「敲定了我的竹杠」。

小人物沒有高尚的覺悟。這一點在手操文筆的人看來自古而然。

△1937年，因淞滬會戰搭怡和輪船公司「吉和」號逃難的上海難民，這艘輪船的目的地是漢口。他們想不到的是，僅僅在一年後，漢口就將被日軍佔領，他們中的大多數又將成為難民。攝影/哈里森·福爾曼

明末大儒王夫之在明清易代之際的觀察就是「庶民之終日營營」的，不過就是「求食、求匹偶、求安居」。所謂「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他們是完全不懂得也教不會禮儀人倫之大防，天下家國之辨的。任何一位佔領者來了，他們都會主動投順求活。

因此，既不能指望這些百姓為國出力，他們的生命更是輕如鴻毛，不值一提。20世紀的革命加戰爭敘事雖然形成了一種同情庶民、啟蒙民智的思潮，但當菁英們站在時代歷史的山巔上，仍然是以俯瞰歷史洪流的視角，下看芸芸眾生。

他們會拮取其中幾朵翻騰的浪花，將其抬高到英雄的高度，造就出一種集體抗爭的英勇群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對改變大眾長期以來隨波逐流的刻板形象有利，但問題在於，這些英雄小人物的故事只是幾個精心遴選創造的典型，卻遠非全部真相。

△日本隨軍記者稱該照片中的中國百姓正在燃放爆竹，「夾道歡迎」。

不是每個人都有力量反抗

那麼全部真相是怎樣的呢？我奶奶的回憶，金錫輝筆下那些被他嘲諷的村民，還有想敲霍衣仙竹杠的腳夫，他們同樣也屬於這些民眾中的一部分。

我後來很想從我平庸又無聊的家族史里找出一點兒頑強抵抗的例子。哪怕是名義上的抵抗。就像抗戰時期出版的不少激勵民氣的小冊子里，都會講的那些無名英雄所做的事迹一樣。

△1937年12月20日，南京淪陷後一周。此時南京已成人間地獄，血腥屠殺從未停止。但在日軍拍攝的照片中，卻只有士兵和中國孩子一起玩耍的畫面，「士兵們嬉笑歡顏，就像和自家弟弟在玩一樣」。在同一組照片中，報道者居然還寫道：「南京的支那住民對於皇軍的感恩之情格外銘記於心。」

他們雖然沒拿刀拿槍和鬼子玩命，但多少也做出了一些表現。比如羅隆基就講過天津一個無名小孩，當著日本人的面把日本國旗扔在地上，還踩了幾腳，最後英勇地被捅死了。奶奶家難道不該有這種合乎常理的反抗事迹嗎？

可惜，除了被搶走吃掉的牛、羊，被當成柴禾劈了的八仙桌，還真沒有什麼特殊的故事。

除了那塊兒日本糖。花花綠綠的糖紙鮮艷奪目，被拿在一位微笑著的日本軍官手裡，正要和藹地放進被叫過來的中國小孩兒手裡。

這一幕，在很多日本隨軍記者拍攝的反映「中日親善」的照片上反覆出現，幾率極高，如果不是因為雙方硬擠出來的笑容太做作，頗有迷惑人的魔力。不過事實是，在一些拍廢的照片中，往往是日軍滿臉笑容，中國老百姓臉上卻寫滿恐懼。

「那些糖花花綠綠的，可好看了。我拿回家給你太爺爺看，他一把就扔到地上了。」

這個舉動讓那時的我很興奮，終於在我的家族史里有點兒反抗敘事了，但接下來我問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為什麼要扔了呢？」

「鬼子糖你敢吃啊？下了葯怎麼辦？」

在轉了一圈兒之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又是「我們得活著呀」這個標準答案。

△日軍擺拍失敗的照片之一，照片中倒茶的中國少女滿面哀愁。

除去那些最極端的例子外，絕大部分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考慮，很可能仍然是將「活下去」作為第一信念。如果僅僅因為人類最基本的求生慾望，就站在道德高地上，以家國大義將他們貶低為不知廉恥的屈服者和通敵者，那幾乎就是斷絕了他們所有的活路。

最重要的是，這種觀點忽略了一點：在戰爭到來時，小人物的命運是被強加上的，而非由自己操控的。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力量和資格去反抗命運。

△一輛滿載日本士兵的軍車駛過淪陷的上海街頭。

即使是在抗日神劇里，也只有那些吊威亞做特技的男女主角才能做到這一點。而在他們身後充當背景的群眾演員卻沒有這些人不死之身的運氣。只要一顆炸彈，就屍橫遍野，領便當去了。

從戰爭一開始，普通民眾就處於懵懂無知狀態。戰場縱使近在數里之遙，這些人也很那得到真實戰況的消息。在北平，從1937年7月7日戰爭爆發開始，民眾就是靠半真半假的謠言來安慰自己正常生活，報紙上、廣播中和街巷流言不斷喧傳我軍大勝、敵軍大敗，又奪回了哪幾片陣地的消息。

這些莫辨真偽的謠言如暴雨般砸向北平城裡的百姓。百姓無可選擇，只能抱著樂觀的態度照單全收。

△日軍的偵查騎兵在長沙城外虎視眈眈。

直到7月28日，北平淪陷的前一天，報紙仍然刊登出丰台大捷、廊坊克複的消息。惹得普通百姓意興湍飛，紛紛給進城來的二十九路軍送茶端飯，眉開眼笑地聽他們講述自己如何手持一柄鋼刀把鬼子殺得片甲不留。

一名黃包車夫聽到城外逐漸逼近的日軍炮火，很自信地告訴乘車的一位記者說：「這就是我們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個小日本！」

直到第二天，北平的老百姓從報紙上看到「時局急轉直下」幾個字後，才知道北平已經在前一夜淪陷的消息。而在距離北平120里的天津的民眾，卻正在為北平日軍撤退的「捷報」歡欣鼓舞。

這種可疑的樂觀情緒在今天看來確實像是自欺欺人，但在當時，如果沒有這種樂觀情緒的支持，那麼民眾很可能會像那些達官顯貴一樣提前做出悲觀的判斷，趕在戰火延燒之前就從危難中及時脫身。

日本人誠然只能接收一座座闐無人煙的空城，但缺少民眾支援的軍隊也無法鼓足士氣，為了遙遠的希望拼力一搏。

和侵略者共處

△兩名日本士兵擺出一副歡樂的樣子正向一個小女孩詢問盆花的價錢，但小女孩面無表情的臉上卻流露出一種恐懼的神情。供圖/鄒德懷

淪陷區的民眾從此開始亡國奴的生活。面對敵人的勒索掠奪，忍氣吞聲還是奮起反抗，這兩個選擇在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看來，自然後者才是正確也是光榮的選擇。但事實是，淪陷區的大多數普通人選擇的是前者。

一位化名桐古的作者，在從平津逃出後記述道：「某次有日軍數人赴前門大街某肉鋪購買牛肉三十斤，購畢不付分文，掉頭而去。掌柜的向之懇求一點代價，一個日兵很慷慨的付給鋼板二枚，掌柜又再三哀懇，結果又給鋼板二枚。再要時，日兵拔出刺刀兇狠地向著：『還要不？』西單牌樓的幾家鐘錶店也遭過日兵的光顧，每人取去一隻精好的表，只向店伙笑了笑，就算是付過代價了。」

△淪陷後的漢口，中山路上懸掛著「大東亞戰爭戰況圖」。

這些被勒索劫掠的人未必不是滿腔憤恨，但刺刀下的反抗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微小的反抗招致殺身之禍的凶信無時不刻傳到淪陷區百姓的耳朵里，即使不反抗，都有可能因為其它原因被無緣無故的殺害。

「街上青年人，只要是身軀強壯、剪平頭的，即遭逮捕。捉去以後，先將兩手的手背用刀割裂，然後詢問；不答，或答得被認為不滿意，就將煤油灌進鼻孔，死而復甦者幾次，再行監禁或處死」。

△從表面上看，似乎北平淪陷後平民的生活一如往昔，但仔細觀看就會發現，在醬園的旁邊站著一名日本士兵，正在監視著街上往來的每一個中國人。街道兩旁的店鋪大都沒有開張。供圖/鄒德懷

頭髮也會成為殺人理由，「凡留分頭的便指為共產黨，光頭的指為受過軍訓的學生，一律槍殺」。藏有愛國或抗日文字圖畫，甚至一本黨義、一張南方報紙、一套童子軍裝都可能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有些殺人原因甚至莫名其妙，一名記者記下了一個鄉下人，因為「系了一條紅腰帶進城」，結果被日軍扣留起來，「倒灌涼水，又打個半死，硬逼他供出同夥的人來。這個人直到咽氣時，他也沒有明白他為什麼犯罪」。

△在偽政府的操縱下，淪陷區時常舉行各種活動，如「七七興亞三周年紀念」（上圖），「慶祝光復新加坡」（下圖）。

但將這種愛惜生命的恐懼，說成是甘心從賊，因此將普通民眾貶低為一群惜命的怕死鬼，卻是一種事後之明的苛責。恐懼的結果不一定是屈服和順從。它同樣可以是貌恭而心不服。消極抵抗同樣也是一種抵抗。

面對日軍的勒索搶掠也許無法當面反抗，但卻可以不服從。哪怕是為了保命護財而關閉店門，杜門不出，同樣是一種消極的不合作。一些躲進天津租界的民眾，會故意大聲放送中央廣播電台的播音。凡是家中有無線電的人家，都會主動把無線電拿到院子里來，儘可能地讓更多的人聽到自己祖國的聲音。

行動上的抵抗是需要策略、槍械和工具這些物質準備的，這並非人人都可承受得起。示威遊行的準備條件儘管簡單，但幾聲口號換來的可能是幾聲槍響，因此，在淪陷區，平日隔三差五舉行的抗議示威活動也都偃旗息鼓，轉移到了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大後方。

△疑似偽軍堆的「蔣介石」雪人。

但聽中央電台的廣播、秘密傳閱一份寫有前方戰況的傳單，或是拒絕去漢奸控制的學校上課，湊錢賄賂漢奸，營救被關押的同行朋友，不去告發那些從事地下抵抗活動的親友，甚至給城外的游擊隊偷偷送藥品和補給，這些事情儘管在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對淪陷區的普通人來說，卻是冒著極大的風險。

但最重要的是內心底這種反抗的意識，在整個佔領期間都不絕如縷，如果沒有這份信念，人們無法在這種非常環境下竭力維持正常生活，偷偷搞破壞，一直堅持到勝利的那天。

△在漢口日軍司令部外，張貼著「慶祝光復新加坡」的宣傳畫。

微不足道的願望：活著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太爺爺的那盆「嘩啦啦」的銀元，至少從日軍的刺刀下救了一村鄉親的性命。儘管這些銀元很可能被日軍投入戰備資金，從而生產出更多的槍彈，讓戰爭延續的時間又長了那麼幾秒——這一點真的難以計量和預料。

但至少這個行為讓那份戰後人口財產統計損失檔案上少了幾百個數字。這並不是暗示他是個救人一命的英雄，事實上他也沒有什麼勇敢的英雄行為。我相信，當他把這盆銀元交出去時，腦子裡的念頭應該就是我奶奶講的那句話：

「我們得活著呀。」

△關於這張照片，照片中的日軍士兵（左）只留下一句記錄：「在法租界，和山東上等兵理髮。」至於照片中的中國小女孩的身份和命運，後人無從得知。

這儘管聽起來只是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願望。就像那些慣常被後世忽略的統計數字一樣。但對於那時的每一個普通人來說。這幾乎就是一切。

只有活著，才有可能反抗，才有可能爭取勝利的一天，才有可能將這份「我是中國人」的信念傳遞下去。一如一位我曾經採訪過的親歷者所說的那樣，在轟炸後，她失去了一切，只在廢墟中找到了一本日曆：

「今天、明天、後天……，今年、明年、後年……在這戰火的縫隙里，我們活了下來，也會一直活下去。」

謹以此特刊獻給千千萬萬的抗戰中的小人物，在這本特刊里，你們不是歷史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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