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米以上是道德的邊界嗎？

文章轉載自假裝在紐約

（

mr-jiazhuang

）

今年5月21日，巴基斯坦登山者巴蒂(Abdul Jabbar Bhatti)和他的夏爾巴人嚮導桑吉(Sange Sherpa)登頂珠穆朗瑪峰成功。

可是在下山途中，他們因為氧氣耗盡和身體狀況的急劇惡化而陷入了昏迷狀態，昏倒在海拔8600米的地方。

這原本是珠峰攀登過程中最平常的一幕。

幸運的是，因為幾家登山公司聯合開展救援，兩人最終得以獲救。

這次救援是珠峰登山史上海拔最高的成功救援範例之一，堪稱奇蹟，因此在登山圈內廣泛流傳。

還有一個細節是，在巴蒂和嚮導倒在雪山上的幾個小時里，有超過150人從兩人身邊經過，但他們全都沒有停下來提供幫助。

之所以舊事重提，是因為今天看到有人批評，這些經過巴蒂和嚮導而沒有施救的人，是冷漠，冷血，無動於衷。

這麼說的人，一定是對登山運動的殘酷性沒有絲毫了解，才會做出這麼簡單粗暴的價值評判。

在登山運動里，一直存在著兩個天問：

第一，為什麼要登山？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去攀爬高山，到底值不值得？

第二，登山途中看到別人遇險，要不要放棄自己的登山計劃、乃至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他們？

第一個問題，事關個人選擇，值不值得、有沒有意義，答案只存在於每個人自己的內心，無需糾結。

第二個問題，卻無法簡單地以個人選擇來迴避，因為事關道德和良心。

可是道德和良心，是有邊界的。

在正常的情況下，看到別人遇到危險和困境無動於衷的人，無疑是冷漠冷血的鐵石心腸，以道德之名對他們進行譴責天經地義。

可是，在珠峰上遇到昏倒的登山者見死不救，和在馬路邊上看到出了車禍的路人見死不救，根本不是一回事。

珠峰海拔8000米以上，自然環境極度惡劣，空氣極度稀薄，因此被稱為死亡區。歷年喪生的將近三百名珠峰登山者，絕大多數都是在這個區域被大自然奪去了生命。

即使是最專業的登山者，在爬到這個高度的時候，也已經精疲力盡，雖然眼看勝利在望，但更大的危險在前方潛伏。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自己的安全也不容易，更沒有餘力去救助他人。

即使你不在乎近在咫尺的登頂誘惑，願意放棄自己為登頂所做的一切努力而停下來救人，可是，怎麼救？

把自己的氧氣瓶留給那些已經耗盡氧氣的人？這意味著你自己無氧可吸。

把遇險者背下山？可是你自己的體力已經接近了極限，別說救人，就是額外多走幾步路，都變得異常艱難。

更不用說在陡峭的山路上拖著另一個人下山，滑落懸崖的概率也會大大增加。

甚至，很可能你自己都已經神志不清，連保持清醒的狀態都是艱巨的挑戰。

更多的時候，大多數遇險者本身已經面臨垂死狀態，即使安全地把他們送回大本營，救治成功的希望也微乎其微。

圍繞要不要救助其他登山者，曾經發生過許多次的爭議和爭論。

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06年5月，英國登山家大衛·夏普(David Sharp)在珠峰海拔8534米的地方昏死，當時至少有40多人從他身邊經過，但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救他。

消息傳出來以後，那些見死不救的人受到了社會的道德拷問。其中最嚴厲的指責來自英國登山家希拉里爵士(Edmund Hillary)。

希拉里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登頂珠峰的人，如今珠峰海拔8790米、離世界之巔只有幾十米之遙的一處狹窄通道，還用他的名字命名，被稱為「希拉里台階」。

希拉里爵士當時批評說，「我覺得大家對於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態度已經變得非常可怕，人們只想著登頂，卻根本不管是不是有人正在遭受痛苦，正躺在岩石底下死去，其他人的安危反而是非常次要的。」

那40多人里有好幾位著名的登山者，他們從此背負罵名。

希拉里爵士是偉大的人，他願意不顧自己的安危去拯救別人的生命，他所攀爬的高峰已經超越了珠穆朗瑪峰的高度。

可是，用這樣的道德境界去要求所有的人，並不現實。

更早幾年，1998年5月，美國女登山家阿森蒂夫(Francys Arsentiev)在成功登頂後下山的途中因為嚴重缺氧而虛脫倒地。

當時經過她身邊的南非登山家沃達爾(Ian Woodall)和隊友因為不忍心見死不救，但又清楚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把她背下山，所以選擇放棄登頂計劃，下山尋找救援。

可是不幸的是，阿森蒂夫沒有等到救援，就已經死去。

阿森蒂夫的遺體後來一直被留在她遇難的地方，就像一個地標一樣矗立在原地。

路過的其他登山者經過，也許會在心裡湧起一絲悲憫，但他們所能做的也就是繞過那個地標然後繼續趕路，絕不可能付出已經非常稀缺寶貴的體力，把她的遺體背下山。

在珠峰最後的幾百米路上，還有許許多多個這樣的遇難者坐標，時刻提醒著登山者這是一項多麼殘酷的運動。

一直到九年以後，一直沉浸在自我良心責備里的沃達爾帶著一支隊伍，專程上山把阿森蒂夫的遺體運到海拔5000多米的營地，才給了她一個體面的葬禮。

1996年，珠峰曾經發生過一次著名的事故。

四支來自不同國家的登山隊在同一天攻頂，但是因為雪崩，損失慘重，5人在南坡遇難，3人在北坡遇難。

當時隨隊採訪的美國《戶外》雜誌記者、本身也是登山家的喬恩·科萊考爾(Jon Krakauer)把這起事故寫成了暢銷書《進入空氣稀薄地帶》(Into Thin Air)，獲得了普利策獎，還被改編成了好萊塢電影。

科萊考爾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們無法苛求道德的尺碼。」

這句話後來被簡化成了「8000米以上無道德」，到今天已經成為許多登山者信奉的準則。

在問答網站Quora上，我看到有登山愛好者感嘆「登山精神的消失」。

他們的意見和希拉里爵士一樣，都認為救助他人比登頂更重要，無論如何，看到垂死的人都不應該冷漠路過。

他們說，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樣的登山精神在登山者中還是主流，可是現在卻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

從沃達爾的自我責備，到希拉里爵士的嚴厲批評，大概都是這種登山精神的反映。

當初的人們推崇「登山精神」，如今絕大多數人卻開始信奉「8000米以上無道德」，我們社會的集體道德是在滑坡嗎？

也許，是這樣。

可是從另一個方面想，從一個要求人人做聖人的古典式道德年代，發展到今天大家開始意識到不應該再用極端的道德標準去要求他人，這未嘗不是社會的進步。

不管是不是認同，至少你應該認清這樣一個道理：道德有邊界，每個人的能力也有邊界。

像不幸的沃達爾，明明已經放棄自己登頂去下山尋找救援，卻還要遭受指責，我覺得就是道德越過邊界的最好例子。

但我還想說的是，道德有邊界，但自私同樣也應該有一定的邊界。

在自身能力無法做到幫助他人的情況下，自私一點，保全自己的生命，無可厚非。換成絕大多數人，都會這樣選擇。

可是如果不是那樣極端的情況呢？假設你爬到8000米，身體狀況良好，氧氣充足，假設你完全有能力幫助一個倒在路上奄奄一息的人。

你可以選擇無視他的呼救，繼續登頂，珠穆朗瑪的巔峰在向你招手，一旦登頂成功將是你一生的榮耀記憶。

你也可以選擇留下來，為他提供幫助，哪怕只是分他一點氧氣，也能為他延續多一分生存的希望，讓他能夠支撐到救援隊的到來。

但這樣你必須要放棄登頂，你所有付出的心血和金錢都化為烏有。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呢？

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資格要求你做出怎樣的選擇。自私和無私，在你心中要分配怎樣的比例，只有你自己知道。

還有另外一些時候，自私超越邊界到一定的程度，就讓人不齒了。

比如那個巴基斯坦登山者巴蒂。在尼泊爾的英文報紙《喜馬拉雅時報》上，我讀到這樣一個細節：

他在攀登到珠峰8400米位置時，天氣突變，他的氧氣罩和護目鏡被完全凍住。

當時他的夏爾巴人登山嚮導桑吉(Sange Sherpa)認為天氣和他的身體狀況都不適宜登頂，繼續往上爬，有幾百種死亡的可能。

但巴蒂覺得自己花了那麼多錢，又歷盡千辛萬苦，眼看峰頂只有400多米之遙，不想就此前功盡棄，執意要繼續前行。

嚮導只能被迫同意。雖然兩人最後歷盡千辛萬苦登頂成功，但也直接導致了他們此後的遇險。

就在前幾天，桑吉在他的Facebook上發布了一篇長文，在文章里他言辭懇切地請求所有外國登山者聽從夏爾巴嚮導的建議，因為夏爾巴人從小在高山上長大，更有經驗；千萬不要魯莽行事強行登頂，這樣只會把自己和嚮導帶入險境。

這個巴基斯坦人，大概就是自私越過邊界的一個例子。

諷刺的是，他在回到巴基斯坦以後被當成國家英雄接受全民的禮讚。

而才19歲的夏爾巴嚮導桑吉卻因為嚴重凍傷，很可能要截掉雙手。

每年世界各地攀登珠峰的人，有多少是真正出於內心的追求，又有多少是為了沽名釣譽出風頭？

有多少原本不具備登山條件的人，仗著自己有錢就以為可以登頂？在他們心裡，夏爾巴人不是應該尊重的嚮導，而只是把他們抬上珠峰的工具。

如果沒有夏爾巴人的幫助，很多登山者連一瓶礦泉水都背不上珠峰。

又有多少人，對自然失去了敬畏之心，只想著征服？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可能一輩子也不會有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機會，更不用說登頂。

可是，人生中一定有很多類似的場合——攀登，險境，抉擇，無助。

海拔8000米以上，不只存在於珠穆朗瑪峰之上，也存在於人心之中。

酷玩實驗室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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