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同性戀，下場可能是被送去電擊

天下 07-10

1997年，《刑法》刪除了流氓罪，同性戀在中國不再是一種罪行；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中刪除了「自我和諧型」的同性戀，同性戀在中國不再是一種病症。

在同性戀去罪化和去病化以後，同性戀在中國的境況依然舉步維艱。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全世界遍地開花的時候，同性戀的話題在中國依然是個禁語。

與此同時，社會對同性戀的看法，卻不盡相同。由於歷史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中國社會主流觀念對同性戀的態度，並不像某些對同性戀處以極刑的國家一樣極端。

能掰直就掰直

根據李銀河的調查結果，中國公眾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還不高，顯示出一種中華文化特有的「中庸」態度。堅決接納同性戀和堅決反對同性戀的，都是公眾的少數。

中國研究同性戀問題的著名學者李銀河。／視覺中國

有四分之三的人能夠容忍家庭成員中有同性戀者，但是希望他改變。對同性戀者的一般權利，大部分人持肯定態度。例如，九成以上的認為同性戀應當和異性戀一樣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超過八成的人認為同性戀和異性戀在身份上是平等的。

但是，在同性戀基本權利之上提出的進一步要求，認同人群的比例則大大降低。

接近半數的人認為，以同性戀內容為主題的電影電視節目，不應當允許在國內公開播放。超過半數的人認為，同性戀不應該擁有做教師的權利——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的人，不可以在學校當老師；如果孩子的老師是同性戀者，會要求學校換老師。而在更進一步的同性婚姻的問題上，表示反對的人則達到了七成，該比例遠高於網上調查的結果。

中國人對同性戀儘管不像穆斯林國家那樣充滿敵意，但在許多人心裡，同性戀依然是一種思想的異化，這種異化能矯正過來就最好不過了。

大型問答社區「知乎」的「同性戀」話題下，有個超過2000個回答的問題：「怎樣才能坦然接受兒子是同性戀的事實？」。在提問中，這位母親試圖為兒子找心理治療師，來扭轉他的同性戀傾向，並堅定地相信「同性戀是可以治療的」。

上世紀80年代，南京腦科醫院醫生魯龍光，是首批對同性戀展開醫學研究的專家。當時，他首創了心理疏導療法。對同性戀這種「性變態患者」，他認為可以採取「疏導心理治療」方法——先通過刺激物讓患者心理病態興奮，然後給患者注射藥物讓它噁心嘔吐，達成惡性條件反射。

Xi Ya Die，山西人，在去年接受心理醫生治療後欣然接受自己是一名同性戀。在認識到自己是同性戀的前，他已結婚。／視覺中國

1981年到1991年，在被治療過的1000名同性戀中，有328人做過疏導矯正治療，隨訪一年以上的82人中，他表示，三分之二的人的癥狀都得到了改善。

直到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才在精神疾病中剔除了同性戀，是同性戀去病化的第一步。但這個標準仍將「自我不和諧型的同性戀及雙性戀」列為性指向障礙，這就為「治療同性戀」留下了一個可能的理由。

北京回龍觀醫院聯合公益組織北京同志中心，聯合就精神衛生和心理諮詢從業人員對同性戀群體的態度發起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同性戀去病化超過十五年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同性戀是心理疾病，有11.3%的人認為同性戀是道德缺陷。

目前在國內，仍然有許多的「扭轉治療診所」提供這樣的服務，採用電擊等治療手段，對同性戀者予以「治療」，讓同性戀者變成異性戀。

根據「Uncover-同志友善地圖」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7月2日，這樣的扭轉治療診所至少有46家。從百度搜索的結果來看，能夠提供「扭轉治療」的「診所」和「心理治療師」則遠遠超出了Uncover的統計結果顯示的數量。

Uncover 同志友善地圖裡對於「扭轉治療診所」的顯示。

從統計結果來看，「扭轉治療診所」數量較多的省級行政區是上海，其次是江蘇和陝西，然後是北京、黑龍江、河南和四川。

沉默不語的歧視帶

同樣是歧視同性戀，不同省份也表現出了地域特色。

2015年初，網易針對移動端用戶發起了對同性戀態度的粗淺調查。結果顯示，新疆、西藏、寧夏、青海、內蒙古、陝西、甘肅等西北地區省份對同性戀的反對程度最高，其次則是雲南、貴州、廣西等省份。

網易的調查結果。

在西部省份，宗教、民族關係、貧困、鄉村文化態度和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差異加劇了西藏、新疆等自治區的性少數群體所面臨的挑戰。調查顯示，同性戀在宗教生活中，完全拒絕談論或承認自己的性取向的人數超過八成。

對西南地區男同性戀的一項研究指出，有大量同性戀者將恐同內化，他們厭惡自己的性取向，對自己是同性戀感到羞恥。有兩成的受訪者，想要避免和其他同性戀或者雙性戀有私人關係或者社會交往，對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非常孤獨，並努力讓自己在異性面前更加有吸引力。而接近四成的人則表示如果有機會變成徹底的異性戀，他們一定會接受。

這種東西部地區差異，也和城鄉差異有關。2015年《「亞洲同志」項目中國國別報告》指出，由於缺乏全國性的對性少數群體的保護性立法或政策，對同性戀的社會接受度隨城市規模遞減。越是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對性少數個體的孤立就越嚴重。

偏遠的農村地區難以被公益組織力量所覆蓋，而自身則難以形成社群，在這些沒有數據的「沉默」之地，他們受到的歧視，難以用確鑿的數據和言語衡量。

2014年9月21日，河北行唐縣，燁斌斜倚著愛人安偉，站在自家等待收割的玉米地里。這對同性愛人，已經共同在這個小鄉村裡生活了三年有餘。／《特刊》馮中豪

網易調查結果還顯示，四川省和廣東省，是對同性戀歧視程度最低的幾個省份之一。然而，世紀佳緣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不同的回答。

2015年9月，世紀佳緣網發布了第五期中國男女婚戀觀調查報告，調查了8萬多單身男女對於同性戀的認知。

結果顯示，在認知程度上，被稱為「gay都「的成都，在男性群體中成為全國最不能接受同性戀現象的地區，有近一半的成都男性認為同性戀是「一種扭曲的心理變態」。

梁斌針對成都高校大學生的一項調查中也指出，有超過一半的大學男生認為同性戀違背道德。

2010年1月3日，成都一家著名的男性「同志」酒吧里，兩名男性，曾哥和小潘，舉行了一場「婚禮」。／視覺中國

四川作為西南地區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社會觀念相應較為開放。世界範圍的調查顯示，平均而言，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對同性戀的態度越包容，對同性戀平權和同性婚姻的贊成比例也越高。成都當地的同性戀也認為，成都本地文化對同性戀比較包容。在成都常見的茶館裡，雖然同性戀人群一般聚集在茶館的特定區域，但他們對於自己的身份非常坦然。這種喝茶的習俗和茶館裡相對自由的氛圍，讓這種差異在一個公共空間里得以公開表達。

但成都的「gay都」名號，也許是有所誇大。成都自古以來經濟較為發達，人民生活富庶，這種包容態度更多來自於對多元文化的見怪不怪。蜀地處於黃河和長江兩大文明發源地之間，自古就是各民族東西和南北遷徙的重要通道，近代也有三線建設大內遷，是個移民的大熔爐。同時巴蜀也是道教的發源地，講求順應自然的生活哲學，對他人生活的關注度更低。

而和北京和上海相比，成都對同性戀的態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開放。這種名聲，更有可能是來自和更保守的周邊地區的對比，以致於附近的同性戀願意在此處聚集。

「gay都」的名號，也是在互聯網逐漸發達的近幾年才出現。在互聯網上，人們對同性戀有更高的包容度。人們獲取同性戀相關信息的主要途徑就是各種傳播媒介，傳播媒介的態度直接影響人們對同性戀群體的認知。互聯網上的信息開放多樣，觀念多元，因而信息來源越網路化的人群，對同性戀越包容。

從男風盛行到流氓罪

為什麼在當代中國會歧視同性戀？

在古代中國，對待同性戀的態度大體是寬容的。在傳統社會中，從未出現過對應當同性戀處以極刑的觀念和立法。在佛教、道教和儒家的觀念里，也沒有直接對同性性行為和情感關係予以否認。

明清時期，中國男風盛行，幾位皇帝都有同性戀傳聞。清朝帝王中有可能是同性戀的當屬乾隆。和珅的出身和才能都不算出色，人們認為他受寵的原因可能是與皇帝有非同尋常的私交。《清朝野史大觀》里，稱乾隆「因默認珅為妃之後身，倍加憐惜，遂如漢哀之愛董賢矣」，而董賢的驟然受寵，是因為得到了漢哀帝的斷袖之愛。

古代的斷袖之愛。

至於同治皇帝，民國費行簡所著《慈禧傳信錄》里記載道，同治忽然病逝最初是因為沉溺男色：「耽溺男寵，日漸羸瘠」，「初受病乃在男色」。而溥儀的同性戀傳聞則恐怕是最廣為人知的。潘季桐的《末代皇帝秘聞》寫道：「溥儀自成平民以後，坦白地對來訪記者承認，小時候喜歡手淫，特別喜歡把漂亮的小太監叫到身旁……換言之，也就是行同性愛罷了。」

除了這些皇室的同性戀傳聞外，社會各界對同性戀也是見怪不怪的態度。

寫出三大本道德教育小說的馮夢龍對同性戀的態度也是非常先進，他編著了《情史》一書，專門搜集各類愛情故事。其中有「情外」一類，專門列出自古以來各種文獻里記載的同性戀愛情故事，並加以點評。

他引用古語：「女以生子，男以取樂。天下之色，皆男勝女。羽族自鳳凰、孔雀以及雞雉之屬，文彩並屬於雄。犬馬之毛澤亦然。男若生育，女自可廢。」放在幾百年後的今天，恐怕中國沒有哪個小說家敢這麼公然出櫃。

馮夢龍郵票。／中國集郵信息網

不過，在注重家族觀念的傳統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寬容有一個前提，即不能超越社會等級制度，更不能打破傳統婚姻規則。

這也是為什麼潘綏銘認為，當代的一夫一妻制是當代中國人開始歧視同性戀的原因之一。

20世紀50年代，婚姻法確立了一夫一妻制度。在古代，男性只要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同性戀只是他在一般性關係外一個無傷大雅的選擇。但是，在實行專偶制度以後，一旦男性選擇同性戀，則意味著他不能產生後代。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下，這是一種「羞恥」，因為人們認為傳宗接代是一種義務。

獨生子女政策也會導致對同性戀的壓力增大。如果父母不止一個孩子，則對於撫養後代的期望就不會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同性戀者受傳統婚姻的壓力會降低。

將艾滋病與同性戀划上等號，也是歧視同性戀的原因之一。中國從沒有經歷一個類似美國七八十年代的同性戀平權運動。對同性戀的認知，更多來自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而非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

1976年，紐約街頭的男同性戀平權遊行。／History Colorado

特別是由於大多數同性戀都不願意出櫃，向身邊的人表明自己的性取向，因而非性少數群體對同性戀的認知更多來自媒體的宣傳，而非親身的感知。

早在1980年，《人民日報》中就首先出現了「同性戀」的字眼。在1980-2011年《人民日報》中提及同性戀的188篇文章中，有超過80篇文章是以「艾滋病」為主題的。在80年代，艾滋病剛剛進入普羅大眾的視野，《人民日報》中就有文章稱艾滋病「是同性戀特有的疾病」，「起源於美國同性戀團體」，「艾滋病患者僅限於一些脫離社會正常生活的群體，諸如同性戀，以注射方式吸毒的癮君子等」。

即使在1997年同性戀去罪化以後，在主流媒體報道中，同性戀也常常和違法犯罪聯繫在一起。《人民日報》在2004和2009年的一些報道中，強調了男同性戀暴力攻擊女性、強迫異性戀男性賣淫等行為。2002-2008年新華網的318篇針對同性戀的報道中，三成的主題是同性戀與犯罪。

同時，媒體還加固了公眾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在針對同性戀的新聞報道中，充滿了歧視性的辭彙，強調同性戀者「雌雄難辨」和「淫蕩」。即使在對在同性戀去病化後，新華網仍有接近兩成的報道，使用了較多歧視性語言。至於對同性戀權益的探討，則更多以外國新聞為背景，較少討論中國背景下的同性戀權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