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使我們成為獨立思考的人，這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7月初，已經以養老院為家的學者錢理群出版新書《魯迅與當代中國》。

7月8日，在北京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中，他就魯迅思想與當代問題做了演講。今年已79歲高齡的錢理群談吐幽默亦飽含智慧，說起魯迅，可侃侃而談。

錢理群就魯迅思想與當代問題做演講。

《魯迅與當代中國》彙集了錢理群散見於報刊，收在隨筆集中的有關魯迅的文字，且基本都為錢理群在2002年退休以後的作品，大多數是演講稿和序言。此外，該書還編選了供不同年齡讀者閱讀的魯迅作品讀本，旨在將魯迅思想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命名為《魯迅與當代中國》，即體現了作者將魯迅思想寫入當代語境的思想要義。

迄今為止，錢理群出版的研究魯迅的專著與論文集已有十本，分別為《心靈的探尋》《話說周氏兄弟》《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魯迅作品十五講》《遠行以後——魯迅接受史的一種描述（1936—2001）》《魯迅九講》《錢理群中學講魯迅》《活著的魯迅》《中學語文教材中的魯迅作品解析》。

《魯迅與當代中國》共分為三輯，第一輯為「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第二輯為「魯迅與當代青年的相遇」，第三輯為「重看歷史中的魯迅」。每一輯各有側重。錢理群試圖概括出不同時期持不同主張的魯迅，如中國文化中「另一種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的魯迅，「具有原創性與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左翼魯迅」和「東亞魯迅」等。此外，通過與不同的人群談論魯迅，錢理群自覺地開拓一個當代中國人與魯迅交流的廣闊空間，並試圖闡釋魯迅的當代接受。錢理群也將魯迅復原到歷史的語境與關係中，希望激發這個時代對於魯迅的新的思考。

錢理群大半生從事魯迅研究，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對於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與社會持續關注，亦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與精神有著深度考察。

魯迅和海嬰

今天我們怎麼說話？

演講中，錢理群以關於魯迅的三個故事作為開場。

第一個故事是「令人擔憂的小白象」。魯迅的妻子許廣平生下孩子海嬰後，夫妻倆商量給孩子起什麼小名，魯迅見到剛生下不久的海嬰周體通紅，便將他喚做「小紅象」。魯迅的老朋友林語堂曾給他取了綽號，他說魯迅是頭「另人擔憂的白象」。許廣平解釋說，我們在動物園裡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頭白色的象，就顯得「難能可貴」，同時，又讓人感到「特別」：不放心，令人擔憂。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魯迅的文章《論「他媽的！」》。

文章中，魯迅寫：「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

錢理群說：「這個文章就可見魯迅思維的特別之處，『他媽的』本來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國罵，魯迅卻對其進行考證，從晉代的門閥制度導致的門第之見說起，寫下品寒門出身的人曲線反抗，通過詛咒貴胄的媽，表達自己對於他們仰仗上一輩蔭庇的反抗，且是一種卑劣的反抗。」

「從『他媽的』這個國罵可以發現古代中國的等級制度和國民的弱點：即卑劣的反抗。」錢理群說。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魯迅的文章《我要騙人》。

「很多人都認為魯迅一定是說真話的人，這個文章他公開承認自己騙人，魯迅也是有所講有所不講的，且在一定的情況下，還要騙人。那麼我們該如何說話？」錢理群說。

「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你說：這孩子將來一定要死的。你說的是真話，可是會挨打，但是你又不願意說類似於這孩子將來一定要升官發財的假話。這時候，你可以這樣說：『你瞧，這個孩子，他多麼……哈哈哈』這樣模稜兩可的話。」錢理群說。

「但是，如果有非要讓你表態的場合，你該怎麼說話，我說了三個建議：第一，說真話本來是一個人的基本的道德，作為年輕人要盡量說真話；第二，不能說真話的時候你就沉默，不表態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不表態不行，你必須要說假話，說假話三個底線：第一你要分清是非，你要知道自己的表態是錯的，你要知道真話是對的，假話是錯的；第二你說假話是被迫的，不能是為了給自己謀私利而說假話；第三不能傷害第三者。」錢理群說。

《魯迅與當代中國》

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

錢理群大半生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與思想，7月8日的演講中，他說：「中國是文字的遊戲國，中國人擅長做戲。漢語的靈活性就造成其有很多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是做表淺的把握。」錢理群說。

魯迅在《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寫：「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錢理群說，我們在後真相時代更加容易陷入困境，我們要有獨立的思考與判斷。

那麼我們該如何去堅持和相信什麼呢，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寫：「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錢理群亦認為，中國的脊樑與前途不在「狀元宰相」，而在底層：「看為中國前途而努力的底層，他們現在不光是不被注意，他們甚至是被抹殺的。我找到兩個群體，一是第一線的中小學的教師，每個學校都有一兩個為數不多的、但是堅持教育理想的真正的教育者。二是大學生中真正的志願者，他們在行善舉，在踐行著理想。」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錢理群說：「我提出年輕人要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要幸福而合理地活著：既要在物質和精神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也要在個人發展和社會責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要控制自己，運用智慧，慢而不息地活著。」

錢理群在書中所收的《在台灣講魯迅》一文中寫到：「魯迅對於民主、平等、自由、科學等西方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採取極為複雜的態度：一方面肯定其意義，因為他們對東方專制主義是具有批判力的；另一方面也要提出批判，因為這些理念極端化，會使人成為物質的奴隸、科學技術的奴隸、民主的奴隸，也就是從根本上會導致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壓抑。」

錢理群在演講中對這個觀點展開了闡述，他說：「如果把科學作為宗教，陷入了唯科學主義就是危險的。這樣的人生會陷入枯寂：缺少美感，缺少人類的情感。民主的一個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有可能導致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壓迫。還有，自由絕對不是平均主義，為強調平等而把一切都削平是危險的。」

「從魯迅和胡適的演講的姿態和效果中，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很大的不同。胡適的演講很有鼓動性，因為他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意氣風發地指導學生路應該怎麼走，學生聽了也很激動，目光閃閃：跟著胡先生走就行了。魯迅則不然，總是猶豫不決，講完一個觀點，又立刻進行質疑。比如他講《娜拉走後怎樣》，剛剛講』經濟權最要緊』，馬上就說：『可惜我不知道這權如何取得。』也就是說，他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現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尋路者，一切都不明確，要每一個聽眾自己去想。」錢理群在其文章《對魯迅與胡適的幾點認知》中寫道。

錢理群以魯迅對於報恩和對於愛的看法來為佐證，他說：「魯迅認為，孩子對於父母，其實就是他們性交的自然的生育過程，是生命的繁衍，並沒有什麼恩情可言。如果其背後隱含著一種：因為我生你，我就有權支配你的態度，那就把親子關係變成權利關係了，而真正的愛是出於本性、天性的、超越利害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同樣的，愛的糾葛，也會妨礙一個人獨來獨往，妨礙一個人做出獨立的選擇與價值判斷。」

「魯迅拒絕收編，同時也絕不收編我們。使我們成為獨立思考的人，這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錢理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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