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人為什麼漢化很慢？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難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貴族擁戴為大汗，標誌著大蒙古國的建立。

此後歷經窩闊台、貴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於漢地為止，這半個世紀的歷史在蒙元史上被稱為大蒙古國時期。

狹義的元朝概念，專指從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為止的歷史；而廣義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國這一階段。

大蒙古國半個世紀的統治，對內陸亞洲歷史和中國歷史都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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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國的特色及歷史影響

元朝的漢化遲滯問題

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元朝

原標題：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問題的思考

撰文張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學術思想評論》第一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限於篇幅，有刪節，如需引用請核對原文。

大蒙古國的特色及歷史影響

與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相比，大蒙古國具有特殊之處。

在前代的同類政權當中，凡佔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僅佔有中原部分地區的遼，也一直以大興安嶺南端、西拉木倫河上游一帶為統治中心，對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實行部族式羈縻統治，控制並不牢固。北部邊疆是長期困擾它們的一大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促使它們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實施過有效統治的政權——如匈奴、突厥汗國，都沒有能將勢力伸入中原地區，始終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游牧政權，最後也亡於單一游牧經濟結構的不穩定性。

大蒙古國。

而大蒙古國則有所不同，它既崛起於並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時又完成了對中原乃至中亞等大片農耕地區的征服，形成了一個疆域遼闊的游牧-農耕帝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奇蹟。

還不僅如此。在對外征服完成後相當長時間裡，大蒙古國仍然像最初一樣維持著漠北作為統治中心和國家本位的地位，對所佔有的農耕地區僅採取間接統治的方式加以控制。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國初期的顯著表現，也是理解大蒙古國歷史的一個關鍵因素。從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堅持實行草原本位政策，「視居庸以北為內地」，而將中原只看作帝國的東南一隅，從未考慮過針對漢地的特殊狀況，採用歷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統治和管理。

在大蒙古國統治下的半個世紀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穩定感，貴族軍閥剝削殘酷，竭澤而漁，平民百姓「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其根源就在於這種間接統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窩闊台時耶律楚材當權，試圖改變上述狀況，但以失敗告終。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定都漢地，改行漢法，並擊敗其弟阿里不哥的競爭，奪回漠北，才將蒙古國家的統治政策由草原本位變為漢地本位。大蒙古國也由此正式變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國半個世紀的草原本位統治，深刻地影響了以後元王朝的歷史。首都雖然南遷，但漠北草原作為「祖宗龍興之地」，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統治集團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農業地區的角度出發看問題，草原本位政策的陰影長期籠罩不散。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國的統治卻對漠北草原社會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自蒙古建國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個主體民族，即使在元朝滅亡、蒙古統一政權解體之後亦不例外。這應當說是漠北草原歷史上的一個階段性變化。

大蒙古國統治的意義，在於蒙古貴族在這段時間裡不僅繼續鞏固、強化了千戶百戶等新的制度體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區的社會資源為漠北草原服務，使這一荒遠的亞洲腹地進入一個超正常繁榮的黃金時期。波斯史家志費尼說：「蒙古人的境遇已從赤貧如洗變成豐衣足食」。

這種持續穩定而繁榮的局面，大大促進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進程。終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與前代王朝羈縻約束、叛服不常的情況截然不同。元朝雖然在十四世紀下半葉滅亡，但漠北已經不會再像匈奴、突厥汗國崩潰後那樣出現新的統治民族了。

與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國的「公產」部分在國家中所佔比重更大，分封範圍又更為廣泛。除子弟分封外，後來還發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婚家族也得到封地。這樣參與管理「公產」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階層的次等異姓貴族，這就給了那些「家臣」——次等異姓貴族充分擴展勢力的機會。

成吉思汗建國後，設立大斷事官（也可札魯忽赤）處理行政、司法事務，同時擴建自己的護衛軍——怯薛組織，並賦予它襄理國務的職能。作為大汗的親信家臣，這種次等異姓貴族勢力膨脹的趨勢在以後的元王朝有增無減。忽必烈行用漢法，建立了一套漢式官僚機構。怯薛組織是高級官僚的主要來源，「大臣權重」成為元代歷史的一個基本現象。

元朝的漢化遲滯問題

元朝的歷史，如從廣義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從狹義上算，則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漢地，改行漢法，建元中統，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為大一統王朝，它的壽命並不長久。終元一代，基本沒有強大的外患，只在前期與西北察合台、窩闊台兩汗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戰爭，到元朝中期戰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於內憂。由於內部治理不善，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

內部治理的問題究竟何在呢？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文化差異未能彌合。

元朝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於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後來且趨於停滯。終元一代的漢化進程，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蒙漢合璧授官文書

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

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與其漸漸疏遠。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製「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

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

元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後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於例外。

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

與漢化遲滯的特點相聯繫，元朝的政治體制也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孟森說：「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

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蒙漢雜糅。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運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文化差異的背景。這實際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體現。

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這在漢地制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制，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后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后」，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漢地傳統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作為授予元勛重臣的榮寵虛銜。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卻將它們作為賞賜隨意濫授，甚至授予僧侶、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跡於朝」。由於太尉等銜加授過濫，元中期人已漸漸不再稱它們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稱為「上公」、「三師」的另外三個更高的榮譽頭銜——太師、太傅、太保。文宗時官修《經世大典》，就乾脆說「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對車載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則用「或置或否」四字輕輕帶過。這一概念變化甚至被明朝所襲用。

元朝漢化遲滯的原因究竟何在？概括起來，主因有三。

首先，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是比較單純的游牧-狩獵經濟，對農業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而拓跋鮮卑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契丹情況亦然），女真（滿族）人則很早就開始進行粗放的農業生產。因此前者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就要比後者困難得多。

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國後，所接觸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

第三，儘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在建立不久就陷於事實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元朝在名義上一直還只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

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元朝

北方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大的南進浪潮，分別發生在魏晉南北朝和宋遼金元時期。這兩次浪潮捲入民族多、衝擊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一定程度上都對漢族社會發展的本來趨勢有所改變。

對於第一次浪潮衝擊的結果，田餘慶先生指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

閻步克教授則形象地稱北朝政治格局「成為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歷史出口」。

實際上，上述看法對解釋宋遼金元時期的歷史線索也是適用的。從「改變原來趨勢」的角度出發，對於這兩次衝擊應當如何評價呢？

目前對第一次衝擊的看法比較一致，由於此後隋唐盛世的到來，大家普遍認為魏晉南北朝的北族南下為中國歷史發展注入了生機、活力和新鮮血液，應予肯定。

成吉思汗

如採取同樣的逆向考察方式來看第二次衝擊，評價恐怕就會有所不同。因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質、精神文明的顯著成就聞名，而其後的明清兩代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高度發達的專制主義君主集權統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書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闢論述：

「毫無疑問，元朝統一全國的偉大歷史功績是肯定的。……同時，元朝還有它的消極方面。……在我們看來，更主要的問題還在於在政治社會領域中由蒙古統治者所帶來的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它們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發展進程，影響更為持久和巨大。……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至於經濟的發展，從兩宋到明末形成明顯的馬鞍形，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這段話告訴我們：要想對元朝歷史作出比較實際和準確的評價，就應當將它放在更廣泛的歷史階段中，特別是宋、明之間進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領域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變化？

同樣作為專制官僚制王朝，宋、明兩代的政治氣氛即有很大區別，宋代主寬而明代尚嚴。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期，頗有「開明專制」色彩，對政治領域中的各種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較成功，所謂「為與士大夫治天下」；而明代的皇權及其附屬物——宦官權勢惡性膨脹，「果於戮辱，視士大夫若仆隸」。這一變化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嗎？還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決定？恐怕都不是，其中應當有元朝的影響。

在「家產制國家」色彩濃重的大蒙古國，由父家長權力發展而來的汗權至高無上。出使蒙古的歐洲傳教士加賓尼說：「韃靼皇帝對於每一個人具有一種驚人的權力。……一切東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因此沒有一個人膽敢說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東西都是屬於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領們想得到什麼，不管他們想得到多少，他們都取自於他們臣民的財產；不但如此，甚至對於他們臣民的人身，他們也在各方面隨心所欲地加以處理。」這種觀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

周良霄先生通過若干問題的考察指出：「元朝的專制皇權已遠較前代少所約束」，朝廷重臣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是主奴關係」，「所有這些，都導致皇帝的尊嚴愈增，專制主義皇權也進一步膨脹，這對於明初極端專制主義皇權制度的成形無疑有它的影響」。

的確，從元朝歷史來看，朱元璋的所作所為並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為、我家天下任我為之的蠻橫心理，應當來自元朝「家產制國家」的皇權觀念。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明初專制集權的強化是打著「懲元之弊」的旗號進行的。但這與我 們上面的分析並不矛盾。明初人屢稱「宋元寬縱」，實則宋元寬縱的表象相同而實質有異。宋朝的寬縱可以說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國策，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體政策上的表現。而元朝的寬縱主要表現出它作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的不健全，並非對臣下刻意寬容。

與此相聯繫，我們還看到儘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享有無上的專制權威，但其時的君臣關係並不像明朝那樣劍拔弩張。蒙古皇帝有非常強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識，對作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員沒有太多的疑忌之心；而元朝官員主要來源於蒙古、色目貴族和漢族胥吏，其政治態度也與富有強烈的道義原則和社會使命感的士大夫階層頗為不同。

到明朝，君臣角色都發生了變化。一面是起自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孫，一面是在長期受到冷落後重新有了用世機會、躍躍欲試的士大夫，君臣關係趨於緊張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於金、元，但兩朝廷杖大臣之例並不多見，不像明朝動輒棰楚交加，原因應當也在於此。

由於明初諱言對元制的繼承關係，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創製立法」，元朝對明朝的很多影響、或者說對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到今天已經不易察覺。但毫無疑問，這種影響是廣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還相當深遠。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黃氏身處國破家亡之際，痛定思痛，其歷史反思不免言之過甚，但他的話對我們認識元朝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參考價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應當從這方面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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