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暴亡留下四位顧命大臣，乾隆坐穩皇位後，新賬老賬一起算

1735年（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在圓明園駕崩，他的死來的太過突然，但雍正帝似乎對自己的這一天有所預料，所以早已經安排了後世，留下了四位重臣輔佐新皇乾隆，不幸的是，這四位被雍正視為心腹的大臣，在乾隆朝無一例外地受到嚴重的打擊。

這四位重臣分別是皇叔庄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乾隆即位之初對這四位大臣還是頗為倚重的，這和他的政治地位不是非常堅固有直接的關係。

由於受到秘密建儲的限制，乾隆一直沒有太子的名號，也因此無法培植自己的羽翼，更談不上掌握什麼政治權力。包括乾隆繼承大位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仍然沒有充分的人事任免權，對於政權和軍權缺少足夠的掌控力，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乾隆對四大臣，與其說是信賴，不如說是依賴。

隨著乾隆地位的漸漸穩固，他和四大臣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首先就是和庄親王允祿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不愉快。其中最明顯的事情就是允祿所分管的宗人府，作為皇帝的乾隆竟然無從插手，無權干涉，但乾隆此時還只能隱忍，不便發作。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比較之後，乾隆發現這四位重臣中，皇叔們雖說是宗親，卻遠不如鄂爾泰張廷玉來的忠心，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乾隆借口三年喪期將滿，將允祿和允禮排除在軍機處以外，鄂爾泰和張廷玉二人得到重用，訥親也成為軍機大臣，此外還增加了海望、納延泰、班第三人，使得軍機大臣的數量達到六人，與雍正朝相比，增加了一倍。

重權在握的兩位皇叔，其自身情況有很多的不同。允禮因為長期患病，對於權力沒有表現出慾望，在乾隆進行人事調整的前後，他恰好染上足疾，行走不便，所以他的心思全在自己身上，王大臣一職被削奪後，正好是一種解脫，於是他安心回家養病。乾隆三年，這位康熙帝的皇子、當今的皇叔病逝，算起來是四大臣中結局稍好的一位。

庄親王允祿情形完全不同。允祿在康熙朝就一直受寵，雍正朝繼續得到恩遇，到了乾隆朝更是位高權重。此外，乾隆和允祿還有一層特殊關係，康熙六十年時，乾隆曾被康熙帶入宮中撫養，生活上就一直由允祿的母親密妃照顧，因此，乾隆和這位皇叔的感情非同一般。

就是這層關係害了允祿，他自認為自己的地位特殊，對於宗室的事務干涉過多，引起了乾隆的不快，最終沒能在人事調整中進入權力中樞軍機處，從此後允祿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

從此之後，允祿漸漸變得前瞻後顧，唯唯諾諾，生怕招惹出什麼事情來，可讓人意外的是，正是允祿這種避禍心態竟成了日後被懲罰的罪證。不久，乾隆指責允祿遇事不肯承擔責任，不知為國分憂。

乾隆在之後給他列出的另一項罪名是結黨營私，私下與弘皙、弘升等宗室成員密切交往。因此允祿受到了嚴厲打壓，被罰俸五年，雖然之後允祿也曾被授予議政大臣，但始終被乾隆所防備，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允祿病逝，享年73歲。

而作為非宗室的兩大核心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軍機處中是一對死敵，這對乾隆來說是也是他所需要的，在沒有培植出自己的親信之前，乾隆只能表現出安於現狀的架勢，樂得周旋與兩黨之間。

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乾隆七年（1742年）二月，乾隆帝對鄂爾泰的不滿達到了頂點，他嚴厲斥責鄂爾泰即不善於選擇門生，又不能教育好兒子，而且犯有結黨營私之過。而此時的張廷玉一黨落井下石，門生故吏們紛紛彈劾鄂爾泰的種種不法。

經過這場變故之後，鄂爾泰威風掃地、顏面盡失。至於鄂黨，失去了往日的強勢。乾隆九年（1744年）冬，鄂爾泰患病卧床，在與病魔抗爭了一段時間後，在第二年春天病故。而在十年之後，因為胡中藻一案，鄂爾泰家族再次受到牽連，鄂爾泰的兩個兒子被逼自盡，鄂家從此一敗塗地。

至於張廷玉，熟悉的人就太多了，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時受到乾隆的種種羞辱，最終被奪爵罷免配享太廟的資格，死後乾隆又考慮到雍正帝的遺詔以及張廷玉的種種功績，才不情不願地恢復了他的配享資格。

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在自己的政權得到高度集中後，對於雍正留下的這幾個顧命大臣一一進行了打擊清洗，不知此番作為會不會有鳥盡弓藏的嫌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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