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理性的逼仄——《狗鎮》

想像兩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忽然之間你的生活中出現一個陌生的「闖入者」，要求你提供庇護。「闖入者」意味著危險，他的存在極有可能破壞你的整個生存環境，讓提供庇護的人付出沉重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庇護者是否有向被庇護者收取代價的權利？

第二個場景，一個落難的「闖入者」，接受陌生人提供的庇護，而這種庇護在後期逐漸演變為無休止的人格侮辱與施虐，曾經的庇護者要求收取庇護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闖入者」是否有報復的權利？

《狗鎮》將這兩種情況合二為一，在兩種場景中，似乎每個人都做出了看似正確合理的選擇，格瑞斯與父親決裂之後決定逃離父親身邊。逃跑過程中，狗鎮居民湯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選擇保護格瑞斯，將她帶回狗鎮。狗鎮居民在召開居民會議之後，允許其留在狗鎮。格瑞斯用自己的勞動換取生活必需品，但她所帶來的「危機感」，在平凡的鎮子上被無限放大為一場可能存在的滅頂之災。

作為原生群體，居民的野心和慾望被激發膨脹，他們開始對格瑞斯進行生理與心理的雙重虐待，直到最後用一條鎖鏈將格瑞斯栓起來，至此，格瑞斯真正淪為狗鎮上的一條「狗」，每個人都能夠肆意發泄自己的獸慾。

湯姆最終依然出賣了格瑞斯躲在小鎮里的消息，格瑞斯的父親帶領黑幫份子闖入小鎮，救出了身在地獄般的格瑞斯，她同意與父親一同離開，前提是後者殺掉小鎮上所有的居民，而格瑞斯自己親自殺死了曾經的「庇護者」湯姆。整個狗鎮上，只有一條狗活了下來。

Arrogant，這是整個電影的前提。格瑞斯和父親由此引發爭論，arrogant在此處語境下的意義為「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格瑞斯進入狗鎮之前，她似乎擁有指責父親的條件，她代表著道德與理性，這是高姿態。

而在狗鎮這種特定情況下，她放低姿態作為一個「闖入者」，希望能夠融入進這種環境里，狗鎮居民作為「庇護者」，擁有道德和力量的雙重優勢，他們的行為，與格瑞斯父親的「arrogant」毫無差異甚至更甚。他們將自身視為受害者，認為自己是在合理地向格瑞斯收取報酬，將生活壓力以及被排斥感，一切錯誤歸咎于格瑞斯。不會產生任何羞恥感，以群體來解釋一切獸性的根源，並對這種獸性產生迷戀。

居民所擁有的雙重優勢在格瑞斯被父親解救之後發生反轉，格瑞斯作為「受虐者」與黑幫頭目的獨生女，她展開了自己的報復，于格瑞斯，她同樣認為自己是在合理地向整個狗鎮討要代價，她自然也擁有這兩種優勢，她的行為是否同樣存在「arrogant」的問題？她是否依然代表著「道德與理性」？

道德的前提是什麼？究竟什麼才是理性？群體或個人是否能夠擁有這二者？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Dasein（此在），此在的展開樣式則分為:情緒，言談，領會。此在被拋之於世界，並總是非本真的沉淪與世界，在沉淪中與他人共在。

依此，海德格爾提出了眾人的概念，我們總與其他人一起存在，並且在這種一起中參與大眾的一切，然後丟失自己，被拋地籌劃自身，接著就是沉淪的樣式:閑言.好奇.兩可。

就像湯姆決定收留格瑞斯時，在鎮子上召開了會議，這種少數人服從大多數人的設定，從開端上就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價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傷害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利益。一個決定的性質，不能取決於做出這個決定的群眾數量，道德與理性從來與都眾人概念偏離的很遠。

在狗鎮，群體思維即法律，導致了一種非黑即白，非他人即自我的思維慣性，已經與民主無關。少數人為了避免自己的出格受到群體的排斥，通常選擇隱匿自我想法，屈服於集體的決議，於是觀點逐漸趨向於一種扭曲的統一，民主的意義在於尊崇多數人決議的同時，允許少數反對聲音的存在，而非一種看似一團和氣的表象，之下暗流洶湧。

狗鎮居民何以產生這樣的念頭？

貧窮、落後、閉塞、愚昧，弱勢等等都能夠作為原因，生活乏味且艱辛，而格瑞斯的存在，是一個窗口，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向這個窗口傾倒自己的不滿和慾望，格瑞斯無法掩飾的弱，賦予了這些居民之前難以想像的力量。

權力令人痴迷，無疑是因為貧窮和弱勢是罪惡，是不值得讚美的，這種觀念在人性中根深蒂固，物化為表象之後，即是對「低於自身的」人展開無盡壓榨，以獲得虛無的快感。居民深知一旦格瑞斯消失，他們便會被打回原形，重新成為普通人，失去對他人的支配權，於是格瑞斯被戴上鎖鏈。

尼采和薩特在人的精神危機這一點上走了極端，一個認為「上帝已死」，另一個認為「他人即是地獄」，精神危機的實質在《狗鎮》中被詮釋為道德危機，狗鎮居民對於自身的存在一直以來都有著根本而持久地懷疑，格瑞斯作為精神刺激因素，使這群人處於一種迷亂的精神興奮狀態，但精神危機暫時的緩和不可能改變全局和常態，成為「庇護者」，非但沒有彌補居民們的精神空虛，反而引導了他們，起到了反襯作用。精神危機作為一種現實，在特定條件下驟然發生，格瑞斯的生存環境崩塌，她所做出的性格回應無疑是另一種精神危機：消滅。

《狗鎮》拍攝於2003年，獲得了56屆戛納電影節以及歐洲電影節、凱撒獎的等多個獎項提名，導演拉斯·馮·提爾電影中的先鋒性在《狗鎮》中並未完全體現，更多的拍攝手法和表現方式的革新，後期的《女性癮者》、《反基督者》、《抑鬱症》等電影的宗教隱喻和末世感明顯更加強烈，拉斯·馮·提爾認為人性的原罪被整個社會視為病態，應該做的不是享受偉大而光明的人性，而是探究其中的黑暗與複雜。《狗鎮》將整個社會縮減為一個偏僻落後的鄉鎮，討論了在群體中道德與理性如何走向逼仄，而非利用其來使社會更加完善。

群體排斥與攻擊行為通常有四個角色，攻擊者、被攻擊者、旁觀者、道德者，分別對應了電影開頭排斥格瑞斯的居民、格瑞斯、湯姆、以及觀眾。前三種角色隨著電影劇情的推進不斷地進行切換，無人是無辜的，也無人擁有道德與理性。牽引到一系列社會問題上來說，大多數民眾扮演著旁觀者的角色，而旁觀者極易被煽動成為攻擊者。

這也解釋了為何社會輿論對於一些公眾事件的探討呈現出偏激的各執一詞現象。觀眾擁有上帝視角，明晰整個事件的始末之後給出自我認知，相對來說有一定的客觀性，但如果你我身為電影中人，排斥格瑞斯的言論中、為她帶上狗鏈的雙手中、對整個狗鎮進行血腥的清洗中，是否會有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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