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明華：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三期論——兼及我與王輝斌先生的交誼

（王輝斌先生）

呂明華：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三期論——兼及我與王輝斌先生的交誼

我和王輝斌先生相識已有20多年之久了。他的文獻學功夫和勤勉奮進的鑽研精神，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傅璇琮先生在《〈王輝斌學記〉序》中說：「由商周而明清，上下三千年，逐路探索，一路打通關，這就是王輝斌教授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傅先生是我景仰已久的一位著名學者，他對王輝斌先生的評價是中肯的，也是實事求實的。在同輩學者中，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涉及面之廣泛之系統，為眾所公認，而他的「文學史研究打通關」，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首肯，並成為後輩學者爭相學習的榜樣。這既是王輝斌先生勤勉努力的結果，又是他奮進有為的一種具體反映，可喜可賀。

一

從王輝斌先生已有的累累學術成果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以唐代文學為重心上下延伸的。1987年出版《唐代詩人詠湖北》，1988年出版《李白史跡考索》，1989年出版《唐人生卒年錄》，1999年出版《杜甫研究叢稿》，2000年出版《李白求是錄》。5種著作，計約110萬字。從這一數據中可以獲知，在從1987年到2000年的這14年，應該是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期。我記得2000年我同他同坐一列火車回來，當時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在準備出版他的《李白求是錄》，他非常興奮，沿途給我講了許多書中的材料和觀點，有許多材料是我沒有注意的，有許多觀點是我沒有想到的。一路同行，受益匪淺。

1992年，我和陶敏先生代表湖南學術界參加在四川江油召開的李白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我們拜訪了裴斐先生，大家談論了許多李白的迷案。裴斐先生是主張李白生於神功元年的。他認為清人王琦認定李白生於長安元年的觀點有許多疑點。陶敏先生也說，在唐人材料的記載中，李白都是生於神龍元年的。我記住了他們的話，產生了按唐人認定李白生於神龍元年來系統的研究李白的想法。1999年，陶敏先生推薦我到李白學會會長、南京師範大學郁賢皓先生那兒訪學。在郁先生的指導下，我認真地撰寫了《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系年新考》一文。《為宋中丞自薦表》是關係到研究李白生平的重要資料，因為在此文中李白直接提到自己當時五十七歲。宋代曾鞏考證這篇文章作於至德二載，以後歷代沿襲。清王琦認定李白生於長安元年的觀點，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論而來的。我認為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不作於至德二載，而作於上元二年。這篇《表》只有作於上元二年，唐人李白生於神龍元年的材料才能坐實，李白生於神龍元年的觀點才能成立。撰寫《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系年新考》時，我對李白流放夜郎遇赦的材料不熟悉，郁先生指導我說：「這部分材料要好好看看王輝斌的文章，王輝斌從典章詔令入手，查考了李白流放期間的幾次大赦的情況，他的論述是很有見解的。」在郁先生的指導下，我對王輝斌先生所用的材料重新全部進行了查閱。

李白長流夜郎時，其間有四次大赦。據《舊唐書·肅宗紀》和《新唐書·肅宗紀》所載，這四次大赦為：乾元元年二月丁末，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冊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我文章中的這部分重要材料就是在郁先生指導下，依據王輝斌先生文章的材料提示重新系統查找的。依據這些材料，我們認為李白遇赦，應當是乾元二年二月的這一次。因為乾元元年李白之案剛被確認並判流放。一個剛剛被判刑的囚犯是不可能馬上被赦免的。同時，乾元元年的幾次赦免都是有範圍的，李白都不在赦免範圍之內。只有乾元二年二月的這次赦免才明確規定：「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也就是說，只有這次赦免，按李白犯罪所受的處罰才可以屬於赦免之列。因此，我認為王輝斌先生在李白流放夜郎這一時期收集的材料是很有價值的，他發掘出一系列的塵封的史料，給我們進一步展開研究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王輝斌先生在其李白研究的系列論文中，依據《通典》、《唐律疏議》、《律附音義》、《元和郡縣圖志》、《全唐文》考出李白從永王李璘案為「加役流」。而「加役流者，本是死刑，元無贖例，故不許贖。」「加役流者，本法既重，與常流理別，故流三千里，居役三年。」這些材料對李白研究都是很被大家重視的。王輝斌先生還據《通典》卷一六五「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考知李白夫人宗氏也與李白一同被遣流放，只是所判為常流，可以銅贖。又據《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南流夜郎寄內》等詩考證宗氏沒有同李白到達夜郎。

有意思的是，王輝斌先生對李白長流夜郎的研究，還與我所生活的地方有所關聯。我現在生活的地方湖南吉首，據《陳書·疆域志》記載屬於古夜郎，夜郎城在什麼地方一直有爭議，但夜郎地區基本上還是比較明確的。我曾見過一本清抄本《十三夜郎考》，字數不多，基本觀點為：古夜郎城是隨著峒蠻的強盛而流動的。在歷史上，湖南吉首的五溪蠻相當強盛，所以曾經一度為古夜郎城所在地。這一地區後來曾劃歸黔中郡，所以作為古夜郎地區還是很有可能的。唐開元二十五年，現在的吉首在當時入籍戶民只有三萬六千多人，人少地多，是唐代主要貶謫地區，所以，直到現在還流傳著王昌齡貶謫此地的一些傳說，以及傳說中的遺迹。由此，我認為王輝斌先生髮掘的上述關於李白長流夜郎的材料，是可以用於我們地方文獻研究之中去的；王輝斌先生這些材料對我們這一地區貶謫文學的研究，也是具有實用價值的。

王輝斌先生髮掘的這些材料是很有價值的。王輝斌先生之於李白研究的許多觀點是具有開拓性的。陶敏先生曾經說過：我們搞文獻的，重要的是把材料挖掘出來大家好使用；把觀點擺出來供大家參考；讓後人少走彎路。向王輝斌先生學習，我認真查閱了上元二年的全部詔令，找出了一些和李白相關的詔令。得出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不作於至德二載，而是作於上元二年的結論。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作於上元二年，是李白生於神龍元年重要的依據。在我開創的李白生於神龍元年說的學術觀點中，王輝斌先生李白研究的學術觀點給了我深刻的啟示。

二

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二個高峰期，應當是2001年到2009年這一階段。2001年出版《四大奇書研究》，2002年出版《孟浩然研究》，2004年出版《唐代詩人婚姻研究》，2005年出版《唐代詩人探賾》，2005年出版《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2006年出版《唐宋詞史論稿》，2007年出版《先唐詩人考論》，2008年出版《王維新考論》，2008年主編出版《孟浩然大辭典》，2009年出版《唐代文學探論》。9年時間，共出版了約300萬字的整10種著作（含主編1種），這一時期，王輝斌先生的研究依然保留著文獻考證的特點，與前所不同的是，他在考證的基礎上加強了對個人新見的闡釋。另外，還從史論的角度加強了文學的縱向研究。就我所知道的身邊朋友和研究生，他們在撰寫論文時，大都喜歡引用王輝斌先生這一時期的成果。如涉及孟浩然的文章，參考文獻幾乎都有王輝斌先生的《孟浩然研究》；涉及王維的文章，參考文獻幾乎都有王輝斌先生的《王維新考論》，涉及到先唐詩人的文章，參考文獻幾乎都有王輝斌先生的《先唐詩人考論》；涉及到全唐文的文章，參考文獻幾乎都有王輝斌先生的《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王輝斌先生主編的《孟浩然大辭典》，更是成為了一般本科學生了解孟浩然查閱的常用工具書。

這裡有幾個轉載數據是很有說服力的：1995年古代文學單刊轉載率（指一期刊物同時轉載一位作者的多篇論文）全國第一（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5年8期）。 2007年古代文學論文高被引指數排名全國第二（見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期刊高被引指數》之《2007年學科作者高被引》之《文學》）。 2008年古代文學論文高被引指數排名全國第一（見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中國期刊高被引指數》之《2008年學科作者高被引》之《文學》）。轉載率與高被引指數的排位，充分說明了王輝斌先生的學術影響。

其實，王輝斌先生的學術影響遠遠不止這些。王輝斌先生的最大學術影響板塊是本科生，這類板塊是沒有納入數據統計的。中文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畢業論文時，凡是王輝斌先生涉及到的方向基本上都有引用。中文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的畢業論文，大多數不是很成熟，這些文章多數沒有發表。但是，畢業論文是進入學生學業檔案的，畢業論文在人的一生中是有很重要影響。這些論文引用了王輝斌先生的文獻材料，可以說王輝斌先生對一代中文專業的本科學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2007年8月，王輝斌先生應邀到吉首大學參加李白學會組織的「李白國際學術研討會」。漫步校園，我和王輝斌先生聊了許多。我們談論的涉及面很廣，但讓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李白與「李十二」的問題。王輝斌先生學思敏捷，非常善於發現問題。杜甫比李白小那麼多，為什麼他可以直呼李白為「李十二」？在唐代，直呼行第應當是平輩關係。王輝斌先生用具體的材料，證明了杜甫和李白之間的關係是娘舅關係。在一般人眼裡，這種關係的證明是沒有什麼大的意義的。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這為以後李杜交遊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我們現在許多人在研究古人交遊時都名之為壯遊，好像古人不要穿衣吃飯一樣。在古代，三十里一館，七十里一個驛站，正常情況下人們一天的行程為三十里。人們不可能背著幾個月的盤纏，千里迢迢四處漫遊。人們的出行基本上是與其政治目的、經濟基礎和血緣關係相關的。至於到某處遇見某人，那也只能算是機緣巧合。王輝斌先生提出了李杜血緣關係論，應該是李杜研究中的一個新的貢獻。

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我認為王輝斌先生第二個高峰期的研究，是把文獻考證，文本互證，行蹤交遊，綜合思辨融會貫通，使他的學術成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三

2010年到2013年這一時期，應該是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三個高峰期。王輝斌先生在這一時期的專著有：2010年出版《唐後樂府詩史》，2011年出版《宋金元詩通論》，2011年出版《杜甫研究新探》，2011年主編出版《孟浩然研究論叢》，2012年出版《商周逸詩輯考》，2012年出版《王輝斌學記》，2013年出版《四大奇書探究》。共有著作7種（含主編1種），約320萬字。就我個人而言，在這些著作中，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唐後樂府詩史》、《宋金元詩通論》、《商周逸詩輯考》。我認為這三部專著是可以作為中文專業教學參考書的。

唐後有無樂府詩一直是學術界爭議的一個問題。在學術界有一種說法：在中國文學史上，自唐以後根本就沒有樂府詩了，也即在宋、遼、金、元、明、清六朝的詩歌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著樂府詩，原因是樂府詩只存在於漢唐時期。對於這個學術觀點，我一直有些迷惑。讀了《唐後樂府詩史》後，使我深切地感受到，王輝斌先生的這部專著，是一部破除「唐後無樂府詩」論點的力作。

《文心雕龍》在詩之外，專列樂府一章。何為「樂府」，《文心雕龍》解釋得十分清楚：「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它應是一種歌曲形態，在這種形態中，詩是它的內在內容，聲是它的呈現方式，即它應是文學與音樂的結合體。 實際上，樂府詩就是和音樂結合而出現的一種詩體。「樂府」是漢代官方的音樂機構。兩漢時期文獻中凡出現「樂府」一詞者，所指都為樂府機構。「樂府」一詞開始有了多種概念指向是在魏晉六朝。這時，「樂府」一方面還是指音樂機構；一方面所指雖然還與音樂機構相關聯，但卻已是新的概念。如和其他詞語連用而成為「樂府鐃歌」、「樂府歌詞」、「樂府歌文」、「古樂府」、「古樂府詩」、「擬樂府」、「代樂府」等。文獻中的這些新詞語，很明顯和歌詞的內容文體有關。我對樂府詩沒有進行過專門的研究，但在具體教學時，我總覺得魏晉六朝「樂府」一詞有多種概念指向，應該是與樂府內容文體的分類和細化有關。這種分類和細化很可能構成了樂府機構新部門的分類。就像我們現在中文系內部又分設古典文學教研室，古漢語教研室，現代文學教研室，外國文學教研室一樣。這種分類導致了學科發展方向的分支化和研究的專門化。但是不管怎樣分類和細化，不管後來發展的情況怎樣，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們的母體都是漢樂府，它們的基本體式並沒有脫離母體。

近幾年來，我與武漢大學一起在整理「劉永濟全集」，我具體負責主持我們學校館藏劉永濟未刊手稿的整理。劉永濟未刊手稿基本上是他民國時期教學的教案。最近剛剛完成劉永濟先生未刊手稿《南史提鉤》第一冊的校注。這套書是劉永濟先生民國時期講授南朝文學的教案。對於這套教案，賀昌群、吳宓、陳寅恪等先生都看過，認為很好。賀昌群先生還專門蓋有印章。這部教案是民國高校中文教學教案的規範模式。看了王輝斌先生《唐後樂府詩史》，我覺得很有這種民國教案基本模式的風範。在高校教了幾十年的古典文學，我總覺得我們現在使用的古代文學史教材不是很好的，抄過來轉過去，偶爾有些小變化，實際上都差不多。嚴格地講，這些教材都是一些通俗的閱讀文本，初中二年級成熟的學生自己也可以學習。我一直在想，如果把劉永濟先生的《十四朝文學要略》、《南史提鉤》，王輝斌先生的《唐後樂府詩史》作為高校中文專業古典文學教材的話，可能學生的學習會更加專業化。中文專業就是要有一些讓非中文專業學科敬畏的知識結構，就是要有中文專業具備的專業能力。如果我講樂府詩時，就一定會把王輝斌先生《唐後樂府詩史》作為一個專章來講的。

王輝斌先生的《宋金元詩通論》一書，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專著。宋、金、元是文學史上一個南北文化大融合的時代。我們現在的古典文學史根本沒有反映這種融合。王輝斌先生認為北宋詩人之於金代詩人，金代詩人之於蒙元詩人，蒙元詩人之於南宋詩人，南宋詩人之於金代詩人與元代詩人等，互為關聯與交融。這樣交融的最終結果，不僅成就了金代初期的「借才異代」派，而且也導致了北方各少數民族詩人的高度漢化，從而使得當時詩國的星空更加寥廓與璀璨。王輝斌先生這些觀點是很符合當時的歷史的。我們為什麼一讀到這些觀點就會認可，原因很簡單，王輝斌先生的這些看法就是當時歷史的存在。我教了幾十年的宋、金、元文學史，國家教學大綱又給我們規定了許多必講的內容，教學檢查又嚴格的執行大綱要求，自己就是有些想法也不敢亂動。看了王輝斌先生的《宋金元詩通論》真覺得汗顏。其實有些內容我們是可以增補的，應該象王輝斌先生那樣把自己客觀的材料和主觀的思考傳授給學生，引導學生去積極思考。王輝斌先生《宋金元詩通論》應該是高校中文專業古典文學宋、金、元是文學史很好的補充教材。

《商周逸詩輯考》是王輝斌先生的一部力作。《輯考》全書共從140多種子、史文集中輯得各類逸詩600餘篇（含附錄），成為可與《詩經》、《楚辭》鼎足而三的一部逸詩總集。這部著作是王輝斌先生歷經15年而完成的。15年的時間，雖然不是每時每刻都在做這件事，但卻可以說是時時刻刻念念不忘。我撰著《李太白年譜補正》搞了近10年的時間，我是能體會到王輝斌先生堅強的意志的。我認為王輝斌先生的這本書不僅是他學術成果高度的結晶，同時也是他堅強意志的體現。在這15年中，王輝斌先生也許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我以為他最大的收穫，就是終於完成並出版了這部極具輯佚學價值與文獻學價值、文學研究價值的《商周逸詩輯考》。

綜上所述，我認為王輝斌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三個高峰期，是他迄今為止全部學術研究的一座巔峰。在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中，王輝斌先生以文學史為縱線，以文獻整理為橫線，構成了縱橫交融、上下互關的獨特的學術模式，從而牢牢地佔據了屬於他自己的學術領地。因此，我認為王輝斌先生在這一時期所推出的這一系學術成果，必然會給當代的古典文學研究造成相應的影響，必然會給時人和後人以深刻的學術啟迪。

四

最後，我還要特別一提的是，王輝斌先生具備著寬厚的學術胸襟。兩年前的201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我們的《李太白年譜補正》。這本書從選譜到撰寫，我們前後共花了整6年的時間，中華書局審稿也花了3年時間。記得在選用各家年譜時，陶敏先生曾對我說，王輝斌先生翻譯的日本學者筧久美子《李白年譜》是很重要的，它是當代李白研究國際化的一個標誌。因此，他極力推薦我們選用該譜，並提醒我們要與王輝斌先生聯繫，以免涉及到侵權問題。我打電話與王輝斌先生聯繫，王輝斌先生說，我的東西你們認為有價值，只管用，沒有關係，並希望我們的「年譜補正」儘快出版。王輝斌先生這種不以學術為私，不以成果自傲的寬厚的學術胸襟，是很值得我們尊敬的，也是我們至今都不敢忘懷的。

我和王輝斌先生都在各自所處的高校工作，由於平時雜事太多，相互聯繫並不是很頻繁，只有在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時，才有機會相聚相敘，但我們凡事卻能心心相印。在我們這一代人中，王輝斌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奮、治學態度嚴謹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涉及面極廣，學術見解多有獨到，所獲也非常厚重豐碩，我自知才疏學淺，在這些方面無法望其項背。但是，我卻一直是以他為我學習的榜樣的，以前是如此，今後也是這樣。

（本文選自黃山書社2016年版《王輝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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