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總理38歲、法國總統39歲、奧地利人民黨主席31歲、愛沙尼亞總理38歲，年輕人要統治歐洲政壇了嗎

歐洲年輕政治家的登場，是歐洲在深陷多重危機的困境下，民心思變，渴望新出路的表現。今天歐洲的問題不是靠年輕的無畏和青春的衝動可以解決的，歐洲真正需要的恰恰是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懷。

利奧·瓦拉德卡慶祝當選。圖片來自網路

文/趙柯

近日，愛爾蘭眾議院舉行全體會議，選舉統一黨黨首利奧·瓦拉德卡為政府總理。38歲的瓦拉德卡創下多項第一，成為了愛爾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

歐洲政壇年輕領導人扎堆

除了瓦拉德卡之外，歐洲政壇這些年其實來了不少年輕人：最知名的當然是法國總統馬克龍，而愛沙尼亞總理於里·拉塔斯去年當選時也是38歲。拉塔斯的前任塔維·羅伊瓦斯在2014年就任總理時才34歲。31歲的奧地利人民黨主席塞巴斯蒂安·庫爾茨在當上外長時只有27歲，義大利42歲的馬泰奧·倫齊正躊躇滿志地爭取第二次坐上總理大位，2014年他首次當選總理時也是39歲。

馬克龍。圖片來自新京報網

這些年輕人會帶給歐洲新的方向感嗎？答案是，很難。因為在當下，歐洲的未來很大程度上並不掌握在這些政壇新人手中，或者準確地說，主要取決於德國總理默克爾，而她已經63歲了，是歐洲目前最有權威的政治家，也是歐洲這艘大船的真正掌舵人；而從長遠計，留給這些年輕政治家們可發揮的政治空間也非常有限，因為歐洲的前途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聯合自強。

歐洲年輕政治家的登場，是歐洲在深陷多重危機的困境下，民心思變，渴望新出路的表現。因為歐洲人正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今天的世界他們已不再熟悉。

201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發布年度安全報告，主題為「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認為當今世界正朝「後西方」時代行進，歐盟遭遇系列危機備受質疑，特朗普上台衝擊西方價值觀，民粹主義的興起正在挑戰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歐洲人充滿焦慮地環顧四周，但卻拔劍四顧心茫然：該怎麼辦？

歐洲還需老政治家「掌舵」

但是，今天歐洲的問題不是靠年輕的無畏和青春的衝動可以解決的，歐洲真正需要的恰恰是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懷。1958年9月，已經82歲的德國總理阿登納訪問法國，同62歲的戴高樂進行首次會晤，背負沉重歷史的負擔讓雙方都忐忑不安，但會談卻出人意料地順利，阿登納對戴高樂說，歐洲不可以落到只能仰賴於美國的地步，德法必須合作。歐洲一體化由此不斷深化。

在上世紀70年代創建歐洲貨幣體系時，德國總理施密特曾負氣地對法國總統德斯坦說：「在過去這些年中，美國人已習慣於他們一吹口哨，德國人馬上就到。他們知道我們離不了他們。但現在德國變了，德國已重新建設起來，恢復了經濟活力，從而也恢復了自己的尊嚴。應該讓美國人不要再以為他們只需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就會服從。」後來德斯坦承認：（施密特的）這種心態還為我們共同著手的歐洲聯合的未來兩個階段——貨幣聯合和防務聯合——減少了一些受約束的因素。建立一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歐洲，是當年「歐洲之父」們的真正理想，是歐洲聯合的主要動因之一，現在的這些歐洲政治家還有這種精神嗎？

後來施密特在說服德國聯邦銀行犧牲馬克的獨立性支持建立歐洲貨幣體系時曾說：「那將是唯一的機會，可以防止馬克逐漸成為僅次於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那將會防止馬克逐漸佔據全球儲備貨幣越來越大的份額，以及由此給德國所帶來的所有危險。」作為親身參加過二戰的德國領導人施密特所說的「危險」是指德國的強大和單邊主義路線給鄰國帶來的恐懼和不安，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德國在歐洲陷入被孤立和遏制的不利境地。

今天的德國不再像施密特時代那麼謙虛，德國總理63歲的默克爾被稱為「西方衣缽的繼承者，是歐洲最後一位還站著的領導人，有責任代表過去70年里我們所知道的那個西方發言」。 新形勢下，德國一改過去對謀求歐洲領導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曖昧態度，而是以「捨我其誰」的新姿態更為主動地「領導歐洲」，認為「歐盟在國際舞台有能力扮演更為強大的角色之前，德國要竭盡所能堅定地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德國還願意為歐洲的整體利益犧牲本國的利益嗎？對於這些問題，歐洲政壇的年輕人們恐怕難以解決。

趙柯（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編輯：梁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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