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的皇帝與末代的命運

楊奎松，1953年生於北京，籍貫重慶，中國人民大學畢業，歷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代史，主攻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對外關係史、中蘇關係史、國共關係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

很早以前就看過愛新覺羅·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當時歲數還小，腦子裡總也抹不去皇帝被成功改造成平民的印象，看著皇帝半傻半呆的那些片斷，只是覺得新鮮、稀奇。前不久讀到俄國解密的一些檔案，因為涉及到這個溥儀，於是又把這本書翻出來加以對照，不承想，卻越讀越不是滋味兒了。

人人都知道溥儀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漢人一個辛亥革命趕了下來，而他的好日子卻因為袁世凱的那個優待條款沒有受到多大的影響。他依舊在自己的那個小圈子裡聽著下面的人「皇上」長「皇上」短的叫著，並享受著幾乎和皇帝一樣的待遇。不同的只是他再不用上朝，也不用看那些讓人心煩的奏摺。然而世代都是做皇帝的，到了自己竟然做不成皇帝，溥儀心理上卻極難平衡。因為他還想當皇帝-當像太祖高皇帝那樣至高無上，並且能夠呼風喚雨的真皇帝。這也正是為什麼，20年後，當日本大特務土肥原一臉卑謙地請他去日本人佔領下的東北「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時，他幾乎想都沒有想過這可是背叛祖宗的行為。他問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個新國家是什麼樣的，是不是帝國?「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至於這個國家是不是老祖宗所創立的那個「大清國」，那就不是他所關心的事情了。只要能當皇帝。

溥儀在日本人的庇護下著實過了一把皇帝癮。這回的時間要比他頭一次當皇帝長得多，做了有十幾年。然而這個皇帝溥儀做得也未必痛快，因為他做的是日本人的「兒皇帝」。無論公私，凡事都要聽憑日本人做主不說，而且居然連自己的祖宗都不能認了，要改成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溥儀在自傳中解釋說，他其實並沒有忘記祖宗，「每逢動身去神廟之前，先在家裡對自己的祖宗磕一回頭，到了神廟，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龕行禮時，心裡念叨著：我這不是給它行禮，這是對著北京坤寧宮行禮。」他甚至說他的屈從，只是想實施「屈蠖求伸之計」。但我相信這只是溥儀事後對自己當年醜行的一種辯解罷了。那時候整天提心弔膽怕日本人要了他的命，張嘴閉嘴不忘「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的這位「兒皇帝」，未必對自己的祖宗還有那麼多的禮數，更談不上有什麼「求伸」之計了。

溥儀心理的扭曲，與他生來所處的環境有關。人被捧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往往就下不來了。有的是因為周圍的人，跟班跑腿的、提顱效命的，在在都要指著自己吃飯，你下去了，他們怎麼辦?比如30年代中期的那個丟了東三省的張學良，何嘗想過要當什麼民族英雄，卻不料背上了東北軍這麼一個大包袱，必須天天面對幾十萬父老鄉親眼巴巴望著他的那些眼睛，結果生生把自己送上了西安事變的不歸路。一個天生喜歡吃喝玩樂搞女人的公子哥兒，最後竟成就了一個「人間四月天」的愛情神話。

當然，溥儀的皇帝夢不是他周圍人逼著他做的，其根子還在於他自己內心裡不情願下來。被人拿了下來，還要三天兩頭地夢著想著有誰能把他重新扶上去。在這方面他倒有點像蔣介石。蔣介石登上最高統帥的位置之後，也曾幾度被迫下野。無論他口頭上怎樣表示，內心裡卻從來都是認定了那個位置只能由他來坐，別人是不夠格的。當然，和溥儀不同的是，蔣介石這樣想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他相信只有他做才能做得夠好。溥儀遠沒有這種自信，更不具備蔣的那種強烈的政治使命感。溥儀之所以做夢都想著恢復他的皇位，唯一的理由只有一條，那就是，這是祖上留給自己的位置，憑什麼到自己手裡就不能繼續做了呢?

因為想要保住祖上留下來的這個位置，就盼望著有人幫自己復辟。溥儀當年興奮於張勳的辨子軍起事也就罷了，張勳到底還是中國人，也沒有分裂國家的想法。想不到他最後竟然投靠了那個時候世界上最可惡的日本人。說那個時候的日本人最可惡，倒不是指後來發生了南京大屠殺，而是說那個時候的日本人，明明把手伸到你兜里來摸錢包，卻還要滿臉堆笑地告訴你那隻錢包其實是他的。關於這點，我們只要看到溥儀記述的日本關東軍代表吉岡安置的那幅嘴臉就夠了。在這位吉岡還需要控制溥儀的時候，他滿嘴裡都是所謂「手足」情。等到他發現溥儀純粹只是一個傀儡之後，他很快就開始兜著圈子要溥儀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什麼手足的關係，而是父子的關係。他公然告訴溥儀說：「日本猶如您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於是陛下的父親，哈!」「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嗯!」在中國話里，罵人要罵得最難聽，不是去侮辱別人的八代祖宗，就是去罵別人是自己的「孫子」。真不明白日本人為什麼一定要赤裸裸地告訴溥儀說，他在日本人眼睛裡不過是個「兒子」罷了。是不是他們覺得，沒有罵溥儀是「孫子」就已經是很抬舉他了呢?

做人要能屈能伸，但伸屈也要有個限度，更何況是一國之君，代表著一國的尊嚴與主權。可惜作慣了皇帝的人通常對這些道理都不會真正懂得。他們所要的尊嚴，多半只是皇帝個人的面子。為了面子，他們不惜拿國家的安危去做賭注。近代以來中外之間所以會發生那樣多的戰爭，除了列強欺侮以外，這些滿清的皇帝把四海之內、率土之濱視為一己之私，任意支使處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為把國家社稷視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物，也就難免會在氣盛的時候趾高氣昂，凡外人外邦均以蠻夷視之，非學會四肢著地俯首稱臣，斷不與之往來;而一旦被外力所征服，馬上就會為了保全皇位而割地賠款，甚至做出管人家叫爺爺叫爸爸這類的荒唐事。

溥儀的荒唐，還不僅僅在屈辱地認下日本人做自己的祖宗和「父親」，更表現在他為了活命，可以對任何人俯首稱臣。最近讀到俄國解密檔案，其中有溥儀寫給蘇聯政府的幾封效忠信和感謝信，更足以證明像溥儀這種皇帝胚子，除了在意祖宗留給他的皇位和自己的性命以外，別的對他都未必有多少重要性。什麼祖宗神靈、江山社稷、民族國家;什麼做人的自尊、氣節和精神，統統都是假的。他們嘴上的高調唱得比誰都響，遇到天崩地裂之時，他們其實比誰都更看重實際利益。

溥儀是在1945年8月16日準備逃往日本時，在瀋陽機場被蘇軍佔領軍拘捕的。不管這位深居皇宮的末代皇帝對外部世界了解多少，他當然知道這回帝國算是徹底完了。天下沒有了，保命就成了第一位的了。因為他也知道自己在日本人手底下割裂祖宗的江山，充當日本人的傀儡，是犯了叛國的重罪，有殺頭的可能。其實，說起來，如果溥儀真的愛他的「國」，「國」都亡了，身為亡「國」之君是不妨學一學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的。當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不甘俯首受辱，自縊於煤山，至少還保全了其作為亡國之君的一種自尊。無奈這世道發展到大清國，末代皇帝連一個崇禎都不如。「國」亡之際，他首先想到的只是千萬不要落到中國人手裡，說是「若到了中國人手裡，則准死無疑。」

因為怕死，溥儀先是想逃往日本。被蘇軍俘虜後，也仍舊深感慶幸，說是像再次落到了日本人手裡一樣。那意思很清楚，日本人也好，蘇聯人也好，反正比中國人強，因為他們不會要自己的命。他手下的總理大臣張景惠說得最得意，說是「行啦，這回又撈著啦!」何謂「又撈著啦」?就是當年呆在北京沒事幹，卻被日本人弄去滿洲享了十幾年榮華富貴，算是天上掉餡餅，撈著了。這回眼看就要被送上斷頭台，不想又被蘇聯人弄去養了起來，這豈不是又撈著了?

當然，蘇聯人是不會憑白無故地把一個下了台的偽滿洲國廢帝白白養起來的。皇帝再笨，這一點還看得明白。他於是像當年極力表示效忠於日本人那樣，開始竭力去討好蘇聯人。他一面積極幫著蘇聯在遠東國際法庭上指證日本人的罪行，一面把自己帶在身邊的價值近百萬盧布的金銀手飾主動送給蘇聯政府「作為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戰後基金」。與此同時，他則三番兩次地寫信給蘇聯政府，表示感恩戴德。從1946年1月起，溥儀不止一次地向蘇聯政府表示了自己的這種強烈意願。明明是罪孽深重，他卻偏偏要大訴其苦，說自己生平「在腐敗官吏、野心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之包圍壓迫下」，「完全陷在黑暗悲慘之環境內」，「身受蹂躪」，「呼籲無門，離脫無術」，所幸1945年蘇聯仗義出師，擊破日本關東軍，使他得脫日本軍閥之桎梏，得精神上生命之復活。明明是害怕回國有生命之虞，他卻反覆聲稱自己是因為感激蘇聯，所以極願能長期居住蘇聯境內，一方面得以研究新學識，一方面也便於對蘇中兩國人民之親愛、團結和幸福「盡全心全力」。

溥儀的種種表白與表現，自然是一廂情願。對此，就連跟著溥儀一同被押到蘇聯來，家口卻留在東北的張景惠等前「滿洲國」大臣和將軍們心裡也明鏡似的。他們再三勸說溥儀放棄留在蘇聯的幻想，並且熱切地關心著國內戰爭的局勢，以尋找減罪的機會。然而溥儀對這些勸說始終無動於衷。用他的話來說：「無論誰勝誰敗對我反正是一樣，都會要我的命。」

眼看共產黨勝利在即，張景惠這些人再也沉不住氣了。1949年4月1日，毛澤東給北平守將傅作義的電報提出，國民黨政府文武官員只要「認清是非，翻然悔悟」，「不問何人，我們均表歡迎」。消息傳到集中營之後，他們很快就甩開溥儀聯名起草了給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致敬信，表示願意回國，以求自新。函稱：「張景惠和與他在一起的人們，心中熱血還未冷卻，對祖國還依然有愛慕之情。我們在冷靜地思索自己過去的錯誤。我們懂得，在滿洲國工作的14年時間裡，我們是在為下流的走狗——叛國者們效勞，儘管我們熱愛自己的國家;我們知道，我們為虎作倀，給自己的人民帶來了不可思議的災難;我們明白，糾正自己的錯誤已不可能。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在長達20年的政治軍事活動中，猶如盲人騎瞎馬，誤入歧途，而自己反以為正確。

現在我們的祖國正處在內戰的硝煙之中。我們仰望南去飄往中國的白雲，想到不能與中國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淚下。

從1948年12月開始，蘇聯報紙不斷報道，滿洲，然後是華北，相繼完全解放。

中國如此之快取得勝利的原因，當然在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符合中國人民群眾的心愿，所以人民到處歡迎解放軍，到處支持解放軍。現在可以指望將很快解放全中國。

我們閱讀了您4月1日給傅作義將軍的回電，您在電報中指出有罪和無罪的界限，指出了該走哪條路，給了我們完全自新的機會。

我們認為，在和平代表大會之後，中國會在極短的期限里順利地實現全國和平。這將是我國人民的幸福!

我們，張景惠和其他人，儘管在祖國大門之外，但也不能不為中國的光輝前景感到欣喜。我們對帶領中國共產黨前進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祟高的敬意。

如果給我們提供回國的機會並保留我們的生命，我們發誓，我們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中盡我們的公民義務。」

張景惠等人公開表態要求回國，不能不使溥儀緊張起來。他也很快又給蘇聯政府寫信，而且這回他乾脆把申請書直接寫給了「斯大林元帥閣下」，極其謙卑地表示自己是如何「愛慕」斯大林，聲稱他讀了那些他在背後斥為「莫名其妙」，「不懂也不想懂的」「列寧主義問題和共產黨歷史等書」之後，已經「認識蘇聯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進步的國家，而且是各勞動人民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因此，他「最希望居住在蘇聯」。為此，他保證，他會「同蘇聯人一樣的關懷和盡心蘇聯的發達和興盛，並且我願意同蘇聯人一樣的工作和努力，以報答您的厚恩。」

沒有人會相信溥儀的這些漂亮話。何況，在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結束之後，斯大林也沒有必要留著這些偽滿洲國的遺老們在蘇聯吃乾飯了。中國新政府成立之後，蘇聯內務部很快就提出應當把溥儀等人，連同他們交出的金銀手飾，一起交給中國共產黨人去處理了。

1950年3月，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專門的決議，委託蘇聯外交部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說明蘇聯政府準備把現押在蘇聯的原滿洲國皇帝溥儀及其隨從和官員共58人，交由中國當局處理。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於7月1日正式做出回應，表示準備接收溥儀等人。兩周之後，中蘇兩國正式達成交接協議。

剛一得知自己將要被送回中國時，溥儀的神經都差點崩潰了。他一度表現得歇斯底里，甚至揚言送他回去他就自殺。蘇聯看守人員似乎不了解溥儀的性格，不知道他根本就沒有自殺的勇氣，或者也只是為了預防萬一，總之乾脆把溥儀與親屬和其他被押官員隔離開來，單獨看管了事。然而，溥儀很快就恢復了常態。在1950年7月底被送達綏芬河車站準備交接時，心裡頭七上八下的他，還沒有忘記應該給蘇聯政府和斯大林元帥留下一封感謝信，感謝蘇聯人在他留駐蘇聯期間所給予的厚待。

讓溥儀完全沒有想到的是，他「這回又撈著啦」。帶著死亡的恐懼回到中國土地上的溥儀很快就發現，他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因為共產黨向來不殺像他這麼大的「反革命」。不僅不殺，而且還是好吃好喝好待遇，要拿他來證明改造政策的無窮效力。不難想像溥儀會怎樣竭盡心力地來配合政府的改造計劃。只是，我們過去似乎對把這個末代皇帝改造成「普通勞動者」一事的意義太過誇大了。這倒不是說，1959年把一個溥儀改造成「普通勞動者」的同時，有太多真正的普通勞動者反被送去改造，二者的反差太大，讓人難於理解。而是說，上面所舉的種種事實已足以說明，這個為了權位，不惜做日本人的兒皇帝;為了求生，不惜想方設法討俄國人歡心的溥儀，面對強勢的中國人，他又如何會不表現得謙卑和順從呢?這種改造，本來就不會遇到多大的阻力。我們在這裡更應當關心的是，為什麼這種看起來高高在上，曾經讓老百姓充滿敬畏感的專制國君，皮囊里包著的竟然只是幾根軟骨頭?聯想到慈禧辛丑年間不可一世地對各國政府宣戰，轉瞬即落荒而逃，然後馬上就回過頭來向列強搖尾乞憐，願「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那付醜態，我實在懷疑，如今被我們的電視劇當成領袖楷模來寫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之流，事到臨頭怕也不過如此。至少，有一點不會有錯，那就是，一個專制封閉的政權結構，終究是會墮入近親繁殖的物種退化泥潭而無以自拔的。無論始祖皇帝如何了得，其一代不如一代，勢不可免。溥儀之如此，並非偶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