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之國君稱號的升級史

據黃彰健的研究，天聰初期，皇太極和明朝將軍袁崇煥講和期間，先不稱帝，就稱汗。這裡有點問題，此種說法只能對明朝及其屬國朝鮮單方觀點是可能成立的，但滿蒙關係當中根本不存在這種情況，因為北方民族一直就是稱最高統治者為汗。

滿蒙關係中的文書往來一直稱後金國主皇太極為汗，沒有發生過變化。但是皇太極稱汗，並不意味著獨攬大權。天聰汗即位之初，後金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國家大政由八旗旗主、管主共商決定。其中又以四大貝勒權勢最大，由四大貝勒皇太極、代善、莽古爾泰、阿敏「按月分直」、輪流掌理，朝會時四人並排而坐。之後的幾年當中，皇太極在內外的政治鬥爭中逐漸消除異己分子，從天聰六年元旦起，他成為「南面獨尊」的後金汗，這表明後金國的最高權力逐漸集中到了皇太極一人手中。

太宗天聰年間，後金國的霸業得到了鞏固和大發展。尤其是漠南蒙古的逐漸歸附，為後金政權的升級提供了實際的條件。初期對內喀爾喀五部、科爾沁、阿魯諸部及最後對察哈爾部的征服，使後金的版圖從長城東段的遼東一直延伸到了長城西段的河套地區。蒙古本部察哈爾的滅亡、獲取蒙元「傳國玉璽」及和朝鮮訂立和約等因素，不斷促使著後金政權地位升級。

據《即大汗位檔》的記錄，天聰十年四月八日，內外滿、蒙、漢諸王、大臣等上表文云：「恭惟我皇上承天眷佑，應運而興，修德體天，逆者以兵威之，順者以德撫之，寬溫之譽，施及萬姓。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內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協輿情。是以臣等仰體天心，敬上尊號。」三天後，四月十一日：「汗率諸貝勒大臣祭上帝神位畢，汗即大位。是日，一等公揚古利率滿、蒙、漢諸臣祭太祖廟，誦讀祝文。」

這是《舊滿洲檔》和《滿文老檔》等史料中有關1636年皇太極被奉上新尊號當天有限的記錄，對新的汗號名稱、國號名稱和建元等事情都沒有交代清楚。而相比之下，後期纂修的《實錄》，卻有明確的交代：

乙酉，上以受尊號祭告天地。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

滿洲文汗號為gosin onco hvwaliyasun enduringge han。對此今天能看到的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也可以佐證。據蒙古文記載，制定的國號為daicing ulus，汗號為aguta orusiyegeci nairamdagu bugda hagan，與漢語的「大清」和「寬溫仁聖汗」是對應的。

石橋崇雄對《即大汗位檔》有研究。他比較滿語尊號與漢語尊號，聯繫到這一個汗號與前述表文的關係，指出本號的滿語不僅表示皇帝具備的德心，還象徵著「內外化成」的多民族國家君主的意義。

蔡美彪也注意到蒙古制度影響滿洲國家制度及其演變，認為「在大清國的統治機構中，蒙古貴族在許多方面依然起著重要作用。但就國家總體制度來說，卻由依仿蒙古汗國制轉變到依仿漢族王朝的體制。皇太極的建號乃是這一轉變的重要標誌。」

然而，石橋崇雄進一步認為，清朝的統治秩序是從以北京的中國皇帝為中心的「中華王朝體制」、以承德的汗為中心的「汗體制」和以瀋陽為中央的「旗體制」等三重構造形成的制度。

楠木賢道研究崇德元年冊封蒙古王公後認為：「皇太極雖然依據中華王朝體制登上了皇帝寶座，並依據同樣體制舉行了冊封諸王活動，但他通過等級建立起來的政權卻是一個內外兩重的同心圓式的、北亞所特有的汗體制，在這個體制中，皇太極將自己率領的兩黃旗置於一個同心圓的中心地位，其外圍是由宗室諸貝勒所率領的另六旗，再外圍是由蒙古諸首長所率領的各扎薩克旗。」

筆者看來，如果把「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當成定新的國號、建新的汗號的必要條件的話，其中後兩個條件才是最關鍵的。因為，後金出兵朝鮮割斷其與明朝的關係是在天聰元年，此事對後金制度沒有多大影響。倒是皇太極稱汗後沿用了較多的中原制度，早在天聰五年設六部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總之，1636年的「大清」國的建立，最關鍵因素還在於蒙古。

崇德八年八月，淑勒汗皇太極突然逝世。其後，通過一番宮廷權力鬥爭，皇太極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繼位。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當為輔政。(52)目前難以看到順治元年(1644)的滿洲文檔。我們從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中看到順治帝的蒙古文名號依然是「汗」，(53)可以想像其對應的滿洲文號也必然是「汗」。有些蒙古文檔案也寫「合罕」，和太祖、太宗朝的情況沒有區別。

福臨在盛京繼位不到兩個月，後金國遷都北京。當年十月一日，福臨又一次上演了登基儀式。那麼，在北京登基意味著什麼？內秘書院檔記載為：「tengri-in kübegün huwangdi sagurin-dur saguju (即天子皇帝位)。」(54)此次福臨登上的是yeke sagurin(大位)，(55)當上了「大國之皇帝」。這才是滿洲汗真正升級到統治滿、蒙、漢等多族在內的中國皇帝的標誌。

蒙古正統汗雖然不存在了，但滿洲汗延續、繼承了蒙古帝國的遺產。後來，蒙古外喀爾喀的三汗在大清汗的准許下承襲著他們的汗號，只是他們有名無實罷了。

結論

在北元後期，出現了諸多汗號擁有者及其政權，如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喀喇沁部的都倫汗，扎魯特部的內齊汗，茂明安部的土謝圖汗等。與此相應，在女真地區首先擁有汗號者是哈達部的萬汗和烏拉部的布占泰汗。這是努爾哈赤稱汗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通過以上的考察說明，在這種諸汗林立的狀態下，合罕、汗等稱呼對於崛起的滿洲領袖努爾哈赤有著極大的影響，效仿蒙元傳統，選取汗號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權力的象徵，也是符合當時東北亞社會歷史背景和發展邏輯的。

1607年努爾哈赤所取「崑都倫汗」號，意為「恭敬汗」，與蒙古喀喇沁部的汗號是相同的。進而1616年努爾哈赤當上的是「汗中之汗」，或大汗。這樣解釋才能符合努爾哈赤重新被奉上汗的現實意義。如前所述，蒙古答言汗即位時所取尊號也隱含類似「天下之主」的含義。天命八年，後金國出使科爾沁部台吉奧巴處的使臣伊巴里、希福返回，帶回奧巴的一封信。奧巴台吉致書曰：「英明汗安居於諸小國汗貝勒之中，猶如眾小金山環衛於眾山之王須彌山。」(56)等等，更進一步證明努爾哈赤所稱「天授覆育列國英明汗」的意義。此時，後金汗的影響也涉及了蒙古地區。

追溯早期歷史，女真各部在長期和蒙古的接觸交往過程中，經歷著深淺不一的蒙古化過程，其政治、經濟、文化中蘊涵著豐富的蒙古因素。汗號是通過蒙古各部傳入包括滿洲在內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亞洲東北部的滿蒙地區的各部落內部組織如何，他們在政治機構的構造上已經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充分的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領名號的歷史淵源和蒙古背景問題。正因如此，對清初三汗時期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和政權逐漸升級的歷史進程，無法有一個充分的把握和認知。通過本文的論述，我們可以把這一過程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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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歸納的五個時間和五個地點，在清初歷史上意義相當重大。從太祖努爾哈赤，經過太宗、世祖，到1644年入關定都北京為止，滿洲人成功實現了幾次國家政權的升級。從1587年開始努爾哈赤正式成為滿洲部的一個貝勒，到1607年，努爾哈赤獲得汗號，擊敗政敵，統一了部落內部的權力。再至1616年，努爾哈赤成為女真諸部的大汗。之後，蒙古本部察哈爾的滅亡和漠南各部的歸附為「大清」國的建立提供了必備條件和關鍵要素。此時的「大清」國以盛京為首都，「寬溫仁聖」汗已經是滿蒙漢三族共同的統治者了。1644年入關定都北京後，「大清」國汗登基成為「大國」之汗或皇帝。這表明以政治上統一、文化上多元為重要特色的清朝體制已基本形成。但是，正因擁有上述入關前的經歷，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程遠沒有到此結束，而是通過蒙古及其勢力繼續延展到其他內陸地區。

作者中華大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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