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與科學革命

前些日子我和妻子在義大利旅遊。羅馬路過當年布魯諾被燒死的鮮花廣場時見到他的紀念雕像，在佛羅倫薩又特意去參觀了伽利略博物館。伽利略和布魯諾都是當年遭到教會迫害的科學家。我一邊參觀遊覽，一邊在心裡回想起歷史上基督宗教跟科學之間的恩恩怨怨。因為今年是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年度，我也聯想到宗教改革跟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的關係。

圖：遊客們在日內瓦「宗教改革國際紀念碑」前（來源網路）

恩怨情仇

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一樣，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歷史和文化。關於宗教改革與現代科學之間的關係，不同的學者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認為，宗教改革對現代科學的發展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和正面影響。而另一些人認為宗教改革產生的新教跟天主教一樣是阻礙和壓制科學的發展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比天主教對科學更不寬容。

對科學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近幾十年來，學界已經有很多重新審視和反思。很多有識之士如今都相信，以前曾經被很多人接受的「基督教曾經阻礙科學的發展」及「基督教信仰與科學有本質上的衝突」的觀念，包含了很多錯誤的了解和解讀。

比如，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當年布魯諾被迫害，主要是因為其神學被認為是異端（他否認基督的神性，主張存在多重世界，等等），而不是因為他支持日心說（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認肉體消滅、燒死異端的做法是罪惡的）。也有很多人意識到，當時支持日心說的科學家/神學家（那個年代很多科學家也同時是神學家）跟教會中支持地心說的科學家/神學家之間的衝突，也並非真的是宗教與科學的衝突，而是新舊科學理論（如托勒密天文學體系與哥白尼天文學體系）之間的衝突，或不同哲學（如亞里士多德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之間的衝突——不幸的是當時的天主教官方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或者說其哲學在解釋聖經和神學上的應用）奉為正統，因此把與之有衝突的科學理論視為異端，並加以殘酷打壓甚至迫害，其中也有一些個人之間明爭暗鬥的因素。

圖：作者在布魯諾雕塑前留影（基甸提供）

科學搖籃

還有更多的學者提醒我們，當年支持日心說的那些科學家，如伽利略、哥白尼、開普勒等等，本身也都是基督徒。他們堅持日心說的科學真理，跟他們的基督信仰，跟他們對聖經真理的忠心，是分不開的。更具深意的是，有很多學者在探討現代科學是誕生和發展在基督教文化（而不是其它宗教或無神論文化）中這一事實的原因時，都指出基督教的宇宙觀是其中很重要（雖然不是唯一）的一個原因。

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和自然律的頒布者，他獨立及區別於他所創造的世界。上帝創造和設計的宇宙是精妙而理性的，自然律是普適且恆定的。這使得科學研究成為可能，也成為必要。基督徒通過從事科學研究在大自然裡面探尋上帝創造的榮美，科學工作也因此被賦予超驗的意義。現代科學的奠基人，亦即科學革命那個年代最偉大的一些科學家，如牛頓、波義耳、麥克斯韋等等，都是篤信上帝的基督徒，而且他們的宗教熱忱正是他們努力從事科學研究的根本動力。基督徒關於上帝創造的信仰在歷史上的確曾經對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起到催生和促進的作用。

這一點既適用於基督新教，也適用於天主教。在近幾十年關於中世紀的研究中，不少學者開始為被稱為「黑暗時期」的中世紀抱屈。他們認為，客觀地講，中世紀的天主教也並非是「科學的墳墓」，而更可能是「科學的搖籃」。天主教耶穌會的教育水平之高和對科學在全世界（包括中國）的傳播做出的貢獻之大，也是一直廣受稱讚的（這一點，連新教基督徒都承認）。在天文學革命里倡導日心說的幾位科學家當中，既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伽利略和哥白尼是天主教徒，而開普勒是新教徒。哥白尼身為天主教神職人員，卻對新教的路德宗有開放和認同的態度。開普勒則是一名接受加爾文主義神學的路德宗會員。

改教影響

但是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的確是發生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之後的。也有一些學者經過認真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在受新教思想影響的地區比在受天主教思想影響的地區更加順利，並且新教地區出現了更多的一流的科學家。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的倫敦皇家學會10人中，有7人是改革宗神學傾向的清教徒，雖然清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在法國科學院的外籍學者中，有71人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16人，而在法國以外的歐洲人口中，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比是2:5；深受改革宗神學影響的荷蘭成為當時一些在天主教國家遭受迫害的科學家的避風港，因此加爾文派神學背景的新教徒科學家在荷蘭的比例也非常高；在英國的「不從國教派」中，則湧現了化學家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y）和電磁學家法拉第等科學大師……

一些學者（如英國神學家麥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和中國的基督教研究者何光滬先生等）認為，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而是與宗教改革的精神密切相關。他們認為宗教改革的思想可能促進科學發展的原因包括：

（一）宗教改革思想對上帝在大自然中的普遍啟示有更積極和中肯的看法，因而賦予科學研究更正面的意義。加爾文正面地肯定了對大自然進行科學研究的價值。正如聖經所說，「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19：4），大自然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普遍啟示。加爾文曾說，無論真理在何處被發現，都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加爾文主義神學強調人的所有官能都應該被上帝使用來榮耀上帝，包括理性和研究大自然的能力。加爾文肯定科學研究可以發現上帝創造的榮美，其成果可以堅固和提升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

認同改革宗神學的開普勒衷心擁護哥白尼的新理論，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開普勒有句名言，說科學研究應該是「按照上帝的思想來思想的過程」。他說科學家通過天體結構研究發現的宇宙的和諧性是上帝「神聖莊嚴的訓誨，是對造物主真實的讚美詩」。

（二）宗教改革強調「唯獨聖經」，對聖經權威的尊重反而使得改教者們能夠摒棄中世紀的「靈意解經」和過分拘泥於字面的「字面（literalist）解經」。加爾文指出聖經不總是能純粹按照字面來解釋。因為聖經有不同的文體，上帝在聖經的啟示中有一些時候會採取對有限的人類的「俯就」 （accommodation），比如聖經裡面上帝關於他自己「擬人化的」（anthropomorphic）描述（例如「耶和華的膀臂」）。而且聖經的主要目的是宣揚上帝的救恩即耶穌基督的福音，聖經並非是一本科學的教科書。這樣的觀念有利於調和現代科學與聖經文本之間的矛盾，也有利於消除宗教信仰對自然科學發展可能產生的阻礙。

（三）宗教改革強調「唯獨信心」，而且對人的罪性的普遍性和全人性（包括罪所帶來的理性的墮落）有更深刻的認識。這有助於突破被理性主義污染的中世紀經院哲學，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哲學的權威地位對科學研究的阻礙。這一點，在日心說戰勝地心說的過程中顯得特別明顯。亞里斯多德主義是地心說的哲學根基。哥白尼新宇宙學說的最早傳播來自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中心維滕貝格（Wittenberg）大學。哥白尼最熱忱的支持者、唯一的弟子和合作者雷迪庫斯（George Rheticus）是一名在路德宗大學任教的新教徒。在英國，哥白尼主義最熱情的擁護者和傳播者是清教徒科學家蒂格斯（Thomas Diggs）。

（四）宗教改革思想對天主教很多不符合聖經的迷信（如「聖髑」——聖徒的遺骨和遺物等）都有批判和摒棄，對天主教會的絕對權威也提出挑戰。「因信稱義」的教義帶來對基督徒個人的良心自由的尊重。這種「破除偶像」的精神在科學研究上也能幫助科學家突破一些不必要的「禁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五）宗教改革從「因信稱義」的教義中產生的「天職」或「呼召」觀念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路德倡導「信徒皆祭司」，打破了中世紀修道主義的聖俗二分。基督徒可以通過各種工作，包括看起來是「世俗」的工作（如科學研究）來榮神益人。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帶來一種積極而同時又帶有禁欲主義色彩的對待財富的態度（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既然救恩已經為上帝所預定，基督徒的商人或資本家就不再需要為他們個人的救恩而擔心懼怕。只要財富是用正當手段賺來，而且不是被浪費揮霍掉，資本的積累就不再有道德上的困難。這大大促進了新教地區經濟的發展，也通過更多的經濟資助間接地促進了科學研究的興盛。

圖：作者在伽利略博物館中（基甸提供）

糾正偏見

儘管有上面這些正面的觀點，仍然有人認為新教跟天主教一樣對科學發展是以阻礙和壓製為主。有兩件事曾經常常作為「早期新教同樣壓制科學」的證據被提到，就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這兩位改教家的代表都曾反對哥白尼的日心說新理論。據說，路德曾輕蔑地稱哥白尼為「證明地球運動並轉動的星相家」；又據說，加爾文在他寫的《創世記注釋》中引用聖經經文「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參《詩篇》93：1），詰問「誰敢把哥白尼的權威置於聖靈的權柄之上？」。這類的故事後來流傳很廣，包括大名鼎鼎的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也有所提及。

然而，這兩件事後來都被證明是以訛傳訛的傳說。路德在其《桌邊談》中確曾批評某一「新占星家」「希望使整個天文學被顛覆」，但他並沒有提到哥白尼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桌邊談》被記錄下來的時候，哥白尼倡導日心說的著作還沒有出版問世。而且《桌邊談》是路德閑談的記錄，不同版本內容有出入，記錄也未必準確。

後世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路德嘲笑占星術的迷信，但卻非常尊重天文學（儘管他對被稱為「自然哲學」的新興科學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和愛好）。他說：「天文學家是一些專家，我們能夠最方便地從他們那裡得到討論太陽、月亮、星體等的信息。對我來說，那些物體是優雅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從中我們認識到上帝的善和權能。」

至於加爾文在解經書中批評哥白尼，則更是純屬虛構。加爾文根本沒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提到過哥白尼，他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話。實際上，加爾文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哥白尼是何許人也——在1520年代的法國或者瑞士哥白尼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他的理論也很少有人知道。認為哥白尼的新理論會讓加爾文等人覺得對基督教的教義構成威脅，其實只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附會。加爾文本人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正面肯定也包括天文學，他曾說「認識天文學不僅愉快，而且有用。不容否認的是，這種技藝揭示了上帝令人欽佩的智慧」。

結 語

宗教改革是西方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運動之一。宗教改革思潮對當時和後世的社會文化的影響涵蓋了神學教義、工作倫理、政治理念、社會文化和科學進步等方面。宗教改革對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我們一方面不宜過分誇大新教相對於天主教的優點，另一方面也應該對宗教改革思想對於科學革命可能有利的原因有更深入的反思。對今天的基督徒和慕道友來說，這樣的反思能幫助我們思考基督信仰與科學的關係，也能幫助我們認識宗教改革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科學的靈魂——500年科學與信仰、哲學的互動史》，蘭西·佩爾斯、查理士·撒士頓著，潘柏滔譯，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2】《重建范型——21世紀科學與信仰》，丹尼斯·亞歷山大著，錢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阿利斯特·麥格拉思著，陳佐人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4】《自伽利略以後——聖經與科學之糾葛》，查爾斯·赫梅爾著，聞人傑等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5】何光滬：「科學革命中的基督宗教與人文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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