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推出的這一項改革制度，司馬光不置不否，蘇軾卻大聲稱好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雖然主要側重經濟方面，但也有人事制度改革的嘗試。

最初，宋王朝的蔭補制度是為了防止出現現代社會的五十九歲現象而設置，（古人的政治智慧並不比現代人弱多少）是希望這些官員在為治下生民謀福祉的同時，不會有後顧之憂。哪知道良法在發展百年之後，早已經背離了初衷。因此而導致的冗官問題成了帝國財政沉重的包袱，由此而衍生出的社會問題更是數不勝數！

仁宗年間，由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因抑冗官過於激進，希望一舉改變仁宗朝的冗官面貌，招致了朝野上下官僚集體的不滿與憤怒。由於反對者勢力浩大，使得范仲淹的慶曆新政草草收場。

慶曆新政希望澄清吏治導致被人攻訐的殷鑒不遠，所以王安石一直在琢磨帝國冗官的深層次成因。

神宗登基之後宋廷財政吃賢、百弊叢生，社會新問題不斷湧現，社會矛盾愈顯複雜化。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包含了對諸多制度的改革內容，神宗希望趁機對宗室蔭補制度進行整頓改革。

當時王朝在京官員月俸共計四萬餘緡，京畿地方禁軍軍費月支出為十一萬緡，而宗室每月的開支就高達七萬餘緡，這個數字尚不包括生日、婚嫁、喪葬和逢年過節的賞賜數額。

王朝財政收入無法平衡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冗兵與宗室的費用太過龐大。對此，君臣上下早就有了共識。

神宗與王安石希望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當然需要對宗室問題下大力氣整頓，以維護王朝統治的安定。

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神宗下詔「別其親疏，異其等殺」，將宗室劃分為三個層次，並相應作出明確規定：

宣祖（趙弘殷）、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盡故殺其恩禮。

「環衛官，無定員，無職事，皆命宗室為之」環衛官又稱南班官，《容齋隨筆》對此的解釋是「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惟一的實際意義就是按月拿一份俸錢，是屬於光吃飯不干事的閑人。（占著茅坑不拉屎的主兒）

這次宗室改革條例一頒布，既得利益受損害最嚴重的就是宗室袒免以外親（五服之外）的遠親。這些人不敢去與神宗爭辯，把怨氣全部撒在了王安石的身上，眾人等王安石下朝之後，一擁而上攔在王安石馬前討要說法，七嘴八舌嚷道：「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

對這些無理取鬧的龍子鳳孫，王安石理直氣壯地厲聲回答：「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按：先祖神位安奉入廟稱為「祔」或「升祔」；搬出稱為「祧」或「祧遷」。關於王安石主張趙匡胤高祖僖祖趙朓祧遷之事，關乎宋王朝禮制，此處略過不表。）

聽了王安石義正辭嚴的回答，這些老趙家的不肖子孫集體啞火了，雖心有不甘，但也只好四散而去。

在唐代，袒免以外的血親已經和庶民無異。但在宋初，寬厚仁義的趙匡胤規定：凡是宗室子弟，都能授官並享受宗室待遇。

宋神宗這次大刀闊斧的對宗室蔭補制度進行改革，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之事。

炎黃子孫歷來有重家族、重血緣、重倫理的傳統，宋神宗與王安石發起的這次改革其實是在向傳統倫理的挑戰。改革調整宗室授官制度減少了宗室開支，宗室官員數量銳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冗官冗費的財政危機。

此舉，王安石需要有勇氣、有擔當，神宗皇帝也需要有絕大魄力。

就在王安石心下惴惴不安的時候，卻意外發現，這一次沒有一個朝臣跳出來對此項改革說三道四。

司馬光對此項改革不置可否，向來反對變法的蘇東坡則不吝讚美之詞，稱王安石此舉「深計遠慮、割愛為民」。

在遏制宗室冗官惡性膨脹之事上，變法派與反對派之間難得的達成了高度一致，一時間朝堂之上出現了短暫的和睦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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