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紀事：稚嫩的硬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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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東升鄉六年級的孩子們 關軍 攝

以下內容是作者在篇末的「寫在最後」，今天推本文節選時，放在篇首。

這是一部非虛構作品，行文中，為了尊重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對鄉級以下地名及每個學生的名字都做了處理。此外，口述實錄部分不可能完全照搬錄音，會做適當的內容刪減和位置調整，但我提醒自己要忠實於表述者的原意，希望做到了這一點。

我懷有深深的不安——初春的草木芳香中，我約談了十幾位遠離家人的學生，觸碰了他們內心中某些最隱秘的部分，那絕對不是明媚的、芬芳的時刻，對於這種無法讓人愉悅的心靈探尋，我要向接受或拒絕的學生說一聲：對不起。

我不喜歡「留守兒童」這個稱謂，無奈它約定俗成，我在行文時無可躲避，只能把使用頻次降到最低。

「留守」一詞的本意中，意味著某種責任，然而，孩子們卻是在如此被動地忍受，忍受歷史、現實問題累積在他們身上的苦痛。

我時常懷疑，在這樣的時代去關心一群農村孩子的心靈狀況，是不是太奢侈了？我的懷疑有兩個原因：其一，親情缺失是一種特殊的痛，只能以親情回歸撫慰之，然而這種缺失很難挽回，它將是一代甚至兩代青少年無可選擇的宿命。其二，絕大多數國民對自己的精神世界都照看得那麼潦草，他們能超越簡單的同情心，真正去關切一個遙遠群體的內心世界嗎？

同情心對城市中產階層而言不算什麼奢侈品，甚至是某種內心需求。當「留守兒童」僅僅作為一個辭彙存在，我對那個群體一無所知，卻有著豐富的想像。這次，從想像走向真實生活的時候，我打定主意，不去迎合任何廉價的憐憫。

我在東勝鄉所做的全部努力，不是為了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而是尋求一種理解的可能，理解那些學生的堅韌與柔弱，理解他們的自我安慰與自我激勵，理解他們的逃避，理解他們的隱忍。

請相信，理解是比同情更珍貴的情感，對於鄉村的孩子們而言，也是他們更樂於接受的。

鄉村紀事：稚嫩的硬殼

一

計程車如同前置了兩盞礦燈，昏黃的光僅夠照亮一小段路，光柱在路面大幅度地搖晃，可以看到深淺、寬窄不一的車轍彼此交錯。四下里黑漆漆一片，我知道自己是沿著嘉陵江邊的舊道逆江流而行，卻對它無法感知。

從廣元機場的高速路拐進一條土路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算是完成了暫別一種生活的儀式。對我而言，此行確實不同尋常，長時間的鄉村生活經歷，不曾有過，在鄉下過年的經歷，不曾有過，與農家孩子朝夕相伴幾個月的經歷，也不曾有過，後者甚至是難以想像的。

個把月前，劉新宇說起那個計劃的時候，我倒是沒有絲毫的猶豫，相反，我覺得他說的一個月遠遠不夠，至少要三個月，而且包括春節。並不是要刻意挑戰什麼，而是課題本身對我有著莫名的吸引力，必須潛進去。

劉新宇是「上學路上」公益機構的發起人，關切的是鄉村留守兒童問題，他覺得，對於這個超過六千萬的龐大群體，社會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像之上。他想通過調查問卷、紀實影像、紀實文學的綜合手段，完成一部「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為那些熱切的援助之情找對方向。

多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寫打工浪潮影響下的中國鄉村，尤其那裡的孩子，他們離工業化的轟鳴聲最遠，受社會劇變的影響卻可能是最深的。以浸入式的長程觀察，讓更接近本真的心理狀態呈現出來，這是劉新宇對紀實作品的期待，也是我的興趣所在。

一路上，除了在夜色掩護下嚴重超載的貨車，很難遇到其他車輛，這些大傢伙負荷著江底挖出的沙石，迎面而來，強光漸近，地面微微震顫。健談的計程車司機介紹說，我們正行進在四川、陝西、甘肅的交界區域，道路的破敗，體現的恰恰是「三不管」地區被忽視的境況。

出發之前，我在地圖上留意過目的地的位置——甘肅東南的一個縣，偏居該省一隅，像某種兩棲爬行動物甩出的尾部，就中國的版圖而言，它幾乎位於正中心，但現實情況是，層層山脈的包裹讓那裡更像注意力的盲區。

為了選點，費了不少心思。我想，既然要觀察更具普遍意義的留守兒童心靈狀況，應該躲開某些極端因素，它們對作者、讀者都會形成干擾。我心目中的理想條件是，當地打工家庭的比例接近全國平均值，經濟不發達卻也不算特別貧困，生活環境不至於用艱苦來形容，這一切，甘肅東南部山區基本符合。公益機構推薦了東勝鄉九年制學校，算上學前班，學生年齡跨度超過十歲，可選擇範圍足夠寬。

山路像是永無盡頭。車窗外依舊黑漆漆一片，星月全無，根據有限的信息，我想像著即將抵達的目的地——冬季平均溫度比北京高出四五度，濕度較大，層巒疊嶂，植被茂密，應該與我熟悉的北川比較接近吧。對於那些大山深處的孩子，則實在想不出會是怎樣的狀態。

車燈的光在路面上晃得很厲害，某些時候，我的大腦陷於一片空白。

就心境而言，我簡直是與留守兒童身處兩極——由於我幼年羸弱，母親過度瑣細的關心一直延續到我的成年階段，對於她的「愛」，我長期處於抗拒和逃逸之中。依戀父母？這種情感對我來說過於陌生了。

因為忐忑，我做了足夠多的準備，浸入的決心也遠勝於一般寫作者。對這次選擇，我其實是被雄心激蕩著的，臨行前還曾向朋友宣告：要發現留守兒童的真問題。

我打開手機里的一個文件，默讀著這麼幾行字：

留守兒童心理不健康的表現

1、自我傷害，比如自殺（有調查顯示，不少的留守兒童有自殺傾向）

2、暴力傾向（根源是對父母的憤怒，通過攻擊他人或暴力電子遊戲釋放）

3、其他問題（早戀、沉迷網遊、偷東西、學習態度差）

離開北京前，我向至少四位青少年心理學方面的行家求教，收益可謂不小，我把各項要點存進手機，像錦囊一樣隨身攜帶，那幾百字里，除了上述內容，還包括與孩子溝通的一些原則、技巧。

計程車一直逆水流上行，它從一個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機說，已經進入東勝鄉地界了，我對六個多小時的顛簸之苦渾然不覺，取出手機，又把錦囊里的幾百字默記了一遍，以便讓自己踏實一點。

漆黑的夜裡，屏幕的光線有些刺眼。

東勝鄉以為學生的山上老宅 關軍 攝

二

在東勝的第一晚，我住進學校圍牆外的家庭旅館。近在眼前的新麻煩驅散了我一路上的憂慮，那就是，怎麼熬過異常濕冷的冬夜？

我穿著厚實的毛衣毛褲，蓋了兩床棉被，把低功率的電熱毯調到最高一檔，身子勉強暖和了，而面部還暴露在外面，整個晚上，似乎有某種力量不斷從那裡向外抽取熱量，尤其臉頰，就像塗抹了很多薄荷，冰涼之極，讓人無法入睡。

這一天是2014年12月21日，遠非最冷的冬夜。此後我住在學校宿舍和農家，全都沒有室內取暖設備，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穩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會凍醒，那就再喝一杯。我好奇地找來一支溫度計，連續好幾次，半夜醒來，看到它標記的室溫只有三攝氏度，在喝第二杯白酒之前，我會有點疑惑：自己究竟睡的是宿舍還是冰箱的冷藏室？

不久我了解到，學生不允許使用電熱毯，也不會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由於住宿條件所限，每間擁有十張鋪位的學生宿舍，居住人數通常接近二十人。整個冬天，咳嗽聲是我最深刻的聽覺記憶，大約半數的孩子處於感冒狀態，相當一部分的感冒已經成為常態，這說明人多也不是禦寒的好辦法。

圍牆那一側的電子起床號響了，一位駐校社工如約而來，帶我走向校園。

在操場列隊的孩子們，目光整齊地移向拖著拉杆箱的陌生人，帶著農村人打量人的那種直率。他們的穿著並不破舊，只是相當一部分顯得不夠清潔，更有一些孩子的鼻孔掛著鼻涕，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第一陣課間鈴很快響起，離第二課堂最近的六年級學生瞬間湧進來十多個，當時我正與另一位社工聊天，他們就圍在我們四周，並與我保持著他們認為安全的距離。學生們的目光躲躲閃閃，但還是會落到我身上，他們的耳語輕微得幾乎聽不到，幾個學生湊到社工近前，打探著什麼——我們之間彷彿隔著玻璃罩。

「幹嘛不親自問他呢？大膽一點。」社工發出鼓勵。

「是啊，有什麼想問的，說嘛。」我帶著笑容附和。

尷尬又持續了半分鐘，我依舊受困於玻璃罩，直到一個劉海齊整、穿著毛線馬甲的女生打開缺口。

「您是作家？您寫過什麼書？」她連續發問，「可不可以給我簽個名？」

得到簽名的肯定答覆，轟的一下，那些學生跑出又跑進，他們爭搶著把筆和本子遞到我的眼前，轉瞬之間，現場氣氛炸了鍋，玻璃罩無疑已被擠成了粉末。我叫陸紫嫣，我叫金馨雨，我叫王詠梅，我叫何雪菲，他們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多麼想努力地記下全部，以便下次被問到「還記得我嗎」，我可以大聲說出並收穫對方滿足的神情。隨後幾天，那問題確實不斷被問到，更多時候，我都要慌亂地解釋自己的記憶力如何糟糕，「不讓孩子覺得被忽視」，這是一條想做卻沒做好的準則。

最先打破沉默的那個女生是校長的女兒，說話帶著朗誦腔，哪方面都顯得很特別。與她形影不離的金馨雨，我也很快記住了。其他同學還處於暗自觀望我的階段，金馨雨已經用「嗨，大哥」打招呼了。她臉色紅潤，額頭突出，碰面時會瞪大眼睛，並不斷搖動手臂，把自己的熱情表現得比任何人都充分，有時她甚至對我說：嗨，壞蛋。

按照預想，六年級學生是比較理想的重點接觸對象，他們思維、表達能力相對成熟，對外部世界的熱情依然旺盛。與金馨雨熟悉後，我更確信先前的判斷。當然，必須提醒自己不要對熱情的孩子產生依賴，錦囊里有這麼一句——

要看見所有孩子，活潑的、安靜的都要看見。

我打開學生花名冊，上面有年齡、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關注的「留守與否」，我想儘快記下六年級每個學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們——那些缺席了索要簽名的喧鬧場面的孩子。

東勝的天，晴得徹底，陰得也徹底，我到達的第一個月基本都是如此。陰天讓人覺得寒冷加倍，一天早晨，我看到操場邊的藍色乒乓球台結了厚厚一層冰霜，幾個低年級學生用手在上面畫出花朵圖案，帶有幾分清冷孤寂之美。

我注意到一個叫羅睿的六年級學生，胖墩墩的，眼睛很小，可能發育期較晚的緣故，無論身高還是樣貌都更像一個孩童而非少年。他通常獨來獨往，不湊熱鬧，缺少十二歲孩子該有的活潑和好奇心。我想尋找與他關係密切的玩伴，結果發現，那個玩伴就是他自己。回家路上，羅睿喜歡走在窄窄的路沿上，像平衡木選手那樣上下擺動雙臂，在學校里，這孩子也透著一種沉默的活躍，要麼走路時身子傾向一側，要麼把手臂縮進衣袖深處，搖晃空蕩蕩的那截「水袖」，要麼腰身後仰，鞋底緊貼地面蹭出一串小碎步，伴隨這類動作，神情顯露出與自己玩耍的滿足感。我把這些視作孤僻孩子的特徵。

一位女生說，別看羅睿不愛講話，卻從來不肯吃虧，誰要是開玩笑打他一下，他一定會打回來，下手很重，然後轉身就跑。他還給任課老師留下性格脆弱的印象，一旦別人說他不好，他會哭。

報名冊告訴我，羅睿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於是我很想尋求這種境況與其性格之間的某種聯繫。他的家就在鎮上，五分鐘的路程，我提出午休時間跟他去家裡「耍耍」，他不帶任何神情地回復：「行。」

半山坡上一座土木結構的老宅子，就是羅睿的家，他的親弟和一個堂弟在看動畫片，打工剛回來的舅舅在擺弄手機，少言寡語的外公外婆張羅著午飯。向長輩介紹客人的時候，羅睿只用了兩個字：「作家。」然後就把我丟在光線暗淡的屋裡，端著一碗泡麵出去了，他與兩個弟弟沒做任何交流，放下餐具就趕回學校——後來發現，每天中午和晚上他回家吃飯的時間都非常非常短。

羅睿的父母在山西的磚廠工作，臨近春節才會回來，與孩子電話聯繫不算多——我從羅睿的舅舅那裡獲得如此有限的一點信息。

幾乎每一天，我都利用課間去看看羅睿，拍拍他的肩，翻翻他的筆記，再試圖搭訕幾句。他的回應總是簡單之極，假如覺得我的搭訕沒有答覆的必要，他就保持沉默。

我照著錦囊的提示做了，我看見了羅睿，但始終無法獲得他的友誼，直到離開東勝，仍然沒什麼進展。

在六年級，鞠玉蘭也是少數幾個喜歡單獨活動的學生之一，不過與羅睿的風格不同。每逢課餘，她總是進進出出，東瞧西逛，在第二課堂，別的學生大多在看書或是玩遊戲，鞠玉蘭則是漫無目的，注意力難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鐘。

很快發現，鞠玉蘭比別的學生更留意地在暗中觀察我，她似乎想引起我的注意，又有些猶豫。這個扎著馬尾辮的女生個子不高，臉蛋圓圓的，總是咧著嘴，一副笑嘻嘻的樣子，但面部肌肉並沒有處於愉悅的狀態。最初幾天，我甚至覺得這個眼神不夠靈動的女生有點沒心沒肺。

操場上的午餐 關軍 攝

三

東勝是一個較偏遠的鄉，到縣城需要兩小時車程，蜿蜒於高山、溪流之間的鄉路近兩年才完成硬化，應該也是受益於災後重建政策。

東勝的耕地最多只能用分來計算，一望無盡的大山大致呈45度斜坡，每一處稍緩的坡地都被開墾出來，種上苞谷、麥子、包包菜，它滿足東勝六千多名村民的所需尚且勉強，再難帶來額外的收入。不過，生活環境的閉塞加之西北人的故土情結，使得人們對外出打工心存憂懼，2008年以前，多數人到過的最繁華之地就是寒酸的縣城了。

2008年四川地震的北震中位於北川，與東勝的直線距離只有兩百公里，那場大災難帶來極其強烈的震撼，也為東勝的生活帶來顛覆性的改變。按照政策，當地家庭若重建房屋，可以獲得兩萬元的補助，還可以申請三萬元以下的貸款，幾乎所有家庭都選擇享受這項政策。我看到多數新房的水泥房頂還豎著鋼筋，似乎在示意：我們還準備繼續生長。即便只建了半成品，清償貸款依舊成為絕大多數家庭的負擔，短時間內，外出打工家庭的比例迅速由20%躥升到80%，這實乃無奈之選。

對於早就席捲中國農村的打工潮，東勝人後知後覺，而且是出於「被迫」，不過，外出的潮流註定不可逆轉，他們很難再回到田地里了。最近幾年，重體力勞動的薪酬大幅增長，即使工地上的小工，日薪也不會少於120元，工作三兩個星期，就等於以往農業勞動一年的所得。東勝的壯年打工者，普遍缺乏文化與技能，大多是建設工地的小工，他們也正好是學生父母那一輩。

從學前班到九年級，東勝學校一共有十個班級，2014年8月採集的數據顯示，註冊學生共有362人，其中166人標註為留守狀態，佔比為46%，其中最普遍的情況是媽媽持家，爸爸打工。

對於打工家庭而言，可支配收入轉瞬之間增加了十倍甚至更多。東勝的生活已經算不上貧困，孩子身上也看不到哪怕一塊補丁。

家人外出打工的影響，在學生身上看得出來嗎？我和學校的現任、前任校長以及老師們都聊起這個話題，多數人的看法趨於一致：留守兒童問題在這裡並不嚴重。一方面，家長打工已經很普遍，學生不至於自卑，一方面，大多數學生都要住寄宿學校，與家長相處的時間有限。

談到偏遠農村孩子的適應能力，前任校長的說法是「習慣於逆來順受」，他是土生土長的東勝人，這句讓人難受的表達，想必來自其親身體會。

一位女社工經常要接受六年級以上學生的諮詢，他們的問題帶有青春期的特徵，既包括生理上的疑惑，也包括在友情、愛情上的諸多煩惱，沒有人向她說起家人不在身邊帶來的煩惱。

他們的說法讓我有些沮喪。中國偏遠農村難道真的有某種特質，足以使得心理學的一般規律失效？難道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被有意無意地誇大了？

出發前，我很希望僅僅帶上眼睛，通過觀察去發現「真問題」。現在我不得不想想了，真問題真的存在嗎？

到東勝的最初日子，對濕冷的畏懼非常強烈，而且，我不確定這樣的忍受會有所收穫。一個下午，我在位於三層的宿舍里出神地望向窗外，隔著一道小河，對面是一座大山的陰面，我發現太陽下行的軌跡與山的斜坡竟然高度重合，這讓整個太陽下落的過程顯得非常漫長，像是順著樹叢滑下去的，白花花的陽光灑到水泥地面，被鐵欄杆切割成一些條塊，看著它們在地面緩緩地變暗，就會意識到，寒夜正在逼近。

寒假前的家長會，東勝鄉有些孩子的父母回來了。 關軍 攝

四

東勝學校的下課鈴聲是一小段音樂，很悅耳，哪個孩子不愛這鈴聲呢？它像打開了一道閘門，喧鬧的人流從樓道里湧出來，無論操場還是教學樓走廊，轉瞬間達到沸騰狀態，三百多名鄉村學生似乎有用不完的活力，即使不大說話的羅睿，也在獨自蹦蹦跳跳。我同樣愛這下課鈴聲，它意味著可以走近學生，沖他們微笑，陪他們耍，等待他們的信任。到達東勝一周，我認識了差不多一半的六年級學生，也大體掌握了他們的家庭情況。

習慣我的存在之後，少數孩子結束了沉默，帶著他們的問題跑到我身邊。

「關老師，你會一直在這裡嗎？」學生們很關心這一點。

「不會，我計劃明年3月底回北京。」這是讓他們失望的回答，但如實告知也是我確定的準則之一，要讓孩子對分離有心理準備。

「關老師，北京歡嗎？」只有兩個孩子這麼問。「歡」在當地方言中有好玩、讓人高興等含義，他們對於我所生活的那座遙遠而著名的城市，對於外部世界，並不怎麼好奇。

「關老師，你會把我寫進書里嗎？」一個常見的問題。

「我會寫你們的生活，但是，可能不寫真實的姓名。」在東勝這幾個月，我希望自己極盡坦誠地面對學生，只是暫時要隱瞞一件事——我對留守學生的關注。

「關老師，你會給我們上課嗎？」

「我不上課，我只負責陪你們耍。」這是令孩子們開心的消息，一個來自北京的作家，居然只是來耍的。

他們哪裡知道，這位新朋友為了與學生相處得更「歡」一些，簡直是處心積慮呢，他提醒自己遵循錦囊里的如下提示——

多鼓勵孩子。

多擁抱孩子。

只看到孩子積極的一面，不好的一面裝沒看見。

當學生偷看別人的日記，當學生熄燈後在宿舍喧嘩，當學生抄襲別人作業，當學生以零食代替食堂飯菜……全都裝沒看見？還真不是說說那麼容易，好吧，我儘力而為。

最初的接觸階段，我總是對學生說：「你們可以像我的朋友那樣，稱呼我『關大』。」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希望進一步拉近距離，而且，我也擔心他們把我等同於老師。在這所鄉村學校，多數老師輕而易舉地樹立起自己的威嚴，體罰學生則是常用的手段，我從學生那裡得到的反饋是，他們對老師非常畏懼，但並不尊敬。前一學期，三四個學生半夜越牆出走的事發生過兩次，分別是四年級女生和五年級男生，均與教師的體罰有關。

一天下午，學生們都在操場上玩耍，一個四年級女生獨自站在旗杆前，垂著頭，顯得很醒目，有社工和同學過去勸她，她不肯說話，眼淚流了下來。她被罰站的原因是課堂上用故事盒子（一種接近於MP3的公益贈品）聽歌，盒子被沒收。

在學校里，對老師的懼怕會在一些細節上體現。有一次，我看到一隻乒乓球滾到兩個正在聊天的男老師腳邊，幾個四五年級的孩子面面相覷，都不敢過去撿球，只好求一個路過的低年級孩子幫忙。

學生上課的時間，我有點無所事事，在街上或操場慢慢踱步，想著自己的難題。操場此時是烏鴉收復的領地，它們在大片的空地上悠閑地信步，心滿意足。

有時我也留意喜鵲們的忙碌時刻。緊鄰宿舍樓的牆外有一棵杜仲樹，樹冠上赫然築著很深很大的喜鵲窩，深得足以藏下許多秘密，以它為圓心，成年喜鵲「喳喳喳」鳴叫著，不斷飛返又飛離，我猜想，窩裡面或許有幼鳥需要照料。

一個中午，金馨雨突然在二層外走廊上大哭起來，誰勸都沒用，過了一會兒，她回到自己座位，繼續釋放悲情，她帶著哭腔抱怨幾句，然後趴在課桌上大哭幾分鐘，這情形重複了幾遍。她哭得太凶，聽不清說了什麼，只是大略知道，一個男生開玩笑時說了一句「你媽要走了」。我聽說，金馨雨的痛哭上課之後還持續了一陣，這悲傷來得如此意外，而且像她平素展現的歡快一樣，顯得色彩濃烈。

一節課以後，金馨雨又恢復了活力，「嗨，大哥」地喊著。我知道，避免難堪的好辦法就是假裝什麼也沒發生。

一位社工告訴我，一個七年級女生曾找她解惑，也是因為類似的激烈反應。那女生很活潑，自認為有男孩子性格，但某些時候比其他女生更敏感，一旦別人提及媽媽如何如何，她就會情緒失控。

我把這些事情記在心裡，只是尚不知道，適合以怎樣的方式去探尋她們情感的秘密。

在對我觀察一段之後，鞠玉蘭與我的交流多起來，還喜歡搞點惡作劇，比如溜到我身後輕輕捅一下，然後若無其事地走開，這種事幾乎每天都發生。

鞠玉蘭進行著風格獨特的自我表演，在走向我或是另外兩位社工的時候，她經常很誇張地作躡手躡腳狀，腿打著彎，身子弓著，手臂不自然地端著，或是像京劇舞台的龍套演員出場一樣，鞋貼著地面，快速地划動小碎步，表情也是神秘兮兮的樣子。相比於羅睿的自我陶醉，鞠玉蘭是希望被看到的。

第二課堂書架上面，有一個紙杯，裡面插著十多支用彩紙和廢筆芯製作的玫瑰花，鞠玉蘭取下來，告訴我這是她的手工，叫「芳香玫瑰」，她拆開一個，給我演示花瓣是怎麼摺疊的，她的手很巧，而且追求完美，反覆說這個沒弄好，不好看。不久，我招呼幾個學生一起在黑板上寫字玩，鞠玉蘭最初不願參與，後來試著寫了幾個，總是邊寫邊擦，很在意字的好壞，又顯得對此沒信心。

緊張的期末考試結束了，放假前，幾個學生在本班教室的黑板上寫寫畫畫，多為「老師辛苦了」之類，年輕的班主任走進來，看了看黑板，表情嚴厲起來：「誰在黑板上亂寫亂畫？趕緊擦了！」幾個學生不敢作聲，乖乖地從黑板上抹去了在我看來難得一見的抒情。

也是在那塊黑板上，我寫下手機和QQ號碼，期待著會有學生與我聯繫。

教師放假比學生要晚一些，利用這個空閑，我去找六年級班主任聊天，聽聽她對留守學生的看法。

張老師教語文，她發現學生都學會了使用套話，作文中很難看到真實的感受，教程中有幾個段落安排了「口語交際」，以此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很多人說話時聲音很小，甚至頭都不敢抬，這種偏遠山區孩子的怯懦，在留守兒童身上更突出一些，張老師記得，有一次「口語交際」的題目是關於親情的，有學生為難地問：老師，可以不說嗎？

與張老師談過自己心事的，似乎只有金馨雨，她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感情出現危機，正在鬧離婚，其他學生的家庭情況，這位班主任都是間接獲知的，那些信息帶給她的感受是，單親家庭的孩子心理問題會更嚴重一些，也包括金馨雨那種情況。37位學生中，一個男生的爸爸在施工隧道里遇難；一個女生的媽媽久病不治，去世後留下天文數字的家庭債務；另一個女生的爸爸因賭博輸錢而自殺，都是最近三兩年的事。還有一個男生，三四歲的時候就被有了外遇的媽媽拋棄，爸爸平時也在外打工，那是一個比羅睿更沉默的少年，被同學們稱為「憂鬱王子」。此外，有三四個學生面對的最大困境是家長的暴力或家庭的重組。吳子琦，我在本子上記下了「憂鬱王子」的名字，卻對他完全沒有印象。

年輕的張老師已帶班兩年，她講出許多我觀察不到的東西。她認為缺少家人關愛的孩子更缺乏自信，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聽課的時候會走神。

「我個人沒有留守經歷，對於他們的心理很難理解。有誰會關心農村孩子的心理呢？我這代人也一樣，都是自己承受。」

聽到孩子們的壓抑、怯懦，我感到難過，但又不能否認，作為一個採訪者，我內心深處更想聽到的消息，是他們確實面臨困境，而不是憑藉「逆來順受」搞定一切。

關軍，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無後為大》《大腳印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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