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航起義：1949年，12架客機如何瞞天過海飛回大陸？

位於北京昌平小湯山的中國航空博物館，陳列著一架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研製的CV-240型客機。這架飛機被毛澤東主席題名為「北京」號，但它最初的外觀卻噴塗著原國民黨政府的標誌。它是1949年震驚世界的兩航起義領隊機。

68年前，這架當時名為「空中行宮」的中國最大客機，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後，悄悄改變了原定飛往台北的航向，引領11架飛機一路向北。

歸來的12架飛機和兩航人員，成為新中國民航史上濃墨重彩的最初一筆。在其鼓舞下，國民黨在香港的27個機構相繼起義。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曾經豪華的「北京」號已經退役，而中國民航事業早已躋身世界前列：民航運輸總周轉量和客運周轉量持續穩居世界第二位，國產大飛機C919不久前成功首飛，世界最大航空樞紐北京新機場即將建成……

中國民航振翅高飛，風鵬正舉。

困境

1949年11月9日清晨5點，香港啟德機場的跑道上，停靠著12架整裝待發的飛機。晨色朦朧中，兩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飛機中最大的「空中行宮」號。剛上飛機，其中一位男子就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廁所和後艙仔細檢查，他擔心飛機上混進了國民黨特務……這名男子是原國民黨中央航空運輸公司（簡稱「央航」）總經理陳卓林，與他一同登機的，是原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簡稱「中航」）總經理劉敬宜。

劉敬宜（左）和陳卓林（右）。

兩位航空公司總經理乘坐飛機出門，本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這一次，兩人都格外緊張，因為他們的飛機並非飛向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將在空中悄悄調轉方向，飛往北京。

從英國控制的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在國民黨的眼皮底下瞞天過海，北飛，對於站在命運十字路口的兩位民航巨頭，以及他們掌舵的中航和央航兩大公司來說，並不容易。

中航成立於1930年8月1日，由國民政府和美國的公司合資經營。央航的前身是成立於1931年2月的歐亞航空郵運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組為中央航空運輸公司。

生逢亂世，初創時期的兩家航空公司經營異常艱辛，但抗日戰爭後期的「駝峰空運」，以及抗戰結束後從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複員運輸」，給了兩家公司迅速發展的機會。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經擁有飛機60架，運輸總周轉量在當時的國際民航運輸協會各成員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央航也擁有了2700餘名員工，42架運輸飛機，其中6架還是美國最新式的CV-240型飛機，可謂與中航並駕齊驅的國內民航巨頭。

1948年底，隨著解放戰爭進入後期，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國民黨節節潰敗。當國民黨被阻隔和包圍在水陸交通幾乎斷絕的個別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區時，空中運輸就成了其支撐戰局最重要的生命線。除了空軍，兩航公司的飛機也被要求運兵、運糧、運彈藥，只剩下少數客機正常運營。

更嚴重的是，隨著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國民黨政權不得不向南方遷移，而大本營在上海的兩航公司不僅航線隨之急劇萎縮，還接到了當局一道又一道南遷的指令。1948年12月開始，兩航在風雨飄搖中陸續撤至香港。

按照國民政府的本意，兩航應遷至當時國民黨掌控的昆明或海峽對岸的台灣，但劉敬宜和陳卓林很清楚，昆明只是暫時安全，台灣更是彈丸之地，去那裡發展航線基本只有死路一條。他們不約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機航組遷到了香港——當時遠東地區最重要的國際航空港。

孰料，號稱「自由港」的香港並沒有帶給兩家公司轉機。兩航的規模，在當時的亞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樹大招風，自然會與英資同行產生利益衝突。據說，當時有一位英國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飛機，看到機場四周到處都停放著中航、央航的飛機，當場就對接待人士大發脾氣：「這裡是中國的機場還是英國的機場？」

果然，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處就通知中航，須於一個月內將中航飛機大修廠和發動機修理廠遷出啟德機場。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當局又先後下令徵用中航兩處廠房，並限於8月15日移交。重壓之下的劉敬宜無奈慨嘆：「今天我們面臨的已經不是一個如何渡過難關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求得生存的問題。」

央航公司因為規模稍小，沒有受到直接衝擊，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時僅剩下6條航線，員工們的生計眼看也沒著落了。

大陸已撤離，台灣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擠，擁有幾千員工的兩航公司究竟該何去何從？劉敬宜和陳卓林陷入了困境。

一張箋條

或許是對後來的困境有所預料，或許是對共產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劉敬宜在離開上海赴港的最後關頭，留下了一張關鍵的箋條。

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上海。時任華東航空接管委員會的蔣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殘留在上海的資產。這天，蔣天然從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員手中發現了一封信：

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飛機及各種設備，均應妥善保管，並清點造冊，將來移交給新政權。

信上沒有落款，但蔣天然很快確認，這封信正是劉敬宜臨走前留下的信箋。與信箋一起留下的，還有683名員工，相當數目的美元、黃金、銀元，以及價值不菲的航空汽油和飛機器材。

蔣天然是個老航空人，早在1945年，他就參與過東北老航校的建設。那時，老航校汽油緊缺，他還試驗出可替代汽油的96度高純度酒精，解了航校飛行訓練的燃眉之急。見到劉敬宜留下的箋條和物資，蔣天然立刻意識到，眼下正是一個機會，一個可能爭取劉敬宜甚至兩航公司的機會。

他立刻向時任上海軍管會主任的陳毅和副主任粟裕彙報了情況。不久，一份《爭取兩航公司的工作報告》擺在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建議策動兩航起義。周恩來當即回電同意。

事實上，爭取兩航的想法並非一時萌生，而是由來已久。

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時，中共中央就意識到，民航事業將是未來新中國的一個巨大缺口。況且，敗局已定的國民黨軍，尚未放棄最後的掙扎，包括兩航在內的空中運輸力量，正是他們最後的救命稻草。如果能夠爭取中航和央航，制衡國民黨的「空中補給線」，不僅有助於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更將為新中國的民航事業奠定基礎。

正因如此，1949年2月，中共中央就曾與央航總經理陳卓林的人秘密聯絡過。出身於軍閥隊伍的陳卓林，早年投靠了蔣介石，但因非嫡系一直得不到重用。1943年央航運營狀況處於最低谷時，陳卓林被排擠出軍界，派任央航總經理。他對蔣介石可謂積怨頗深，於是，1949年2月，他便密派人手與我黨接觸。同年4月，國共兩黨在北京和談時，秘密將國民黨和談代表張治中的家屬送至北京的，就是央航的飛機。

與陳卓林不同，劉敬宜是個典型的技術人才，受「實業救國」思想影響很深。他曾先後就讀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密執安大學，歸國後深受蔣介石器重，一直擔任工程技術領導工作，與其他國民黨高層之間的關係也頗為密切。

爭取劉敬宜，似乎並沒有十足把握。但劉敬宜留在上海的箋條，卻像一顆定心丸，讓此事有了轉機。倘若他真的對國民政府完全信任，對共產黨充滿敵意，必然不會做出如此交代。

很快，周恩來決定，由「特工之王」李克農負責，全力策動兩航起義。接受任務後，李克農很快聯絡起了一張鋪天蓋地的情報網，其中包括中共地下黨的香港系統和上海系統、中共中央統戰部、有關民主黨派等。

被派至香港直接組織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薦的中共中央情報部幹部呂明，以及潛伏在央航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查夷平。前者，曾在美國學習飛行時與劉敬宜結下師生之誼；後者，是央航時任副總經理，資格老，人脈廣，1949年4月央航密送張治中家屬去北京，就是查夷平冒險安排的。

呂明和查夷平臨行前，周恩來親自接見了他們並囑咐，務必要停止單機起義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驚蛇，要努力爭取兩航員工的全面起義。

1949年8月中旬，28歲的呂明和54歲的查夷平肩負著周恩來的重託，乘輪船前往香港。他們沒有想到，就在二人抵達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現了意外。

單飛

1949年8月24日，呂明、查夷平到達香港的當天，就去拜訪了態度相對積極的陳卓林。兩人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處於困境的陳卓林高興地歡迎兩人，雙方相談甚歡。

誰料，第二天下午，陳卓林正在辦公室查閱文件，秘書進來報告：央航飛行員李福遇駕機跑了！跑到大陸共產黨那邊去了！軍閥出身的陳卓林一身江湖氣，聞聽此言頓時怒了：昨天還與共產黨談得好好的，一夜之間，就背著我搞出這種事，這不是挖我的牆腳嗎？太不夠意思了！生氣的不只陳卓林，很快，遠在台灣的蔣介石也得到了消息。陳卓林不得不奉命赴台述職，又挨了蔣介石一頓訓斥。

陳卓林哪裡知道，呂明和查夷平出發前就被指示停止策反單機起義，這一次李福遇駕機北飛，純屬巧合，兩人事先也根本不知情。

原來，早在兩航還在上海之時，中共上海情報部門就已經打入其內部。兩航遷港後，中共香港地下黨很快與潛伏在兩航內部的中共秘密黨員——中航香港辦事處處長何鳳元、報務員陳耀寰、陸元斌等人取得了聯繫。呂明和查夷平抵港前的兩個月，何鳳元就接到香港地下黨的任務，策反劉敬宜。

據何鳳元的夫人張瀅華回憶，何鳳元接到任務後左思右想，覺得自己只是個小小處長，要單獨說服劉敬宜確實力不從心。於是，他找到自己的清華同學、中共香港地下黨負責人、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介紹劉敬宜與喬冠華會面。為防止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張瀅華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開張的一家英商豪華酒店開了一間房，作為劉敬宜和喬冠華會面的地點。

在酒店房間，喬冠華和劉敬宜足足談了一個晚上，他誠懇地為劉敬宜分析國內外局勢，告訴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著兩航，回大陸，對於中航的現狀和未來發展，都是最好的選擇。顯然，這句話給了劉敬宜新的希望，用何鳳元的話說，這次會面「在爭取劉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進展」。可惜，態度和氣的劉敬宜並沒有就起義明確表態。喬冠華和何鳳元感到了劉敬宜的顧慮重重，於是，他們決定先策反個別飛行人員，以敦促劉敬宜下決心起義。

就這樣，策反的目標鎖定在了中航飛行員李培槐和央航飛行員李福遇身上。這兩位飛行員曾在中航共事，抗日戰爭時都參加過「駝峰空運」，飛行技術了得，尤其是李福遇，還當過蔣介石專機的副機長，但不管是在中航還是央航，兩人卻都被外籍員工欺壓，算得上一對難兄難弟。

直接策反這對難兄難弟的，是地下黨員、中航報務員陳耀寰。按照原定計劃，兩人應在8月27日每人一架飛機，同時起義。不想，起義前兩天，李福遇得到一個偶然機會，竟先行駕機起義了。

陳耀寰在《李福遇從廣州駕機起義的經過》一文中詳細記載了這次突發事件：8月25日早晨，李福遇搭乘央航的501號班機去廣州，提前察看白雲機場的警衛情況，以便為兩天後的起義做好準備。沒想到，飛機在廣州降落後，旅客都走了，機組人員也去吃飯了，還沒下飛機的李福遇發現，機場警衛人員似乎沒怎麼留意他。再一看油表，飛機竟然已經加滿了油，這簡直像是特意為他起義準備的飛機。「這個機會很好。」一個念頭閃過，李福遇當機立斷，拔掉機輪梢子，卸下方向舵夾板，取下機梯，就發動了飛機。飛機起飛後，機場出動了一輛吉普車來追攔，指揮塔台上傳出了喊話的聲音，李福遇都沒有理會，徑直飛向了東北方向。當天下午，李福遇駕機降落到已經解放的南京明故宮機場，三天後，又從南京飛往北京南苑機場，並在那裡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單機起義的李福遇受到了北方軍民的熱烈歡迎，也在兩航員工內心激起了不少波瀾，這本身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兒。可這件好事兒，對於全面爭取兩航的工作卻是意想不到的衝擊。面對大光其火的陳卓林，呂明和查夷平只能一邊向陳卓林解釋，一邊抓緊補救，儘快聯繫香港地下黨方面統一行動。

很快，呂明先後與何鳳元、陸元斌、陳耀寰等人接上了頭，並一一傳達了中央的決定。9月初，呂明召集會議，兩航起義的六人核心小組成立，成員除了呂明、查夷平、何鳳元、陸元斌、陳耀寰五人，還有中央社會部駐香港的情報人員朱漢明。策動兩航全盤起義的戰鬥，終於要正式打響了。

分層策反

全盤起義，其難度完全不是單機起義的簡單累加，兩航公司上下幾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盤起義又必須有足夠的人員參與，要讓多架飛機及備用器材和設備飛上天，不僅要策反足夠的飛行員，還需要機務、航務、地勤等各個部門的協同配合。

六人核心小組決定採用分層做工作的辦法，上層主要是指總經理等高層管理人員，中層主要是飛行員、各業務課長等，基層則包括機械員、報務員、航材員等。他們對任務做了明確分工，呂明全面負責爭取兩航總經理和飛行人員的工作；查夷平主要負責爭取陳卓林等央航上層；何鳳元負責爭取劉敬宜等中航上層；陸元斌、陳耀寰負責爭取飛行人員和兩航基層人員；朱漢明則負責與情報部門的聯絡。

分工完畢，呂明換上唯一的一套高級西裝，開始活躍在香港豪華的酒吧間、咖啡室、露天花園和游泳場，偽裝成上層人士與各路「朋友」、「合作夥伴」侃侃而談。幾乎沒有人知道，那時的呂明已經累病了，身患腎炎的他雙腳浮腫，有時甚至不能下地走路。但為了爭取劉敬宜和陳卓林，他全然不顧，堅持多次上門，與兩位總經理促膝長談。

陸元斌、陳耀寰開始悄悄搜索可靠的飛行員。陸元斌很快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棠，秦是中航公司為數不多的中國籍機長之一。他出生於上海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曾目睹日寇飛機轟炸中國，早早報考了空軍，希望報效祖國，結果卻陰差陽錯，去美國學飛行後成了一名民航機長。

剛隨中航落腳香港時，秦永棠的生活令人頗為羨慕，住別墅，開汽車，每個月薪水足有2000美元，不用擔心通貨膨脹，余錢又用不完，他甚至還在香港置下了一塊地皮。然而，這樣的生活沒有持續太久，秦永棠發現，很多航線今天還在飛，明天機場解放了，航線就沒了。休息的時間越來越多，深愛飛行事業的他卻越來越為前途憂心。

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棠的陸元斌，就在這時找到了他，兩人彼此相熟，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遷往台灣的事情，秦永棠說：「我知道這個事情，台灣，每個人都不願意去，那地方是個死胡同，去了就出不來了。」陸元斌又問到他留在上海的母親，一直思念親人的秦永棠打開了話匣子，說最近母親正好寫信來，信里說解放軍進城後都不進老百姓家裡，睡在馬路上，老百姓給他們吃的東西，他們也不吃。幾句閑聊下來，陸元斌心裡有底了，就試探著問：「飛到北京去怎麼樣？」秦永棠當即回答：「有百分之五十的中國機長回去，我就跟大家一道回去！」

半個多世紀後，已是耄耋老人的秦永棠談起當年的起義，說得特別簡單：「我一輩子就想飛行，新中國是一定要發展民航的，回去肯定有用武之地。」其實，兩航的很多飛行員都跟秦永棠類似，他們沒有考慮那麼多，他們熱愛飛行，希望一直投身中國的民航事業。如果說回大陸有什麼顧慮，就是陳耀寰所說的「對共產黨沒有多少認識」。

摸清了這樣的心理，陸元斌和陳耀寰策反飛行人員的工作就順利多了。短短一個多月，兩人就像滾雪球似的，發展了秦永棠、陳達禮、鄧重煌等幾十名飛行人員。有的飛行人員是副駕駛，平時受美國籍機長壓制，沒有親自操作飛機起飛、落地的機會，陳達禮還通過航行部門特意安排副駕駛和可靠的中國籍機長一起執行飛行任務，以便副駕駛在起義前得到更多的操作機會。

為了儘可能保密，六人核心小組採取了單線聯絡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說，一名上線人員只負責發展一名下線，彼此之間都不知道更多的同伴和消息。在正式起義之前，即使是平時最相熟的同事，也不知道對方是否已參加起義，就連起義的核心成員陳耀寰也是如此，只要不是自己直接負責聯絡的人員，全都對其保密。他曾回憶過這樣一個細節，和他同住一個宿舍的一位飛行員，也在策反名單之內，只不過動員這位飛行員的工作不是陳耀寰做的。一天晚上，陳耀寰回到宿舍，見同事正在研究新航線，他便過去與同事攀談，見這位同事神態自若，舉止自然，絲毫沒有提及和暴露起義的事情，陳耀寰表面上也若無其事，心裡卻放心不少，起義的保密工作還是很到位的。

與此同時，策反基層人員的行動也在悄無聲息地進行。與上層和中層人員的目標明確不同，基層員工人數龐大，構成複雜，僅靠六人核心小組的力量遠遠不行。為此，陳耀寰找到了一個好幫手，那就是9月11日成立的港九民航工會。

港九民航工會是在香港成立的合法機構，也是兩航基層員工的家。當時的港英政府和國民黨特務不可能知道，推動組織工會成立的骨幹中，就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如央航修造課液力股股長樓閱棅，中航機械員胡理昌、何祖銳，中航材料員魏應鵬等。他們更想不到，工會從成立的那天起，目的就是爭取兩航員工投奔祖國懷抱。

陳耀寰與工會接上頭後，工會的目標就更加清晰，一方面動員基層員工，一方面務必避免單機起義，一切為了全盤起義的大局。只不過，出於策略，工會把活動口號定為「拒絕遷台」——這既喊出了大部分兩航員工的心聲，又正中劉敬宜和陳卓林的下懷。

在「拒絕遷台」的口號下，工會創辦會刊，開展讀書會、歌詠隊、專題講座，各種活動辦得不亦樂乎。而所有的活動，都如春風化雨，有意無意地介紹著兩航留守上海的員工感受、員工親屬在內地的近況、上海解放後的情況……

攤牌

動員中層和基層人員的行動如火如荼，日漸成熟，但直到10月，兩航的關鍵人物劉敬宜和陳卓林的態度還不甚明朗。

先說劉敬宜，除了與喬冠華的會面，呂明、何鳳元又與劉敬宜洽談了多次。面對拖著病體的昔日學生呂明，劉敬宜十分感動。聊到兩航的前途，他也曾明確表示，自己可以去台灣，但中航絕對不能去。

為了幫助他應對蔣介石催促遷台的一道道指令，何鳳元還與劉敬宜達成一致，策動中航會計人員編造遷台費用時，把預算擴大到200萬美元。這樣一筆巨款，已是窮途末路的國民黨政府短時間內無力支付，遷台之事果然拖延了下來。

然而，只要談到起義，劉敬宜就避而不談。次數多了，他只對呂明表示，「不干涉、不表態」。這樣的態度，已讓呂明欣慰不少，說是不干涉，不表態，實際上已是默許。劉敬宜甚至還提醒他，中航美籍員工多，此事不可讓美國人知道。呂明大概猜到了劉敬宜心中所想。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1日已經成立，10月14日，廣州解放的消息傳到香港，劉敬宜太清楚兩航的前途在哪裡，他內心放不下的，或許只剩下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可惜，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對劉敬宜似乎已經沒有太多的舊情和信任了。10月下旬，蔣介石突然電召劉敬宜和陳卓林赴台述職。陳卓林稱病未去，劉敬宜自認問心無愧，於10月25日只身前往台灣。沒想到，到台北剛下機場，接機的人就緊張地問他，有沒有把中航在廣州的器材私自運到廣西，如有此事，請馬上返回香港；如果沒有，可以帶他去見蔣介石。劉敬宜坦然回答並無此事，這才沒被為難。次日，除了面見蔣介石，劉敬宜又被國民黨東南行政公署長官陳誠面談兩次，催促他不要再拖延遷台，他只好先口頭答應，才得以返回香港。回港後，他還心有餘悸，對人說「幾乎被扣留」。

沒幾天，劉敬宜又接到加急電報，要他立即趕到重慶白市驛機場。他大惑不解，重慶已在解放軍的包圍中，國民黨軍隊還在抵抗，卻已是朝不保夕，況且，白市驛機場是軍用機場，素來與民航沒有業務往來。劉敬宜拿不定主意，打電話給陳卓林，這才得知陳也接到了電報，一向對蔣不大信任的陳卓林連連勸阻他：「去不得！萬萬去不得！有人要以極惡劣手段對付我們二人！」這一次，劉敬宜沒有冒險奉命。他內心的天平，已經悄悄開始傾斜。

力勸劉敬宜的陳卓林，此時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經過呂明和查夷平的一次次談話，以及大陸傳來的一個個喜訊，他不再計較此前李福遇的單飛，不僅同意起義，而且還主動出面，親自找央航的中高層人員談話。

香港的進展傳到北京，遠在北京的周恩來辦公室召開了關於爭取兩航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會上，李克農、蔣天然分別彙報情況後，周恩來對起義時間、飛行安排、起義人員的接待以及兩航起義後的各項政策做了明確的部署安排。

萬事俱備，唯一的不確定因素只剩下劉敬宜了，呂明等人不甘心，他們決定對劉敬宜進行最後一次爭取。

11月7日，距離9日的最後起義只剩下兩天，這天夜裡，呂明在查夷平、何鳳元的陪同下，來到太子道274號的劉敬宜家裡。像往常一樣，呂明見到劉敬宜先叫「劉老師」，隨後，他開門見山，直奔主題，何鳳元則趁機送上一份文件請劉敬宜過目。

這是一份中航起義宣言文本。宣言中，簽名人員直言不諱：「我們全體員工，鄭重而懇切地向總經理表示，請正確而堅決地領導我們……我們一切準備均已完成，意志非常堅決，假如總經理不肯來領導我們，我們將被迫而採取單獨的行動。」宣言最後，是42名飛行人員、高層管理人員、工程師等的筆跡不同的簽名。

這無異於一次毫無保留的攤牌行動，早已傾向回大陸的劉敬宜，此時終於放下內心的顧慮，下定決心，率眾起義。至此，兩航起義的動員工作圓滿完成。

起義前夜

1949年11月，起義機組人員北飛後在天津合影。

1949年11月8日，起義前的最後一天，一份兩航起義北飛人員的名單擬定而成。在中國民航局檔案館，我們可以看到這份題為《起義北飛的兩航總經理及一行人員》的珍貴文件，文件記載了劉敬宜、陳卓林、呂明、查夷平等人的名字，以及駕駛12架飛機起義北飛的詳細機組人員的名字。

很多人不知道，就在前兩天，六人核心小組擬定的計劃還是中航和央航各出動10架飛機，一起北飛。沒想到，到了起義的最後關頭，央航卻出了問題。軍閥出身的陳卓林一直自信地認為，他在公司威望極高，一一談話後必定一呼百應，再加之此前李福遇的事情，他也擔心再出紕漏導致泄密，故堅持央航飛行員的安排由他本人親自負責。考慮到大局，呂明依從了他，但結果卻出乎意料，由於陳卓林一直倚重的副經理陳文寬等人的堅決反對，整個公司竟然派不出足夠的飛行人員。原本中航策動的飛行人員已超過10架飛機所需，但時間太晚，臨時調配人員也來不及了。最終，20架飛機早已準備好，卻因飛行員不夠只能北飛12架。

萬幸的是，陳文寬雖反對起義，但並沒有告密。起義的準備工作就在這樣緊張的氛圍中進入了最後階段。

這天下午，在外連續飛行了兩周的秦永棠回到香港家裡，終於接到了開會通知。和每一個起義人員一樣，他一直不知道起義的確切時間，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參加，直到晚9點如約到達開會的陳達禮家，才赫然發現起義人員坐了滿滿一屋子，第二天一早就是正式的行動時間。

這個最後的會議由中航飛行員陳達禮主持，他強抑內心的激動，向大家詳細傳達了最終的飛行安排：中航10架，央航2架，其中央航的「空中行宮」號飛機飛往北京西郊機場，另外11架均飛天津張貴庄機場；上海、武漢、濟南、石家莊機場已做好準備，可落地加油；萬一因故迫降，就對當地解放軍同志說，是李克農首長叫我們來的，這樣就能得到保護和照顧。

傳達完畢，房間里活躍起來。有人忽然提出：「如果國民黨出動空軍攔截，怎麼辦？」民航飛機都沒有自衛武器，這麼一說，大家不由得緊張起來，七嘴八舌地討論如何應對戰鬥機。

秦永棠見討論沒完沒了，斬釘截鐵地甩出一句：「作為一個飛行員，第一個，你不要怕死，你怕死就不要飛！」全場頓時沉默下來，最終，陳達禮集納大家的意見，決定按照飛機型號將航線分為兩條，一條經長沙、漢口、鄭州直飛天津，另一條經南昌、合肥、濟南到天津。而後，他又再三叮囑大家，途中盡量在雲中或貼雲頂飛行，盡量避開國民黨空軍活動半徑，一旦被發現就盡量降低飛行高度，或冒險貼地面飛行，使戰鬥機不易得手……

深夜12點，會議結束，陳達禮叮囑大家回去好好休息。然而，這註定是一個不眠之夜。

這天夜裡的啟德機場，與往常一樣有條不紊地忙碌著，只有參與起義的人員才知道，這一天是多麼不同。機械人員忙著北飛飛機的最後檢修，他們還要對留在香港的兩航飛機進行特殊的「技術處置」，使其暫時無法飛行；倉庫人員動作麻利地把一箱箱器材運到行李房，偽裝成乘客行李貼簽後再裝進機艙；通訊人員默記聯絡暗號，慢慢校正指定使用的波長；調度人員則按照擬定的起義飛機號碼和空勤人員名單，安排了一真一假兩個人員方案，真方案里都是起義人員，假方案里則特意安排了不少美籍飛行員，凌晨時分，再打電話挨個通知假方案人員第二天的航班臨時取消，不必再到機場，同時，在兩航辦事處門口張貼「班機延誤」「航班取消」的公告，以阻止乘客去機場。

這些冒著風險忙到凌晨4點的地勤人員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隨飛機北歸，但是，他們的心和即將北飛的人們一樣，迫不及待地等待著幾個小時後的驚心動魄。

飛向光明

毛澤東主席致電祝賀兩航起義。

1949年11月9日，天剛蒙蒙亮，睡了不過三四個小時的陳達禮、秦永棠等飛行人員都到了啟德機場。在地勤人員的配合下，他們順利地辦完了各項手續，大家互相點點頭，迅速找到各自的飛機，各就各位。

時任中航航務代表助理關肇洪這天來得很早，他的工作照例是對執勤飛機進行起飛前的安全檢查。依次檢查12架飛機，關肇洪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平日里美國籍機長居多的航班，今天竟清一色都是中國機長，往機艙里一看，除了「空中行宮」號搭乘了十幾名乘客，其他飛機連個乘客的影子都沒看見，有幾架飛機的部分座位還被拆掉了，裝滿了飛機器材。他立刻意識到，行動開始了！

關肇洪也是被策反的地勤人員之一，幾天前，他的聯絡人曾暗示他，北飛就在近期，具體時間待定。此刻，看著眼前的異常，已經明白一切的關肇洪內心激動不已，但他還是和飛行人員一樣，故作淡定，耐心檢查完最後一架飛機，確認一切妥當後，就將12架飛機放行了。

6點左右，「空中行宮」號向塔台請求滑行和起飛，從停機坪滑出至起飛等待區。隨著發動機的巨大轟鳴，「空中行宮」號率先騰空而起，緊接著，其餘11架飛機一架接著一架飛向雲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這些飛機的目的地分別是台北、海南島、重慶、柳州、昆明等地，但關肇洪很清楚，飛機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津。

他默默地注視著即將遠去的飛機，忽然，他發現第四架飛機起飛時，艙門竟然還開著。他心頭一緊，這架飛機裝載的正是飛機發動機和航空器材，艙門開著一旦發生事故，不僅器材會被毀，北飛的計劃必定也會泄露！想到這兒，關肇洪飛速跑到塔台，請工作人員呼叫第四架飛機的飛行員馬上返航。

沒想到，塔台一呼叫，排在第五位正蓄勢待飛的秦永棠被嚇了一跳：難道起義被發現了？已經飛上空中的機務人員，以及搭乘「空中行宮」號的劉敬宜、陳卓林、呂明等人聽到呼叫，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兒，生怕行動暴露了。可是，如果無故拒絕返航，引起塔台懷疑，同樣會壞了大局。第四架飛機的機務人員只好硬著頭皮返航，回到地面才知是虛驚一場。

6點半左右，12架飛機終於有驚無險地順利起飛，緩緩爬高，待脫離機場塔台的控制範圍，12架飛機立即調整航向，奮力北飛。

但是，脫離塔台控制並不代表著危機解除。從香港到北京、天津，至少要飛六個多小時，漫長的航線沿途既沒有導航設施，也沒有天氣實況資料，飛行員們只能憑藉經驗和感覺飛行。為了躲避國民黨空軍，飛機還要儘可能在雲層中顛簸飛行。

可真是怕什麼來什麼，飛機快到長沙時，機群里的一架飛機通過無線電通話呼喊：「發現一架敵機！」這下壞了，各機立刻緊張起來，按照前一晚的預案，隨時準備鑽雲或貼地面飛行。幸好，沒過多久就發現，又是一場虛驚。原來，是那架飛機的報務員過於緊張，把左前方的一個黑點誤看成戰鬥機了。

大家暫時鬆了一口氣，繼續向北疾飛。上午9點半，12架飛機的廣播里幾乎同時響起了清晰的女聲播音：「這裡是漢口人民廣播電台……」這個親切的呼號，每15秒反覆一次，機艙里頓時一片歡呼，這是中共中央專門為起義機群安排的導航信號，聽到這個信號，就意味著距離武漢不遠了！再往前飛不久，就可以徹底脫離國民黨空軍的活動半徑了。此時此刻，所有人的心終於不那麼緊張了，有的機組人員還激動地唱起了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中午12點15分，央航機長潘國定駕駛的「空中行宮」號飛機，載著劉敬宜、陳卓林、呂明、查夷平等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午後1點左右，陳達禮領航的其餘11架飛機，陸續降落在天津張貴庄機場。當晚，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宴請「空中行宮」號的北飛人員。天津市市長黃敬在天津起士林飯店宴請了其餘11架飛機的北飛人員。

幾乎在北飛機組抵達北京、天津的同時，留守香港的陸元斌公開了起義消息，備受鼓舞的兩航員工奔走相告，紛紛簽名響應起義。

第二天，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全體員工通電起義的消息，隨著新華社的紅色電波傳遍海內外。消息一出，轟動世界，不久，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和中國銀行等27個國民黨在港機構受之鼓舞，相繼起義，回歸新中國的懷抱。

而暫留香港的數千名兩航員工，為了保護兩航留港資產，與國民黨展開了長達兩年多的護產運動。經過艱難而不懈的鬥爭，先後有兩航起義員工1725人和眷屬2427人回歸新中國，共搶運回器材約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大量其他物資設備。這些物資，構成了新中國民航事業創建初期的主體。這些歸來的兩航技術和業務人員，則成為新中國民航的一支骨幹力量。「八一開航」、首航拉薩、興建首都機場，都不乏他們活躍的身影。

如今，中國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民航大國，民航運輸總周轉量和客運周轉量持續穩居世界第二位，國產大飛機C919不久前成功首飛，世界最大航空樞紐北京新機場即將建成……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愛國前輩們68年前那場義無反顧的壯舉。

本文首發於《北京日報》2017年7月11日

本期作者：楊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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