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魯迅齊名，從中產到沒落，原因竟是…

繼堂姐之前推送過魯迅記賬故事戳藍字那個名滿天下的「自由鬥士」，比任何人都明白金錢的意義，錢堂社區的@一口吞掉發條橙這次要來說說胡適的金錢觀，非常值得一讀。一起來看吧。

胡先生還是很帥的~

文/一口吞掉發條橙

說起金錢觀，人們經常把胡適與魯迅拿來做對比。同樣是民國文化圈的扛把子，魯迅靠著自己一步步走入中產，晚年過上相對富裕的生活。而一進入社會就憑藉比魯迅還強大的吸金能力躋身中產的胡適，晚年卻十分潦倒。

兩者的對於年輕人的資助很是豁達，但不同地是，魯迅從少年時就吃盡沒錢的苦，從而也學會了怎麼用錢。而胡適就不一樣了，年輕時候他是沒有吃過錢的苦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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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胡適的童年也是清貧的。

五歲喪父，母親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家中的財政全靠胡適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在胡適的回憶里，母親生活上十分精打細算，連買一塊豆腐這樣細瑣的事情，也會讓他記賬，方便在外討生活的哥哥回家後進行查閱。

雖然家庭清貧，但養家糊口的終究是由哥哥們擔當，母親對胡適的學業支出又大度，他的童年、少年應該都過得比較愉快。

等到1910年，胡適在美國留學，學雜費不用自己操心，每月能拿到80美元的生活費，相當於200銀元。

而同時期很多工薪層的月薪好也不過幾銀元。當時的胡適，除去求學生活的花費，還有餘錢補貼家中母親。

學成之後，胡適回國任北大的教授。薪水拿的是教授中的最高待遇，有二百八十銀元。在胡適寫給母親的信里提到，這薪水可以養他兄弟們全家。

在1920年之前，銀元購買力可觀，一塊銀元能買30斤大米。按這個物價簡單換算，胡適初入社會就有近3萬的薪水，即使當時文化產業朝陽初升，也不不說是春風得意馬蹄疾。

何況，胡適的兼職收入也令人我等俗人望塵莫及。根據余世存《安身與立命》中的考證：當時的小報稿費千字一元起（余世存備註約人民幣四五十，但是按照米價換算則高達如今的人民幣90至100元），高者兩三元；學術雜誌高者也就四五元，但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日記1918年2月2日載：「胡適之寄來《東方》投稿一篇，約不及萬字，允千字6元。此連空行在內。」而到1928年，亞東圖書館送來胡適的賬單，詳細羅列了胡適集中書籍的版稅和稿酬。版稅有2萬3千多銀元，稿酬6千3百多銀元，共計近3萬銀元。換算人民幣近300萬，如此巨額的收入，僅僅是他版稅收入的一部分。

這麼簡單算上一筆賬，我們可以看出，胡適正可謂是少年得意，走進社會就憑藉自己躋身於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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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消費自然也是中產階級的。

林語堂曾說：「在北平，胡適家裡每星期六都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對窮人，他接濟金錢；對狂熱分子，他曉以大義。我們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 大哥", 因為他總是隨時願意幫忙或提供意見。他對寄給他的稿件都仔細閱讀，詳盡答覆。他的朋友，或是自稱他朋友的人，實在太多了！」

胡適把資助青年人當做投資，當然這不是真的投資，只能看作是人道主義關懷，因為，胡適先生借出去的錢，是不要求還的。

他租住的鐘鼓樓14號是個四合院，庭院不大，但是房間卻有17間，後來搬至的米糧庫四號院更是闊氣。

米糧庫四號是座大洋樓，有庭院，有花圃，有汽車間，有鍋爐和熱水汀，有浴室和衛生間，僱用門房1人，廚子一人，女傭一人，打掃雜役二人，司機一人。

不過，這也是胡適的社交需要，他一生愛好交友，朋友上至總統、主席，下至販夫走卒。和林徽因的客廳一樣，胡適的家也是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各位親友的借住之地，徐悲鴻、徐志摩等人曾長期的寄居此地。

胡適掙得多，花的也快，大抵沒有留下什麼積蓄。

隨著國家動蕩和戰爭的到來，國民政府的衰退，胡適的生活逐漸變得困窘起來。晚年客居美國時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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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青年時期在美國留學，住了7年。1938年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包括辭去職務那幾年，在美國居住8年。1949年春，他和妻子江東秀一起到美國，開始了10年在紐約客居生涯。

當時紐約已經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這樣的都市生活，開支很大。何況當時的美國的社會環境，還充斥著對華人的排斥，種族歧視更是常常。要在這種環境下討生活，十分不易。

胡適初到美國的時候，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圖書管理員，職位說起來清高，但是地位在大學裡微不足道，每年只能領取幾千美金補貼家用。

當時的紐約盜匪如毛，然而夫婦二人所住公寓卻簡陋到基本的防盜設備都沒有，還曾遭遇竊賊破窗而入。然而，也只能是這樣的居住條件了。在歐美的各項生活費用力，房租最貴，而胡適已經年近60，夫婦兩人體弱多病，手無縛雞之力，只能坐吃山空。

在胡適好友唐德剛的回憶里：「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能變成赤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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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盛年收入頗豐，但是開支也巨大，他用於理財的手段，僅僅是人壽保險。他曾十分推崇保險，1933年的時候，《申報》還刊登了胡適的一副題詞，講解人壽保險的含有兩種

人生常識。

第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以壯年要做老年的準備，強健時要做疾病時的計劃。

第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以細微的金錢，只須有長久的積聚，可以供重大用度。

當他寄居美國時，已經無力再參保。他試圖在美國參投「保險」，卻因為年老多病被拒之門外。以至於心臟病複發時，醫療費都能成了難題。

胡適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面對晚年生活的現實，也不免內心鬱結。在唐德剛的回憶里，胡適不止一次告誡他：「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氣也十分凄涼嘆息。想想少年得意地生活，誰又想到淪落到今天的境地呢。

「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胡適的這句話當然正確。但那也要是在金錢足夠支撐生活，涵蓋病痛養老的花費下，才能說的坦然。

胡適去世後，除遺下幾大箱書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遺產只有135美元。觀之從前的優渥生活，令人感嘆。

反過來想，如果胡適繼承了母親持家時精打細算，時時記賬的習慣，晚年也不會如此凄涼吧。說到底，作為家中幼子，他從未吃過沒錢的苦，不知道魯迅那種少年持家，因錢受盡白眼的苦楚。不知道這種不缺錢順風順水的生活是成就了他，還是欺騙了他。

從故人身上看得失，想想自己掙得的一毛三分錢和先生當年比起來差之千里。我等更是應該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牢牢記住「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 」這句凄涼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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