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學城邊「城中村」的前世今生

一個大學城的建設，使得原本守土而居的他們洗腳上田，一下子從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從此，從拆遷糾紛到相依而居，他們的生活便與這所大學產生了數不盡的糾葛。

皇甫博媛童敏 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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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杭州市開始了浙江大學基礎部征地、市重點工程道路建設等項目的拆遷工程，浦家橋村、蝦龍圩村、三壩村、盪王頭村和南陽壩村的土地陸續被徵用，578戶回遷戶被安置在瞭望月社區。

望月公寓成了杭州市第二批撤村建居社區中第一個建成並實施回遷的農轉居多層公寓。

2003年，這五個村的村民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望月居民。

原本守土而居的他們，搬進了標準而統一的住宅樓，做起了租房生意。

從農民到城市居民，從農業戶口到城鎮居民戶口，從宅基地到城市住房，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被卷進城市發展的潮流。

追溯 那一年 一所大學與五個村

望月社區大門 韋玥 攝

17年前，西湖區政府幹部在拆遷動員大會上告訴村民，因為浙大紫金港校區建設工程，要對浦家橋村的全部土地進行徵收。

村裡幹部在一旁協助勸說村民們，「沒了地不要緊」，承諾過渡期結束後就將他們安置到農轉居多層公寓望月社區里。

在幹部們的描述中，村民們將住進新樓房，喝上自來水，小區里會有健身器材、涼亭、花壇等城市社區標配，「沿河的房子還能看見清代的古代望月橋，環境么牢牢（很）好。」這讓世代為農的村民們很是動心。

望月公寓櫻花苑6幢

圖片來自網路：http://hz.edushi.com/hy/2-1995.shtml

那時，最吸引浦家橋村民王阿姨的一條是，回遷農戶按照拆遷時市政府規定確定大戶、中戶、小戶：6人及以上人口的位大戶，回遷面積達300平方米；4至5人的中戶為264平方米；3人及以下的小戶為180平方米，戶均三套。

「我家算中戶，能分到264平方米，三套房，這樣夠住了。」等跟左鄰右舍一聊，王阿姨才知道自己理解錯了，這新房不是政府免費分，而是得村民自己掏錢買。

「花錢買怎麼能叫分給我們？」

根據杭州網2003年9月5日的報道《杭城最大農居點——望月公寓建成》，回遷農戶的購房價「很優惠」：每平方670元，超出面積部分每平方1200元。村民原有房屋按房子建設時間分檔補償，劃為1985-1990、1990-1995、1995-2000三檔，補償價分別是300元/㎡、400元/㎡、500/㎡。

王阿姨家的房子建於1996年，舊房每平方補償500元，加上政府分的一人頭3萬元的安置費。林林總總算下來，王阿姨發現加上裝修，自己還得掏近15萬元。

她的房是兩幢三層水泥樓，家裡還有幾畝田地。家大業大說不上，也算是當時的「小康水平」。「自家房住地好好的，為什麼要賣房賣地還掏錢買政府蓋的樓？」

南陽壩村也在此次土地徵收範圍內，村民謝志國對拆遷倒沒什麼特別的想法，就嫌補償款太少，「我們是分到38萬補償款，但買那安置房就要20多萬，還要裝修，10多萬夠裝三套房嗎？放零幾年都是不夠的。」

「我不想拆，但是幹部天天來家裡動員。有同村的態度厲害點的，就斷電封路。還說不拆的話獎金都沒有了，大家一害怕，都拆了。」動員大會召開後十天不到，王阿姨便帶著家裡的四口人騰出了自己的房子。

申花路區位

2001年，拆遷還在繼續進行著。因為紫金港校區的配套馬路——申花路的建設，年底，蝦龍圩村的十二戶村民接到了拆遷通知。

吳愛華為了給兩個兒子娶媳婦，建了7間三層的樓房，兩年時間不到就突聞 「噩耗」。吳家拖了幾天不簽字，但他家違建的小房子很快就被鏟土機推掉了。因為本身理虧，他也沒想過和政府對抗，「農村裡哪家沒點違建的房子，政府那時候就找這個借口嚇我們。」

一天夜裡12點半，吳家接到村裡幹部的電話，說要談拆遷的事。吳愛國一家從睡夢裡驚醒，「村幹部帶著鎮幹部，還有好幾個警察，就不讓我們睡覺。我兒子是房主，他膽子小，說簽吧簽吧。」當晚吳愛華的大兒子在拆遷同意書上籤了字。

吳家分到了四十多萬的補償款，但這筆錢沒有全部拿到手，而是直接抵扣購買望月安置房的費用。「剩下20萬不到，然後就是給了每人一百多塊的過渡費，」儘管村裡人多有抱怨，但是12戶村民在政府給的十天騰房期限內，用了一星期就全都搬了家。

拆遷時，吳家近10口人，分成了三撥在外借住或租住，「我大兒子住到了他丈母娘家，我和老伴帶著我媽租我們村沒拆的房子，我小兒子出去租房子，但一個月就給100塊租房過渡費，能租到多大的房子？」

23個月後，吳家三撥人結束了在外漂泊的日子，搬進瞭望月新居。

「沒有搬新家的感覺，就覺得終於可以定下來了」。

然而，稀里糊塗就「搬了家」的村民們不知道，由這場拆遷所引發的一系列糾紛，才剛剛開始。

糾紛 不公還是眼紅？

十四年前，李阿姨在三墩有兩間三層的樓房和一個附屬的小房子，總共坐地面積100平米；十四年後的今天，李阿姨手握望月社區的三套房。

乍看區別不大，可當時拆遷採用的是貨幣補償而不是產權調換，李阿姨覺得自己吃了虧。「你說我們怎麼有這麼多錢賠進來？」

李阿姨算著拆遷前後的賬。「我們兩間三層樓，連個小房子，賠了20萬不到。買三套房都要21萬了，裝修都沒錢了。」她覺得賠償金額沒有達到政府說的平均每戶28萬。「（拆遷之前）我們這裡最好人家的房子，四間四層樓，上半年造的下半年拆遷都只賠了30多萬。」

在紫金港校區做保安的姜大爺就是李阿姨口中「最好的人家」。剛建好一年多的房子被拆，得了三四十萬的賠償款，買了3套望月的房子，共花20多萬。「我的工作是自己來應聘的，不是提供的。」

像姜大爺這樣賠償款較多、無需再貼錢買房，又在附近找到了工作的只是少數。大多數居民都李阿姨一樣，在買房時都需要自己貼錢，甚至需要向銀行貸款。

李阿姨懷疑賠償款被「上面有人拿去了」。在此租住的一位安徽阿姨也點頭表示贊同：「這裡拿一點那裡拿一點，搞到下面不就沒有了？他們這裡也是我們安徽也是，國家賠我們4萬多一畝，搞到最後兩萬都沒有。」

望月居民 韋玥 攝

從2001年拆遷以來，這批為浙大建址而移居的村民們，與政府的糾葛就沒有斷過。

「我們當時拆的時候根本沒看見詳細的拆遷合同，村幹部帶人上門來，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在拆遷同意書上籤了字。」多位受訪的望月居民如此描述。

對此望月社區委員會委員蔣偉民完全持否定說法：「拆遷這麼大個事情，肯定有合同的呀。」

這位三十來歲、頗有風範的委員，為了證明合同的存在且立項明細，以自家的經歷舉了例子，「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家當時住3樓，拆遷組到我們家裡來，鋁合金窗、花崗岩什麼的都給測量過，還專門問我們家裡有沒有什麼遺漏的，儘力讓這個錢補償到位。」

「立項立得很細很細，好兩張紙呢。」

雙方各執一詞。

望月社區廣場 韋玥 攝

這些年，不滿意實際拆遷補償的村民們，尋求過各種救濟手段。他們求助過浙江大學、房地產開發商，無果。上訪過三墩鎮人民政府、西湖區人民政府，卻都被政府悄無聲息地壓下，上訪的代表還被抓了好幾個。

針對望月居民提出的查看浙大和政府之間協議的要求，浙大基本建設指揮部的梅祥院科長回應道：「他們來學校，要求查看當時的拆遷協議，但是學校是沒有義務對他們公示的。」他表示，望月居民的拆遷及安置補償事項都是望月居民與政府之間的協議，與浙江大學並無直接關係。要查看當時的協議政策，應前往政府部門或辦公網站。

而由於望月公寓原住民拆遷年代較遠，西湖區人民政府網站政務公開欄並沒有公示當年拆遷公告、補償條例等信息。「如果你們想了解沒公示的信息，可以自己網上申請。就是得花十天半個月，還不一定能給你公開。」三墩鎮人民政府黨委宣傳部一位接待人員在電話里這樣說道。

2001年，幾位村民曾經嘗試過上訪北京。秉著「既然官官相護，乾脆直接鬧到中央」的想法，五個村每戶人家出資一兩千籌集成了一筆訴訟費，選出了一些代表北上「告狀」。但這些代表只在北京待了幾天就回來了。

當年的代表已經找不到，知情人對此事都三緘其口。

「我們的安置費還不夠買房子的。上訴是想要一個公正公平。」蔣來根也只是耐著性子提了提當年上訪的原因。

「我們現在這麼苦，怨恨當然是有的，但是也沒什麼辦法。」家裡5口人住一套房子的蔣大爺說，「（當時的靜坐）後來還是不了了之，他們叫回來就回來了。一直沒什麼動靜。」

社區內的涼亭 韋玥 攝

賠償款是否被政府截流是望月居民這些年來心中解不開的結。

望月居委會否認了這一說法：「他們上訪那會兒，鎮政府對我們社區的財務進行了審計、公示，還是北京的兩個事務所過來審計的，根本沒有什麼截流啊。」

「他們那時候就是說為什麼這麼低，三墩鎮鎮政府也給他們解釋過。那時候田地算的，不值錢而已。浙大來之前，我們三墩鎮說得難聽點就是狗不拉屎的地方。」委員蔣偉明解釋道。

他將居民的不滿歸結為「幾年後拆遷的賠款慢慢的提高，給他們造成心裡不平衡」。「以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生活水平去看當時的事情，看不來的呀！當年一碗拌面多少錢，現在多少錢？」

同時，蔣偉民表示，當時的政策的確存在失誤，勞動保障沒能銜接好，讓一些居民承受了很大的損失。「2000年拆遷，2004才能購買養老保險。2012年才獲得補償。當時單位可以買，個人不可以買。現在當然是完善了。農轉非農，事情過去十多年，但這部分損失對當時要退休的那一部分人來說蠻大的。」

然而，在很多局外人的眼中，望月居民們的心理狀態確如蔣偉明所歸因的「不平衡」：坐擁高額租金，卻不知足地想要更多。

望月居民 韋玥 攝

現狀 大學帶來的繁華

「透過玻璃窗，近處的霓虹燈漸次一一地隱去了，遠處的燈火在歡快、跳躍和閃爍著，我才意識到，我們已在夜幕的籠罩下出了城，到了杭州的西北郊。」

這是2002年，一位浙大學生初來紫金港的感受。

2003年在紫金港校區緊挨著校醫院的農田之上蓋起了公寓樓，一批批新居民遷入，這便是望月社區。

從此，望月居民的喜悲都與這個建在家門口的校區緊密相連。

二十世紀初的大城西，遠沒有如今的繁華現代，用荒涼來形容都不為過。沒有大型購物商城城西銀泰，沒有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更沒有三縱六橫的便捷交通路線。用望月社居委會委員蔣偉民的話說，「浙大來之前，我們三墩鎮說得難聽點就是狗不拉屎的地方」。

如今，以紫金港校區為核心的城西科創大走廊，更是成了由省政府直接主導的區域發展規劃，寫進了浙江省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

墮落街 韋玥 攝

而望月社區門前的育英路，也就是學生們口中的「墮落街」，承包了浙大人的吃喝玩樂。

從紫金港剛建成時的泥濘小路，到如今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的小吃街，墮落街就像一條輸送管，向望月社區的居民們源源不斷地輸送著客流與生意，讓整個社區都煥發著生機。

因墮落街中的外圍商鋪是望月社區的集體資產，從全國各地來此謀生的商家需要向望月社區的股份經濟合作社繳納租金。每年商鋪所得的租金，年終作為分紅分給各家。這也是望月居民的重要福利之一。

據蔣偉民介紹，三個村村民將近500戶，一個人每年大約可以分到一萬元。他家三口人去年得到了近25000元的分紅。

望月社區內的商鋪 韋玥 攝

而望月社區內更是別有天地，裡面的居民享有得天獨厚的生財之道。

一進門便是各類形形色色的商鋪，衣食住行等功能一應俱全。最多的是各地風味的餐館小吃，還有理髮店、精品店、日租、小旅館等，大學生是這裡的主要消費群體。

同時，望月社區的房價與租金也一路水漲船高。當初拆遷安置時600元左右一平米的購買價格，如今已飆升至25000元，兩個數字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小區涼亭旁邊的房屋信息欄總是貼滿了房屋招租啟事，以及招徠租客等待問價的房東。他們並無穩定的工作，房屋租金幾乎是唯一的生活來源。

浙大農學院的研究生章羽在此居住了四個月。僅14平米的房屋大小，每月的租金達1300元。「樓下人來人往雜訊挺大的，很影響睡眠。」她雖不滿意這裡的居住條件，但無奈找不到更合適的房源，也只能繼續租住。

像章羽這樣的浙大學生並不在少數，因為種種原因在外租房，緊挨紫金港校區的望月社區無疑是最合適的選擇。

當年拆遷安置有三套房，大多數居民都將剩餘的房子租了出去。蔣偉民說，至少20%的居民都在社區外買了房子，房錢基本都來自這些年房租的積累。三套房出租一年能拿到20多萬的房租，兩套房一年也有16、17萬的房租收入。

快五十歲的魏阿姨，因為沒有工作賦閑在家，幾乎每天都會到涼亭轉轉。她除了與同伴們聊天解悶，更多時候，則是通過觀察來來往往的人們尋找潛在的房客。「來租房的學生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一年一年租的。」因為自家空餘的兩間房就在浙大紫金港校區旁邊，所以「非常搶手」。

浙大學生與望月居民的交流日益增多，隨之而來的也有不少糾紛。

對於外語學院的大二學生余嘉來說，去年與望月居民之間發生的一次不愉快，讓他至今耿耿於懷。

在余嘉口中，望月居民「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刁民」。去年夏天，外地同學來訪，余嘉在望月社區的「多多租房」預定了兩天的租房，並繳納了押金和房屋租金。然而，這兩天的租房經歷並不愉快，先是房東為節省電費將空調遙控器藏了起來，而後退房時又拒絕返還押金，反而指責余嘉他們損壞了房間設施。

余嘉提起這段經歷，氣不打一處來：「就是看我們兩個學生好欺負，貪得無厭的奸商。」後來他再也沒有光顧過這家店。

在浙江大學校內論壇cc98和一些校園指南類APP上，不乏自稱被騙的學生對望月居民的吐槽。某些商鋪甚至直接被列入「黑名單」，遭到學生們的集體抵制。

然而，在浙大學生的心目中，並非所有的望月居民都是「蠻不講理的刁民」。

理學院大二的魯洋對望月居民的印象還不錯：「挺熱情的大爺大媽們，有問題他們也會熱心地幫忙解決。」這學期魯洋修讀了通識核心課程《中國土地制度概論》，需要到望月社區進行實地調研，進展得十分順利。他和同學在社區里一連詢問了好幾位居民，他們都顯得「熱情而和善」。

王阿姨2011年遷入望月社區，對這所家門口的大學非常滿意。「浙大就像我們的後花園一樣，綠化很多，環境也比較靜，距離又這麼近。我每天晚上都會去浙大裡面散步，走一走特別舒服。以前我還天天去浙大跳排舞呢。」

她覺得，正是因為望月社區就在浙大旁邊，所以才有許多其他社區比不上的好處。

望月社區內 韋玥 攝

時至今日，上訪已成往事。

居民們大都不願再提起當年的那段日子，似乎已習慣了當下的生活。

只是，他們心裡仍有不甘和失落。

可是當問到願不願意回到過去時，他們又苦笑著陷入沉默。

（應採訪對象要求，章羽、余嘉、魯洋為化名）

責任編輯 葉晨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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