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護士首次披露江青的日常生活

來源：騰訊網

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護士

趙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護士

主持人：鄭仲兵、李宇鋒

參加者：閻長貴、楊銀祿、張雲生

時間：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趙柳恩（以下簡稱周、趙）：文革期間我們都曾任江青的保健護士，除了負責她的醫療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離不開護士。那段時間我們與她朝夕相處。

我們和她怎麼個接觸法？可謂是「緊密接觸」。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葯、打的每一支針、吃的每一頓飯、喝的每一杯水、穿的從內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經過我們的手。特別是她吃完安眠藥進卧室，每次都得扶著她走。我們摟著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們的肩上以防跌撞。就這種接觸，就這麼近，緊密。醫療護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們全部負責。

時間過去幾十年了，那段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記憶猶新。這麼多年來，我們都不願意接受採訪和寫回憶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這些回憶會使我們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幫」江青受到正義審判後，我們精神狀態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過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們不想和外界多接觸，也不想談這些往事，擔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此外，個別媒體和作者不尊重事實的演繹和炒作，也是我們將一切採訪拒之門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專著已發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內容與事實不符以致以訛傳訛。如今，我們這些曾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人都已進入老年。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回憶往事，將親身經歷、親眼所見之事客觀地記述下來，為今後研究這段歷史提供素材，這是件有意義的事情。現在我們感到有必要也願意敞開心扉來談那幾十年前所經歷的事情了。

鄭仲兵（以下簡稱鄭）：完全理解你們的顧慮，也感謝你們的信任！我們保證最終發表的文章一定經過你們二位受訪人確認無誤。

初識江青

李宇鋒（以下簡稱李）：你們為江青做護理工作之前，有思想準備嗎？

趙、周：我們來樓里時，有關領導及同行前輩就交代說，江青因為一些疾病，曾在國內及蘇聯進行了一系列檢查治療，之後出現了神經系統功能紊亂，內分泌失調，易眩暈、出汗等。因此對她的護理具有特殊性，如說話的聲音大小和語速要適中；走路要輕，不能帶風；不同季節室內溫度都要求嚴格；還有出汗時如何換衣服等等，講得非常認真詳細，生怕遺漏一個環節。

周：前任護士帶著我，她工作細緻、動作靈巧。這些多是平時沒見過的特殊護理要求，教科書中也沒講過，難度很大。我一度提出，自己勝任不了這份工作，還是讓我走吧。領導讓我服從組織安排，邊干邊學。我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這個工作崗位。

李：記得您說過，在江青身邊工作和在外邊是「兩個世界」，您能具體講講怎麼個不一樣嗎？

周：那時期江青的形象經常出現在電影、電視和報刊上，可近距離見到她本人後，感到反差很大。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釣魚台11號樓的二層，那天她在走廊散步。我在拐角處遠遠地望去：一個身材修長，穿著黑灰色束腰長衣的女人，被人攙扶著，在紫紅色的地毯上踱步。走廊每隔十幾米就有一把扶手椅，每走到椅子處都要靠坐一會兒，用白色小毛巾擦頭髮。她膚色白而微黃，沒戴眼鏡，頭髮散亂。——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以致我在幾十年以來，有時夢中情景常是在鋪著紅地毯的走廊里，她身著黑睡衣，飄飄地就這麼走來了……我往往是在她咬著門齒緊閉雙唇的怒容和斥責聲中驚醒，情緒難以平復）。

進一步再接觸，我發現她連起床、更衣等日常生活都不動手。我剛到樓里的時候，是不能直接為她服務的，也不能馬上見到她。前任護士做，讓我通過門縫往裡看（這是見習）：見到連扣子都是護士給她一顆一顆扣，她自己是一點都不動手！再加上經常無事生非地發脾氣，又狠又凶！這與在電視屏幕上看到的戴著琅鏡、身著軍裝、手舉毛主席語錄微笑點頭的江青真是判若雲泥。

李：怎麼聽著有瘮人的感覺，或者叫「鬼氣森森」？

趙：接觸江青後，我就是精神緊張，身上也發緊，是那種根本無法放鬆的感覺。

周：不少接觸過江青的人都有這種感覺，有人甚至緊張得發抖，這些放在後面說。當時在全國紅海洋形勢下，人們手舉紅寶書口念最高指示，面對毛主席像作早請示晚彙報。而這裡工作人員並沒被要求這樣做，開會時簡單說幾件事，然後趕緊忙自己的工作了。有次江青在大會堂乘電梯，眯眼靠坐在椅子上。開電梯的服務員念了「下定決心……去爭取勝利」。江青被驚著了，氣憤地說：「豈有此理！竟然對著我念主席語錄！」從此再也沒發生過類似的事（不過江青外出穿的衣服口袋裡總有一本毛主席語錄，換洗外衣時，我們必須要幫她放好）。我當時有一個突出的感覺：外面和樓里情形大不一樣。

我先後三次經歷了江青下令捕人的事件。第一次是剛到釣魚台11號樓不久，就目睹了閻秘書被江青陷害的經過。江青凶神惡煞般地羅列了強加給老閻的罪名，硬說他偷了保險柜的鑰匙，不容申辯就押出11號樓。有一個細節給我觸動特別深。事發前閻嫂來京探親，老閻曾找我借了十元錢。就在他身陷囹圄時還不忘托看守輾轉還我錢——這是多麼實誠的人啊！我得知閻嫂和幾歲大的孩子也被隔離看管了，老閻被投入秦城監獄。想想他老家的老父親老母親和孩子有多麼凄慘！我躲到值班室看著這張鈔票暗暗流淚。

此後，我又不斷見識江青的厲害。比如，1968年的楊余傅事件。在釣魚台16號樓，我親歷了傅崇碧和他的秘書遭江青當面誣陷、訓斥的經過。江青聲色俱厲，硬說因公並被批准進入釣魚台的傅崇碧是「武裝衝擊釣魚台」。傅的秘書由於緊張、驚恐昏倒在地，手提包也掉在地上。江青硬說這位秘書要用皮包打她，皮包中還有手槍。江青一句話就是一紙逮捕令，而蒙冤者無處伸冤、無處講理，後來傅崇碧和秘書都受到迫害。

在楊成武出事前不久，江青還在吳法憲的陪同下去過楊家，那次可是和和氣氣的。在門廳，她說「見見孩子們」，在家的孩子都見了，她還微笑著摸摸孩子們的頭說「娃娃真可愛」。沒過幾天，在楊成武被抓後，我親眼看到，同一個江青，坐在住所11號樓樓梯拐角處，咬著牙說：「光抓他不行，他家還有大兒大女呢，都給我抓起來！」那年我才22歲，真是被當時的場面嚇得發抖——這變臉可真快啊！楊家這些孩子何罪之有？江青的變臉使我感到她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

趙：我去之前是一點都不知道「厲害」。你想啊，我是1969年4月才從邊遠的桂林（解放軍一八一醫院）調來北京（解放軍三零五醫院），不久又下到北京外語學院支左，又跟去了農場，一直在下邊，從來就沒有近距離接觸過江青那樣的大領導。雖然調去之前有點緊張，但是，因為以前沒聽說過任何關於江青的議論，就沒有任何畏難心理，而且當時她那個身份、那個地位，能去那裡工作，多少也有點高興。

先是張耀祠局長跟我打過招呼，後汪東興主任正式談話。汪主任交待，在那裡工作，一個是保密紀律，有些看到的、聽到的，一輩子都不能說，要爛在肚子里；一個是遇到一些事情要能忍，要顧大局，「要永遠做一個不倒翁」（這句是他的原話）。他當然了解她的情況了。

江青對我的第一印象還可以。據帶我去見她的楊銀祿秘書事後告訴我，江青認為我「說話語速還適中，人也比較溫柔、文靜」。其實那次見面很簡單，楊銀祿先介紹，「江青同志，咱們來個小護士，你看看。」她從三四個台階上下來，我說「首長好」，她說：「以後不要叫『首長』，叫『江青同志』。」我說，好。「什麼地方的人啊？」我說廣西人。別的還說了什麼，不記得了。總之，算過了老太太的關了，她要是不滿意你肯定是開路走人。

我去的時候還有個小插曲。汪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向主席彙報江青那裡調來個新護士，主席問是「哪裡人」，他回答「廣西人」，主席說：「廣西人好，廣西人會打仗。」我當然知道主席不是說我會打仗，估計是白崇禧、韋國清這些人給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真正直接為她服務是一年以後了，這之前一直是周淑英帶我「見習」，打打下手，幫助疊疊被子，開窗通風，洗衣服什麼的。有時候，周淑英為她服務，我就站在一邊看。為什麼呢？江青有這麼個習慣，身邊有個熟人以後她永遠不願意用新人，新人使她老覺得緊張。有一天，她不高興了，訓斥我：「你站的不是位置，讓我緊張、出汗了知道嗎！」從這時起，我才逐步感受到在她身邊工作那種動輒得咎的壓力。

容貌、稱謂、起居飲食——「生活江青」

李：請您二位具體講講，生活中的江青，或者說「生活江青」有什麼特點？

周：我們為她服務的時候，江青已經五十多歲了，可頭髮依然烏黑濃密有光澤（據她說得益於母親的遺傳）。她身材修長，皮膚白皙（她的皮膚屬油性，彈性比較好）；大眼睛雙眼皮，鼻樑比較直，鼻尖右側有一顆突出粉褐色的痣，左下頜有顆長毛的黑痣。除下巴略顯鬆弛外，沒有明顯皺紋；門齒稍向外凸，平時抿著嘴唇，發怒時咬緊門齒雙唇緊閉。（全樓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壞的信號，江青要發脾氣整人了，不知道樓內外誰又該倒霉了！）她手指細長，讓人感到這是一雙多年保養很好的手。

趙：江青體重保持在一百零幾斤，一米六六的個兒，身材相當好。她從來不化妝，沒有化妝品，用的牙粉、擦臉油都是中南海門診部藥房配製的，沒有任何刺激性。

我們為她服務，她要求我們一律稱她「江青同志」。新來的人第一次和她見面，如果稱她為「首長」，她會糾正：「以後不要叫我首長，叫我『江青同志』。」我們當面都稱她「江青同志」，但後來在背後都稱她「老太婆」。

周：有一次，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的一位演員稱江青為「江老」，江青很不高興，臉一下就沉下來了。回到住處她很氣憤地說：「齊××竟然叫我『江老』，難道我真的有這麼老嗎？真是莫名其妙！」

趙：你問「生活江青」，咱們就從她的起居講起。

雖然她的起居不是像普通人那樣正常，但是現在回憶起來，很講究。每天在江青起床之前，我們要到外面大樹底下看掛在樹上的溫度表，觀察樹梢動向，風向以及風力。呼叫護士的兩聲鈴響後，全樓人各司其事都行動起來了。護士進了她卧室，先把紫色絲絨窗帘掀開一個縫，留一層白色綢紗簾在裡邊，這樣光線柔和，既有點亮，也不能讓強光刺激她。「江青同志晚上睡得好嗎？」這是江青每天起床，護士例行公事必須說的問候話。她會說，「唉，馬馬虎虎」，或「沒睡好」、「老做夢」。接下來我要報告天氣情況，然後雙手摟她的肩，她抱著我的脖子，我借這個勁兒把她抱起來……

李：抱起來？

趙：對，她躺在床上，我得抱她坐起來，趕緊把大睡衣從後面繞過去給她穿上並系好腰帶。再往她身後放上個大鴨絨靠墊，她就靠到後面的靠枕上。先喝一杯濃的龍井茶，這是她早上起來第一步。

然後吃蘋果。她吃的是綠色皮的印度蘋果（國產的），一天一個。護士都給她削好切成塊兒，放在一個杯子裡面，放上叉子，再倒上溫水（她從來不吃涼水果），她得慢慢地把這個蘋果吃了。我們就給她去拿麥片粥，美國產的那個老頭牌的麥片。我記得那個盒子上圖案是個戴捲髮頭套的老頭，我問過程師傅，他說是「老頭牌」的。麥片再加了鮮奶油、雞蛋清和水（蛋黃她從來不吃），攪和煮成粥。早上起來就吃這麼一碗麥片粥。

閻長貴：說到涼水果她不吃，冰鎮的西瓜她也不吃，要吃就要用鍋蒸一蒸。1967年「七·一」黨的生日時，主席在游泳池請工作人員吃飯，江青就這樣吃西瓜，當時我感到很奇怪，因為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趙：她起來以後坐在床邊，我們就給她把里外睡衣全部都脫掉，再一件件幫她穿上日常衣服。給她穿襪子穿鞋包括系鞋帶。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全是護士給穿脫，這一點都不誇張的。有時午睡僅躺一會兒也是這個程序。

她為什麼要用護士呢？最合算。醫療方面的護理是護士管，生活上也是護士管，她就是不想要那麼多人，她見人多了出汗，她緊張。

周：她曾說過：「我就用一個秘書、一個警衛、一個護士，我這樣就是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我一個人工作，你們那麼多人跟我轉還轉不過來么？你們得跟上我的步伐。我不像總理那樣，用那麼多人。」聽得我挺生氣的，總理是多大的工作量啊！而且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超負荷地工作。

趙：我們在那兒干一年，就沒有一天休息，天天都在忙碌。她希望給她服務的護士必須沒有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她這兒。24小時兩個護士都忙的團團轉，一個護士根本忙不過來。因為上班這個護士，要跟著她片刻不能離開。下班那個就得給她洗熨衣服、整理房間、準備葯啊，或者是給她去取葯。

我剛去的時候還挺壯的，有100斤左右，後來就瘦成80斤了。怎麼造成護士這麼累啊？就說吃飯吧，值班那天，我們沒有去食堂吃飯的時間，飯都是別的工作人員幫著打回來的，打回來什麼就吃什麼。一兩飯，路還挺遠，打回來以後就涼了，用開水一倒，就成泡飯。就這樣。剛吃上一口，鈴響了，一聲叫秘書、兩聲叫護士、三聲叫警衛。她叫護士都是些什麼事呢？「我的筆掉地下了」，撿起來給她；又打鈴，「裁紙刀又找不著了」，你給她找；再打鈴，「我的鉛筆怎麼沒有啦」、「我出汗了」……反反覆復的小事。這一弄，這頓飯吃八次你也吃不完。為什麼呢？一倒上水以後她叫你了，回來以後又涼了，又倒上水泡一會兒，又吃兩口，就這樣一天要吃上一兩飯就很不簡單。這種經歷導致我離開她很長時間後，一聽到鈴聲還會緊張。

楊：我最怕這個鈴聲了。

趙：護士不僅吃不好飯，覺也睡不好，甚至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1974年她搞批林批孔那陣，曾連續五天我沒怎麼睡覺，暈頭轉向。到了大會堂，她開會我就坐福建廳外面犯困。那些工作人員都知道，江青的護士、警衛，在大會堂都是坐樓梯台階上守候著不敢離開。我們要按時準備給她吃藥，隨時伺候她換衣服，熨衣服等等。再疲勞也得準備在她招呼時隨時出現在她面前。晚上11點鐘以後食堂有夜餐，可是我們都不能去，都是別人幫打回來，坐在那台階上吃。有時候還沒吃兩口，「江青出來啦！」我們把碗往旁邊一推，就趕緊跑出去了。不是她身邊的人全部躲到屏風後面去，包括原來警衛局的那些老局長，統統都躲到屏風後面，誰也不敢出來，只要她出現沒人敢在外面露面。

周：長期的緊張、失眠使我和小趙經常出現頭痛，有時頭痛劇烈還伴有噁心嘔吐。口袋裡總得帶著止痛藥。這病痛伴隨我們也幾十年了。讓我一生都難忘的一想起來就激動的是周總理！總理最理解和體諒我們：都是年輕人哪，實在太疲勞了！總理怕我們挨尅，往往在散會以前，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早出來幾分鐘，提醒大家：「馬上散會了，清醒清醒啦！」頓時大家起立做好準備，我們趕緊站在會議廳門口迎候江青，今天就算安全過一關。如果她出來沒看到我們會發火的。大家都感到總理在百忙之中的一句提醒是何等重要啊！

散會以後，江青回來還要看電影。她一邊看電影，我們還得給她全身按摩，做指壓穴位療法，讓她放鬆以利入睡。

趙：她睡覺那套程序特別複雜。首先是按時服用安眠藥。她是從晚上七點開始吃非那根一類作用輕微的葯，誘導她慢慢地鎮靜；小量分次給葯，直到她臨睡覺前，開始吃巴比妥類的葯了。她一般都是夜裡兩三點鐘睡覺。

趙、周：我們這裡強調一下，她吃的葯不是我們護士定的，是由一個醫療專家組研究商定的。每天雖然服用次數很多，但每次的量並不大，膠囊里有賦形劑成分填充。

趙：她吃藥講究多，水合氯醛裡邊還加上果汁（不加果汁很難吃啊），必須在睡覺前吃，而且還得吃溫的。可她每天睡覺前蹲馬桶的時間長短不一定，就得不斷加溫，保證隨時是溫的。

她晚上睡覺之前要進衛生間坐在馬桶上，看一下《參考資料》、《國際共運》一類材料，這時護士給她洗腳。對洗漱用水的溫度也有要求，護士事先給她兌好了。洗漱完畢從衛生間出來，她就要穿上絲棉的大袍，坐在一個特製的沙發上。沙發中間挖了個洞，底下放便盆，坐在上面解手。前面還有一個大沙發，厚厚的大海綿，她往上一趴。如果是她今天不愉快或心中有事，睡不好覺，稍微在那兒趴一會兒就起來了；如果那天她沒什麼事，她就在沙發上睡著了。這一覺她橫豎從三點多鐘能睡到早上，有時睡到上午九點。我就一直在那兒這麼坐著，一直坐到上午九點，不敢叫她。不能叫她，絕對不能叫！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咽部發癢怎麼也憋不住，就咳了一聲，她歪過頭：「你故意的啊？」我說沒有，我感冒了。「感冒為什麼不吃藥？故意吵我。」我只好盡量地憋著不咳嗽，就這樣的事情我們經常遇到。

李：刷牙洗臉是她自己來嗎？

趙：刷牙、洗臉是她自己做。但是毛巾是我們給她擰的熱毛巾，她自己擦。小周在的時候每天晚上還給她做口腔護理。

周：她牙周發炎，請301醫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兩位主任來醫治。治療一段時間療效很好，江青就讓我跟著他們學習。近兩個月的醫治，拔除了病牙，牙周炎症已消退，她就讓醫生回去了。為鞏固療效，江青叫我每晚為她沖洗牙周清潔口腔，防止炎症複發。幾年下來每天如此，她再沒發生過牙周炎症。

趙：最後她上床睡覺的時候，要把外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脫，再穿上睡衣。她要躺下的時候也是給她抱著下去，把她的睡衣往下抻平（她穿的是過去蘇聯時期的那種布拉吉裡面的那個襯裙，很長的那種睡衣，真絲的），兩邊被子都得給她掖好。她是根據天氣和氣候用被子，不用厚被，只用薄薄的絲棉被。比如說天氣冷了，加一床毛巾被，如果再冷一點，再加上一條短毛巾被。如果加減被子不合適，她感到熱或涼了就會拿護士問罪。根據天氣應該穿什麼衣服，護士就給她增減。所以她的衣服全部是我們管的。

周：她經常說「我是一個高級的腦力勞動者，這些事我是不要動腦筋的」。所以如果吃飯多點了，有些打嗝，她會邊用牙籤剔牙邊說「怎麼不提醒我呢？我吃飯是在想著事情呢，腦子根本不是在吃飯上」。這吃飯多少的事別人怎麼提醒啊？

趙：還包括提醒她上廁所。到人民大會堂去開會，釣魚台到大會堂有多遠？而且一路是綠燈，你說能有多長時間？可走之前要不提醒她上衛生間，這可壞了！在車上一路罵你，一直罵到人民大會堂。後來沒辦法，車上準備便盆，隨時解小便。有時還要在車上換衣服，每當這時候她讓升起車廂中間的隔音玻璃，還叮囑前排人不要回頭、不要看反光鏡。

周：我說說江青的飲食。負責給她做飯的是程汝明師傅。程師傅為毛主席和江青服務了二十多年，其間有十多年專門為江青做飯，對她的秉性和飲食習慣了如指掌。除了江青提出要求，平日食物都是由程師傅安排。每頓一葷、一素、一湯。江青喜歡吃魚、蝦、蟹、童子雞，蔬菜中菠菜泥經常吃。

趙：我們工作人員戲稱她「菠菜泥吃不厭，《紅菱艷》看不厭」。

周：主食上她吃麵食比米飯要多些。江青也喜歡西餐，如羅宋湯、奶油起酥、蘋果派、烤鰣魚、煎牛排等。程師傅專業水平相當高，工作又認真負責，做飯注意營養搭配合理，中西餐兼顧。他不用味精，保持食物天然味道，菜肴精緻，講究衛生，很適合江青的口味，而且飯菜量都很合適，基本不浪費。有時她腸道不暢就增加些奶油和粗纖維食物來調節。程師傅做的飯菜江青是滿意和適應的，而吃其他師傅做的飯往往會消化不良。因此在大會堂開會要就餐時，經常是程師傅親自上灶或電話遙控大會堂師傅。

說到程師傅，我得多說幾句。他為人正直、坦誠、寬厚，處事穩重，是非分明，是大家的主心骨。我們遇到難事、受了委屈都願意向他傾述，尋求幫助。他總是像老大哥般地勸慰開導人，常出主意幫人擺脫困境，而且能仗義執言。1974年我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程師傅得到消息，就利用上午為江青取菜的機會和內勤小王帶著蘋果來到我家。他們語重心長地勸導我，可謂患難見真情。當程師傅講到江青等四個人利用批孔、批儒，鋒芒指向周總理時十分憤慨，我們當時都對總理的身體狀況感到心痛和擔憂。

江青的幾怕

李：我們都知道江青有幾怕，這些「怕」，大概很多都涉及護士的工作範圍，開始您二位也提到對江青護理的「特殊性」，請具體談談。

趙：首先是怕風。江青特別容易出汗，她有時棉襖和內衣都濕透，頭髮也經常濕漉漉的，要經常換衣服和帽子內沿，有時候在大會堂開一次會得換幾身內衣，因此她特別怕風（這一點以前我不大理解，現在年紀大了，知道好出汗的老年人真不能吹風）。平時只要一出樓門，就全身穿戴得很嚴實，還用毛巾捂緊口鼻，而且是背向門口倒退著出去，就是怕風吹。她經常說「針大的孔斗大的風」。在室內，她就讓人舉著一根點燃的香，看煙路是一直向上，還是拐彎，來證明屋內是否有風。一旦煙散開，她會說「肯定有『賊風』」，就訓斥工作人員「殺人不用刀，給我製造感冒，起了階級敵人起不到的作用，這是軟刀子殺人！」

周：有一次她讓找「賊風」哪來的，我舉著燃香，把房間都檢查了一遍，四層密封窗哪會進風啊！我想煙路向上散開是正常物理現象，可面對她無事生非又不能反駁。只好解釋說：「您是不是身體不太舒服，感覺到有風？」沒想到她勃然大怒，抓起小桌上一把剪信封的剪刀扔向我！

趙：但是她的房間還要很新鮮的空氣。怎麼保持新鮮呢？比如她在某個房間呆夠一段時間以後換房間，這間你給她通風，打開窗戶，進新鮮空氣，通完風后把窗門都關上，還要保持規定的溫度。

江青再就是怕聲音。我們說話要站在她的斜前方，靠近說話你就必須蹲下來說，不能高於她的水平視線。她要求我們說話要慢，聲音要適中，走路時不能有衣服摩擦聲，腳步要輕，不能帶風，否則她就出汗。

周：要是一點聲音都沒有也不行，如果突然發現身邊有人，她也會緊張。所以我們進她的房間時，要有一點輕微的聲音，讓她能意識到你進來了，這樣才算恰到好處。

有一回，新調來一位替班的警衛員，第一次見江青時穿著布面牛皮底的鞋，走路時，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江青說，「你這是什麼鞋啊？可不得了，讓我冒一身的大汗！」警衛員就趕緊換了雙膠鞋，可房間里有一段鋪的是橡膠地墊，鞋底蹭上還是「吱吱」響，江青要求他再去換鞋。又換了布底鞋後，這位警衛員緊張得都不知道該怎麼走路了。他為了不出聲，腳高高抬起再輕輕放下，就跟咱們有時候看的電影里那種慢鏡頭似的，江青又說：「瞧你那是什麼姿勢，怎麼邁的步？」

楊銀祿：後來到大會堂開會，她說：「小楊你得跟著我去，叫他（警衛員）坐前邊，你坐到我旁邊。」我說為什麼呀？「給我壯壯膽兒，我太害怕他了。」就這樣，小周坐左邊，我坐右邊，江青坐中間，警衛員在前邊不知所措。

周：幾十年後，我們在一次會議上相見，他已經認不出我了。當我問他「牛皮底鞋還出聲嗎」？他立即喊出「是小周啊」！可見此事給當事人的印象之深是一生難忘的。

趙：她心情好的時候，既不怕聲音，也不怕風。在海南島、青島療養，她乘坐艦艇高速前進時風很大，她在快艇上還指揮其他艦艇，大喊「全速前進」！並對李作鵬說：「你去告訴你的部隊全速前進，我怎麼指揮不動啊！」當時我觀察江青，她一點都沒出汗，也不怕風了。

周：在海南島，有天晚上江青說早些睡，明天早點叫醒她好去趕海，把水桶和小鏟子也備好。第二天拂曉全體出動，正趕上退大潮，江青興緻勃勃趕海，貝殼、小海蟹、海螺、海蠣子、海菜等撿了不少。太陽露出海面，海水又漲潮了，大家勸她回去，她自己把褲腿卷過膝蓋繼續走。海水漫過腳面鞋子濕了、水到了小腿、水過了膝蓋、褲子濕了她全然不顧。我們擔心她受涼在周圍多次提醒，她才意猶未盡邊撿海物邊往回走。在海水中走了這麼長時間，她也沒任何不適。

江青在釣魚台中心區10號樓住，窗戶有四層玻璃，她說能聽到軍博路上的汽車聲。還經常說外面鳥叫聲、蟬鳴聲影響睡眠。1970年11月，在海南島高炮陣地，為了照相，她要求幾門高射炮同時開炮，對震耳欲聾的炮聲卻毫不在乎。

鄭仲兵（以下簡稱鄭）：這在醫學上有根據嗎？

趙：人們在這種情況下受精神因素影響特別大。比如興奮點在攝影或趕海上，心情好的時候，對一些風、聲音的刺激就不敏感也不在意。而在失眠時對聲音就格外敏感。

周：江青還有個忌諱，就是怕在住處見到生人，因為見到生人會緊張，出汗，有時候還會生疑心。即使是每天送文件的機要通訊員對她也得迴避。10號樓大門一進去就是一個廳，送信送文件的人，只要一聽她要出來了，趕緊往兩邊跑。兩邊一個是開水間，一個是打掃衛生的工具間，能躲就躲。有一次江青沒按鈴就出來了，一個送文件的同志來不及躲了，就一下子蹲到沙發後面。沒想到江青一下子坐在沙發上，我們緊張的心都要跳到喉嚨口了，趕緊請她去空氣新鮮的客廳散步，這才化險為夷。一位首長的警衛員說：一聽江青要來大家都想躲開，可總得有個端茶送水的吧？輪到我值班只能硬著頭皮送，真不知道你們這日子是怎麼過的！

確實，江青常去的地方，人們一聽她要來了，除了開電梯、端茶送水的服務人員以外，全都躲起來了，都怕飛來橫禍。這是有前車之鑒的。

1968年春，江青到大會堂開會，在會議廳門口，周總理的衛士長成元功很有禮貌地招呼她。誰知江青硬說成元功擋在門口不讓她進門，懷疑裡面開什麼會。她氣沖沖的往裡走，在大廳門口江青大聲叫：「總理，外面有條狗！」那天我在場，大家都很詫異，沒見到周圍有狗啊？江青怒目切齒喊著：「孫維世是一條狼，成元功是條狗，歷史上就是個壞人！」（孫維世是革命烈士孫炳文的女兒，總理的乾女兒，文革時慘死在獄中）無論總理和與會者怎麼解釋她都不聽，罵不絕口，還說「再也不想見到成元功了」。結果成元功進了學習班，而後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了七年，我們兩人曾在一個排勞動。他1940年14歲時參加革命，1945年到周副主席身邊，陪同參加重慶談判；解放後隨同總理出訪各國。跟隨總理二十多年，熟知總理的工作和生活習慣，曾共同歷經風險。說到總理在這幾年的勞累、為難和無奈，老成唏噓不已。他當時雖遠在江西，但對總理的一切仍是牽腸掛肚，對江青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矛頭指向總理十分憤慨。

李：說她怕見生人，在青島棧橋那兒她也不怕見生人了？

趙：那是她有思想準備，要見群眾啊！

周、趙：江青生性多疑、神經過敏，常懷疑有人害她。懷疑是多方位的，包括見到的人（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吃的葯、聽到的聲音、在樓之外吃的食物等，這種例子太多了。

周：有次在16號樓開文革小組碰頭會，會上她吃了不少櫻桃，轉天牙齦有些不適，就懷疑櫻桃有毒，她追查櫻桃來源、怎麼清洗的。查的結果是來源清楚，同桌的人吃後都沒什麼不舒服，這才不了了之。

她在一些會議上見誰不順眼或哪句話不順耳，就說：「我一看你就是個壞人，××給我查查他是個什麼東西？」

趙：1971年她去青島，游棧橋時有幾個群眾認出她，有的鼓掌、有的呼口號，圍觀的人很多，當時她很受用，興高采烈。之後反過來說成是有組織的圍攻事件，趁人多的時候謀害她。

周：了解江青的人都盡量迴避她，周總理和其他領導到江青住處，他們的警衛員和醫護人員無論是寒冬還是酷暑不管多長時間都在車裡等候，連喝水都是內勤給他們送到樓外。誰都怕惹上是非，還不如躲遠些安全。

隨著職務的升遷，尤其是她當上政治局委員後，權力在手，脾氣更見長。大家最難辦也最怕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往往會被她上綱上線扣上頂政治帽子。

趙：還有就是怕冷怕熱，對溫度要求苛刻。江青對室溫的要求是，冬天攝氏21度正負0.5度，夏天26度正負0.5度，釣魚台她住的所有房間和常去開會活動的幾座樓以及大會堂、中南海、京西賓館等開會的地方都要求統一溫度。當時釣魚台各樓房都用中央空調，後來配了單機空調。由於地方大，溫度統一難度也大。我們把室溫看成工作重點，小心謹慎地對待。而江青往往因為自己情緒不佳，硬說溫度不準，無中生有，指責工作人員。

周：江青既要求空氣新鮮又要室溫只能有正負0.5度的波動範圍，這副重擔落在幾位內勤兼樓內警衛同志的肩上。他們幾位來自警衛毛主席的一中隊，樸實、機敏、責任心強，素質都非常好。雖然有的來自農村，但儘快掌握了當時罕見的中央和單機空調通風技術。他們負責樓內警衛、衛生、燒水包括隨車水箱的準備，有時還幫我們洗江青的衣服。多年來我們值班時，飯都是他們從食堂幫著打回的。為了讓我們能安心睡一會兒，他們在門口值班時幫我們聽打鈴。遇到難事時都互相關心鼓勵，這些戰友給予我們最默契的配合和支持。

趙：江青對洗漱水、飲用水及飯菜也都有溫度要求。有次她感冒，對溫度格外挑剔，她喝水時，一會說：「你怎麼給這種溫吐吐的水？我的胃要壞了。你這是害人哪！」稍加一點熱的，她又說：「你想燙死我？」我們只好找來一把水溫計，校對好後，將入口的東西都經過測溫。

她從不直接用衛生間熱水龍頭的水，嫌溫度不恆定；臉盆的水不流動又不衛生。我們要在大搪瓷缸兌好水，她邊洗手時要以一定速度給她倒水。後來我們也有經驗了，水兌好了，放到自己手腕內側這個位置試，這裡的皮膚是最敏感的。經常試溫，感覺也准了。

趙、周：除此之外，說到她的「怕」，我們聽到江青多次說過「我不怕被殺頭，就怕不死不活地給養起來」。說此話時表情凝重。要我們看，與其他幾怕相比，這可能是她的最怕了。

鄭：這或許多少反映了她的性格和人生觀。從後來法庭宣判時她高呼口號以及最終選擇自殺為結局的舉動看，在這一點上，她是說話算話的。至於如何評價她的價值取向，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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