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以香港視角構築中國史

文化 07-11

對於完成了《黃金時代》的許鞍華而言，《明月幾時有》似乎是必然。

《黃金時代》的結尾，蕭紅病逝於日軍佔領的香港，沒能跟隨中共南方局安排的居港進步文化名人營救行動回到內地。在她去世前，即將撤離的周鯨文還去看望過她（電影之外，柳亞子等人也在離開香港時前去與她告別）；而在《明月幾時有》的第一個故事裡，茅盾、鄒韜奮登上銅鑼灣避風塘的大船時，柳亞子、梁漱溟等人已落座其中。在時間點的連接上，《明月幾時有》像是《黃金時代》的一個續集，講述著蕭紅離開以後的世事。

「偽紀錄」的敘述方式也被許鞍華從《黃金時代》沿用到了《明月幾時有》。不同的是，《黃金時代》里的對鏡陳詞常給人以齣戲之感，《明月幾時有》中的往事追溯卻能自然地代入故事演繹，儘管從「紀錄」的角度考量，《黃金時代》其實是更接近「真實」的。這倒不是因為梁家輝的演技多麼出神入化，只是這種回憶性的講述，使得故事視覺變成了一種情景再現，更符合習慣的展示邏輯，而且非名人化的角色設置，也容易淡化觀眾意識中的扮演預設。

形式上的相似只是一種表象或者無意識，甚至不過巧合而已，表達意圖的一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接續。作為曾經的殖民地城市，香港在歷史的敘述上往往會陷入某種失語狀態，既容易被大歷史所代替和覆蓋，也容易成為邊緣的補充敘事。從《黃金時代》開始，許鞍華試圖採用香港的視角審視中國歷史。香港，不僅在蕭紅的軌跡上與東北、北平、青島、上海、武漢、西北、重慶共同成為民國地圖上的重要節點，更經由蕭紅的文學及一眾南遷的知識分子，連通了中國文化脈絡。

如果說《黃金時代》還只是進行了文化上的身份確認，蕭紅作為東北作家也仍然未能擺脫線索的大陸主體性。《明月幾時有》則完成了許氏的歷史建構，並且通過對故事背景的有意局限，真正實現了香港的主體意志。

因此，這樣一個抗日故事並沒有以慣用的宏大氣勢和激情模式展開。對於香港而言，生活邏輯向來強大於意識形態邏輯，所以無論方姑、劉黑仔，還是李錦榮、方伯母、張詠賢，自始至終沒有一句響亮的口號，他們的抗爭無非為了恢復往昔平靜而美好、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為了具體可感的切膚之痛。許鞍華用她擅長的散文化手法，描繪著一個個拿生命捍衛自我的普通人，這是一種反塑造、反歌頌、反史詩的處理方式，所有的無畏、堅定、神勇與所有的自私、恐懼、不專業，並沒有作為烘托彼此的存在而存在，只是按照本來的樣子各司其位。散文的寫法讓故事呈現出碎片化的面相，人物形象也不盡完整。但這或許正是事實：無名英雄的事迹原本就不為人知，即使彬仔這樣的親歷者也無法窺得全貌，更何況多年之後，記憶未必全然清晰。

當鏡頭從舊日夜色中隱隱的青峰橫搖到霓虹閃耀的今日維港，香港在電影的路徑中完成了歷史與現實的交接，這座城市似乎獲得了一部分清晰的生長脈絡。然而結尾處，老年彬仔的紅色計程車匯入繁華街頭，眼前的一切好像又與此前的回憶產生了某種斷裂——往事如煙了無痕，究竟是源於慾望都市的虛無化遺忘，還是此前建立起的與歷史的連接並不牢靠？

許鞍華對意識形態的有意剔除，以及對香港主體的過分著重，其實也在人性真實之外遮住了必要的歷史真實。東江游擊隊的政治背景、營救行動和安排黑仔前往惠州背後那個語焉不詳的組織，都給這段往事重新披上了一層模糊的面紗。這層紗不僅忽略了意識形態力量在行動和思潮層面對香港抗日產生的實際影響，更讓香港的主體敘事變成了一種真空式的想像。無可否認，方姑最初與最後念誦的都是茅盾寫於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散文《黃昏》，這是她的革命與理想的精神感召和啟蒙，也是香港斬斷不了的血緣事實。缺少了這層關係，無論過去抑或當下，香港都必定是以另一種面向生長。

在這一點上，許鞍華自己的前作《千言萬語》也許處理得更好一點。

文| 徐鵬遠

本文刊載於20170711《北京青年報》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