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以來社會建設的民間範式

清末以來的歷史，能讓我們窺見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秘密」。那就是在國家危亡之際，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成為國家、社會、文化生存的重要基礎。百年來，中國的革命、建設與改革都源自民間自發的探索。革命力量和政黨起自民間，把一盤散沙、危機四伏的古老帝國整合為一個凝聚力強而組織良好的近代民族國家；建設力量和流派發自民間，著力改善地方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問題；改革力量和機會出自民間，成為國家體制改革的重要契機和樣本。

這種民間的影響也可以從梁啟超、嚴復的群學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等原則中發現。可以說，從民間發展而來的民間範式，影響到中國社會的方方方面，成為一種重要特質，值得認真探討。本文在此僅談社會建設的一面。

一、何謂民間範式

百年來社會建設，從主導力量的角度劃分，大致可以分為民間範式和政府範式兩種。簡單地說，民間範式就是以民間團體或個人為主導、民眾參與的建設模式；政府範式就是以政府為主導、民眾參與的建設模式。民間範式的存在得益於社會的自組織傳統或狀態較為發達，社會團體具有較大的自治空間，能夠圍繞社區、地方社會的需要，提出社會建設的設想，並依靠本地民眾的力量，創造性地解決社會問題。

民國時期，民間範式的社會建設在當時影響巨大。以米迪剛、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俞慶棠等人為代表的各類社團，學習西方（美國、荷蘭、丹麥等）鄉建經驗，走民間的道路，依靠知識群體自身的力量，為農村提供文化教育、農村合作、公共衛生、農業技術推廣等公共產品。民國時期的城市社會建設也以民間範式為主導。

在鄉村建設的同時，民間社團在城市中為勞工群體提供教育、衛生、住宅建設等服務，形成城市社會建設的浪潮。如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浦東勞工新村，就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朱懋澄發起建設的。民間範式最先開始的主導力量仍然是士紳或紳商這樣一些傳統社會結構中產生的精英所構成的團體。到20世紀20年代，新型城市知識群體構成的團體逐步發揮重要作用。

民間範式的關鍵，是民間團體和政府各自承擔不同的角色。民間團體在社會建設中起主導作用，承擔著策劃、組織、實施的角色，而政府則承擔協助、配合的角色。民間範式在民國時期存在很長時間，且民間團體和政府角色涇渭分明。陳序經在考察定縣實驗時曾說：「定縣的鄉村建設工作，三十年來得了不少的地方紳士與私人團體的提倡實驗，以及縣政府與省政府的幫忙。」這種範式在當今的韓國、日本等民間組織發達的國家都比較常見，政府協助社會組織進行自治，而不是社會組織協助政府進行治理。

民間範式在民國時期佔主導地位，與當時的國家/社會關係有著緊密的聯繫。中國自北宋以來逐漸形成「士紳社會」，鄉紳在地方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構成地域性的鄉紳權力網路和血緣性的家族權力網路。吳晗、費孝通等關於「紳權」與「皇權」的討論，何炳棣、蕭公權、張仲禮等關於紳士階層的研究，寺田隆信、森正夫等關於鄉紳與鄉村建設的研究，都關涉到明清地方社會生成的問題，論及地方知識階層與鄉村建設的關係。

民國時期承接清末的立憲運動和地方自治，以及孫中山民權思想的影響，紳權有了極大的提升，包括鄉紳和新型知識群體等社會精英參與地方公務的深度和廣度日漸加深。特別是隨著清末、民國政治的碎片化和政府控制的減弱，地方社會精英對地方事務的掌控大幅擴展。

政府在民間範式中的協助角色並非可有可無，而是重要的輔導力量。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的鄉村建設，需要大批知識精英的參與，但是種種條件造成了「知識分子下鄉難」問題，社會學家吳景超就提出，政府應該在各縣設立農政局，吸納大學畢業生承擔調查現狀、推廣知識、建立鄉村組織的職能，再通過鄉村組織培育鄉村領袖，通過鄉村領袖的自組織活動推行各項鄉村社會建設。這套辦法，與韓國新村運動以政府力量來培養新村指導者，作為新村建設的骨幹力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農村社會建設缺少的是具有公共意識、能夠將大家組織起來、帶動大家做事情的人，政府應該承擔起培養這種人才的義務，將這種人才的培養作為公共品供給的一部分。

二、民間範式的文化基礎

社會建設必須建基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之上。孔子時代就提出，「禮失求諸野」，主張當禮壞樂崩，社會建設遇到瓶頸時，應該向民間社會去尋求組織之道和文化傳統，發現民間社會中歡騰、奔放的自治精神。中華民族兩千年來屢經興亡繼絕、斯文不輟，關鍵是形成了以儒家為主幹的文化體系，構成社會組織的規範傳統，由此衍生出各種思想流派，能夠為承擔社會建設使命的民間團體，提供精神和知識上的支持。

近代以來的社會建設，在目標、方法、手段等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很大，但在建設的主體性方面則受到本土文化傳統的熏陶和規制。民間範式的確立和發展，得益於民間社會輿論空間的發展，也得益於社會精英對文化傳統的發掘和繼承。

民間範式不斷追尋、重構自治傳統。清末的地方自治是比較薄弱的，官辦自治仿自日本，不足以支持社會建設。為了推動民間範式的地方社會建設，學者們不斷回溯歷史，提出中國的地方自治傳統。論者指出，中國社會建設必須重視社會的傳統思想，尤其應該重視儒家思想中的自治理念。中國社會在自治方面，一貫強調注重個人自治，然後由個人的自治而推及治人，有個人的自治而推及團體的自治。

為了恢復傳統，歷史學家探索鄉治歷史，認為鄉治的精神底蘊是儒家的德治與教化。梁啟超則指出，鄉治在他的家鄉廣東新會茶坑存在已久，「此蓋宗法社會蛻余之遺影，以極自然的互助精神，作簡單合理之組織，其於中國全社會之生存及發展，蓋有極重大之關係」。這種簡單的鄉治形式，以農工商合作、義務教育、公共安全為內容，以宗族（家族）鄉約自治為根基。在近代的歷史條件下，應該結合西方經驗，因應時代需要，進行創新發展。

民間範式的實踐代表梁漱溟非常重視鄉治傳統和文化價值的發掘工作。上世紀30年代，他讓楊開道去研究鄉約，要從鄉約中發現向上的精神。楊開道研究發現，中國農村作為一種特殊的「地方共同體」，到明代形成鄉治傳統，包括保甲、鄉約、里社、社學、社倉五大部分，與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制度極為接近，只不過在名稱上稍為現代化而已。

梁漱溟則強調，現代社會組織流行以西方的個人權利為組織原則，強調組織成員間權利平等，並以此行使投票抉擇等權利，僅是一種追求個人利益平等的機械平等，離自治要求的合作、協同、互惠目標還有相當距離，搞得不好就離散了熟人社會，與鄉村建設相背離；而鄉約精神強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將「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儒家理想制度化，展現了中國人追求合作、協同、互惠的自治理想，能夠引導人的生活向上，有助於農村社會的善治和發展。

因此，他主張創造性地發揮鄉約的積極精神，將原鄉約中消極的彼此顧恤變成積極的有所作為，如發展合作生產、合作運銷；發揮理性，提振志氣；擴展鄉約的適用範圍，不限於一鄉一村，要往外發展；不再像明清後期官方化的鄉約那樣借政治的力量來推行，而是恢復到藍田呂氏鄉約的本意，依靠社會團體的提倡，由社區成員自發自願，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民間範式不斷從文化傳統中汲取營養，也創造性地實踐和發展了文化傳統。定縣的米鑒三、米迪剛父子服膺「顏李之學」，立志民間經世，開創近代翟城村的自治。晏陽初的團隊在定縣實驗期間，據說每天晚上都要研讀王陽明的《傳習錄》，揣摩其中的理想信念和實踐思想。後來他總結鄉村工作守則，主張深入民間，認識村民，了解他們的問題；發展相互信任，與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學習，在成為農民的老師之前，必須先做農民的好學生；與平民共同商討鄉村工作，跟農民像夥計一樣討論農民的需要與問題，共同做出一項可行計劃；從農民知道的地方開始；在平民已有的基礎上建設；不遷就社會，應改造社會；農民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發揚智慧的機會，所以他們最重要的需要不是救濟（災荒之時除外）而是讓他們有發揚的機會，發揚他們的智慧力量、身體力量、生產力量和組織力量。

這些思想都與陽明心學的思想有聯繫，表現為尊重人性，承認民眾主體性，探索平易的建設之道，反映出傳統思想資源與地方社會建設創新的密切關係。陽明心學代表儒學的民間化、簡易化、實學化，顏元稱讚它「臨事尚為有用」。這種傳統由王陽明的門人王艮發揚開來，他創立的泰州學派倡導參與平民家族、鄉約、平民講會等建設，就是對心學思想的一次有效實踐。泰州學派平民化、大眾化的建設風格對梁漱溟影響也很大。有研究者指出，晏陽初、梁漱溟要求知識分子到鄉村去和民眾結合起來，對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中國來說，是一條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對今天農村現代化建設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三、民間範式的時代意義與超越

近代以來，民間範式與政府範式始終存在競爭的關係。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相比，官僚機構發達，制度化程度提高，治理能力有了質的飛躍，具有國家社會化的強烈意志，可以實施政府主導的社會建設模式。在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發展的同時，官辦自治活動也在實行過程中，在範圍上要較民間範式為廣。除此之外，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搞過新生活運動。即便是鄉村建設實驗方面，除了民間範式之外，也有青島市政府創辦的李村實驗區。梁啟超所言，「鄉治之善者，往往與官府不相聞問，肅然自行其政教」。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幾乎已不存在。

民間範式在近代以來長期存在和發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訣在於它能為地方社會、社區提供及時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給。公共物品的供應方一般包括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個人，當政府和市場的供給失靈時，需要社會組織或個人承擔起公共物品的責任。一個社區的公共物品需求有其獨特性和時效性，民間範式可以起到拾遺補闕，或者包攬供給的作用。

北宋以來的族田義莊、平民家族、鄉約，明清時期的會館、善會、善堂，民國時期的平民教育組織、鄉建組織、紅十字會等慈善組織等，都是民間範式發展的重要組織形式。它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社會保障能力不足、市場供給不足的問題，緩解了社會矛盾，縮減了貧富差距。當前，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城鄉差距、階層差距、中西部差距不斷擴大，公共資源配置失衡，社會公平原則執行不力，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也是民間範式繼續存在的社會原因。

同時，政府主導範式在社會建設實施方面存在的問題，也為民間範式的生存創造了條件。在工業化時代，政府憑藉強大的財力，宏觀調控能力加強，在社會建設的實施方面展現出強大的實力。最典型的案例是韓國的新村運動，在政治強人、韓總統朴正熙的倡議下，政府作為啟動者、組織者和主要出資者，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組織領導體系，自上而下進行動員，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經過十年建設，取得巨大成功。

但是，新村運動也暴露出政府動員式社會建設的問題，包括缺乏群眾基礎，鄉村民眾反應不積極；運動式的社會建設煽動起來的非理性和反理性，以及隨運動而來的各種機會主義、急於求成、勞民傷財和弄虛作假，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為各種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和志願者開展多種多樣的小範圍社會建設提供了空間。

近年來，隨著中國村民自治、社區自治的探索，在農村地區出現了多種新的民間範式。如山東濰坊、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在村民自治的過程中，探索村務契約化管理，對村級事務管理採用民主簽約、依法履約的手段，將民主和法治整合在一起，統一於契約形成與落實的全過程中。村裡的大小事情，都裝進契約化的框子里，一份契約針對一事，各方的權利、義務、責任等規定得明白詳細，做起事來目標明確，有章可循，約束有力，有效擴大了村民的決策權，保證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實現。

再比如，廣東雲浮農村的鄉賢理事會，由外出鄉賢、經濟能人、宗族長老和村幹部等具有一定聲望的人組成，以親情和鄉情為紐帶，促進群眾參與公益事業建設和社會管理，也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鄉賢理事會的作用類似於梁啟超筆下以宗族文化為核心的鄉治，是鄉約文化在新時代的創新性發展。

各地區這種能人、富人積极參与村莊公共事務的現象，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媒體和輿論中醞釀出關於鄉賢、鄉紳的討論風潮，甚至有專家學者公開呼籲新鄉賢，認為當代中國需要發揮鄉賢（鄉紳）的作用以實現農村治理的現代化。這一現象的發展，是民間範式社會建設的新動向，但應該把它納入到民主、法治化的軌道之中，才能健康發展。

把新鄉賢現象連同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志願團體的發展放在一起來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間範式的社會建設正在蓬勃發展。究其原因，除了與較為清明寬鬆的政治環境有關之外，主要得益於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產生了新的變化，形成了一個數量較大的中產階層。他們既有很強的鄉土情結、志願精神，也有逐漸成長的現代公民意識，希望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來改變社會下層或者落後農村地區的面貌。

END

作者為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6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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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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