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回憶：在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的五年

一九○七年，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退回部分庚子賠款，中美雙方協議，決定將該款部分用於中國在美留學生，部分在中國創辦一所學校，造就學生異日留美。於是，創辦了清華。它是一所留美學生的預備學校（隸屬外交部）。隨著時間的演進，清華後來改成一所正式大學。一九二八年，又改為國立，自此，只派少數畢業生赴美深造。一九二九年五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約我擔任該校歷史系主任。五年中（從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華認真授課。抵清華後一年半，我成為評議會中一員。這段期間，對清華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時那段時間也是內戰與偉大抗日戰爭中間的一段空檔。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僅有的一段比較和平與團結的時期。內政大部恢復了，中央、各省都恢復了。工商業正在復甦，鐵路逐漸修復，公路修築得很多。這段短暫的時間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在平時進步的能力。

蔣廷黻聘教授，定課程清華有兩項重要措施是值得稱道的。清華是一所國立大學，教職員待遇與其他同級大學是一樣的，因此，它無法聘到傑出的學者任教。為此，評議會想出一個辦法。就待遇的標準說，清華是按照教育部規定的，但清華另外規定有休假，並可供給休假旅費；上課鐘點少，較其他大學進修的時間多；圖書館、化驗室的經費也比其他學校充足。如果一個人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華。但是如果為了研究、寫作、進修，他就會到清華來。此外根據清華評議會所擬的規定，清華可以資助學者進修深造。以上規定，使清華建立一種看不見，但卻極有效力的延攬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時日中，我們能夠從其他大學中挖來著名學者，他們來清華不是因為待遇優厚，而是為了做學問。另一項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國創辦一所大學，某些地方可以學外國，但有些地方必須要自己想辦法。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雖然沒有什麼成就，但世界各國在物理、數學、生物、化學等方面的成就，中國都可以抄襲使用。可是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就和其他國家不一樣了。即以政府組織為例，中國留美學生往往熟讀政治思想、比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書籍。他們學成回國後可以在大學開課，像美國學者在大學中一樣教授英國、法國、德國或義大利政府。但是卻沒有一位中國學者能夠教授中國政府，因為美國大學中沒有這門課。再以市政為例：當時在清華有一位教授，教倫敦、巴黎、芝加哥和紐約市政，但他對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卻一無所知。再讓我們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時間，清華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們能從最早的柏拉圖講到當代的拉斯基，但卻沒有一個能講授中國政治思想演進情形的。換句話說，就以上情形論，清華所教育的學生是要他們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而不是要他們成為中國的棟樑之材。有些清華教授認為這種情形是滑稽的。這個情形雖然我們個人沒有責任，但我們一直認為這是個問題。最後，我們提議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提議任何擔任社會科學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棄原有西方國家的課程改授中國方面的課程，都可以減少他授課的時數，增加研究及實地考察等方面的補助。如此一來，經過三兩年時間，他就可以教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政府或中國經濟史等課程了。歷史系也遭遇到類似的問題。留美學生沒有從美國學到中國歷史，即使他們想學也無從學起。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中，大部分歷史已經經過科學的徹底的研究過若干個世紀了，因此，他們可以有一套能為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但在中國卻不然。我們有豐富的資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卻沒有一種大家都認為正確的綜合歷史資料。在過去，人們無法了解整個中國歷史。他只能成為某一特殊時代或某一本書的專家。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要重複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繼續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時間被浪費了。我在清華，一開始，想找一位能教漢代歷史的學者，當我提出此一擬議時大家都認為楊先生（按，即楊樹達）是最適當的人選，因為他是最偉大的漢史權威。他曉得各種版本的《漢書》和《後漢書》。他對各種版本真偽的鑒定，以及章句解釋可以說無出其右者。他是這兩本古書的最高權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後，如果有人問他：「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他會說：「我從未想過這些。書中沒有討論過這類問題。」本來，版本鑒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權威書籍，某一本書其所以能有價值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獲悉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我們國家的實際情形。但是這個目的反而被人漸漸給忘記了。人們變成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現在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再把時間繼續浪費在這方面。漸漸的，我認為我應該放棄這批舊學者。我要把他們當作我個人的老師。我希望他們能在我身邊，以便請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來教歷史。在教書時，他們能夠告訴我們中國從什麼地方發源，又向何處發展，最後定居在什麼地方。我不聲不響地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一點麻煩都沒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時間。我說：「現在，努力吧，準備開一門課，那麼，就是清史吧，你有興趣嗎？你知道清代的大問題嗎？努力吧，我會供給你參考書、助理人員和時間。同時，為了生活，你也必須教一點其他課程。你願意教什麼都可以，但你必須在兩三年時間內準備開一門新課。」我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點也沒有引起麻煩和反對。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爆發，我們能循此途徑繼續努力下去的話，我堅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清華的歷史系一定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全國唯一無二的歷史系。對這些政治及社會科學的觀念，同寅們常常交換意見。很幸運，校長和評議會都同意我們的做法。因此，清華擬定一套適合中國學生的課程。如果有人有興趣比較一下清華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七年的異同，他一定會發現在課程方面有很大的改變。此舉，我認為是對中國教育的一個大貢獻。我一直為此感到快樂，因為我在這方面曾略盡綿薄。收檔案，買舊書對我個人說，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故宮中收藏的最重要檔案是清代軍機處的。自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終止為止，軍機處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書處。該處人員管理檔案非常制度化，每天來文均由收發登記，這些來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長的奏摺。此外，對皇帝批覆的奏摺也有專人登記。每件檔案都詳細登錄日期及摘要。這種簡單小心處理檔案的制度，對清政府說實在是一種光榮。由於革命和武裝政變在北平接二連三的發生，有些老衙門的檔案均被棄置，無人管理。有些檔案在北平當廢紙賣。我為清華成噸購買，清華圖書館所存的資料大部分都是清朝軍機處和海軍方面的資料。研究清代以前中國歷史，學者可以有很多書目提要作參考，但研究清代歷史則不然。當然，我們可以閱讀一些有關的書刊，可是有許多文學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門的記錄，卻不能指給我們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廠舊書店找我所需要的資料。漸漸的，書店老闆把我當作好顧客，開始到清華來找我。在這段時期，我按計劃購買書籍。每屆周三，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我接待琉璃廠的書商。他們到圖書館中我的書房來，每人先給我一張作者及書名的目錄，我可以從目錄中找出我有興趣的書籍。如果某一本書可能對我有價值，我把它送到圖書館當局審查、估價。書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帶著他們要賣的書，這樣成了一個慣例。有時他們知道我所需要的書而他們自己又沒有，他們就寫信通知全國有往來的同行，代我去搜求。任何一位學者，一旦到了北平，就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很有傳染性。有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裡。我們在一起有一小時。他監視我，我監視他。我們找資料時，他問我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我找到兩本小冊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譜》。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籍。袁先生對這兩本書似乎都不太有興趣，我私下很高興。我們分手後，他回北平圖書館，我回俱樂部，當他遠離我後，我又轉回去買那兩本書，但當我半小時後回到那裡向書主購買時，書主告訴我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那兩本書買走了。中國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是十九世紀最有名氣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職務，很少有人知道他做過僧格林沁的秘書。僧格林沁於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禦英法聯軍的進犯。遠在英法聯軍進犯的當時，郭就建議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視外國人，應該談判通商條約。後來，他代理廣東巡撫時（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準潮州人拒絕與外人往來。他的政策是要中國在國際上尋求和平、繁榮……而不要閉關自守。與他同時代比較進步的人士，已經有少數人準備接受外國武器、輪船，甚至鐵路，但郭某較他們更進步，他進而主張採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經濟措施。惜乎中外雙方人士均未重視他的識見。他的論文集幫助我們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處的時代。我獲悉他有很多未公開的日記。因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寫家信時，就常提到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記。有一天，家兄寫信告訴我他遇到一個湘潭雜貨商，他是郭的孫子。我立即寫信要他去查問，看看他家是否還存有他祖父的日記。我哥哥回信說日記就在那個雜貨商的手裡，而且他願以一千元代價出售。這簡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電報給家兄，要他儘快把它買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對出賣這份遺產，結果，買賣不成，日記仍存郭家，後來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曾國藩的文集，中間很明顯的有殘缺之處，我一直想把它補全。只要是我認為與曾家稍有關聯的人不論路途如何遙遠我都去拜會他。多少次我均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後，我在漢口有一天獲悉有三百封曾氏親筆函在坊間出售，索價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對方願將三百封全都出售給我，我願每封出價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漢口湖南名人圈中傳布出去，他們都想保存一些偉大同鄉的墨寶，以致我功敗垂成。抗日戰爭中期，漢口將陷落時，湖南人上演一幕爭奪曾氏書函的趣劇。後來，大家同意，將書函分開。我分到一些曾國藩致他弟弟曾國荃的信函，其內容為對太平天國戰役中包圍並收復南京者。我很幸運，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內容，因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書法的好壞，不太重視信中的內容。我約定將內容有關包圍南京的部分都分給我，我希望只將未公布過的信分給我。同鄉們答應我的要求，我很高興告訴大家，分給我的信都是精選的，這些信使我們對曾國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當我離開大陸時，一件突發的變故，以致未能將上述信函帶出，被遺在上海，它們的命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做研究，教歷史清華五年實在是夠刺激的，可以說我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時因為得到偉大的發現而高興，有時因為遇到想不到的困難而失望。我繼續研究中國外交史，同時又出版兩卷編纂資料（《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我的興趣越來越廣泛，我又對近百年來社會及經濟變化發生興趣。大多數人把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塊沒有肉的干骨頭，認為食之無味，而我卻認為棄之可惜，在此我不準備多說，只想敘述一些回憶。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當我在雜誌上發表我的見解時，各方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我太偏向清王朝，有人說我無禮，居然冒險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想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況。因為我是個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過不少小風波。後來，當我到政府任公職時，我想欲撰寫一些歷史題目的文章，或發表專題演講。這種情形又引起相當的麻煩。舉個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條約一百周年。我發表一次演講，講詞用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在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我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個與孫感情不睦的人攻擊我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請蔣委員長核奪，蔣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我的文章。有的反應是從大洋對岸來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後來升任大使）托亞那波里斯（Annapolis，現通譯為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阿倫（Allen）教授向我徵詢意見，問我鴉片戰爭時艦隊司令克爾奈（Kearny）的行動如何。有人告訴我說阿倫教授是受命於克家要他寫一篇克爾奈傳記。問題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國門戶開放。正巧中國當時有一部分資料（那時尚未發表）對克爾奈於鴉片戰爭時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情形透露一線曙光，我的結論是：他並非是門戶開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將備忘錄發表於《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上，當時我是該刊編輯，此事對我說，到此已經完結了。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訴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圖書管理員出示給裴克一本上面登著我文章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要他注意上面別人加的旁註，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館員認為一定是中國學生剪的，要他調查一下究竟是誰幹的。不久裴克博士獲悉紐約市立圖書館已經抓到那個破壞書刊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克爾奈的後人。我在清華時期，並不鼓勵學生讀歷史。因為我深慮歷史系的學生沒有出路。歷史系畢業生雖然可以到中學去教書，但是待遇低，圖書設備差，不利進修。學習歷史以備從政之用，此一見解倒是深獲我心。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適例。一旦有學生申請入歷史系，我都給他們澆冷水，我提醒他們讀歷史一定會受窮很久。我也要他們曉得研究歷史除非發現真偽，不會成名。另一方面，雖然清華歷史系一直沒有很多學生，但，我很高興，少數優秀青年我都鼓勵他們進了研究院，研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們中國尚沒有日本、蘇俄、蒙古、泰國及越南等歷史專家。一旦我發現一個青年，認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國歷史的話，我就說服他在研究院學習相關的語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績好，我就設法推薦他到國外去深造。例如：我鼓勵王信忠（Wang Hsia Chung）去學日本史。因為他在清華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資料寫過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外交關係的論文。他到東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認為中國大學不會有學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請並通過了特別考試。他在東京研究兩年，回到清華任講師。另一個例子是朱謙雲（Chu Ching yun），他研究蘇聯歷史。他從中英庚款委員會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倫敦斯拉夫語學校（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去研究。後來他又入達帕脫（Dorpct）大學。為了能在蘇聯多住幾年，他擔任中央社駐莫斯科記者。後來又有邵循正（Shiao cheng chung），清華畢業後為了準備將來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語。宋迪夏（Sung Ti Hsia）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畢業後，又申請入歷史系。我對他在學校的情形曾留心過，而且對他多少有些成見。從我對他勸阻的言談中，他知道我反對他再入歷史系。他單刀直入地說：「我知道我已浪費很多時間，但我是確實可以讀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讀，請讓我試試。」我勉強答應了他。為使他及早回頭起見，我指定他個難題，要他研究領事裁判權以前中國境內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經有人就法律觀點和歷史觀點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從來沒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關的中國資料，找出中國官員在國內如何處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興沖沖地研究此一專題。當他研究完成時，無疑的，成了中國治外法權方面的權威。但就他所搜集的資料而論，我發現他的論文中還遺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設法把它補進去。我告訴他：此種增補工作是很有價值的，如果能做得好，我可以同時用英文和中文將他的論文發表。他對我的意見感到非常高興。但，不久戰爭開始，宋就開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後，他到我行政院政務處長辦公室來看我，見面後，我立刻問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議的增補工作。他即時承認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經把原稿遺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後永遠不要再來見我。不久以後，我輾轉聽說他開始酗酒，終致客死在四川的一個小鎮上。清華予我足夠的資料和時間從事研究工作。那裡也有許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過的學生中，每年我都發現有些人他們的生活與我息息相關，他們的生活也成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華坐落北平西山腳下，是個消閑靜養的好地方。我們打網球、游泳、滑冰、騎馬、打獵，尤其有興趣的是旅行野餐。從校園騎驢很快就可以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八大處。九、十月間，每天都是風和日麗，我每天下午都帶孩子到上述各處去遊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寶頗具長姊風範，為人爽快，有相當的外交手腕。二寶多情善感。三寶喜歡嬉戲，自由奔放，對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為他身體健壯，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寶在家中是最受寵愛的。他一定要牽著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時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賞寶塔、松樹、玉泉山的清流、圓明園的漫步、廟內溫和及兇惡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本文節選自《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17年3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布，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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