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開國先輩對 「美洲退化論」的反駁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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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國先輩對

「美洲退化論」的反駁及其意義

王曉德

作者簡介：王曉德，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

人大複印：《世界史》2017 年 05 期

原發期刊：《世界歷史》2017 年第 20171 期 第 4-22 頁

關鍵詞：美洲退化論/ 布豐/ 開國先輩/ 歐洲中心主義/

摘要：在歐洲中心主義居於主導地位的啟蒙時代，布豐等人闡發的「美洲退化論」可謂獨樹一幟，影響廣泛。這對宣稱承擔著上帝賦予之特殊使命的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一種蔑視或侮辱。領導這個新國家的開國先輩自然不會對這種「荒唐」理論的存在熟視無睹，任其四處傳播，必然憤而反擊，一洗布豐等人強加給美洲大陸的不實之詞。他們對這種理論反駁的結果無疑加強了由移民組成的這個新國家的凝聚力，讓美國人對它的發展前景充滿足夠的自信，也有效地改變了歐洲人腦海中美洲或美國的負面形象，在形成美國國家意識上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美國革命爆發前後，歐洲正處于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時代，新的思想和理論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給處於君主專制的歐洲社會帶來一片新的氣象，讓長期蒙受教會思想束縛的歐洲人感受到新時代即將來臨的先兆。歐洲中心主義根深蒂固於這個大陸形成的文化之中，受這種文化熏陶的白種人很難客觀公正地看待其他地區或國家的發展，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也很少有例外。他們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他們在觀察歐洲之外的世界時依然很難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大洋彼岸的新大陸視為由未開化的野蠻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旨在為科學的「理性」戰勝愚昧的「野蠻」尋找解釋依據，由此樹立起與歐洲文明對立的「他者」形象。

在這一時期，對歐洲人的美洲觀或美國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洲退化論」了。美洲退化命題並不是源於啟蒙時代，早就散見於一些歐洲人關於新世界的論著或報告之中，通常為片言隻語或簡單描述，尚未構成一種縝密複雜的理論體系。「美洲退化論」形成於啟蒙運動時期，是這個時代歐洲中心主義依然居於主導地位的必然產物，與這個時代的法國著名博物學家喬治·路易斯·勒克萊爾·德·布豐的名字密切聯繫在一起。布豐在其撰寫的巨著《自然史》中全面闡述了美洲大陸動物與印第安人的退化，在科學研究的名義下構架起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即刻在歐洲學界贏來一片喝彩聲。荷蘭哲學家和地理學家科內利烏斯·德波以及法國學者紀堯姆一托馬·雷納爾接受了布豐的觀點，把「美洲退化論」發展到極端，對新世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習俗給予全面否定，退化的對象把生活在美洲大陸的動物與人囊括無遺。布豐、德波和雷納爾均為啟蒙時代的名流，他們有時會在具體問題上存有異議，但無不是在為樹立處處與歐洲文明對立的美洲「他者」形象尋求理論根據。他們的「美洲退化論」前提顯然是錯誤的，充其量只是滿足了歐洲中心主義者對本大陸文明孤芳自賞的傲慢心理，試圖從科學的角度來證明歐洲一切皆優越於新大陸。這種理論在歐洲中心主義居於優勢的環境中產生巨大的影響自然不足為奇。

在「美洲退化論」風行於歐洲學界和社會時，一些歐洲精英眼中屬於「蠻荒之地」的大西洋彼岸正在發生一場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革命。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宣布脫離母國獨立，向世人宣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它們經過近八年的艱苦奮戰，最終贏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以全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個新國家隨後進入了為全世界樹立榜樣的共和國時期。此時的美國儘管被很多歐洲人不屑一顧，但絕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個新國家的優越感絲毫不亞於歐洲人對自身古老文化的情有獨鍾。美國的政治精英認為，這個新國家承擔著把人類從苦海中拯救出來的神聖使命，他們同樣在與歐洲對比中凸顯美國新文明的優越。因此，當歐洲精英們喋喋不休地談論「美洲退化論」時，對承擔著上帝賦予之特殊使命的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一種蔑視或侮辱。領導這個新國家的開國先輩自然不會對這種「荒唐」理論的存在熟視無睹，任其四處傳播，必然憤而反擊，一洗布豐等人強加給美洲大陸的不實之詞。

在歐美學術界，一些歷史學家對這一時期美國精英反駁「美洲退化論」有著比較詳盡的描述，通常認為此時的美國在文化上尚不足以強大到與歐洲文化抗衡的地步，美國人自知在文化上欠缺，只是被動地通過擺出具體的實例來揭示「美洲退化論」的虛妄。其實，很多學者的描述僅局限於美國開國先輩在相關問題上對布豐等人的反駁，很少從長遠的角度來理解這場爭論對美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但他們的研究為這一問題的深化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國內學術界尚無學者涉及這一論題，自然不可能有精深的專論問世了。美國人對「美洲退化論」的反駁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之久，在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多歷史名人捲入其中。這是美利堅合眾國對歐洲發起的首場論戰，結果無疑加強了由移民組成的這個新國家的凝聚力，讓美國人對它的發展前景充滿了足夠的自信，當然也會程度不同地改變歐洲人腦海中美洲或美國的不利形象，使他們對布豐等人全面否定的新大陸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一、反駁「美洲退化論」的主要原因

在歐洲中心主義居於主導地位的啟蒙時代，「美洲退化論」可謂獨樹一幟，影響廣泛。儘管有的歐洲學者對「美洲退化論」的科學性提出質疑，但他們的批評很快就淹沒在學術界對這種理論的一片叫好聲中。美國學者詹姆斯·賽瑟爾認為，「美洲退化論」主要有兩點內容。一是「美洲的動物在種類上少於歐洲現存的動物，力量上與歐洲的動物不能相比，外觀上也沒有歐洲動物雄偉美觀，總之比歐洲動物低劣。這種低劣性在美洲人種上也體現出來，美洲印第安人在體質上和智力上遠遠在歐洲人之下，甚至低劣於亞洲人和非洲人」。二是「從舊世界移植到新大陸的每樣東西，從植物到動物再到人，都會變得發育不良，失去活力。一旦歐洲人踏入美洲的土地，他們便在體質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開始衰落」。傑斐遜時代的美國學者約翰·布利斯特德在其名著中總結了「美洲退化論」的實質，即「在美洲土壤和氣候的種類和構成中，某些東西必然減弱了所有生活在其上的動物在體質上和智力上的能力，不管是人還是獸都是如此。布豐伯爵在其關於自然史的專論中首次提出了這一主張，一大批哲學家緊隨其後，認為與歐洲動物相比，我們的所有動物都較小和較弱；我們的狗不會叫；我們的土著印第安人全身不長毛髮；移居到這裡的歐洲人在身體和智力上開始退化；他們的後代在體力活動和體力上，在智力敏捷和智力上存有缺陷」。

顯而易見，「美洲退化論」存在著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美洲退化」命題雖不為布豐首創，但他顯然是將之「理論化」的第一人。布豐在其撰寫的《自然史》第三卷、第五卷和第七卷中系統地闡述了美洲四足動物和印第安人在生物特性上的退化，美洲惡劣的自然環境是生物退化的主要原因。從理論上講，既然在退化過程中氣候與食物等發生作用，那麼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中的生物都不可避免地發生退化。然而，布豐還是手下留情，對歐洲移民後裔網開一面，認為他們不僅不會發生退化，而且還要承擔起改造新大陸自然環境的使命，使之從「不毛之地」變為「宜居之洲」。布豐是個遐邇聞名的大師級人物，他沒有把「退化」的矛頭指向歐洲移民的後裔，但其通過「科學」論證構架的這一理論播下了歐洲人對美洲抱有偏見的種子，給一些歐洲中心主義者留下了進一步發揮的空間。1768年，德波出版了兩卷本的《關於美洲人的哲學研究》，進一步闡釋了布豐的「美洲退化論」，把歐洲移民後裔克里奧爾人包含在退化之列，以此證明「氣候不利於人或動物的改進」。1770年，雷納爾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東西印度歐洲人殖民地與貿易的哲學和政治史》，兩年後在巴黎出版。雷納爾完全接受了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對德波的極端觀點進行發揮，退化對象擴展至北美洲的美利堅人。至此，由布豐系統化的「美洲退化論」，經過德波和雷納爾的闡發，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科學」理論體系。其「科學性」正如主張「美洲退化」的學者強調的那樣，「美洲退化論」基於「最複雜的數字採集技術之上」，採用了「最嚴格的科學方法」，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這一理論風行於歐洲人文學界和自然科學界很多年，對歐洲人的美洲觀或美國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使這種被證明與事實不符的理論最終退出歷史舞台，但其在歐洲社會留存的「餘音」久久難以消逝，至今我們依然可以從歐洲精英的美國觀中看到這種論說遺留下的一道深深痕迹。

其實，「美洲退化論」並沒有嚴謹的科學論證基礎，但因出自上述幾位研究美洲的權威之口，很快在歐洲學術界和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此時的歐洲人對美洲並沒有太多的了解，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就是根據「美洲退化論」在腦海中虛擬出一幅美洲圖景的。美洲印第安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他們與遠隔重洋的歐洲並無太多聯繫，自然對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退化」之說抱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或許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還有外界對他們如此「關注」。真正受害者大概就是與歐洲國家打交道比較多的英屬北美殖民地時期的美利堅人或獨立之後的美國人，他們成為歐洲人負面美洲形象的直接犧牲品。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英屬北美殖民地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身為殖民地的代表，他經常到倫敦出席英國議會集會，在這方面有著深刻的體會。在美國革命爆發前夕，富蘭克林在歐洲已經名氣大振，但他在英國議會同樣遭到了那些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們的蔑視。據富蘭克林寫的一份報告稱，在英國上議院集會期間，他「受到了大臣們的嫌惡，他們對美洲人的勇氣、宗教和理解力有許多卑鄙的認識。按照他們的看法，我們被極為輕蔑地視為人類中的最低劣者，差不多是不同於英國英格蘭人的種族」。這種屈辱的經歷讓富有極強民族自豪感的富蘭克林銘記在心，永誌不忘。當富蘭克林向英國議會提交了北美殖民地的請願書後，遭到了英國議會的斷然否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議員們對美利堅人懷有「不屑一顧」的看法。據富蘭克林講，一位名叫克拉克的英國將軍大言不慚地宣稱，他「率領千名英國士兵，從美洲一端到另一端，可依靠武力或依靠一些誘惑閹割全部男性。顯而易見，他把我們看作一點都不比野獸強的一類動物。英國議會也相信另一位愚蠢將軍的杜撰，我忘記了他的名字，這位將軍認為，美利堅人從來沒有體驗到勇敢的感覺。美利堅人被理解為某種野蠻的低等生物。英國議會認為，這種動物提交的請願書不適合在如此明智的立法機構被接受和宣讀」。這些英國貴族對美利堅人的看法有著很複雜的因素，但「美洲退化論」顯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們對大名鼎鼎的富蘭克林尚且如此，對整體上的美利堅人更是極端蔑視了。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很多歐洲人對英屬北美殖民地或獨立後的美國幾乎就是一無所知，他們受「美洲退化論」的影響，以為生活在美洲任何地方的人即使不是野蠻人，也是在文化上缺乏教養的人。生活在這個大陸上的歐洲人後裔與文明相隔數千英里，體質上早就開始發生退化，與純正的歐洲白人已經是風馬牛不相及了。據記載，英國僱傭的德國黑森地區士兵1776年到達紐約之後竟然驚訝地發現，「新大陸」怎麼還有很多與歐洲人完全相同的白人。(11)由此可見，歐洲人對美洲或美國的了解完全停留在虛擬的想像層面。在美國精英們看來，「美洲退化論」給歐洲人提供的美洲或美國形象實在是太「荒誕無稽」了。歐洲當時為世界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如果任由這種與事實不符的形象在歐洲廣為傳播，那對新興美國的發展顯然是百害而無一利，因此他們必然要對這種理論給予反駁，以還歷史與現實的真相。

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他們的先輩不畏艱難險阻來到北美大陸，主要是為了躲避歐洲君主專制制度的迫害，尋求一塊實現他們宗教理想的自由之所。他們把這塊土地稱為全世界尋求自由者的「避難所」並不是夢囈之言，很大程度上彰顯了北美大陸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意義。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於美利堅人的思想意識之中，得到了殖民地時期很多著名人士的闡述。18世紀上半期北美大覺醒運動的宗教領袖喬納森·愛德華茲宣稱：「上帝讓我們佔有宜人的土地，為了讓我們領有這片土地，他最終讓其前居民離開，這樣我們才能擁有它。他以不同尋常的方式驅逐了我們前面的異教徒，把我們移民於這裡安家落戶，可以說把他的聖堂安放在我們中間。」(12)諸如約翰·溫斯羅普和科頓·馬瑟等人都表達了相同的思想。這種觀念中包含著環境決定論的因素，亦就是這塊大陸清新的自然環境為他們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用18世紀後半期已歸化美國的法國移民約翰·克雷弗克的話來說，在各種動機的驅使下，歐洲移民來到北美，「這裡的一切存在都是為了他們的再生；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制度；在這裡，他們是脫胎換骨的人，在歐洲，他們就像眾多無用的植物，急需培植的沃土和久旱之後的甘露，他們枯萎了，需求、飢餓與戰爭使他們一掃而光；而今，藉助於移植的神奇力量，如同所有其他植物一樣，他們紮下了自己的根，他們枝繁葉茂了」。(13)他們來到北美大陸除了逃避歐洲上空瀰漫著迫害自由的「污濁」空氣之外，還秉承上帝的旨意承擔著將這個新國家建成受壓迫者「避難所」的神聖使命，包含著以「榜樣」的力量來激勵其他國家爭取自由的深刻含義。因此，獨立後的美國人無論做什麼都具有這方面的傾向。

美國革命本來是一場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但美國建國那一代人把這場革命與人類的事業密切聯繫在一起。1777年5月1日，富蘭克林致信塞繆爾·庫珀，談到美國革命爆發之後人們的普遍輿論是：「我們的事業是整個人類的事業，我們在維護自己的自由時為他們的自由而戰。這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一項光榮任務，我確信，上帝已經給了我們完成這一任務的精神和德行，最終將使之成功地圓滿完成。」(14)華盛頓、傑斐遜、潘恩、約翰·亞當斯以及傑斐遜等革命領導人無不表達了這種看法。「美洲退化論」首先把美洲大陸的自然環境置於「惡劣」的狀態之下，繼而從根本上否定了生活在這種自然環境中的人能夠在體質上和文化上獲得提升的可能性，美國人當然也不例外。這種理論的廣泛傳播顯然對美國人宣揚的「上帝選民」觀構成挑戰，如果其立論成立，美國對世界承擔的特殊使命之說自然也就無從談起，那麼美國建立一個供世人效仿的自由國度便失去了理論上支撐的基礎。從向世界展示這個新國家的特殊使命角度來講，美國人反駁「美洲退化論」並非出乎預料之外。

英國在北美東海岸建立了殖民地之後，就開始有大批的歐洲移民來到這個土地尚未被開發的地區。早期移民主要來自英國，其他歐洲國家亦有很多人遷居到陸續建立的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他們之所以移居到北美大陸，除了那些富有「理想」的清教徒想尋求一塊逃避英國王室宗教迫害的「凈土」之外，很多人是抱著發財致富的目的。這裡一望無垠的土地誘惑著歐洲那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他們甘願冒葬身大海的風險前往北美，這種移民潮幾乎從未間斷過。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之後，更是對來自歐洲的移民敞開了大門，這個新國家需要大量有技藝的勞動力。歐洲移民對美國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沒有歐洲移民前來，美國必然面臨著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局面，土地得不到開發，自然也就談不上具有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動力了。在布豐等人闡發「美洲退化論」的時代，人口的多寡是衡量一個國家強大的主要標誌之一，歐洲諸國的君主們竭力阻止他們國家的民眾移往新大陸。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推行了嚴禁國民移居海外的政策，他甚至發放補貼來吸引其他國家的移民定居普魯士。當時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尚未獨立，卻是吸引德意志人移居海外的主要之地。有鑒於此，腓特烈大帝在漢堡設立了一個特殊機構，其功能主要是勸告和阻止那些準備移居北美的國人。德波是腓特烈大帝聘用的宮廷學者，雖只有數月時間，但他支持腓特烈大帝奉行這種「反對移居海外」的政策，他通過對新大陸危言聳聽的描述來增強人們對大洋彼岸惡劣自然環境的恐懼，以此打消人們移居北美的意念。德波聲稱，移民的高死亡率迫使英屬北美殖民地需要歐洲人不斷前來以補充人口的不足。這樣，英國「從德意志諸邦帶走50萬男女，把他們送到賓夕法尼亞作為奴隸幹活至死」。(15)德波發展了布豐的「美洲退化論」，把歐洲移民的後裔也包括在退化之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阻止歐洲人移居美洲。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前後，「美洲退化論」風靡歐洲，對歐洲人的美洲觀或美國觀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果美國的政治精英對這種「荒唐」的理論無動於衷，任其傳播，那麼將會在歐洲人的腦海中虛擬出美洲大陸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凄慘圖景，其結果之一勢必導致歐洲人不敢冒險移往美國。一旦這種結果出現，對這個新國家的發展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因此，美國革命和建國的領導者必會對「美洲退化論」給予反駁，把一個真實的美國向世人展現出來，以吸引他們橫渡大洋，到這個新國家定居，解決美國勞動力匱乏這個關係到其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

其實，在美國革命時期及其以後很長的年代，對美國政治精英而言，「美洲的退化」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科學命題，這種在嚴謹科學研究名義下構建的複雜理論包含的政治意圖也是顯而易見的，成為阻止這個在政治體制上與歐洲大國對立之新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迅速崛起的依據。如果美國是一片「退化」之地得到歐洲人的認可，那還有哪個歐洲國家願意主動地與美國發生商業關係呢？傑斐遜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過這種擔憂。普林斯頓大學的吉爾伯特·希納爾在研究傑斐遜的自然觀上很有建樹，他在一篇影響很大的論文中強調，如果美國「證明不能產生數目可觀的人口，如果氣候通常不利於健康，土壤不利於生產；如果這個國家不能在理智上和道義上變得獨立自主；如果一個擁有大量人口且不斷進步的民族在發展上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障礙，那麼美國的試驗將不能實現歐洲自由主義者的希望和期待。這些問題起初純粹是哲學上的或思考性的，但在1776年之後變成了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16)希納爾這幾個假設正是美國革命那一代人面對著「美洲退化論」傳播所產生的憂慮，特別是與歐洲人打交道比較多的富蘭克林與傑斐遜等人毫不猶豫地以事實對這種理論給予強有力的反駁，掀起了這個新國家與歐洲之間發生的第一場大論戰。

二、對布豐「美洲退化論」的反駁

在歐洲啟蒙時代，人才輩出，群星燦爛，但與布豐齊名的學者並不是很多，布豐在歐洲哲學界和自然科學界享有頂尖大師的地位。「美洲退化論」出自這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師之口，其在歐洲社會產生的影響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布豐在其皇皇巨著《自然史》中系統闡述了「美洲退化論」，(17)儘管這種理論一經提出便有歐洲學者開始質疑，但絲毫沒有影響其在啟蒙時代成為歐洲人了解大洋彼岸世界的主要依據，很多歐洲人就是以這一理論為基礎在腦海中虛擬出了一幅美洲凄慘悲哀的圖景，在想像中形成了與「理性」居主導的歐洲文明對立的「野蠻」美洲的「他者」形象。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得到同時代很多著名學者的進一步發揮，使之更加完善，然而其根基是布豐奠定的。要想徹底推翻這種理論，首先必須動搖其賴以支撐的基礎。因此，美國政治精英不得不把反駁的矛頭對準這位享譽歐美學界的大師級人物，旨在對「美洲退化論」來個「釜底抽薪」，不留餘地。這些美國開國先輩深知，布豐闡述「美洲退化」時儘管不是信口開河，但大前提可謂「荒誕不經」，與美洲大陸的本質風馬牛不相及，要將之推翻也非易事，邏輯的推理與理論的構架顯然是難以奏效的，必須用事實或數據來說話。在這點上，生活在北美大陸的美利堅人佔據著歐洲人所無法具備的天然地緣優勢，他們很清楚布豐理論的「軟肋」，只需把事實擺出來，布豐構架的這一複雜理論體系便不攻自破了。

在英屬殖民地時期，富蘭克林與布豐雖未謀面，但彼此很了解。富蘭克林不僅是個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還是著名科學家，他對電的實驗在歐洲科學界影響很大。1750年，富蘭克林給他的英國朋友彼特·柯林森寫了多封信，概述了他對閃電的實驗。這些關於電的信件和相關論文在歐洲科學界廣為所知，布豐閱讀之後即刻推薦用法文出版。在布豐的力促之下，富蘭克林所著的《電的觀察與實驗》一書1752年在巴黎出版。(18)把這本書譯為法文的托馬—弗朗索瓦·達利巴爾(Thomas- Dalibard)1754年3月致信富蘭克林，特別提到包括布豐在內的法國哲學界同仁要他「向閣下表示最衷心的致意」，他們無不急切地盼望能夠獲得富蘭克林的來信。「我祈求閣下儘可能快地和經常地給我來信。閣下尊名在這個國家如雷貫耳」。(19)這封信表明布豐對富蘭克林是相當欽佩的。從富蘭克林留下的這一時期文件來看，他幾乎沒有與布豐通信交往，但很關注這位歐洲大博物學家的學術研究動向。布豐1749年正式出版《自然史》首卷，其他各卷陸續推出。經常來往於歐美的富蘭克林可能有所得知，或許已經看到法文版的《自然史》。此時，富蘭克林擔任1743年成立的「美利堅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會長，儘管學會經費不是很充足，但他還是出資購買了布豐的《自然史》，供會員們傳閱，以便及時地讓他們了解布豐闡述的「美洲退化論」。(20)大概與向歐洲人展現北美事務的真相有關，富蘭克林1755年把數年前已經寫成的一篇關於英屬北美殖民地人口調查的論文印成小冊子出版。威廉·克拉克在為這本小冊子所做的序言中指出，富蘭克林的《關於這些地區人口增長等觀察》「寫於數年前，但這位才華橫溢的作者直到現在才允許其出版，他的一些朋友勸告他將之公布，他們認為這樣做是大有好處的」。(21)這裡所謂的「好處」顯然就是有助於歐洲人了解這一地區的實情。在這本小冊子中，富蘭克林認為，英屬北美殖民地每隔25年人口就可以翻一番，主要原因在於北美土地充足肥沃，來自歐洲的移民能夠用很少的錢購買到足以養活一大家人的土地。北美資源的豐富固然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但原因不僅於此，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起早貪黑與樂意接受教育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2)富蘭克林在這本只有十幾頁的小冊子中對布豐隻字未提，但此時出版顯然有針對布豐等歐洲人貶低美洲人口增長乏力之意。

富蘭克林可謂美國革命那一代人中反駁「美洲退化論」的第一人，他從18世紀50年代就開始搜集北美地區、英國和法國空氣中濕氣的數據，這一工作持續數十年，最後得出歐洲的濕氣含量比美國要高的結論。布豐主張，美洲空氣中濕氣過重是生活在這一大陸四足動物和印第安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富蘭克林的這一結論顯然是對布豐這一觀點的有力反駁。傑斐遜1785年6月在致法國友人的信中談到富蘭克林這些數據對於駁斥布豐關於美洲退化論的重要性。他說，富蘭克林博士「近期提供給我一個事實，證明了倫敦和巴黎的空氣比費城的空氣更為潮濕」。如果這一事實確鑿，必會質疑「在潮濕的地區，動物肯定是較小，在炎熱地區，動物肯定較大」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不是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之上」。(23)富蘭克林不僅通過直接的科學實驗數據說明美洲自然環境的真相，而且還在與歐洲友人的通信中表明美洲印第安人並不像布豐等人描述的那樣在體質上和智力上發生退化。1772年6月，富蘭克林致信巴黎的一位朋友說，印第安人在體力、膽量或智力上不比歐洲人差多少，他們只是缺少讓他們上升到相同文明水平的鐵和其他自然資源。(24)這封信很重要，不過原件已找不到，現在只能從當時法國人寫的論著中知道其主要內容。從富蘭克林留下的大量信件和著述中，他很少指名道姓地對布豐提出指責，或許是礙於與布豐熟識的面子，或許是礙於布豐在歐美學界享有的至尊地位，卻意識到反駁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對英屬北美殖民地以及獨立後美國的重要性。富蘭克林通過科學實驗得出的翔實數據最具有說服力，自然成為美國人公開駁斥布豐等人「美洲退化論」所持的重要依據。

傑斐遜是對布豐的「美洲退化論」提出系統批評的第一人。1780年，法國駐費城使團秘書弗朗索瓦·巴爾貝—馬布瓦( Barbé-Marbois)向時任弗吉尼亞州州長的傑斐遜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傑斐遜對這些問題給予詳細的回答，藉機寫成《弗吉尼亞紀事》(以下簡稱《紀事》)一書，傑斐遜給後世留下卷帙浩繁的信件、文章與文獻，但這本書是他一生中撰寫的唯一著作。傑斐遜在書中對布豐關於美洲退化的觀點逐一進行駁斥，列出詳細表格對新舊世界的動物大小和重量進行比較，得出了與布豐正好相反的結論，即新大陸的動物在數量上不比舊世界的動物少；新大陸的動物在體型上不比舊世界動物小；從舊世界帶到新大陸的動物在體質上沒有發生退化；印第安人在體力上和智力上不比歐洲人差。他對美國自然環境的詳細介紹有力地反駁了布豐關於美洲發生退化的根源所在。(25)《弗吉尼亞紀事》可謂一部了解北美大陸的百科全書，涉及山川地理、生活習俗、政治制度、教育狀況、宗教信仰以及經濟活動等等，但傑斐遜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要批評布豐等人強加給美洲大陸的不實之詞，幫助歐洲人了解北美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生活。傑斐遜在後記中談到，他寫這本書主要是給歐洲人看的。據傑斐遜自己稱，這本書1781年和1782年在弗吉尼亞撰寫，寫完後把手稿交給了馬布瓦。1784年，傑斐遜對原稿做了一些補充，在巴黎列印數份，贈送給幾個要好朋友一閱。傑斐遜在附錄中特彆強調，這本書主要是針對布豐等人提出的「美洲退化論」。他們設想，「美洲的土壤、氣候和其他環境中存在著導致動物天性發生退化的因素，土著人或外來人甚至也不例外，他們在體質上或品行上出現退化」。傑斐遜認為這種理論「毫無事實根據」，是對這個佔地球三分之一大陸的「貶低」，成為歐洲人了解美洲真相的「障礙」。(26)因此，傑斐遜寫這本書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清除布豐等人設置的這些「障礙」。很多學者對這本書的評價也正是基於這個角度。如研究傑斐遜的美國歷史學家彼得·奧努弗認為，傑斐遜撰寫《紀事》主要以「歐洲精英為讀者群。傑斐遜在《紀事》中向布豐的退化論提出了挑戰，橙清了對美國大自然的質疑，表明美國的動物，包括印第安人，個頭與歐洲的同類一樣大，甚或更大。文化民族主義貫穿於這種比較中：他們的『新大陸』必然永遠地被界定為與舊世界對立」。(27)其實，這本書還遠遠談不上充斥著「文化民族主義」的情緒，更談不上傑斐遜意在把大西洋兩岸的世界永恆地對立起來。此時，美國剛剛取得獨立戰爭的勝利，百廢待興，對歐洲人在文化上蔑視美洲或美國只有被動「防禦」之力，尚未主動展開「進攻」。因此，傑斐遜在《紀事》中只是指出布豐理論的錯誤，以弗吉尼亞為主體客觀地描述了這個新國家的現狀，絲毫沒有對歐洲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等「說三道四」，也未表現出「不敬」或「鄙視」的傾向。

傑斐遜撰寫的《紀事》只是他反駁布豐「美洲退化論」的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年期間，傑斐遜在這一問題上絲毫未敢懈怠，抓住一切機會批評布豐等人對美洲的無稽之談。沙特呂侯爵(the Marquisde Chastellux)與布豐甚熟，亦為傑斐遜的好友。兩人常有信件往來，傑斐遜1784年8月受邦聯國會之命出使法國，到了巴黎之後曾托沙特呂侯爵將他的《紀事》贈送給布豐。1785年6月2日，傑斐遜接到沙特呂的信，可能涉及布豐及其退化論。6月7日，傑斐遜在給沙特呂的複信中對布豐的「美洲退化論」給予反駁，批評了布豐關於美洲動物的退化、印第安人缺乏天資以及美洲氣候潮濕等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特彆強調了印第安人在智力上絲毫不比歐洲人低劣。傑斐遜明確宣稱，他有「確鑿的證據斷言，北美印第安人具有天賦的證據使他們在同樣未開化的狀態下具有與白人相同的水平」。因此，印第安人「在體質和智力上與白人無異」。對於移居美洲的歐洲後裔之退化，傑斐遜認為，這「不是布豐體系的組成部分。布豐的確沒有邁出這一步，他止步於此」。(28)傑斐遜這裡不是對布豐表示稱讚，而是言下之意，布豐為德波和雷納爾等人邁出這一步奠定了基礎。這封信實際上就是《紀事》第六問的縮寫，儘管只有數千字，卻是畫龍點睛，言簡意賅，對布豐關於美洲退化的核心思想提出強有力的批評。

傑斐遜深知，對於布豐這樣的大博物學家，單憑《紀事》中羅列的事實要其承認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必須要讓他親眼目睹美洲動物的標本與他在《自然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傑斐遜1784年啟程赴法國任職之前，就有到巴黎後拜見布豐的打算。他後來回憶說，在他「從費城啟程前往法國時，我看到擺在一家制帽商店門口的一張不同尋常的大黑豹皮，我當場花了16美元將之買下，決定攜帶這張皮到法國，以便讓布豐先生確信他在認識這種動物上的錯誤」。(29)傑斐遜到了巴黎之後先托朋友給布豐送去《紀事》一書和這張黑豹皮，然後想約見布豐。布豐此時擔任路易十六自然史博物館館長，他在學界享有的地位不是傑斐遜想見就能見到的人。傑斐遜一直苦等，大有不見布豐不罷休的意思。傑斐遜1785年10月致信其荷蘭友人范霍根多普，訴說他至今仍未見到布豐。布豐「整個夏天都住在鄉村。我把《紀事》一書送給了他，只聽說了布豐在某點上的看法，即對猛獁和大象身份的觀點。關於這一點，他依然認為兩者是相同的」。(30)到了此時，已距傑斐遜到達巴黎一年多的時間了。傑斐遜最終如願與布豐會晤，具體時間估計為1786年初，傑斐遜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沒有談到具體會面的日子，只是布豐於1785年12月31日給傑斐遜發信，邀請傑斐遜在他的皇家公園住所共進便餐。(31)傑斐遜如約而去，事後也沒有留下這件事的詳細記載，有時在給朋友的信中偶爾談及與布豐的會面。1824年12月，丹尼爾·韋伯斯特採訪了已步入耋耄之年的傑斐遜，直到此時，傑斐遜才談到這次與布豐會面的情況。

布豐事先肯定仔細閱讀了《紀事》一書，當然知道傑斐遜是有備而來。據傑斐遜的回憶，兩人初次見面，彼此心照不宣。布豐沒有與傑斐遜就《紀事》中的不同觀點發生爭辯，很客氣地贈送給傑斐遜一本他剛出版的新著，然後頗為自信地對傑斐遜說，如果閱讀了這部著作之後，閣下「將非常滿意地認為，我是正確的」。布豐顯然低估了傑斐遜的判斷力。傑斐遜「試圖讓布豐承認他在普通鹿和美洲駝鹿上的錯誤；他把我們的鹿與歐洲紅鹿混淆起來，誤認為我們的駝鹿是馴鹿。我告訴他，我們的鹿長著兩英尺長的角；他很熱情地回答說，如果我能提供有一英尺長的鹿角的單一標本，他將放棄這一質疑」。(32)傑斐遜自然不會錯過讓布豐承認其錯誤的機會，回去後即刻給國內朋友阿奇博爾德·卡里去信，告訴他通過與布豐的談話發現，這位博物學家絕對不辨北美的「麋鹿和鹿」之間的區別，希望卡里儘快「獲得一對最大的雄鹿角和一張每種顏色的大皮」，這將是「一件十分珍貴的禮品」。與此同時，傑斐遜也給新罕布希爾州州長約翰·沙利文寫信，要他竭盡全力獲得「駝鹿、馴鹿以及麋鹿的毛皮、骨骼和角」，這些東西之「珍貴超出你的想像」。(33)沙利文接到傑斐遜的信後，專門派了一支軍隊深入新罕布希爾州的北部荒野山林之中，甚至開闢了一條20英里的專道，為的是把捕獲的麋鹿從森林中拖出來。這項工作的完成花費一年多的時間，1787年4月16日，沙利文致信傑斐遜彙報了他已得到駝鹿的毛皮和骨骼，不日將寄往巴黎。(34)傑斐遜早就接到沙利文的來信，但駝鹿的標本一直不見蹤影。傑斐遜以為在郵寄過程中已經丟失，遂感到大失所望，多年來的辛勤努力將前功盡棄。他在9月28日致約翰·亞當斯的女婿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的信中，流露出在這件事情上極低的悲觀情緒。(35)時隔數日，突然峰迴路轉，傑斐遜接到駝鹿的標本，大喜過望，即刻給布豐致信，言「我現在很高興地能夠向閣下提供一隻駝鹿的骨骼和毛皮，提供馴鹿、麋鹿、鹿、尖頂雄鹿和美國雄獐的角。它們均來自新罕布希爾和馬薩諸塞」。傑斐遜是要布豐明白，把駝鹿分類為更小的馴鹿是錯誤的，「駝鹿可能是一個新的種類」。(36)傑斐遜以為，布豐見到這種新物種的標本之後就會改變他關於美洲退化的觀點，這一想法顯然有些簡單化了。即使布豐承認在某些問題上有所偏差，但他絕不會改變在理論上構建的美洲退化這一框架。因此，布豐見到駝鹿的標本之後，只是答應在下一卷書糾正這一錯誤。(37)然而，還未等布豐兌現允諾他就與世長辭了。

傑斐遜反駁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可謂不遺餘力，甚至懷疑布豐在撰寫《自然史》美洲部分時所使用資料的可信度。布豐從未去過美洲進行實地考察，資料主要來自到美洲的觀光者所寫的見聞和報告。傑斐遜對這些觀光者提供之材料的客觀性提出質疑，確信他們在觀察自然界任何動物之前就固執己見地認為，歐洲在各個方面優越於新大陸。傑斐遜悲嘆道：「對準確地比較兩個地區的動物，我們顯得是多麼不成熟啊！」(38)傑斐遜反駁布豐「美洲退化論」的執著精神成為他政治生涯之外的閃光點。薩繆爾·萊瑟姆·米切爾(Samuel Latham Mitchill)是傑斐遜時代的著名博物學家，他在傑斐遜去世的當年發表對這位前總統的頌文，把傑斐遜發起反對退化論的運動說成等同於第二次宣布獨立。(39)這種評價或許有些誇張，但也足以彰顯出傑斐遜反駁布豐「美洲退化論」的重要意義。

在開國先輩中，富蘭克林與傑斐遜在反駁布豐的退化論上比較突出，像麥迪遜、約翰·亞當斯、漢密爾頓以及其他人也沒有對這種理論完全保持沉默，麥迪遜曾為傑斐遜提供反駁布豐理論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亞當斯乾脆就認為布豐的理論根本就不可信，表現出不屑一駁的態度。(40)在他們看來，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大前提與美洲的實際相距甚遠，但這種明顯錯誤的理論在歐洲大有市場，至少滿足了歐洲中心主義者自我優越的傲慢心理。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布豐闡述的這一理論必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這樣就使開國先輩對之反駁更加「任重而道遠」。

三、對德波與雷納爾立論的反駁

布豐的「美洲退化論」被德波和雷納爾等人進一步發揮，退化的對象擴大至美利堅人，這對欲要承擔一種特殊使命的美國人來說簡直是公然的挑釁。美國革命那一代人在與布豐的爭辯中對這位學界名流的確比較客氣，批評的話語中不乏尊敬之詞。與之相比，他們對德波和雷納爾的相關立論之反駁顯得非常尖刻，犀利的文筆中夾雜著譏諷挖苦的語氣，似乎他們的觀點更是不屑一駁。其實，布豐的「美洲退化論」獲得一片喝彩之聲時，即刻被德波和雷納爾運用於他們對美洲的研究中。德波和雷納爾與布豐是同時代人，他們三個人的立論儘管存在先後之分，但前後差不了多少年，在美國革命爆發時已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布豐是闡述「美洲退化論」的始作俑者，但他畢竟還是把扭轉這種退化趨勢的責任賦予了生活在這一大陸的歐洲移民後裔，並沒有對美洲大陸提升到歐洲文明水平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很少直接傷害到這個由英國移民後裔一手締造的新國家。這也是富蘭克林和傑斐遜等人在批評布豐時對他客氣有加的主要原因。他們對德波和雷納爾的態度卻完全不同了，對這兩人的大加撻伐並非出於他們沒有布豐名氣大，而是他們把「美洲退化論」發展到極端，直接侮辱和傷害了美利堅人或美國人的形象，讓這個新國家的奠基者真正地感受到「美洲退化論」對美國發展的潛在威脅。

德波從布豐的「美洲退化論」中獲得靈感，把生活在美洲的歐洲移民後裔也納入退化者的行列，這是他與布豐觀點的迥然相異之處。德波卻煞有其事地把他的這種觀點與布豐聯繫在一起，著實讓布豐非常惱怒，宣稱與德波分道揚鑣。其實，兩個人都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布豐把改變美洲惡劣自然環境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歐洲血統的美洲白人身上，德波卻把退化的劍芒直指美洲的歐洲移民後裔，由此更加凸顯歐洲自然環境與人文生活的無比優越。從宣揚歐洲中心主義角度講，兩人的觀點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反倒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異曲同工之妙。德波的觀點在歐洲廣有市場，他一舉成為研究美洲人的權威。

不過，德波與布豐相比，畢竟在歐洲學界還是「小人物」。在資訊不是十分發達的時代，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對德波知之甚微。傑斐遜在《紀事》中批評「美洲退化論」時只涉及布豐和雷納爾，竟然連德波的名字都沒有提及。一位研究德波退化理論的作者認為，傑斐遜在《紀事》中沒有提到德波，最好的解釋就是他在寫這本書時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德波這個人，對他的觀點自然也就無從可知了。(44)對「美洲退化論」非常關注的傑斐遜尚且如此，其他人對德波更是一無所知。傑斐遜來到法國之後才知道德波及其觀點，對德波關於美洲人低劣的描述非常生氣。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稱德波是「他人著述的彙編者；把最不幸的描繪編撰在一起；因為他似乎閱讀過觀光者的著述，只是把他們的謊言搜集在一起，然後重新出版」。更為惡劣的是，德波很清楚他的論著援引的材料是虛構的，竟然照引不誤。傑斐遜宣稱，的確感到稱奇的是，在德波的著述中，「找到一句真話幾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德波信誓旦旦地宣稱，他「能夠對所陳述的每個事實找到可靠的證據」。(42)富蘭克林對德波持有相同的看法，稱他是一個「心底邪惡的作家」。(43)約翰·亞當斯甚至把德波誤解為「美洲退化論」的首創者，認為「布豐缺乏哲理地從德波的卑鄙夢想中借來」退化命題。(44)亞當斯這裡顛倒了「美洲退化論」發展的次序，但也足見亞當斯對德波抱有極為憤恨的情緒，這也是美國革命那一代人對德波的態度。他們在通信和論著中很少涉及德波，偶有提及，通常是惡語相加，毫不留情，大有不屑反駁德波立論的傾向，與一個滿嘴皆為「謊言」的人發生爭辯似乎是有失正人君子的風度。傑斐遜的好友菲利波·馬澤伊曾經詳細地批駁了雷納爾的觀點，認為德波是「在關於美洲的錯誤數量上是唯一超過雷納爾的著者」。在馬澤伊看來，德波確信新大陸在各個方面皆低劣於舊世界，尋求詳細的材料支持他的理論。德波在搜集資料上的確是下了大功夫，但在他的三卷本中很難找到屬於「一個正確的陳述」。(45)馬澤伊的這番話顯然是受到傑斐遜的影響，從一個對美國抱有好感的外國人口中說出了美國革命那代人對德波及其理論的鄙視。

美國革命那一代人在反駁「美洲退化論」時，除布豐之外，雷納爾神父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雷納爾的六卷本著作出版後在歐洲影響很大，他本人自然成為啟蒙時代研究美洲事務的權威之一。1780年，雷納爾提出一個問題，即「美洲的發現對人類是福音還是禍害？如果它是福音，那我們依靠著什麼手段來保持好促進其帶來的好處？如果它是禍害，那我們靠著什麼手段來彌補其帶來的損毀？」他在里昂研究院(The Academy of Lyon)設立1，200里弗爾的獎金，在學術界廣為徵求研究這一命題的最佳答案，最後也無定論。(46)雷納爾本人的觀點倒是很明確，美洲的發現對人類來說是個邪惡。他對殖民主義者極盡譴責之詞，卻在布豐和德波相關所論的基礎上發展了「美洲退化論」。雷納爾本人非常自信，在他的著作中曾滿懷激情地向讀者保證：「當我開始這項工作時，我發誓將嚴格以事實為準。迄今為止我能夠問心無愧地宣布，我一直沒有背離這一誓言。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的手將會爛掉。」(47)這段誓言在雷納爾著述的初版中沒有，大概是其資料來源引起了他人的質疑，雷納爾才在再版中加上的。雷納爾儘管信誓旦旦，但他的研究結果顯然與美洲或美國實際狀況相距甚遠。傑斐遜1786年8月致信約翰·亞當斯，聲稱雷納爾神父的著述是「假話連篇」，他是「根據不正確的資料來陳述其他事情的」。(48)上面提到的馬澤伊是義大利的醫生，美國革命爆發前來到北美，在美國革命期間曾被大陸會議派往義大利謀求托斯卡納大公貸款給美國。他在弗吉尼亞生活了多年，回到歐洲後發現雷納爾的觀點風行一時。傑斐遜把撰寫《紀事》的材料提供給馬澤伊，希望他能夠反駁雷納爾等人的觀點。1788年，馬澤伊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的《關於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與政治研究》，其中第三卷以翔實的材料系統地批評了雷納爾的立論。馬澤伊稱，在雷納爾的著作中，「從頭到尾幾乎很少符合事實」。(49)馬澤伊這句話顯然是針對雷納爾說他著述中旬句為真而言的。如果雷納爾把「這些錯誤變成了格言，以其不可思議的方式迷惑讀者，那麼就必須揭開遮掩的面紗，向讀者表明這些錯誤背離了事實有多遠。這就是導致我公開對雷納爾神父對美利堅合眾國描述進行某些觀察的原因」。(50)馬澤伊在他的著述中以在美國的親身經歷對雷納爾的美洲退化觀逐一批駁。傑斐遜談到雷納爾的錯誤時對馬澤伊的著述十分推崇，給友人推薦這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資料來源「十分可靠」，對美國擁有「男子氣魄的理解」。(51)馬澤伊對雷納爾觀點的系統批駁正好符合美國開國先輩們的本意。

美國革命爆發後，富蘭克林奉大陸會議之命出使法國，此時正是「美洲退化論」在法國學界和社會泛濫之際，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富蘭克林自然不會對這種理論保持沉默。他有次在巴黎郊外的住所邀請大概有十四五個人吃飯，有美國人，也有法國人。吃飯中間有客人問富蘭克林對雷納爾觀點的看法。當時在場的有五個美國人，富蘭克林要提問的這位先生仔細端詳一下美國人，就可判斷出人種在遷徙到地球的另一個地區後是否會發生退化。機智的富蘭克林實際上藉此駁斥了雷納爾的觀點。美國外交家威廉·卡邁克爾當時在場，他在致傑斐遜的信中講述了這件事。(52)傑斐遜以後在撰寫富蘭克林軼事時將之作為重點來寫。據傑斐遜的記載，富蘭克林在巴黎郊外住所請客，客人中一半為美國人，一半為法國人，雷納爾也是其中之一。在飯桌上，雷納爾開始講他關於美洲動物與人的退化理論，眉飛色舞，侃侃而談。富蘭克林觀察了一下兩邊客人的身材和位置，對雷納爾說：「神父先生，讓我們通過我們面前的事實測試一下這個問題。我們這裡一半為美國人，一半為法國人，正好美國人坐在餐桌的一邊，我們的法國朋友坐在另一邊。讓我們都站起來。看看大自然讓哪一邊的人發生了退化。」當時在場的美國人是卡邁克爾、哈默、漢弗萊斯以及另外兩個身材英俊之人，另一邊的法國人個頭矮小，雷納爾神父本人尤其矮小。(53)傑斐遜說這件事是富蘭克林親口告訴他的，看來不應該為杜撰。富蘭克林宴請法國學者本屬正常，有通過他們之口宣傳美國革命正當之意，但此事後來被誇張，在美國人中間廣為流傳，他們津津樂道，越傳越神，常年不衰。約翰·布利斯特德在其1818年出版的專著中對這件事進行誇張性的描述。他寫道，富蘭克林邀請六個美國人和六個法國人一塊共進晚餐。這些法國人都是知識淵博的哲學家。他們開始討論大自然退化的原因，涉及美洲的動植物和人的道德的退化。一個說，身體和智力上的退化與氣候炎熱有關；另一個堅持認為，退化是由於氣候太冷所造成；第三個把原因歸結於雨水太多；第四個說旱災接連不斷；最後兩人表示，美洲的人和動物矮小是缺乏食物所致。這些人各持己見，爭執不休，最後就問富蘭克林為什麼美國人在個頭和力量上弱於歐洲人？富蘭克林讓分別坐在餐桌兩邊的美國人和法國人站起來。六個美國人「十分壯實，身材勻稱，高大英俊」，讓顯得「荒唐可笑」的法國人相形見絀，在場的法國人雖個個是名流，卻是「身材矮小，頭髮稀疏，面色發黃，滿臉皺紋，就像爪哇的猴子」，他們「偷偷瞥了一眼對面的美國人，一言不發」。(54)在這種情況下，雷納爾的美國人退化之說自然不攻自破了。

雷納爾對他著述中的資料來源頗為自信，傑斐遜曾講述了富蘭克林質疑雷納爾著述材料來源的一個故事，即雷納爾把富蘭克林早年在報紙上編撰的「波利·貝克受審」誤以為是信史而引用。故事的經過是這樣的：某日，美國談判代表賽拉斯·迪恩來到富蘭克林在巴黎郊外的住所，兩人正在談論雷納爾的著述中存在很多史實上的錯誤，雷納爾正巧前來拜訪富蘭克林。三人相互寒暄一番之後，迪恩直言不諱地告訴雷納爾，他正與富蘭克林博士談論閣下書中的一些史實錯誤。雷納爾斷然否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在資料使用上極為謹慎，凡言必有據。迪恩接著說，雷納爾在書中引用了根據馬薩諸塞的法律波利·貝克在法庭上受審以及侃侃而談的辯護。據迪恩所知，馬薩諸塞從來沒有這樣的法律條文，此事如何解釋。雷納爾對迪恩說，他確信這件事是真實的，其可信度是無可置疑的，有出處可以證明。富蘭克林在一旁聽著直搖頭，笑著對雷納爾說：「神父，我告訴您這個故事的起源。當我是一家報紙的印刷工和編輯時，我們有時要編撰一些新聞，以讓我們的客戶從中得到消遣。我通常用我自己編寫的逸聞趣事和奇聞怪想來填補空缺的欄目。波利·貝克之事就是我自己編撰的故事。」(55)雷納爾的尷尬之狀由此便可想而知了。這件事是否為實已無從考證，傑斐遜並沒有說是取材於富蘭克林本人所講，大概是道聽途說。不管有無此事，這則軼聞既流露出富蘭克林和傑斐遜等人對雷納爾的厭惡情緒，同時又表明雷納爾著述的材料實在不足可信。

雷納爾在闡述其退化理論時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受退化的影響，美利堅不可能產生著名的天才人物。(56)美國開國先輩認為，雷納爾這種論斷與事實全然不符。傑斐遜在《紀事》中批駁了這種看法，認為美國產生的諸如華盛頓、富蘭克林和里頓豪斯等人足以與歐洲的天才人物相提並論。如果按照人口比例，美國產生的天才人物已「完全達到了所應該提供的數額」。(57)1787年10月18日，《紐黑文報和康涅狄克雜誌》(New-Haven Gazette and the Connecticul Magazine)刊登一篇批評雷納爾的文章，稱美國人「會讓歐洲確信，雷納爾是錯誤的，美國能夠獨立地在各類文學領域出現才華橫溢的成就。猶如在政治領域一樣。……讓我們為自己考慮，在所有科學領域寫出我們自己的書」。(58)喬治·華盛頓於1788年5月致信拉法耶特，承認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依然處於初始時期，但我認為，靠著我們發揮智力的努力，能夠足以駁倒(通過無可辯駁的事實)那些曾斷言美國一切都在退化的學說。人們將會發現，此時我們在詩歌和繪畫的成就上絲毫不低劣於世界其他國家，儘管我們還需要許多激勵以在比較古老的國家發揮更強有力的作用」。(59)華盛頓這裡沒有提到雷納爾的名字，但他這番話顯然是針對其美國人退化觀而言的。約翰·亞當斯多年後依然念念不忘雷納爾對這個新國家「侮辱」，他在1814年致傑斐遜的信中列舉了美國在各個領域產生的一大串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天才人物。(60)塞繆爾·威廉姆斯在1794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坦然承認，美國人的確不擅長於「推測、理論或裝飾」等方法，然而，在讓所有人獲益的實用技術領域，美國人已經展現出異乎尋常的進步。美國的「哲學家已經對更高的對象提出了他們的觀點，尤其專心致力於對他們國家福利、進步和繁榮的追求和改善，以達到他們更為直接的目標。美國到處都是這類天才人物。……因此，美國不是退化，而是歐洲人在美國獲得了更高程度的改進」。(61)雷納爾在法國學術界屬於影響很大的學者，美國革命那代人對他毫不客氣，猛烈抨擊了他的觀點，涉及與這個新國家發展有關的很多問題，(62)這是雷納爾在提出美利堅人退化論時決然沒有料想到的。

德波和雷納爾把布豐的「美洲退化論」發展到了新的「高度」，引起了美國開國先輩的重視，他們對這兩個人立論的激烈抨擊與對布豐理論的反駁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卻標誌著開國先輩從整體上反駁「美洲退化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四、對「美洲退化論」反駁的意義

在美國革命以及建國初期年代，這個新國家尚不為外界了解，任何扭曲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形象的觀點或理論勢必會影響到美國的發展，自然遭到美國開國先輩的反駁。從整體上來看，啟蒙時代的歐洲精英們多為歐洲中心主義者，他們在觀察歐洲境外的世界時總是有一種傲慢的優越感，似乎「理性」的歐洲只有在「野蠻」他者的映襯下才能凸顯出一切皆優的本質，這也是「美洲退化論」能在歐洲知識階層中廣有市場的主要原因。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曾談到「美洲退化論」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的必然聯繫。在他看來，歐洲「一直保持居高臨下，自詡為世界霸主，把人類的其餘部分，視為為她的利益而創造。人們最景仰的哲人，直言不諱地說：歐洲人是優秀人種；甚至斷言：任何動物，包括人類，到了美洲就會退化。連狗在美洲的空氣里呼吸一陣以後就不會叫了。現存的事實，長期以來，支持歐洲人的妄自尊大，我們有責任恢復人性的尊嚴，教訓那個傲慢兄弟，別那麼囂張」。(63)漢密爾頓批評「美洲退化論」的本意是為聯邦體制辯護，只有十三個州密切聯合為一個整體，才能有效地對付來自歐洲把美國視為受其任意支配對象的傲慢心理。因此，開國先輩反駁「美洲退化論」，一方面教訓歐洲人不要處處自以為是，唯我獨尊，另一方面是要向世界樹立起這個新國家的正面形象，以利於在險象叢生的國際大環境中生存與發展。美國在獲得獨立之後經歷了數年比較鬆散的邦聯時期，新國家似乎是一盤散沙，全然未受到歐洲國家的尊重，但此時這個國家已開始展現出自身優越的特性，一旦新的聯邦體制確立，美國進發出的活力遠非歐洲國家所能比擬。1789年之後，美國在各個方面取得了飛速的進步，大批的歐洲移民來到這個新國家定居，到處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美洲退化論」儘管短時間內很難在歐洲社會消失，其所宣揚的歐洲中心主義已牢牢紮根於很多歐洲精英人士的腦海中，但這個新國家的發展幾乎沒有受到美洲退化論的負面影響。這種結果正是開國先輩的期望，也是他們大張旗鼓地反駁「美洲退化論」的主要意義所在。

對「美洲退化論」的反駁，富蘭克林和傑斐遜等人很少陷於抽象的理論爭辯之中，他們儘可能地以實物或翔實的數據來說明真相，只有這樣才更具有說服力，也才會讓受批評的對象無言以對、心服口服。富蘭克林關於英屬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長的論文，讓布豐改變了關於北美洲自然環境對人口增長發生負面影響的看法，把北美地區排除出他所謂的退化範圍。有美國學者認為，布豐後來改變了觀點，把新大陸的退化僅僅限於南美洲，除了受富蘭克林的影響之外，他肯定閱讀過這一時期的著名政治家休斯·威廉森1771年表在《美利堅哲學學會學報》(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上的文章。因為作為該學會的成員，布豐定期收到學會郵寄來的會刊。威廉森在這篇文章中認為，移民於北美的歐洲人，也就是美國革命那一代人，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北美洲的氣候，使之向好的方向發展。農業的進步導致氣候更加溫暖，很少潮濕。(64)威廉森的文章是對雷納爾美利堅人退化觀的批評，卻讓布豐更進一步了解到他的「美洲退化論」存在的缺陷，導致他在《自然史》第五卷補遺中修改了他關於美洲全面退化的觀點。傑斐遜以活動在北美洲的大型動物標本讓布豐認識到他在動物分類上的錯誤，允諾在新卷中予以糾正。富蘭克林竭力宣揚費城有一流的學院、圖書館、學校和報紙，每個公民都是哲學家。富蘭克林的一位法國朋友寫道：「在賓夕法尼亞，沒有一個工作之人在午飯時不閱讀報紙，他們在晚飯後要花費一個小時的時間閱讀一些哲學或政治名著。」(65)這種重視知識的圖景影響了很多歐洲人對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看法，就連雷納爾也發出與其美利堅人退化觀相異的聲音，認為知識重生的最好希望在於英屬北美殖民地。波士頓的人們社交優雅、生活寬鬆，完全與倫敦沒有差別。由於富蘭克林等人的努力，費城以圖書館和學校聞名於世。「一個新的奧林匹斯山，一個新的世外桃源，一個新的雅典，一個新的希臘，可能將誕生於這塊大陸或鄰近島嶼……新英格蘭也許會產生另外一個牛頓。正是在英屬美洲，知識的第一束光將照射四方，最終將照亮這種長期灰暗的天空，對此無人有任何疑慮」。甚至德波也很不情願地承認，知識在北美洲要比在南部地區出現的更早。(66)這幾個歐洲學界名流決不會輕言放棄「美洲退化論」，但美國革命那代人對這種理論無可辯駁的抨擊讓他們不得不公開承認對美國抱有錯誤的看法。雷納爾到美國革命爆發之後改變了此前對美利堅人的看法，在《東西印度歐洲人殖民地與貿易的哲學和政治史》修訂版中把他們視為「美洲退化」的例外。凡此種種對於剛剛立國的美國在國際上樹立起正面形象不無裨益，凸顯出美國開國先輩對「美洲退化論」反駁的意義所在，同時也預示著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理論遲早會退出歷史的舞台。

布豐等人的「美洲退化論」很長時期在歐洲學術界居於主導地位，連諸如康德、伏爾泰以及孟德斯鳩等思想大家都受到這種理論的影響。當然也會有歐洲學者從一開始就對「美洲退化論」提出質疑。法國《曆書》(Ephémérides)雜誌1769年刊文譴責布豐「理由比較似是而非」，指出「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由一個偉大的民族所構成，他們在體質上和道德上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健壯的民族」。富蘭克林和約翰·迪金森的例子充分證明「良好的治理比氣候會對人的本質產生更大的影響」。該雜誌的編輯對迪金森的兩卷本通信集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他們「將刊登這些信件以供讀者閱讀。我們無疑相信，那些仔細閱讀了這兩卷著作的人將不會擁有我們的偏見，而只會對美利堅人產生敬意，因為他們擁有豐厚的學識，他們的膽識矢志不渝，剋制有加。這個繁榮昌盛之國度的特性以及居住著三百萬幸福之人的這片美麗土地之特性，讓我們對人類能夠實現的尊貴有所了解」。(67)《曆書》雜誌的編輯一度因對美利堅人抱有好感而遭到一些歐洲中心主義者的譴責。阿姆斯特丹商人約瑟夫·芒德里永1784年出版了《哲學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一書，以激進的口氣抨擊了「美洲退化論」。他稱讚美國人民「提升了新大陸文明的標準」，認為美國的文明程度已達到歐洲的水平，將必然超過歐洲。在芒德里永的眼中，美國文明繁榮昌盛，歐洲人卻在不可遏止地退化，「我們的品性越來越腐敗；我們的體質一代又一代地在退化；我們的要求越來越多，更加迫切；我們對休閑的喜愛使勞作對我們來說越來越感到困難；它使我們的身體衰弱無力，讓我們精神的適應力大大下降」。(68)芒德里永的觀點受到富蘭克林提供的北美人口調查數據的影響。法國學者佩爾內蒂1770年出版了關於美洲及其土著人的專題論文，對德波的理論予以系統的批評。他有一句話很有名，即「德波先生幸虧沒有授權作為整個歐洲的發言人來決定我們關於美洲的判斷和思想，也沒有授權表達我們對新大陸感恩的情緒」。(69)德國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受傑斐遜《紀事》的影響，把布豐等人的「美洲退化論」視作一個大騙局。他以後與傑斐遜經常通信，甚至到美國親自拜見傑斐遜，兩人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由此成為終生知己。(70)客觀上講，在歐洲中心主義居於主導的社會，這些學者批評的聲音不會見容於歐洲學界的主流思想，但他們的「異議」或許比來自外部的批評對歐洲人的影響更能奏效。美國開國先輩對「美洲退化論」的反駁實際上為歐洲學者批評這種理論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這一點在他們的著述中均有所體現。開國先輩對布豐等人的反駁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歐洲精英們對美洲或美國「鄙視」的心理，卻會增強歐洲內部持異議者提出觀點的可信度與說服力，有利於歐洲人對這個新國家及其人民的了解。

開國先輩對「美洲退化論」的反駁有助於美國形成自我意識，促進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更加熱愛這個國家。喬爾·巴洛是美國著名的詩人和政治家，他讀了《紀事》之後即刻致信傑斐遜，稱「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從這些卑鄙的誹謗中澄清我們自己的思想，這些誹謗長期強加給我們，被無知的三流著者用所有的歐洲語言反覆重複」。(71)巴洛這番話並不是想取悅於傑斐遜，而真實反映出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心聲。有美國人為了弘揚自己國家的美好，甚至把退化之「球」踢回給歐洲。約翰·亞當斯的夫人給她妹妹的信中寫道：「你給我描述了你的鳥吱吱喳喳地叫，你的孩子天真無邪地說個不停，讓我浮想聯翩。你知道歐洲的鳥發出好聽的聲音不及我們鳥的一半嗎？他們水果的甜度不及我們水果的一半嗎？他們人民的美德不及我們人民的一半嗎？」(72)美國地理學的開創者傑迪代亞·莫爾斯1784年為美國小學生編寫了一本教科書，書名為《輕鬆學地理》。在他看來，「美洲地域廣闊，在物品的數量和種類上無可置疑地優越地球上任何其他部分」，美洲在樹的種類上大大多於歐洲，至於樹的高粗，更是歐洲樹種所不能企及。(73)他的本意就是要在兒童中間灌輸美國在自然環境上比歐洲優越的圖景。數年後他出版了兩卷本美國史的教科書，第一章就是對布豐等人的「美洲退化論」的反駁。(74)美國地質學家費迪南德·范迪維爾·海登考察了北美洲中部落基山脈，在化石證據的基礎上宣稱，美洲幾乎是先於歐洲的存在，這一地區「白堊紀時期的動植物更接近於歐洲第三紀時期的動植物」。因此，從地質學上講，「美洲應該是舊世界，歐洲應該是新大陸」。(75)來自瑞典的移民路易斯·阿加西斯也持類似觀點，否定了美洲是新大陸的說法。(76)他們的研究顯然是針對歐洲人以「新」來貶低美國的觀點，試圖找出美洲大陸更早於歐洲大陸存在的地質證據，反駁在歐洲依然廣有市場的「美洲退化論」。像華盛頓·歐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亨利·戴維·梭羅等美國名人在其著述中都涉及布豐等人的「美洲退化論」，他們對這種理論的批評旨在激發起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正是在他們的宣傳之下，美國人了解到布豐等人強加給他們國家的不實之詞。美國早期博物學家薩繆爾·米奇爾(Samuel L.Mitchill)描述說，在每年7月4日的獨立周年紀念日上，講演者直接和間接地談到布豐以及他們視為誹謗理論的東西。隨著國旗在微風中飄揚，聽眾不分年少和年老，無不聽見了傑斐遜「挺身而出」，向布豐發出了挑戰。(77)這種挑戰在美國持續了一個世紀左右，而這個世紀正是美國崛起的過程，開國先輩沒有看到他們所締造的這個國家作為一個超強大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但他們掀起的這場反駁「美洲退化論」的論戰無疑有助於加強美國人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自信心，對美國大踏步地邁向世界強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布豐等人闡釋的「美洲退化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種想像之上，因與美洲的事實不符最終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進入20世紀之後，很少有學者再大張旗鼓地發出提倡或批評的聲音，但這種理論包含的歐洲文明優越傾向在歐洲精英們的腦海中牢牢地紮下了根，致使美國在文化上一直成為他們不屑一顧的對象。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法國沙特呂侯爵與傑斐遜關係甚好，兩人常有信件來往。沙特呂曾作為法軍一名官員到過美國，他對美國的共和體制充滿熱情，稱讚有加，卻斷然否認在美國可能會出現優雅的文化生活，以厭惡的眼光觀察到美國生活的平庸粗俗。他的結論是，這個新國家將永遠缺乏文化修養。(78)這種把美國視為無「文化」之國度的思維方式正是「美洲退化論」遺留下來的「餘音」，可以說一直流傳至今，從未消逝，成為歐洲反美主義的文化根源。美國人對歐洲「鄙視」美國文化的反擊肇始於開國先輩，逐漸地形成了在文化上與歐洲有所區別的傳統，並逐步由被動的「防守」轉向主動的「進攻」，讓一向高傲自負的歐洲精英們感受到美國文化的威脅。出現這種結果大概是開國先輩未曾預料到的，但他們為後輩們拉開了與歐洲人在文化上孰優孰劣大論戰的序幕。

注釋：

關於這場爭論，參見安東內洛·傑爾比著，傑里米·莫伊爾譯《關於新大陸的辯論：一部爭論史，1750-1900)(Antonello Gerbi,Jeremy Moyle,trans.,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匹茨堡大學出版社1973年版；李·阿蘭·杜加金：《傑斐遜先生與巨型駝鹿：早期美國自然史》(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詹姆斯·W.賽瑟爾：《美國對退化命題的反應》(James W.Ceaser,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Degeneracy Thesis),布倫頓·奧康瑙爾：《美國對外政策傳統》(Brendon O Connor,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s)第3卷，塞奇出版社2010年版，第83-103頁。

關於歐洲學者的不同觀點，參見亨利·斯蒂爾·康馬傑、埃爾莫·焦耳丹內蒂《美洲是個錯誤嗎？一場18世紀的爭論》(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Elmo Giordanetti,Was America a Mistake? An Eighteenth-Century Controversy)，哈柏和羅出版公司1967年版。

詹姆斯·W.賽瑟爾：《重構美國：現代思想中的美國象徵》(James W.Ceaser.Reconstructing America:The Symbol of America in Modern Thought)，耶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頁。

約翰·布利斯特德：《美利堅合眾國的資源》(John Bristed,Resou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紐約1818年版，第306-307頁。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網站上獲得。

布豐伯爵著，巴爾譯：《布豐的自然史：包含地球理論和人類、野生動物、蔬菜和礦物通史》(Count de Buffon,J.s.Barr,trans.,Buffon s Natural History:Containing a Theory of the Earth,A General History of Man,of the Brute Greation,and of

Vegetables,Minerals)第7卷，倫敦1807年版，第48頁。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網站上獲得。

有關德波的觀點，參見科內利烏斯·德波《美洲人通史》(Cornelius de Pauw,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meritans)，羅奇代爾1806年出版。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網站上獲得。

關於雷納爾的觀點，參見紀堯姆—托馬·雷納爾著，朱斯塔蒙譯《東西印度歐洲人殖民地與貿易的哲學和政治史》(Guillaume-Thomas Raynal,J.Justamond,trans.,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第5卷，倫敦1777年版，第120、117-118、317頁。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網站上獲得。

詹姆斯·W.賽瑟爾：《重構美國：現代思想中的美國象徵》，第20頁。

富蘭克林：《對影響英國和美洲殖民地之間和解之談判的解釋》(Franklin,An Account of Negotiations in London for Effecting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1775年3月22日，阿爾伯特·亨利·史密斯編：《本傑明·富蘭克林文集》(Albert Henry Smyth,ed.,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第6卷，哈斯克爾出版社1970年版，第396頁。

小羅伯特·沃爾什：《對英國關於美利堅合眾國看法的呼籲》(Robert Walsh,Jr.,An Appeal from the Judgments of Great Britain Resp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費城1819年版，第192頁。

(11)戈登·S.伍德：《18世紀陳腐環境的危害》(Gordon S.Wood,Environmental Hazards,Eighteenth-Century stale)，倫納德·J.薩多斯科等主編：《舊世界新大陸：傑斐遜時代的美國與歐洲》(Leonard J.Sadosky.Peter Nicolaisen,Peter S.Onuf,and Andrew J.O Shaughnessy,eds.,Old World,New World: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Age of Jefferson)，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

(12)哈利·S.斯托特編：《喬納森·愛德華茲文集》(Harry S.Stout,ed.,The Works of Jonathan Eduwards)第19卷，耶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59頁。

(13)約翰·克雷弗克：《一個美國農夫的信札》(J.Hector st.John Crévecoeur,Letters an American Farmer)，達菲爾德出版公司1904年版，第52-53頁。

(14)《富蘭克林致塞繆爾·庫珀信》(Benjamin Franklin to Samuel Cooper)，1777年5月1日，弗朗西斯·沃頓編：《美國革命外交通信集》(Francis Wharton,ed.,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政府出版局1889年版，第313頁。

(15)杜蘭德·埃切維里亞：《西方的海市蜃樓：至1815年法國的美國社會形象史》(Durand Echeverria,Mirage in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八角書社公司1996年版，第11-12頁。

(16)吉爾伯特·希納爾：《18世紀關於美洲人居環境的理論》(Gilbert Chinard,Eighteenth Century Theories on America as a Human Habitat)，《美國哲學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91卷，1947年第1期，第28頁。

(17)關於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參見王曉德《布豐的「美洲退化論」及其影響》，《歷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8)阿爾伯特·亨利·史密斯編：《本傑明·富蘭克林文集》第1卷，第16、93頁。

(19)賈里德·斯帕克斯編：《本傑明·富蘭克林文集》(Jared Sparks,ed.,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第6卷，格雷出版公司1840年版，第194頁。

(20)李·阿蘭·杜加金：《傑斐遜先生與巨型駝鹿：早期美國自然史》，第49頁。

(21)阿爾伯特·亨利·史密斯編：《本傑明·富蘭克林文集》第3卷，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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