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黨生：亞太生命科學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期刊是如何煉成的

在上海岳陽路上的一個辦公室里，李黨生和5位編輯部成員接收著來自世界各地生物學家的投稿。

他們運營的是一本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國際期刊《細胞研究（Cell Research》）。2006年，時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裴剛接手了《細胞研究》，當時身為Cell雜誌科學編輯的李黨生恰好有回國工作的打算，便來到上海擔任了《細胞研究》的常務副主編一職。

十餘載過去，《細胞研究》的影響因子從2分出頭，躍升至最新的15.606，已比肩國際頂級期刊Nature、Cell的子刊，成為亞太地區生命科學領域期刊影響因子最高的期刊。

近日，在杭州舉行的全球華人生物學家大會期間，李黨生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49歲的他嗓音洪亮。當記者問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經歷對自己有何影響時，他淡淡地說：「就是比人家上大學早一點。」

李黨生

李黨生當了11年《細胞研究》的常務副主編，提及它的影響因子晉陞之路，他說其實從沒有一個關於何時把期刊的影響因子提高到多少分的目標。「如果把影響因子看作考試成績的話，我們從來沒有奔著考試成績去做，而是好好學習，」李黨生說他從沒想著「去問老師把題目拿到手或是押題，因為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期刊論文的質量是不是提高了，科學家眼裡期刊的水平是什麼樣的。」李黨生說。

《細胞研究》近年來影響因子走勢

回國後，李黨生帶領編輯團隊，在科學家的支持下，將《細胞研究》的學術質量「抬」高數個台階。他透露，促成這一成績的一大秘訣，是他們在審時度勢地修改論文接收的標準線，或者叫「基線」。李黨生打比方說，就像是跳高運動中的橫竿不斷提高，《細胞研究》的基線在10年間「一厘米、一厘米」地有意識提升。

在大部分時間裡，一名科學編輯的工作是對科學家的投稿進行處理，根據「基線」決定送審還是退稿，送審的部分則需聯繫同行評議專家進行審核。如根據審核意見修改好的論文達標，一篇科學家的論文才有機會在一本期刊發表。

學術圈的約定俗成里，提供同行評議的評審是義務為期刊審稿的學者。這意味著，同一個科學家可能既是一本期刊的審稿人，也是它的作者。科學編輯在處理和科學家的多重關係中，需要專業素養。

「儘管生活中我們可能是兄弟、朋友，但你投個稿件來，那就是編輯和投稿人的關係。但今天也許是編輯和投稿人的關係，明天我就要找你幫忙審稿，那你就是我的顧問。不同情境下決策發生混淆是不行的。這是我們做這行必須具備的基本職業素養。」李黨生說。

「基線」

「基線」決定著一篇投稿能不能被期刊接收。

「這是需要內功的。」李黨生說，期刊「基線」的設定很複雜，在何時提高到哪個標準，都有講究。定得太高會讓大部分投稿吃「閉門羹」，導致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減少，出現「斷糧」情況；定得太低，則會拉低期刊的學術質量。

「基線一定不是數學那麼簡單的，說今年我的影響因子幾分了，拍個腦門，就知道稿件基準要提高到什麼了。」李黨生說，是靠著他和編輯團隊每天和稿件的第一線接觸，《細胞研究》的「基線」才悟了出來。

據介紹，多年來，作為月刊的《細胞研究》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維持在100篇左右。在體量穩定的同時，學術質量穩定提升。在李黨生看來，這說明「基線」的設定和調整是符合實際的。

《細胞研究》2017年7月刊封面

而「基線」作為一把標尺，不僅在編輯部的日常運行中存在，在應對特殊情況中更是發揮了重要的對照物作用。

對很多科研人員來說，一項研究是和全球實驗室拼速度，期刊審稿的快慢會影響勝負。深諳科研人員「痛點」的《細胞研究》有特色的「綠色通道」和「快速通道」。

若在他刊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無法針對審稿意見進行修改，作者可以轉投《細胞研究》的「綠色通道」，《細胞研究》根據他刊已有的審稿意見快速回復，決定接收、修改還是重新送審。一般他刊是需要比《細胞研究》更為權威的期刊。而「快速通道」則給競爭激烈的科學家帶來便利，可以申請盡量縮短審稿時間，快速發表。

一方面，兩個特殊通道的機製為科學家的「痛點」提供服務，另一方面，不管是「綠色通道」還是「快速通道」，都給科學編輯對稿件的把握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時，「基線」尤為重要。

「作者說急得不得了，不是說我就不顧稿件的質量了，這是不可能的。」李黨生說，「加急」的投稿只有經編輯部評估，認為是明顯、顯著地高於當前「基線」的，才能適用特殊通道。

「基線」雖類似跳高的橫竿，但畢竟不是肉眼可見般可測量。「我們的基線一定程度上帶有主觀的成分，是模糊的一條線，不可能看得那麼清楚。」李黨生說。也正因為「基線」的模糊性，「加急」稿的質量若徘徊在「基線」上下，或是只高一點點，《細胞研究》的特殊通道就未必打開了。

有了「基線」的對照，當特殊情況出現時，特殊通道得以有保障地為科學家開放。李黨生回憶，在去年的《細胞研究》上，有一篇稿件從收到至決定接收只花費4天，至在線發表只用了10天，創下了《細胞研究》的記錄。

這篇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是奧地利一位著名分子生物學家，論文經Nature審核後被要求修改，但修改版遭到了退稿。考慮到競爭的激烈，奧地利學者將論文和審稿意見轉投給《細胞研究》，得以順利發表。而其競爭對手的文章晚了20天發表於Nature Medicine。

「我們當時評估了他的工作、Nature的評審意見和他在修改中對評審意見的回答，我們認為他基本上滿足了評審專家提出的要求。個別地方有點歧義，屬於見仁見智。」李黨生說：「我們的要求畢竟沒有Nature那麼高，對我們來說，這不構成文章接收障礙，所以最後根據我們的意見做些小改就接收了。」

科學編輯的角色

如果不做科學編輯，李黨生可能會搭起自己的實驗室做研究。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出身，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又在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當博士後，但就在一次機緣巧合的應聘中，李黨生成為了國際期刊Cell的科學編輯。

事後證明，一個傳統生物學者的培養路徑，給了李黨生在履行科學編輯一職時諸多幫助。

儘管只在Cell工作了不到兩年，Cell主編給予科學編輯的自主性讓李黨生印象很深，這讓他體會到科學編輯的真正價值所在。

同行評議並非能杜絕不公正現象。大多數情況下，同行評議時，作者的名字是公開的。這樣一來，比起已有科學聲譽的「大佬」科學家，事業剛起步的年輕科學家沒有那麼容易得到評審的信任，「該賣20塊錢的東西就是賣不出去，要降價到10塊才能賣得出去」。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現象還隱晦地存在著。

在李黨生看來，科學編輯不是簡單地聯繫專家進行同行評議，而是監督同行評議的過程。「最安全的做法是不管評價合不合理，只要一個評審說不行，你就不讓（文章）通過。這對編輯來說是最簡單的，但對作者來說可能有時是冤枉的。」李黨生說。

「作者在評審中處於弱勢，如果科學編輯對科學內容的把握非常精準到位的話，通過你的努力，能保護作者在這過程中的權益，好的東西不至於被埋沒了。」李黨生在Cell工作期間形成了這樣的工作觀，並將之帶到《細胞研究》的編輯部，使其成為共識。

在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發展愈發加速的今天，中國生物學家的身影日益頻繁地出現在是各大國際期刊中。李黨生說，對於中國科學家而言，《細胞研究》已不僅僅是一本期刊，而是一個他們能夠「說話」的重要話語權平台，好的科研成果能最大程度地展示出來。

在《細胞研究》工作11年，李黨生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南京大學張辰宇教授與《細胞研究》之間的故事。

起初，張辰宇發現了一個顛覆常識的現象，但投稿國外知名刊物時遇阻，繼而轉投給《細胞研究》並順利發表，成為《細胞研究》迄今發表的文章中單篇引用量最高的論文。

故事沒有因此結束，張辰宇同一領域的另一項重要研究仍因為結果太過新意，最終被國外知名刊物退稿。《細胞研究》再一次成為張辰宇的選擇。但曲折還在繼續，這項研究起初因有國外學者無法重複而遭受爭議。幾經波折，這一實驗最終被其他國外實驗室所重複，相關文章發表在《細胞研究》。

「創新必然伴隨著風險，試想如果連我們自己的期刊都不願意承擔適度的風險，那怎麼能為我國科學家在最新的科研領域和國際同行競爭提供話語權的保障呢？」李黨生在一次採訪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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