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醫非護：「夾縫」里的助產士

資料圖。

政府部門應直視助產行業存在的法律空白，儘早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為母嬰的健康、助產專業的規範化發展提供保障

法治周末記者 張舒

數小時焦灼的等待過後，分娩室緊閉的大門被猛地推開。

「呂欣家屬在嗎？是個男孩兒，八斤多一點兒，母子平安。」喬璐(化名)倚在門邊，匆匆對著走廊里等待的產婦家屬囑咐了幾句。

門外，呂欣的丈夫已經開始興奮地撥起電話：「生了，男孩兒，都好……」

來不及再回答什麼，大門又迅速地關上，喬璐一陣風似地跑回產房繼續自己的工作。

喬璐是北京某醫院的助產士。

所謂助產士，是指在正式助產學校學習或具有同等能力，能獨立指導產婦自然生產並進行後期護理的醫務人員。

他們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醫生，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護士，卻是分娩室里自然生產的新生兒的第一個擁抱者，處理著醫生和護士都可能面對或者根本不會遇到的複雜情況。

「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給順產產婦接生，從觀察產婦的生命體征、心理狀態、產程進展到評估新生兒狀況，做後期護理，都是我們的任務。」喬璐解釋道，符合國際標準又訓練有素的助產士，可使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人數減少三分之二。

隨著去年我國二孩政策的全面開放，已經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助產士的專業性和重要性。

然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面對每年出生的1600萬新生兒，按照國際上每1000名活產(即年內妊娠滿28周及以上，娩出後有心跳、呼吸、臍帶搏動、隨意肌收縮4項生命體征之一的新生兒)要至少配有6名助產士的要求計算，我國助產人員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

今年5月，在深圳舉行的中國婦幼保健協會助產士分會第三次學術年會上，有專家透露，中國助產士缺口已達14萬人。

為降低婦女及新生兒死亡率，提高我國人口出生質量，保障母嬰安全，建設一支高質量、高素質、人員充足、結構優化的助產人才隊伍迫在眉睫。

風險高：維繫母嬰兩個生命

７月７日，剛過上午9點，北京這家醫院婦產科的分娩室里已經熱鬧了起來。

一名即將被推上產床的產婦對無痛分娩顧慮重重，不停地拉著自己的助產士王夢(化名)詢問細節。

王夢只得不厭其煩地一遍遍解釋著：「無痛分娩採用的麻醉劑量不到剖宮產的1/10，不會對孩子造成影響……」

房間另一邊，壁掛的CD機里放著音樂，穿著綠色消毒服的喬璐正指導著呂欣怎樣給新生兒餵奶。陽光透過磨砂玻璃照在嬰兒的臉上，顯得格外溫馨。

此前，呂欣並不知道，這位從產前到產後始終陪伴在自己身邊，幫助自己分娩的年輕姑娘並不是產科醫生，也不是普通的護士，而是一名助產士。

在產婦生產的十幾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漫長時間裡，助產士是全程陪在產婦身邊的分娩合作者。她們必須不停地觀察產婦的生理和心理狀態，及時安撫產婦及家屬的情緒波動。

在呂欣的生產記憶里，從給嬰兒擦拭身體、稱重、登記，到為自己處理傷口，帶孩子做新生兒檢查，「我的分娩都是喬璐一手包辦的」。

「很多時候，喬璐承擔著老師的角色。」呂欣說，「分娩其實沒有影視劇里那麼『慘烈』，我就是按照她教給我的方法調整呼吸、調整用力，很平安地就生下了寶寶。」

「從觀察產程、生產指導到飲食管理、撫慰心情，產婦待產的生活、治療及新生兒的護理都會在我們的幫助下完成，直至情況穩定，產婦與嬰兒共同離開。」喬璐對此解釋道。

與產科醫生不同的是，「他們負責高危產婦，而我們負責正常和低危妊娠的產婦」。喬璐說：「在陪產過程中，助產士們則努力幫助產婦實現自然分娩，避免剖宮產。」

在順利的狀態下，一個助產士可以搞定所有事情，相當於一個「小產科醫生」。

但危險也無處不在。

「產後大出血、臍帶脫垂都時有發生。」在喬璐的接生經驗里，看似瓜熟蒂落、順理成章的自然分娩，時刻潛藏著異常危險的因素，情況通常瞬息萬變，無法預測。

她不久前曾接生過一個二胎產婦，從門診直接送入產房。

「肚子像一座小山一樣大，肚臍已經突出。」喬璐回憶道，「產婦來的時候宮口全開，剖腹產已經來不及了。」

「孩子太大了，就怕頭出來，肩膀卡住，導致嬰兒窒息。」喬璐說，當時產房已經做好了產婦難產的準備，但最終在她的引導下，孩子順利出生，一稱重，九斤多。

「真的很危險，隨時都可能一屍兩命。」每每想起這次接生，喬璐都心存餘悸。

「每位孕產婦維繫的都是母嬰兩個生命，但助產士的工作卻並沒有常規可循。」在喬璐看來，這正是助產士工作的高危之處，「每一位產婦都有著自身不同的特點，要想分娩順利進行，憑的是助產士豐富的經驗。」

今年5月，聯合國曾發布微博稱，由於缺乏專業圍產護理，全球每天有1000名婦女死於妊娠或分娩併發症，有200萬新生兒出生後24小時死亡。而如果婦女分娩時得到專業助產護理且緊急情況時能及時診斷和治療，孕產婦死亡率可減少75%。

「我們至今還找不到一個完全安全無痛的生產辦法。」而助產士的工作，在喬璐看來，就是盡一切可能，去接近這個辦法。

缺口大：不斷有人離開這個團隊

只要在班上，就會有嬰兒從喬璐手中降生。

她所在的產科，共有12名專業助產士，分為三組輪流倒班，每個小組三人，每班工作12個小時。

由於人數較少，每個助產士都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統計，發達國家助產士與生育婦女比例約為1：1000，而我國則只達到1：4000。

「我們在產房待的時間，比跟家人在一起都長。」喬璐表示，「打仗」一樣地接生，已經是他們的家常便飯。

夜班是最累人的，特別是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助產士們必須與全天最崩潰的身心狀態作鬥爭。喬璐說，每次下夜班，她們通常累得連回家的力氣都沒有。

她曾記得，在一次夜班工作時段里，自己的小組連續不停歇地迎接了12個小生命的到來。

「最忙的幾個小時里，5張產床外加3輛平車，8名產婦躺在一起分娩。」喬璐回憶道，她和另外兩名助產士必須不停地來回巡查，和產婦交談、監控胎心、指導生產。

而最讓喬璐心酸的是，她的11個助產士同事里，有6個同樣正值孕期。

「有的7個多月了，依然奔走在產房中。」喬璐無奈地表示，「在分娩室，你最常看到的畫面就是一個大肚子替另一個大肚子接生。」

而這一現象，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以後，日趨嚴峻。

北京市衛計委年初公開消息稱，2016年全年北京市共出生上報60482人，同比增加15497人，增幅為34.45%，為1984年以來出生人數最多的一年。

「人手本來就不夠用，這下更是捉襟見肘了。」喬璐說，「我們產房助產士一天接收產婦最高記錄是28個。」

高負荷的工作壓力，使助產士團隊也面臨著流失。

「最近幾年來我們醫院的分娩量增加了兩成，但助產士的人數卻沒有增加，且不斷有人離開這個團隊。」在喬璐記憶里，6年前，自己初到產科時，科室里還有20餘位助產士，「現在走了有一半了。」

而助產士的緊缺，也致使剖宮產率居高不下。

「雖然醫院已經鼓勵提高順產率，順產率高的醫生還能拿到獎金，可剖宮產率依然降不下來。」據北京婦產醫院護理部主任姜梅介紹，北京婦產醫院近年來年平均接生新生兒為1.4萬，其中，剖宮產率依然有35%。

「這還是大力倡導自然分娩後的結果。」姜梅直言，放到全國範圍，「(剖宮產率)可以高達50%。」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助產能力跟不上龐大的產婦群體需求，產婦生產過程缺乏足夠的『分娩陪伴』，有些人在宮縮痛苦的過程中放棄了。」姜梅表示。

教育弱：無獨立學科體系

助產士的巨大缺口，對北京衛生職業學院招生實習就業辦公室主任石忠洋來說，卻不完全算個壞消息。

2015年，該校在護理系下開設助產士高職專業，僅招女生，學制分為三年制(高中生起點)和五年制(初中生起點)，第一年各錄取了36人和40人。

目前，三年制的學生正讀大二，還有一年才能畢業。

如今，學生還未畢業，石忠洋卻經常接到醫院「要人」的電話。「學生的去處不用我操心了。」

唯一讓他擔憂的是，助產士專業就業前景雖很好，但考生報名情況不是很樂觀，學校生源遠遠滿足不了醫院需求。

以高職三年制招生情況為例：2015年，學校計劃招40名學生，最終錄取36人；2016年，學校計劃招35名學生，最終錄取34人。

這意味著該校連續兩年沒有錄滿學生。

究其原因，石忠洋認為，這與社會認知、考生家長的顧慮有關。

「我們到高中宣傳時，高中生聽到這個專業就搖頭，不理解也不太敢報這個專業。」石忠洋說，家長也有心理顧慮，覺得這就是一個接生孩子的工作，沒有護理專業聽上去光鮮。

另一個尷尬的局面是：2017年以前，助產專業並未納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專科院校的相關專業也要掛靠在護理系下，並沒有獨立的學科體系。

「這也是導致助產士『非醫非護』模糊身份的根本原因。」北京衛生職業學院護理系主任孫桂榮表示。

而按照規定，助產士專業畢業生在畢業後需先通過護士執業資格考試，之後在醫院工作滿一年或接生達到多少例後，才能報考助產士資格證。孫桂榮解釋道：「這就要求我們的學生既要考取護士執業資格證，又要考取助產士證。」

但只有考到助產證，學生才能獨立工作。

「中間存在一年緩衝期，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馬上緩解醫院的用人壓力。」孫桂榮表示。

而這一年的緩衝期里，助產知識和技能只能通過產房「傳幫帶」式的師徒傳授而來。喬璐也曾是其中之一。

「每個助產士都有一個這樣的師傅，老人帶新人，師傅帶徒弟，真正的手把手教。」喬璐說，在大專畢業後被分配進醫院產科的前三個月里，她每天都會跟著老護士學習接生。

「最困難的是側切、縫合這些專業技術很強的工作，已經完全超出我們在校期間的學習範圍。」喬璐說，她只能在台下利用模具反覆練習，「切了縫，縫了切。」

直到跟隨「師傅」在產房接生100個嬰兒後，她才有了參加助產士考核的資格。

「醫院會出具接生100個嬰兒的證明，然後去參加考試，筆試加操作，合格之後，就能拿到助產士的證書，可以獨立從事助產專業、簽病歷和接生。」喬璐解釋道。

晉陞難：工資很難上漲

此外，助產士除了一張上崗證外，並沒有單獨的職稱晉陞體系以及資歷證明。

「想晉陞，只能走護士的職稱體系。」喬璐直言。

儘管國際上早已普遍實行助產士獨立註冊制度，但中國早在10年前，便取消了助產士相關職稱序列，全部由護士再培訓。

哪怕是業界泰斗，在助產專業最高的資格證書上，也只會被冠上主任護師的名頭——一個護理領域的最高職稱。

而「職稱」的意義，很多時候與待遇掛鉤。

6年前，初到產科時，喬璐的工資每月最多能開到4000元。如今，6年過去了，她的工作量翻了幾番，工資卻幾乎沒有漲過。「一年365天，有350天在工作，但月工資最多的時候也不到6000元。」

而與她同期進入醫院的產科醫生，由於職稱晉陞順利，工資已經漲到喬璐的兩倍。「比我晚來四年的護士，工資也和我持平了。」喬璐對此也很無奈。「我們的活兒，比護士專業，比護士辛苦，但沒過晉級考核，工資待遇就只和最普通護士差不多。」

「但這對於助產士並不公平。」喬璐說，護理職稱評價考核標準，並不能體現助產士的臨床實踐水平。

在她眼中，助產士的工作內容與護士雖有交叉，但大多時候差異明顯，對於護士而言合理的晉級考試內容，對於助產士來說，並不是她們日常的工作。

儘管她目前已經熟練掌握了助產士需要掌握的各項工作技能，但由於缺乏護理經驗，也沒有時間發表相關論文，她準備過的兩次晉級考核，最終都沒成功。

在她的職業描述和晉陞履歷之中，如今仍是最簡單的「護師」兩個字。

「這是最初級的職稱了。」喬璐解釋道。

此外，儘管助產士的工作兼有護理與接生，和護士、醫生的工作範圍均有重疊。

「但實際工作中，卻往往束手束腳。」喬璐解釋道，在接生過程中，產婦若出血過多，助產士完全有能力第一時間用縮宮素，但由於沒被賦予這種用藥的權利，助產士用藥必須要經過大夫的批准。

對此，南方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副院長蔡文智深有感觸。

如今，蔡文智早已拿到助產士領域的最高級職稱：博導、主任護師、教授。帶教博士5名，碩士8人，還兼顧著200至300學時的本科課程，內容涉及助產基礎、兒科基礎、精神、母嬰保健、高級護理等專業課程。

每周二上午，蔡文智會出半天的助產士門診，操作胎心監測和基本產檢，並為孕婦提供健康諮詢、產婦運動指導等。

但沒有處方權，或者只有限制級的處方權，即使是出門診也有點名不正言不順。

而更讓喬璐迷茫的是，助產士這一「模糊」的職業帶給她的尷尬地位。

「很多產婦和家屬不了解我們的工作，以為我們就是護士。」喬璐表示，「甚至連同一個醫院的同事也不清楚我們究竟做的是什麼，更何況外人。」

「我們似乎處於一個職業的空白地帶，可以說是希望渺茫。」喬璐說，她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在這一崗位上堅持多久。

路還長：行業存在法律空白

面對助產士告急的緊張局勢，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王松靈建議，我國要建立獨立的助產士高等醫學教育學科人才培養體系，提高助產士教育的質量，實現母嬰工作的供給側改革。

此後不久，南方醫科大學對外宣布，經教育部批准，該校助產學本科專業今年正式啟動招生，計劃招錄60人。

這也是助產學首次以獨立專業的形式出現在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上。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從源頭上解決助產士後繼乏人的問題。」但在王松靈看來，改革還遠遠不夠，「因為助產士的培養，並非一蹴而就的過程。」

他建議，在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務和職稱系列中，增設助產士專業系列，根據助產學科的知識體系和技能要求、助產工作的職責和內容，設置獨立的助產士職務以及相應的能力評價標準。

「我們可以參照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允許助產士擁有獨立執業資格的做法，讓助產士真正獨立完成相關助產工作，在團隊中獨當一面，履行應有職責，令助產士的職務與醫、護、技並列以自成體系。」王松靈表示。

此外，王松靈還呼籲，政府部門應直視助產行業存在的法律空白，儘早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為母嬰的健康、助產專業的規範化發展提供保障。「在法律中對助產士的教育考核、資格准入、職責範圍都有清晰的界定。」

只是對於喬璐來說，這一切都顯得太過遙遠。

午休前，在巡視了一圈分娩室後，喬璐才騰出功夫去食堂打飯。

「能歇一會兒是一會兒吧。」拆掉腰間的腰封，喬璐伸了伸腿。而她需要面對的，是一個愈加繁忙的分娩室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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