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銀行保函漫天飛舞的日子

2017年，資產管理行業關於「保函」（或承諾函）的新聞不斷。最近的一個案例，是美的集團10億元理財資金被騙，在之前，是很多政府部門開具的承諾函被收回，還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員因為違規出具承諾函而被免職、被處分。

在資產管理行業，有一段時間，保函是漫天飛舞的，是當時資管非標投資的常態。這段時間大致從2012年開始，在2013年和2014年達到高峰，之後逐漸轉入地下，接近消亡。現在暴露出的很多保函相關風險事件，都和資管行業的那段歷史直接或間接相關。

當時的保函或承諾函，出函的一般是銀行或地方政府，本文篇幅關係，只講銀行保函。為什麼銀行保函會如此盛行？因為那幾年，理財產品規模增長很快，需要找到出口。而保函，就是銀行理財資金通過同業業務與非標融資需求對接的最好的媒介，甚至是唯一的媒介。如果沒有保函，非標資產和理財資金就不會如此大規模的、順暢的對接。

舉幾個例子：

如A銀行通過同業業務與B銀行做交易，買入B銀行已經持有的信貸或非標資產，A銀行無法判斷B銀行資產的安全性，就需要B銀行向A銀行出具一個承諾函，承諾到期購回此筆資產（或以其他方式，總之是保證A銀行此筆投資的安全）。

在上面的交易結構中，B銀行是這筆資產的持有人，雙方做了一筆買入返售業務。如果B銀行不是這筆資產的持有人也沒有關係，B銀行對資產進行盡職調查後，出具保函，然後由A銀行進行出資。因為B銀行出具了保函，會收到一筆中間業務收入（可以理解為保費）；而A銀行基於B銀行的信用，做了一筆同業投資。為什麼B銀行不自己放款呢？因為可以節省資本，不影響存貸比指標，這樣B銀行業務就可以不受資金限制而快速發展、大幹快上。

當時，很多銀行都在出具保函、或接受保函，保函的說法其實是一個統稱，包含很多種形式，有時候是協議，有時候是單方的承諾函，統稱「抽屜協議」。當時，出函的銀行層級也各有不同，有時候是總行，有時候是分行，漫天飛舞的還有各類支行出具的保函，類似美的被騙案件中出現的「農業銀行成都武侯支行」。

為什麼保函被稱為「抽屜協議」？因為絕大多數保函並不合規。早在2013年《中國銀監會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2013]8號）中，就明確了「商業銀行不得為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或股權性資產融資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擔保或回購承諾。」但當時很多商業銀行顯然並沒有把這個文件當真。

保函相關業務越來越多，銀行大多數出資都通過券商定向資產管理計劃進行，這樣可以有效的隔離監管。比如，B銀行認為直接給A銀行出函合規風險較高，那就B銀行給證券公司（代資管計劃）出函，而A銀行是資管計劃的委託人，其獲得的保障是一樣的。而且，即使證監局查到這些保函，因為分業監管，證券公司並不受銀監會8號文的監管，對券商和對出函銀行都沒有影響。

銀監會看到8號文對市場影響有限，可能只會讓「聽話的銀行」因合規展業而業務受限，而大多數銀行依然我行我素，這樣的結果也不是監管的初衷。於是，2014年5月16日，五部門聯合出手了。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聯合印發了《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銀髮[2014]127號），這個通知發布中明確提到「金融機構同業業務存在部分業務發展不規範、規避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等問題」，希望這個通知可以達到「堵邪路、開正門」的效果。這個通知第七條明確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127號文出台後，市場反響很大。中國的很多監管政策，短期內看影響有限，長期來看才會發現，其影響力是非常巨大而深遠的。127號文的這句規定，「不能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簡介、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已經堵住了所有提供和接受保函的口子。8號文講的是不能開具保函，而127號文講的是「不能接受或提供」，固然有些金融機構還願意提供保函，還得看對方金融機構的合規部門是否同意接受。

但是，因為當時金融行業已經習慣了規避監管，這個文件出來後，金融機構仍然在尋求各種規避手段。再舉兩個例子：

比如，「雙買」。不是說不能提供和接受保函么，那B銀行將資產賣給A銀行，同時簽署另外一個協議，在未來一個時點買回這筆資產，既沒有保函，也沒有在一個合同中出現買入返售。

比如，將保函存於銀行的保險箱。B銀行在保函上蓋章，A銀行當場驗證後，將保函存放於銀行保險箱中（如雙方互不信任，可以開立在第三方銀行的保險箱中）。保險箱協議約定必須A、B銀行的人同時在場才能打開，一人保管鑰匙，另一人保管密碼（或指紋）；或保險箱需要兩把不同的鑰匙才能打開，雙方各保管一把。如果業務順利結束，保函取出銷毀，神不知鬼不覺。

這些規避手段都算地下手段吧，並沒有讓保函業務延續太久。隨著資產管理行業監管加強，監管層統一監管、穿透監管、從嚴監管，保函業務逐漸走入了歷史。

回頭再說說美的集團10億元詐騙案，這個簡單粗暴的騙局。2016年3月，美的金融中心安徽分部的負責人李某的大學同學輾轉通過一位證券公司的投資經理，向李某介紹了一個7億元的理財項目。雖然是證券公司投資經理介紹，這筆業務卻通過財通資產管理公司和渤海信託兩層通道，向「農行成都武侯支行」的3個「授信客戶」發放信託貸款，該產品的增信措施，則是「農業銀行成都武侯支行」出具的保本保收益的《承諾函》，當時，冒充的「黃行長」當著美的公司人士的面，從辦公桌抽屜里拿出「農行成都武侯支行」的公章，在承諾函上蓋了章。

這個交易結構中，如果財通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通道，則這個通道是不必要的，財通公司的相關工作人員是不是捲入騙局，目前還不清楚；新聞中提到的證券公司投資經理擔當了什麼角色，目前也不清楚。本文的主題是保函，那我們就聚焦於保函。「農行成都武侯支行」的「黃行長」在辦公室抽屜中拿出公章在保函上蓋了章，那作為美的集團的人，至少要搞清楚倆個問題，第一，黃行長是誰？如果是單位法人代表，有沒有法人代表授權書？如果是其他人員，有沒有法人授權？第二，農行成都武行支行有沒有出具保函的業務資格、或者上級分行的授權？當然，章子的真偽，相信經歷了最近很多蘿蔔章的洗禮，公章真假已經引起很多人的警惕了。

為什麼很多出資機構會認銀行保函，是因為出資機構主動非標投資能力欠缺，無法判斷實體企業的風險，更無法控制實體企業的風險，需要銀行進行把關、進行風險控制。所以，對於出資機構來講，出資的唯一理由，是保函開立銀行的信用。美的集團另外一筆3億元資金用同樣的手段被騙，可見假章假保函業務，絕不是孤例。出資機構投資成敗繫於保函真偽和效力，焉可不詳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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