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不深奧但它們有劇場魅力

文化 07-12

《恐怖襲擊》

繼2015年戲劇場演出的《推銷員之死》之後，德國紐倫堡國家劇院為今年國家大劇院「國際戲劇演出季」帶來的是兩部小劇場作品，一是根據德國作家、同時也是律師的席拉赫2015年的同名劇作排演的《恐怖襲擊》，另一部是根據希區柯克1935年的懸疑影片《39級台階》改編的劇場作品。前者將劇場變為嚴肅的法庭，後者則嘗試為劇場營造出街頭喜劇的氣氛。

相較於近年來中國引介的外國戲，這兩部作品都很難歸入某種打破傳統界限的劇場美學系列，然而兩者都以自己完整、清晰的創作思路，引燃了觀眾的情感共鳴，個中因由在於題材的選取，更在於創作者深諳劇場藝術的獨特之處。這兩部作品的演出效應，可以說是為「劇場在今天的意義」給出了一種肯定式的回答。

《恐怖襲擊》將劇場設置成一個「公審法庭」，讓觀眾扮演陪審團，在演出現場討論一個具有倫理、道德困境的案件：訓練有素的飛行員科赫違抗上級命令，擊落了一架被恐怖分子挾持的漢莎客機，導致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164名乘客遇難，但與此同時，也避免了這架飛機撞向一座容納7萬人、正在比賽的體育場。科赫到底是否有罪？最終的判決將由觀眾投票決定。

《恐怖襲擊》

如《威尼斯商人》、《十二怒漢》、《凱恩號嘩變》等作品中的法庭戲一樣，《恐怖襲擊》以一場簡化的審判過程，提取法庭本身所帶有的觀演關係、表演成分，與觀眾一起對一個道德倫理難題進行討論，這是對西方劇場自古希臘開始的在劇場里討論正義問題的傳統的復歸。但更重要的是，《恐怖襲擊》找到了相較於法庭、電影等形式而言，只有在劇場才能進行的行為，即在全劇結尾由觀眾通過投票來決定主角的生死。

《恐怖襲擊》所包含的命題原型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由哲學家提出的「有軌電車難題」，即犧牲少數人的生命去換取大多數人的生命是否合理。不過科赫所面對的情況要更加複雜、也更為具體。科赫的行為引發的質疑主要在於，他這樣做是否真正避免了更大的傷害。比如有乘客家屬作證，飛機被擊落時，她的丈夫和其他乘客正在試圖闖進駕駛室。也就是說，這架飛機存在自救的可能，164名乘客的犧牲不一定是拯救7萬人的必要條件。然而問題又在於，生命無法重來的特性也決定了這個假設同樣無法被證明，而科赫同時又不存在自我犧牲、甚至半自我犧牲（犧牲親人）的條件，他所面對的是一個較為純粹的兩難困境，由此展開討論的基礎也更為平等。

「有軌電車難題」之所以數十年都保持著一種沒有定論的爭議，恰恰是因為這個困境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並非帶有情節、情感的具體事件，人們通過不斷變換細節、條件來討論和解釋倫理道德問題。而席拉赫的做法，顯然不只是要豐富一個「有軌電車難題」的案例，而是嘗試引發公眾的討論，藉助「有軌電車難題」，試圖將恐怖主義這個全球化的問題，變為一次具體的事件，並將其拋給具體的、帶有道德、情感的觀眾去評判。只有每個個體能夠「設身處地」，參與審判，困境才會獲得帶有情感的討論，並由此發展出新的解釋的可能性。紐倫堡國家劇院這版舞台呈現並未對該劇進行過多視覺化的處理，雖然在演出中觀眾極易因為冗長的敘述、議論而懈怠，但最終自己曾親身經歷投票、決定主角生命的體驗，一定會在每個觀眾今後面對某種兩難選擇時，或多或少地掀起記憶的波瀾。

圍繞這部作品所建立的投票數據統計網站上顯示，自2015年至今，全世界超過34萬人觀看該劇並投票，其中超過60%的觀眾選擇投給「無罪」，至今只有在亞洲（中國、日本）兩國的演出中，有罪的票數超過了無罪，日本的4場演出投票結果均為有罪，而在中國演出的5場中有3場投給有罪的觀眾多於無罪。這樣的結果，其背後或有隨機的因素，也有文化認同的深層緣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對於近兩年頻繁面對恐怖襲擊的歐洲，「有罪」的結果，會讓恐怖分子更加有恃無恐，然而「無罪」顯然也並非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對於這樣一個充滿如此之多的困境、爭議，同時又是全球化的問題，只有觸及到每個個體的心靈，討論才會真正引發情感的變化，問題也會逐漸獲得更多解決的可能性。相信這也是這部作品不斷被演出、統計的重要動力。

相較而言，《39級台階》的處理則更加照顧觀眾的體驗，在保留原作故事線的同時，運用大量喜劇手法，將希區柯克的懸疑電影變成了一部觀眾喜聞樂見的劇場作品。男主角查德·漢內在音樂廳觀看錶演，被意外捲入了一場謀殺案，漢內為了尋找真兇（一個名叫「39級台階」的秘密間諜組織），一邊被誤認為殺人犯追殺，一邊被遇到的美女帕梅拉誤解，一路逃生。漢內最終找到了間諜，洗刷冤屈，同時抱得美人歸。這樣一個追兇懸疑故事，創作者以黑白硬紙景片加上能夠縱向拉伸的舞台空間，在劇場里實現了主角在多個空間場景的逃亡。雖然沒有了希區柯克鏡頭組接所製造的懸疑感，但這版舞台上的《39級台階》卻依舊讓觀眾時刻感覺到劇中的故事如何在自己眼前即時發生。

《39級台階》

雖然《39級台階》並不是一出即興喜劇，卻處處使用了即興喜劇的手法，沒有刻意插入搞笑台詞，而是儘力通過演員不得已的「隨機應變」來構建出一個個喜劇場景。比如漢內在家中發現樓下的兩個密探，兩個密探配合漢內瞭望的節奏，要隨時變換上場的節奏；又如漢內在農莊藏身時，女主人通過現場作畫的方式告訴觀眾傢具的位置等等；或是漢內在火車車廂與警察的周旋、劇中意外出現的手槍……雖然希區柯克電影中那些具有戲劇性的鏡頭組接無法在舞台上發揮效用，但這版《39級台階》在保留故事懸疑元素的同時，以快速的節奏和每一個即時發生的意外，都讓觀眾能夠在現場接收到舞台上滿滿的喜劇能量。

《39級台階》

無論是《恐怖襲擊》還是《39級台階》，劇中都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前者全場近乎隨意的演員對詞式表演，或是後者難以避免的、虛假的觀演互動，但兩者卻都獲得了觀眾的喜愛，其瑕不掩瑜的原因正在於創作者找到了舞台在面對觀眾時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一種無法替代的現場體驗與經歷，就像無論媒體時代如何進步，觀眾對於現場體育比賽的熱情始終如初一樣，只要舞台所面對的還是具有肉身、情感的觀眾，這種現場藝術的魅力永遠保有其合理的生命力。

文| 扁豆攝影/Marion Bührle 肖一

本文刊載於20170711《北京青年報》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