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史學譜系的層累和延展——兼論中國史學史體系的發展模式

一、中國史學譜系的層累與延展模式

史學，是指在探討和研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學問;史學史，是在梳理和闡釋史學的發展歷史中所形成的學術。因此，史學與史學史是密切聯繫的兩個概念，有時候在闡釋史學譜系(即史學的體系，包括史書源流、序列、範圍等) 時，實際上也在論述史學史的體系。

作為學術史之一的中國史學史，其體系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由客觀的研究對象所組成，即史學(史籍、史家、史學活動等);一部分則是由主觀的學術闡釋所組成，如史學史工作者的敘述和解釋等。這兩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將為無米之炊;如果沒有後者，則前者只會是一堆散亂的知識零件。當然，後者並非簡單地對前者進行描述，而往往加入了自己對史學史的認識、判斷、闡釋和發揮。這種闡釋和發揮，對中國史學譜系及史學史體系的加長增寬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史學與史學史的發展都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現象，即其學術譜系是層累構成的，越往後的梳理和闡釋，中國史學的譜系也越往前伸長，同時也往兩翼延展，形成日益豐厚而博大的史學史體系。梁啟超曾估計中國史學史應該能寫成一部20萬字的著作，而現在由白壽彝主編的6卷本《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字數已達239.4萬字。根據目前在史學史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來看，史學史還可以寫出更厚重、更豐富的專著。

中國史學有其本來的形態和客觀的歷程，但與史學史學者所闡釋的形態和歷程相比，後者的譜系顯然要寬長許多。中國史學客觀的發展歷程，其來有自。自有文字記事以來，便有了對人類生活的現實記載。後世文字記載中，夏、商、周三朝似均設立了「史官」，周朝甚至有內、外、大(太)、小、御「五史」之說。這五種史官的職責是記載現實中發生的各種政事，掌管最高官府的各種文書，執行各項政令，輔助周王朝對全國進行統治，也就是所謂「史掌官書以贊治」，並不擔負整理和編寫史書的職責，他們實際上相當於周王的行政機要秘書，「如後世之秘書及秘書長，為高等之書記。」既然史是書記官，因此所記的就是現實政治事件。如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當時秦、趙雙方記載對方國王奏瑟或擊缻的都是「御史」，他們的職責都不是記錄歷史，而是記錄現實。然而，這種現實記載不久後都積澱成了歷史文獻。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歷史文獻就是史學。史學必須是具有學科自主意識、並形成體系的學科，而先秦時期，史學尚無此種覺醒和獨立的體系。在這種背景下，對現實記錄積澱成的「歷史」記載或「歷史」文獻雖然大量存在，但並沒有獨立自主的史學，自然也就沒有相應的史學史的存在。司馬遷所撰的《史記》，也不是自覺的史學成果，而是「子部」之書，當時被稱為「太史公書」或「司馬子」，被視為類似於《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一類的雜家之書，直到東漢晚期才被稱為「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則把《史記》列入經部的《春秋》經下，說明當時並無史學的獨立地位，其性質的認定因人而異。直到東漢晚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才真正形成並獨立，表現為:其一「史學」、「史書」概念的產生;其二「史部」(先是丙部，後升為乙部)的形成;其三史學專論《文心雕龍·史傳篇》的問世; 其四史學教育機構及其職官「史學祭酒」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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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記維點校:《周禮·天官·冢宰篇》，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頁。

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書店，1999年，第7頁。

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參見謝貴安:《中國史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5-72頁。

史學一旦獨立，其學科意識便日益增強，開始書寫其學科的歷史，即史學史。然而，這種書寫並非是純客觀的梳理，而出現了「層累」和「延展」現象。中國史學史經歷了四次大的「層累」運動，第一次是東漢晚期，其層累的標誌是將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書》)認定為史書，司馬遷被後人認為是「中國史學之父」。其實，《史記》撰成後，並不是作為史學著作的面貌出現的，而是被東漢班固等人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入《春秋》經下，而其他人則將《史記》視為子部的雜家書。到東漢晚期，子部特色濃厚的「《太史公書》」的名字，變成了史部特色濃郁的「《史記》」名稱，《史記》被正式確定為史書。

第二次是魏晉迄唐，其層累的標誌是將周朝形成的檔案彙編或「斷爛朝報」《春秋》《尚書》《左傳》《國語》等闡釋為史書。這一時期，由於將紀傳體的《史記》《漢書》追尊為史書的「今史」，將編年體的《漢紀》等視為繼承《春秋》的「古史」，並進而上推，將先秦的《春秋》《尚書》等也認定為史書，這集中體現在劉勰的《史傳》和劉知幾的「六家二體」理論體系中。

第三次是宋元明清，其層累的標誌是將周代的青銅銘文納入史部體系，並提出「六經皆史」之說。在宋明理學影響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大為增強，不僅繼續將經學典籍納入史學領域，而且無限擴大史學的疆界。向上逆推，王陽明首次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觀點。向外延展，王世貞提出「盈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的觀念，對史學的邊界作了進一步的擴張，這深刻地影響到章學誠，後者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提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而且更進一步提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這一方面是在擴大史學的範圍，另一方面也是在擴大史學的對象，向上的擴大，便是將上古的《詩經》《易經》《逸周書》等都納入史學範圍，循此思路，只要是文字記載，無論多古，都屬於史學。這一觀念影響到後世的白壽彝等學者。宋元明清時雖然提出了史學向上和向外無限延伸的主張，但受出土文獻的限制，實際上只能將經學典籍和周代的金文納入史學，而其他更古的文字和文獻則無法收納。

第四次是近現代，其層累的標誌是將商代的甲骨文納入史學體系。這一時期，不僅提出了「中國史學史」的體系，而且將「歷史文獻學」納入該體系中，使「盈天地間皆是史學」的觀念得到進一步落實，它意味著不再像以前那樣簡單地把史學的源頭追溯至虛無飄渺的蒼頡造字，而是將新發現的信而有徵的甲骨文等文獻正式列入史學史體系和史學譜系。

信而好古的中國人似乎早在南朝梁代劉勰那裡就將史學之源上推至蒼頡造字之時，並提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說，似乎模糊了中國史學譜系層累構成的軌跡。其實，撇開這種虛無飄渺的逆推，考察一下中國史學譜系的具體增長情況，便會發現，東漢末將西漢的《史記》納入史學，魏晉迄隋唐將周代形成的儒經納入史學，宋代將周代的銘文和秦代石刻納入史學，近現代將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納入史學，可以清晰考見中國史學譜系的確在循著層累構成的軌跡前行，「譬若積薪，後來居上」，越往後，史學譜系越往古代延伸，並向四周拓展，史學史的體系也相應地呈現出層累和延展的發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與民間對史學譜系和史學史體系的塑造雖也共進和互動，但並不完全相同。如官方的目錄書，自《隋志》確立四部分類、將史學固定為乙部後，基本上定格，經史界限固定不變，民間則不斷在打破經史之間的界限，將史學譜系和史學史體系加以層累和延展。這說明，民間一直是學術變革的基本力量。

二、東漢晚期對史學譜系的第一次層累式建構

如上所述，中國史學譜系經歷了四次明顯的「層累」建構的運動，並形成史學史的一圈圈「年輪」。

中國史學譜系的第一次層累發生在東漢晚期。當時史學正在形成並醞釀獨立，這種史學獨立思潮的涌動，與司馬遷《史記》(《太史公書》)的橫空出世有關。《史記》撰成之前，中國存在著許多由「現實記錄」積澱成的「歷史文獻」，以及相應的「文獻整理」工作，但尚無史學，更無史部，因此司馬遷撰成的《太史公書》，面貌模糊不清。東漢時，班固等人在所修的《漢書·藝文志》中，把司馬遷的《太史公書》這部書附於《春秋》經下，因為班固等人認為司馬遷撰《太史公書》是為了繼承《春秋》之志。這兩本書放在一起，使《太史公書》打上了《春秋》的烙印，而《春秋》也被打上了《太史公書》的印記。《春秋》因來源於魯國舊史，因此殘存著一點「古史記」的印象，而《太史公書》列於其下，則相對地亦有了「今史記」的特點，並於東漢末期被稱為《史記》。將《太史公書》與《春秋》置於一處並相互認證，這是中國史學形成的導火索和重要的「燃點」。

不過，《漢書·藝文志》的這種安排，並未被其他的人所接受，他們按照《太史公書》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體雜匯的特點，將其視為子部的雜家類著作。據李紀祥研究認為，在漢代，司馬遷及其著作，曾被稱作「司馬子」，因此「司馬遷的書便當與老子、墨子、孟子、荀子等類」，屬於子部書籍。桓寬在《鹽鐵論·毀學篇》中曾稱:「大夫曰:『司馬子有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此言表明「司馬子」為諸子之一，或《司馬子》為一部子書，正與孟子之著述稱《孟子》，墨子之著述稱《墨子》相同，屬於《諸子略》中先秦子書的稱名舊法。揚雄在《法言》中，兩次把《史記》與《淮南子》相提並論:「《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說:「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這裡兩次將「淮南」與「太史公」並稱，似乎表明兩書被歸為同性質的書籍。《漢書·東平思王傳》有將《太史公書》視作子部縱橫家的傾向:「元帝崩後三載，詔復所削縣，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王鳳是將《史記》視為諸子中縱橫家的權謀之書。但綜合起來看，當時的人更多的是將《太史公書》當作子部雜家著作。這種雜家的特點是「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於史官之職也」。今人仍然稱《史記》「知識包羅萬象，可以說一部百科全書」，承認它的雜和綜合的特點。

然而，在將《太史公書》認定為經部的春秋家還是子部的雜家之間，《漢書·藝文志》的安排日漸顯現優勢，最終出現了《春秋》與《太史公書》相互確認、彼此擁抱從而形成新的史學形態的意外收穫。《漢書·藝文志》在將《史記》列於《春秋》之下時，曾認為《春秋》是由「古史記」發展而來，而《太史公書》列於其下，便有了「今史記」的身份認同。而且班固創作《漢書》時，繼承的是《太史公書》的體例，而《漢書》寫成後在東漢一直被視為「史書」，反過來影響到《太史公書》屬性的認定，由《漢書》逆推，與其同體裁的《史記》也就成了「史書」。東漢和帝永元以前，《史記》普遍被稱為《太史公書》，於章帝章和中卒的王充，在其《論衡》卷29《述作篇》雲:「《太史公書》，劉子改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又《後漢書》卷48《楊終傳》雲，「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然而，到了東漢桓帝之時，《太史公書》終於被稱為「《史記》」，如《隸釋》卷2所載的桓帝永壽元年所立《漢東海廟碑陰》曰:「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又《金石萃編》卷12載《漢執金吾丞武榮碑》雲:「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以碑文辭考之，武榮之卒當在靈帝初年，武榮年三十六，舉孝廉，研究《史記》、《漢書》，當在桓帝初年可知。此後《史記》名稱基本確立，反映了《太史公書》被認定為史書的過程。

《太史公書》被認定為史書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漢書·藝文志》中它下面所列的一大堆史書，如《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著紀》等，都將被認定為史書而在四部形成後整體移入史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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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隋書·經籍志三》，中華書局，1973年，第1010頁。

張大可:《司馬遷及其〈史記〉評介》，《史記論叢》第1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頁。

陳直:《太史公書名考》，《文史哲》1956年第6期。

三、魏晉迄唐對史學譜系的第二次層累式建構和延展

中國史學譜系的第二次層累發生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史學的正式形成和獨立時期，歷史成為一門單獨的學問，「史學」概念(後趙石勒時期出現「史學」一詞)開始出現，史學教育機構和官員(史學祭酒)開始設立，史部(初為丙部，後升為乙部)開始獨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專論《文心雕龍·史傳篇》橫空出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史學獲得了極大的自信，開始對本學科的歷史(即史學史)進行勾勒和闡述，並在此勾勒中對史學譜系再一次進行了構建。這次構建的基本標誌是將周代的部分經書納入史學譜系。作為私家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雖然將史學上溯至軒轅之世的蒼頡，但實際上卻是將「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的傳說，套在《尚書》和《春秋》身上，從而將中國史學的譜繫上推至周代形成的這兩部儒經身上。其後的劉知幾在「六家二體」的闡述中，也是將周朝形成的部分經書(《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納入史學譜系;而作為官方的史志目錄，《隋書·經籍志》則延續東漢晚期將《史記》及其下書籍認定為史書的觀念，將以《史記》為代表的史書正式列入史部。南朝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對中國史學史從遠古直到晉代的發展歷程作了描述和勾勒，特別指出:「史載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並指出，自西周以後，諸侯國各有國史:「諸侯建邦，各有國史。」春秋時期，孔夫子「因魯史以修《春秋》」，左丘明則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創成「傳體」。又稱，戰國「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西漢初「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更出現了不同「古式」、頗有創新的《太史公書》:「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績，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這是較早的在史學理論著作中對司馬談父子的《太史公書》作史書的認定，但仍然保留認為它與《呂氏春秋》一脈相承的思想舊跡。《史傳》對《太史公書》的史書性質的認定，其實是對東漢末史學獨立思潮湧動的確認。他還認為，班固撰史是「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並對有關東漢的紀傳體史書作了一一的列舉，如《東觀漢記》以及袁山松、張瑩、薛瑩、謝承、司馬彪和華嶠等人的漢史著作。對於《魏略》《江表》《吳錄》等有關三國歷史的史書，他認為其中陳壽的《三國志》「文質辨洽」。嗣後又臚列了晉代干寶的史著和孫盛的《晉陽秋》。他特別指出「《春秋》經傳，舉例發凡」，但「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意思是史書的體例自《史記》以後，並未定型，直「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指鄧粲)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指孫盛)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在劉勰這裡，第一次系統而全面地對他心中的史學譜系和史學史體系作了梳理和闡釋，是對古代史學史的一次建構，把周代迄晉的史學發展歷程作了一次梳理，在梳理中滲入自己對於史學及史學史的認識和觀念，將《尚書》和《春秋》視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結晶，把本來屬於子書的司馬遷的《太史公書》正式納入史學體系進行敘述，並與其後的《漢書》、《東觀漢記》、袁山松《後漢書》、陳壽《三國志》、鄧粲《晉紀》、孫盛《晉陽秋》聯繫起來，形成從周至晉的史學史體系。劉勰《史傳》對中國史學的論述無疑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使中國史學史的面貌第一次被清晰地勾畫出來，同時也成為「層累構造」中國史學史的又一次的構造活動，刻下了史學史學術發展的一圈年輪。《史傳》的理論對唐代劉知幾《史通》中提出的「六家」「二體」等理論有直接的影響。

劉知幾在其《史通》中，對傳統的史學譜系作了層累地構建，也將史學譜系從司馬遷《史記》上溯至周朝的《尚書》、《春秋》等四書，從而將史學史體系向上延長。他在《史通》的《六家》與《二體》中，重新闡釋了史學的發展源流和體裁特徵，把古代記事史書分為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將原本作為經書的《春秋》，闡釋為史書的源頭之一; 將另外一部經書《尚書》也史學化，視為史學的另一源頭。所謂《尚書》家，屬於古代的記言體，「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尚書》相類」的還有《周書》、晉代孔衍的《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以及隋代王劭的《隋書》，這些史書「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所謂《春秋》家，屬於編年體。劉知幾認為在春秋時似乎各國均有，即所謂「百國《春秋》」。孔子則將魯國《春秋》刪訂成具有微言大義的史學體裁，「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所以《春秋》「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左傳》家，以補充《春秋》的史事為其特點，對後世影響深遠。晉代樂資以《左傳》為《春秋前傳》，而續作《春秋後傳》。漢獻帝曾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國語》家屬於國別史，「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類似的史書有《戰國策》、孔衍的《春秋後語》、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史記》家屬於紀傳體通史，劉知幾指出「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迹錯糅，至(司馬)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其後梁武帝時敕撰《通史》、北魏宗室元暉業撰《科錄》皆屬於此類。《漢書》家則屬於紀傳體斷代史，「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雖然「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劉知幾在闡述史學六家時，也提出了史學二體，這二體就是「《左氏》及《漢書》二家」，代表了編年和紀傳兩種史書體裁。此後的史書修撰，「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認為荀悅、張璠，是左丘明之派; 班固、華嶠，是司馬遷之流。二體各有優劣，不可偏廢。

此外，劉知幾在《史通》中還提出了史書應增加都邑、氏族、方物等志的主張，這是加寬史學譜系的努力。

退出官方史館的劉知幾將《尚書》《春秋》等經納入史學範圍的主張，是當時民間的一種學術思潮。早在隋代，王通即在《文中子》中指出「聖人述史三焉」，這三史就是《尚書》《春秋》和《詩經》，「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陸龜蒙認為「《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並認為六經之中已經有史，不能限定在司馬遷和班固出現後才稱為史，「豈需班馬而後言史哉」?這就將史學範圍從漢代的馬、班上推到周代的儒經。劉知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六家二體」體系的。

在私人對史學譜系層累的同時，官方史學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目錄學即已興盛，史部單獨出現，但由於所編目錄多已散佚，無由知其具體的圖書分類和學術歸納。唐代長孫無忌等所修的《隋書·經籍志》(簡稱《隋志》)，是繼《漢書·藝文志》後又一部正史史志，詳載了隋唐以前的圖書分類及歸併情況，反映了唐人對學術源流和類別的看法，包括對史學的認識。

與《史傳》不同，《隋志》重點不在梳理史學的縱向譜系，而在對史學的部類進行分析和歸類，既橫向擴充史部的內容，延展史學譜系。從《隋志》中可見，史學已由史部承載，與經、子和集部並駕齊驅，而位居第二。《隋志》史部共著錄史書817部，13264卷;加上亡書，共有874部，16558卷。《隋志》特地指出「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這真是一划時代的貢獻，把史部獨立出來，使史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史部下又分13種小類:正史(紀傳體)、古史(編年體)、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篇、職官篇、儀注篇、刑法篇、雜傳、地理、譜系篇、簿錄篇。《隋志》在每種後面都陳述該類史書的來歷、特點和發展狀況，實際上是有關此類史書的史學簡史。在敘述中，明確將一些古書界定為史書，如將原附於經部《春秋》下的子書《太史公書》(《史記》) 納入史部的正史之中，指出自司馬遷《史記》問世後，班固又襲其體例，斷代成《漢書》，「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於是，將《史記》列在史部之首，將班固《漢書》、劉珍等《東觀漢記》、晉薛瑩《後漢記》、梁沈約《宋書》、北齊魏收《後魏書》等都列在其後。《隋志》還將《汲冢周書》《戰國策》《漢末英雄記》《魏晉世語》《呂布本事》等列入雜史。它還首次將《山海經》《水經》《黃圖》《洛陽記》《陳留風俗傳》《游名山志》《佛國記》等列入史部的「地理」類。史部未形成時，「地理」的代表作《山海經》，被《漢書·藝文志》(據劉歆《七略》分類)列入《數術略》之形法家中。而《隋志》則在史部下專列地理，將《山海經》從數術類下移入史部，置於地理類之首，並在其下列入《水經》《黃圖》《洛陽記》《風土記》《吳興記》等139部史地著作，使歷史地理著作在史部中確立了自己的位置。《隋志》史部下還分有「譜系篇」，將《漢書·藝文志》中《春秋》經下的《世本》歸入此類，同列的還有《漢氏帝王譜》《百家集譜》等。

《隋志》對史部的分類，奠定了中國傳統史書的基本流別和譜系。此後的史部分類，儘管或增減盈縮，或改變名稱，或變化次序，但都萬變不離其宗。中國古代史學史的學術體系最終確立。只要是談中國傳統史學的歷史，都離不開《隋志》所釐定的那些書籍及其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自史學獨立後，官方與民間對史學譜系的建構並不完全一致。官方的主張比較保守一些，而民間的思想則比較活躍。唐代官修的《隋志》與劉知幾個人，都對史學體系作過調整和塑造，且都在不同程度上瓦解了經學體系以擴大史書範圍，但《隋志》代表官方立場，對經學的切割有限，僅將《春秋》以下的《史記》等歸入史部，至於《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則仍留在經部，而劉知幾則將上述四書均納入史學體系，作為「六家」中的「四家」。這反映出官方立場與學者立場的差異，官方仍強調維護經的權威，歷代官修目錄繼續維持經、史、子、集的體系，而學者個人則不斷提出「經即史」的觀點以擴大史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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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除註明外，皆出劉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史通通釋》本)卷1《六家》。

王通:《文中子》卷1《王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齊魯書社，1997年。

陸龜蒙(魯望):《復友生論文書》，載[宋]姚鉉編《唐文粹》卷5，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四、宋元明清對史學譜系第三次層累式建構和延展

宋元明清時期，中國史學的譜系進一步獲得增長和加寬。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將史學譜繫上溯至商周的青銅銘文。在「古有史而無經」和「古無經史之別」的思潮影響下，宋代史家將比西周的儒經更為古老的金石等考古成果及其著作納入史部，使史學譜系再一次得以層累建構。從地下發現的商周金石文物，上面多刻有文字，是上古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宋人敏銳地發現它的歷史文獻價值，並將之納入史部體系。南宋初鄭樵在紀傳體通史《通志》中專列《金石略》，開創了將金石納入志書的先例。稍後的陳振孫在其《直齋書錄解題》中，將田概的《京兆金石錄》、歐陽修的《集古錄跋尾》、趙明誠的《金石錄》、呂大臨的《考古圖》、黃伯思的《博古圖說》以及《宣和博古圖》等，均列入卷八史部的「目錄類」。說明宋人已將史學譜系進一步上溯至商周的青銅銘文，並使史學史體系相應地得到加長和擴大。

第二，繼續「化經為史」，直至提出「六經皆史」。這是對經學的顛覆，而將史學的譜系完全上推到所有的經書。趙鼎臣也明確認定「《書》與《春秋》皆史也」。元代郝經在《經史論》中提出「古無經史之分」的論點，指出:「六經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書》，史之辭也;《詩》，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斷也;《禮》《樂》，經緯於其間矣，何有於異哉!至於司馬遷父子為《史記》，而經史始分矣。其後遂有經學、有史學，學者始二矣。」認為上古經史一體，到西漢才分途而進。劉因也指出:「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史之興自漢代始。」

至明清，「六經皆史」說開始盛行，反映了史學譜系的迅速擴張與經學的相對縮小。明代潘府明確提出:「五經皆史也，《易》之史奧，《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矣。」王陽明在其影響深遠的《傳習錄》中，首次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觀點:「六經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惡、示訓誡。」意在說明經史不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王陽明的觀點，影響到王學左派的思想大師李贄，後者認為「經、史一也」，「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自來，為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與王陽明有所不同的是，李贄對儒經和孔子的權威都表示懷疑，因此他重提「六經皆史」和「經史一也」，蘊藏著明顯的抑經崇史的目的。清代章學誠也重申「六經皆史」的觀點:「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又指出:「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在《校讎通義》中又以進一步指出:「史之部次後於經，而史之原起實先於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蒼頡嘗為黃帝之史，則經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後世著錄，惟以《史》、《漢》為首，則《尚書》、《春秋》尊為經訓故也。」他還指出:「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春秋》也。」(11)

第三，擴大了史學邊界，加寬了史學譜系。明代王世貞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斷:「盈天地間無非史而已。」根據「三皇之世，若泯若沒; 五帝之世，若存若亡」的教訓，他提出「史豈可以已邪!」(12)只有將天地間所有的文獻資料都用作歷史研究，才能弄清若泯若沒、若存若亡的蒙昧歷史。王世貞的觀點直接影響到章學誠，後者在《報孫淵如書》中闡述道:「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出於史，末流忘其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13)這觀點不僅從時間上逆推了史學的上限，只要是文字著述，不管是周代、商代還是夏代出所，都是歷史文獻，都是史學;而且從空間上擴展了史學的邊界，打破了「四種門戶」即四部的界限，所有的文獻都是史學。章學誠還在論述史學體系時，從理論上論述方誌納入史學範圍的必然性，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郡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說，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14)這無疑也擴大了史學的範圍，將史學譜系加寬增粗。看來史學研究的主體越是靠後，史學的範圍就越是向上古和兩翼擴展，這是「層累」地構成中國史學譜系乃至中國史學史的學術趨向的又一重要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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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12《策問》，藝文印書館，1959年。

郝經:《陵川集》卷19《經史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

劉因:《靜修續集》卷3《敘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田河、趙彥昌:《「六經皆史」源流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3期。

潘府:《南山素言》，收入《說虢續》第四，清刻本。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1《傳習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頁。

李贄:《焚書》卷5，「經史相為表裡」條，嶽麓書社，1990年，第213頁。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132、523頁。

(11)章學誠:《校讎通義》，《外篇·論修史籍考要略》。

(12)王世貞:《藝苑卮言》卷1，上海書店排印本，1925年。

(13)章學誠:《報孫淵如書》，《章氏遺書》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頁。

(14)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州縣請立志科議》。

五、近現代對史學譜系的層累式建構與延展

近代以後，中國史學譜系的消長，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曾一度改變了層累的軌跡，但最終又回到了層累構成的軌道。

清末民初，梁啟超發動了「新史學」運動，將西方史學觀念和思想引進中國。西方重科學、重實證的史學方法，對中國傳統中的上古史提出了質疑和否定，因此也影響到中國的史學譜系的上溯，「古史辨」代表人物顧頡剛之所以產生「疑古」，是受到乃師胡適講中國哲學史時開篇就用《詩經》作時代背景「丟開唐虞夏商，竟從周宣王以後講起」的影響有關。曹聚仁在《中國史學ABC》中，在「史之起源」中指出: 「我們就已知的古代文明史看來，最古的史篇總是『史詩』。荷馬的《依里亞特》與《奧特賽》，印度之梵歌《四吠陀》，可說是極有名的。在我們中國，固然有記載堯舜禹等古帝王事迹的史篇，可是《堯典》、《皋陶謨》、《禹貢》那些文字全由皋陶後人追述，不足為憑。比較可信的，還是《詩經》三百篇中《商頌》、《魯頌》那些詩篇。」金毓黻在其1944年初版的《中國史學史》中也從周朝形成的儒家經書開始敘述: 「吾考三皇之書，既由後人仰錄，且不傳已久，可弗置論。今《尚書》有《堯典》，當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豈亦由後人仰錄使然歟?要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體者。今所傳之三墳，既屬偽作，自《堯典》外，其他亦無考。故榷論吾國古代之史籍，應自《尚書》、《春秋》二書始。」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也是從晚周的《尚書》開始敘起。顯然，史學的譜繫上限從此前的商周青銅銘文退而為周代的儒經文獻了。

不過，隨著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對中國史學譜系的上限更上溯到商代甲骨文，再一次呈現出層累構成的運行軌跡。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白壽彝教授循著「盈天地間凡涉文字之林皆是史學」的方向，將中國史學的譜系再一次增長，上溯至甲骨文。白壽彝以其《中國史學史論集》中的理論建構和《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實踐，將王世貞、章學誠的「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的觀念納入其史學史體系中。所謂「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的觀念，實際上是「歷史文獻學」的思想，凡是文字記載下來的東西，都是歷史文獻，都可以用來研究歷史。將「歷史文獻學」納入史學史的範疇中並進行實踐，實自白壽彝開始。

事實上，白壽彝並非口頭上提倡「盈天地間皆是史學」的口號，而是落實在實踐上，他構建的史學譜系，要比明清時上溯地更為久遠。在《中國史學史》著作，他將「遠古的傳說」和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和侯馬盟書這種當時的占卜及鑄刻記錄、外交文件也視為史書，寫入其中。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將甲骨文這種更為古老的文獻認定為史學，是層累地構成中國史學譜系的又一次表現，表明了史學史是一種客觀與主觀共進的學術體系，在客觀史實的基礎上向上層累、向兩翼延展和向下展望，是學術發展的路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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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中國史學ABC》，世界書局，1930年。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頁。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1、136頁。

六、層累的原因、價值與弊端

中國史學譜系之所以形成層累構成的特點，其原因之一，在於歷史與現實的密切而特殊的關係。歷史與現實之間本無絕對的界限，往日的現實活動，很快成了陳年往事，晉人已清醒認識到現實與歷史的密切關聯:「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跡，倏為疇古。」意思是說太和以降的事情本是現實，但轉眼間便沉積成了歷史。可見往日的現實會很自然地被後人追認為歷史，那些對現實的記錄活動，也很自然地被認定是史學活動。如上古所謂「史」，本來是秘書或書記，所記載的多為現實政治的文件，而時移事易之後，「史」所作的工作便會被視為歷史記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種秘書式的「史」，也自然地被理解為「史學」工作者。原因之二，得力於考古的不斷發現，像周代的青銅銘文和秦代石刻在宋代被發現，形成金石之學，被當時的史學史(史部目錄)納入當時的史學體系;而甲骨文的發現，則在清末，因此它被納入史學體系、寫入中國史學史著作中也就更晚。原因之三，在於史學學科的自身膨脹和發展。史學一旦形成，便像所有學科那樣，有發展自身體系的願望，於是不斷向上追溯和向兩翼延展。

中國史學譜系的增長和延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體現了人類永不滿足的慾望，和人類創造性思維的活躍。正是因為學者們層累建構和兩翼延展，才使史學客體因為主體的介入、闡釋和粘合，得以產生豐富的譜系和深刻的思想，使得中國史學及其史學史體系日益繁複和完備，形成寶貴的學術資源和精神財富。當然，中國史學譜系的層累建構也會滋生弊端，即不斷掩蔽史學的真實面貌。本來中國史學的形成相對較晚，在東漢末年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才得以獨立。然而，由於史學譜系及其史學史體系的不斷層累和添加，使得史學的上限不斷推延，導致史學被人為地賦予「早熟」的地位，把本來只是一種現實記錄，追認為歷史文獻，甚至最終闡釋為史學，並不斷加以提調和推升，難免有「聖化」之嫌。時至今日，有必要弄清中國史學譜系的層累過程，對依據這種譜系建構起來的史學史體系進行解構和復原，釐清客觀史實和主觀努力之間的界限，用「後現代」史學理論(如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進行剖析和解構，層層剝離後世疊加上去的文化積層，將前人對史學史的「聖化」加以「去聖」和「脫聖」處理，認清史學史的原生狀態，以加深對中國史學及史學史的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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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列傳第五十二》，中華書局，1974 年，第21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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