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華人世界的「大俠」

種種時局的因緣際會，在向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出了一朵絢爛的花。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2017年，我們把金庸這位香港傳奇當作一個範本、一種嚴肅的流行文化現象，來探討另類的香港文學和武俠熱潮以及他在整個華人地區構建出的「想像共同體」。

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們把金庸列入《三聯生活周刊》「影響世界的人」系列中。第16期貝聿銘封面也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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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金庸：傳奇香港和遼闊江湖」

2017年7月1日，我正在香港尖沙咀的賓館裡看書，忽聽窗外一陣雷鳴，天空被像閃電一樣的陣陣強光照得白晝一般通亮。拉開窗帘，卻恰好見人們撐起雨傘，倉皇向屋檐下飛奔，站定後，翹首觀看在維多利亞港空中綻放的焰火。不遠處的摩天大樓，紛紛用霓虹燈滾動打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我愛香港」之類的祝福語。我衝下樓，陣雨已經小了，便加入了雨水澆濕的大街上擠滿的雨中觀焰火的人群。

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機，我們決定做一期金庸的封面。金庸先生出生在浙江海寧，1948年，他來香港時24歲。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在陌生的香港一住就幾近70年。他在香港結婚生子，在香港寫武俠小說，創立《明報》，家庭和事業都是在香港建立的。

他來到香港時，這裡還是一個比較落後，有點像鄉下的漁港城；近70年里，他親身見證了香港隨著工商業的發展成為一個繁榮國際大都會的歷程，也親眼看到改革開放為國家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香港來說，金庸是一個移民。但他說，他在這裡「住的心安」，就像宋朝蘇東坡當年離開故鄉到嶺南，在《定風波》里所寫，「此心安處即吾鄉」，香港已慢慢成為他的第二故鄉。而他在武俠小說和報業事業上的成就，又無疑讓他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一個例證就是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裡開設的金庸館。

山頂道1號，1985至1996年間金庸的住所（有志 攝）

20世紀50年代，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風靡香港，正當其時的處於香港文化氣候變化的氛圍中。1949年前後的香港，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們的財富一起湧入香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香港當時流行三種語言，普通話——有些還用文言文、廣東話和英語，主要是廣東話和英語。除了南來香港的，很多人不怎麼懂普通話。金庸的文字是純粹的漢語，實際上既繼承了明末清初的文學傳統，又吸收了漢語現代文學的辭彙和語法，很通透。對當時的香港來說，突然看到那麼規範的文字，「非常新鮮」，又「特別吸引人」。

金庸小說的空間非常遼闊，從蒙古草原至回疆戈壁，從江南風光至中原江湖，從帝都至大理，想像馳騁萬里江山，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鄉愁，也拓展了香港本地人的興趣。

1963年，香港藝人張瑛（左）與金庸簽約購買《倚天屠龍記》電影版權（金庸供圖）

20世紀50年代，在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金庸虛實相間的武俠小說里，俠客在朝與野、涉政與隱退、向心與離心、順從與背叛、大義與私情之間尋求平衡，也呈現著金庸對普遍的人性和中國古代歷史規律的思考。他將中國文化重構為一個完整的實體，「江湖」是一個動蕩和充滿暴力的領地，各種爭權奪勢與政治鬥爭在這個場所里展開，並與朝廷發生關聯。

種種時局的因緣際會，在向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出了一朵絢爛的花，成為每一個香港人在街頭巷尾熱議，談論小說中人物就如談論《資治通鑒》一般認真嚴肅的流行文化現象。以香港為樞紐，他的小說又向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乃至全世界華人群體傳播，構建了一個遼闊的、文化意義上的「想像共同體」。

2001年，日本版金庸小說發行，金庸應日本德間書店邀請出席新書籤名會（金庸供圖）

這種「文化上的想像共同體」，又與香港時興的以探求身份為主線的本土文學相呼應。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於英國和中國兩大傳統文化之間的特殊身份，那時大陸共產黨與台灣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在這個「租借」也勢均力敵。香港人在這些強大的多重力量當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場，也存在身份焦慮和自我認同的困境。1959年，金庸創辦《明報》，在香港的左派與右派媒體間，他選擇了「客觀中立」的立場，這與香港的本土立場呼應，而他同時又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者。

香港北角海邊。1966年《明報》遷至北角英皇道651號，至今仍有很多左派報人聚居於此（有志 攝）

他的武俠小說從未拘泥於某種穩定的結構。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陳出新，或有新穎的情節，或誕生令人過目難忘的豐滿人物，或在敘事結構上做新的嘗試，或呈現對人性和歷史的新思考：《射鵰英雄傳》的亂世之苦和俠義，《神鵰俠侶》的愛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國政治歷史中的人性的悲劇」，《天龍八部》冤冤相報的命運的悲涼底色，《鹿鼎記》對國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諷刺……

1960年，金庸與電影《神鵰俠侶》主角合影。（左起）謝賢、金庸、南紅和梁素琴（金庸供圖）

一路讀下來，不僅是酣暢淋漓的快感，金庸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思考也層層深入。他也和其他武俠小說一樣，曾站在漢族人的立場來書寫愛國情懷，正邪對立分明。但從《倚天屠龍記》開始，作為反派的武當派改邪歸正，成為和少林寺並駕齊驅的門派，張無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僅讓明教和六大門派和解，共同對付蒙古侵略，而且通過他與蒙古郡主趙敏之間的愛情，進一步超越了漢族與蒙古族的隔閡。

到了《天龍八部》，蕭峰這樣的人身上也出現了血緣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衝突不匹配。金庸開始超越了民族和國家邊界的概念來思考蕭峰的命運。這與他理解深受英國文化影響，又是中國香港人的香港本土認同立場，密不可分。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2017年，重讀金庸，依然歷久彌新，意味深長。

2003年版《天龍八部》劇照，胡軍飾演蕭峰

金庸是在《大公報》開始寫武俠小說的。「新武俠小說的催生婆」，《大公報》主編羅孚曾說「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如若不是在香港，金庸大概剛一開始寫《書劍恩仇錄》，創作進程就被政治時局所中斷。而與港澳台和海外的讀者相比，大陸的金庸閱讀史就是後來才發生的事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大陸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個金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廣州《武林》雜誌連載《射鵰英雄傳》，金庸武俠小說的流轉才走出了非民間渠道，在大陸掀起了一股股熱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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