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難以專心地聆聽音樂

家裡的音響沒日沒夜地開著，買回的唱片幾乎都聽了一遍，可惜並沒有什麼感覺：熟悉的旋律依然熟悉，陌生的曲目依然陌生。本想寫點樂評之類的東西，想了很久也無從下筆。一方面原因可能是音樂原本就很難（也不應該？）用文字描述，而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唱片旋轉的時候，我手上一般會同時做著其他事情。

譬如現在我寫這篇的時候，音響里傳出的是海頓的第93號交響曲，是科林·戴維斯爵士指揮RCO的版本。其實前年去奧地利的時候已經收過卡拉揚和柏林愛樂的錄音，當時年少無知，看見封面上的Karajan就照單全收，因為那是我當時知識範圍內唯一「偉大的指揮家」。後來似乎是漸漸多了點經驗，但其實仍然是在遵循主流論家的評論，每次都說著「要仔細比較版本」，但對於既沒有絕對音感又不發燒天價音響設備（手動@田家青先生）的我而言，卡拉揚和富特文格勒各自的「命運」，似乎也並無太大的不同。於是最後還是買回來一堆「三星帶花」，至於所謂的「自己感興趣的演奏家」，多數也都是非音樂層面的機緣巧合：譬如初識霍洛維茨是因為陳丹青那篇《靈堂琴聲》，收藏伯恩斯坦的貝九更多緣於推倒柏林牆的歷史背景，抱回阿格里奇的20cd純粹是因為......太便宜了。哪怕是理應稍稍熟悉的大提琴領域，在讀到《海邊的卡夫卡》聽說「百萬美金三重奏」之前，我根本就沒聽說過伊曼紐爾·費爾曼這個名字。

Emanual Feuermann (1902-1942) 奧地利大提琴家。他與鋼琴家魯賓斯坦和小提琴家海菲茲的合作堪稱經典。

這裡就牽涉到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欣賞的最大尷尬。相比閱讀和電影等視覺藝術，音樂作為聽覺藝術是最為抽象而難於直觀把握的。文字一旦寫下便白紙黑字無從更改，電影鏡頭可以定格在此無限延長，至於音樂......這一小節過去之後，就再也回不來了。我們常常聽到「我聽不懂古典音樂」的觀點，私以為與其說是「聽不懂」，不如說是「抓不住」。藝術欣賞往往是在追求一見鍾情的永恆，我們划下小說里感動自己的段落，看電影時一邊流淚一邊截屏——我們在用自己的感官對抗時間。但當你聽到一句直擊內心的旋律時，它很快會被淹沒在下一句之中，即使你及時按下暫停鍵，等待你的也只是一片靜默的空虛。為了消解這空虛，人們開始用文字和畫面「解讀」音樂，寧願「無調性」也要「有標題」，於是我們知道瓦格納在讓「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格什溫筆下是「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在交響曲中加入合唱，私以為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貝多芬大概已經意識到，人聲唱出的旋律，會比器樂演奏更加親切而恆久。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上述的「解讀式欣賞」是否是對音樂原初魅力的背離。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方式的確降低了音樂欣賞的門檻，而音樂史的發展演進似乎也宣告了它的勝利：從古典音樂到流行歌曲，歌詞的加入是最大的變化。這幾乎是音樂「文學化」的成功。如今的我們，在和朋友談論音樂時再也不會說「阿格里奇的柴一track1 8 28"-8 34"一句真是細膩精緻」，而是會直接告訴對方「這趟旅行若算開心，亦是無負這一生」。自從qq音樂推出了歌詞海報功能，大家都紛紛成了詩人，反而沒幾個人真正聽歌了。這算是聽覺藝術的幸運還是不幸呢？我也不確定。

我們生在一個「背景音樂」泛濫的時代。聽覺漸漸邊緣化（抑或是始終在邊緣？），成為了視覺觸覺甚至嗅覺味覺的補充與點綴。我們在各種場合聽到各種音樂，譬如花滑賽場、「理想國」視頻節目、甚至......薩利亞餐廳。但我們都很清楚，音樂在這裡只是作為助角出現的，譬如羽生結弦對肖邦敘一的演繹不能彌補連跳的失誤；莫扎特小協的旋律無法掩蓋食物並不好吃的事實；《局部》若無陳丹青的立場與識見，只靠片頭的巴赫大無也是無望成功的。至於機場車站春運時播放的喜慶歌曲，除去增加歸心似箭的遊子等待的焦慮以及干擾正常的航班/列車信息廣播之外，似乎也並沒有什麼其他意義。

長期身處這種環境，漸漸會覺得「只有耳朵在工作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於是聽老柴的時候手裡偏要拿著本陀氏，留意到熟悉的旋律就象徵性地頷首應和一番，也就算是成功地欺騙自己「沒有浪費時間」了。最後的結果往往是既沒記住音樂的旋律，也沒記住書中的人名。朋友說她戴上耳機在地鐵里看書效率極高，我表示非常佩服，或許是耳機質量更好的緣故？

稍稍總結一下的話......我們為何難以專心地聆聽音樂：聽覺藝術的自身特點？音樂邊緣化的社會環境？個人注意力的限制？或許三者兼有之。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我們在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們是希望專心聆聽音樂的。」至於這種「專心」是為了什麼......在這個人人皆可發聲的時代，「戴上耳機」這一動作在單純的聆聽音樂之外已經被賦予了更多內涵。因為你選擇讓自己的耳朵忙起來，既可以是希望聽到一些東西，也可以是避免聽到另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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