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背後的商業帝國

交子的誕生，與經濟繁榮有莫大關係，可謂大時代與小地區的因緣巧合，這是一個貨幣自發演進、超越時代理論的故事。

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長短使用。

——《東京夢華錄》，孟元老（宋）

慣會饕齋覓主人，身邊零鈔沒分文。誰知撞見真經紀，不遇檀那怎脫身。

——《濟顛道濟禪師語錄》，沈孟（宋）

宋元之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使用實物貨幣，其中中國依賴金屬鑄幣，西方依賴貴金屬鑄幣；宋元之後，隨著紙幣的登台，東西方貨幣路徑出現了明顯的分岔，紙幣和白銀的此起彼伏也書寫了宋代貨幣史新篇章。

《晚笑堂竹庄畫傳》中的王安石畫像

白銀貨幣化起源於宋代

回看歷史，白銀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在唐代有所加強，無論官方記錄還是文人筆記，白銀出現的頻率其實都有增加。白銀在民間的使用可謂廣泛，留存了許多酒器為銀的記錄。日本學者加藤繁曾以貨幣機能為中心考究唐宋時代的金銀，認為唐宋時代是中國金銀貨幣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筆者在貨幣史新著《白銀帝國》中引用其研究提出，唐宋之際，金銀已經具備貨幣職能，但主要是官方和社會上層使用；宋代比唐代更甚，無論是軍奉、邊糴、軍賞等官方支出，還是私人領域的賄賂、贈遺、布施、謝禮等都見白銀蹤影，白銀貨幣地位加強，普通民眾也加大了對於白銀的使用。

不過，白銀在兩宋的使用仍舊有限，北宋年間白銀往往更多作為商品出現，北宋時期參與王安石變法的沈括就說過金銀為器具而不是貨幣，「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而南宋時期白銀確實 具有不少計價功能，南宋筆記《雲麓漫鈔》中記載，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須招待飯食，亦可不吃折錢，「若折錢，使副折銀三兩三錢，都管九錢一分」。筆者考察歷史認為，白銀的全面貨幣化發端於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輕，但是白銀更為普遍的使用仍舊需要契機，此刻的貨幣試驗的主角是紙幣。在白銀作為主角最終登上中國貨幣舞台之前，從宋代開始曾經有一段時間並不算短的紙幣試驗。這一宏大的紙幣試驗構成了中國金融史的轉折點，甚至正是這一試驗，最終奠定了中國貨幣白銀化的基礎。

不論是北宋交子還是元代寶鈔，這背後體現為紙幣與金屬貨幣尤其是白銀的競爭，更是皇權意志與民間市場的博弈。事實上，紙幣在中國歷史上糾纏了數百年，延續了幾個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讀來宛然在眼前。宋元明三朝的紙幣試驗的失敗，最終反過來印證了白銀的價值；換個角度來看，紙幣在中國的出現以及隕滅，事實上恰恰為白銀的最終貨幣化鋪平了道路。

當西方在金銀之間徘徊甚至過渡到金本位之際，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仍舊離不開「錢」（賤金屬）的作用，這往往被學界認為是一個國家工商業不發達的特徵。但中國唐宋時代的生產力相對世界並不低下，這一現象已經足夠令人吃驚。而更令人吃驚的是，中國同時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那就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網路用語來說，這不科學。確實，這看起來並不符合一般的貨幣規律，因為紙幣一般被認為是貨幣發行的較高階段，是金銀複本位之後出現的形態。

北宋交子（左）與南宋會子（右），也有一說認為左圖所示鈔版不一定是交子鈔版，理由是交子主要流通於四川。資料圖片

交子誕生於宋代的商業繁茂

那麼紙幣在中國的故事到底是如何開始，又是如何結束的呢？為什麼數百年前紙幣會在中國誕生呢？

紙幣，也就是傳說中的交子的誕生，與經濟繁榮有莫大關係，可謂大時代與小地區的因緣巧合，這是一個貨幣自發

演進、超越時代理論的故事。中國交子的故事，一方面反映了這個古老帝國曾經的文明輝煌（紙幣確實最早於1000年前就已在中國出現，後代經濟學家曾調侃說中國人早對紙幣司空見慣，不會類似老外那樣「友邦驚詫」）；另一方面， 紙幣的故事也以案例形式解釋了貨幣的規律——當經濟環境與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撐紙幣這樣的形態之際，會發生何等的悲劇。

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將宋視為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國，認為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構成了它輝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劇增加，宋徽宗時期人口多達1億，是漢唐兩倍有餘。在《白銀帝國》中，我曾引用學者朱瑞熙的研究，描繪了宋代人口與城市的繁榮，「北宋十萬戶以上的州、 府，宋神宗元豐年間為四十多個，宋徽宗崇寧年間為五十多個，而唐代僅有十多個」。

宋朝城市結構也逐步打破了商業和居住區的界限，從唐 代的「坊市封閉」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帶來了城市生活的急劇繁榮與空前自由。宋朝的經濟繁榮不僅超過慣常被認為是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超過歐洲的稀少時間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發展出後世概念里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這也意味著抑商政策開始向征商政策轉化，商稅的徵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稅則例及其變動情況，各地州、縣、墟鎮廣置稅務機構，這些情況表明商稅徵收到宋代首次進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時期」。

宋代的繁榮程度或許是中華帝國曾經的頂點。北宋年間貿易繁榮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隨著造船等技術的發展，自漢代開始以港口銜接中國與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公認在宋達到頂峰。宋與數十個國家開展貿易，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當年的貿易繁榮讓後人難以想像。更不用說且戰且和的宋、遼、金、西夏，數百年間有著連綿不絕的邊境貿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點設置的互市市場（榷場）外，還有各類民間交易以及走私。這些交易規模驚人，僅僅以當時交易較普遍的商品「羊」為例，宋代皇室御廚用羊每年就高達數萬口，而宋朝每年用於買入契丹羊的公私費用為40餘萬緡。

宋代財稅中與商業有關的稅種也空前豐富。宋之前對於商業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稅，唐朝雖也儘力徵收商業稅，但不成體系，而宋代則將各類商業稅收制度化。北宋時期的稅率保守估計已經達到10%，當時的人如此記載：「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重視商業與文官體系發達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進化，在國家主義和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獲得平衡與發展。宋對外奉行防禦性政策，但在經濟領域中的商業方面則較激進，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紙幣的誕生，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在文明競賽中領先西方的頂峰時期的產物與象徵。

與此同時，宋代對於富人的態度也相當寬容， 對比今天的「仇富論」，簡直堪稱「親富論」。北宋年間宋太宗即表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稅賦不增，元元無愁嘆之聲，兵卒安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閭。外之租稅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民。」

除了天子，當時士大夫對於富人也相當寬容與肯定。如北宋蘇轍即表示富人出現是情理之間，貧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更進一步，南宋葉適已經認識到有產階層對於社會穩定的作用， 指出富人是維繫社會上下階層的樞紐，甚至批評那些希望以打擊富人來救助貧人的想法雖然善良卻不應實行：「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歷史充滿文明隕落的悲劇，而史書總是難免成王敗寇的邏輯。宋朝最被詬病的是軍力，但如果宋朝軍事真的那麼孱弱，為何能夠在五代十國亂局中崛起，為何能夠與遼、金及蒙古這樣的世界級軍事強國對峙數百年？宋朝從開國到滅亡，數百年間不是處於戰爭狀態就是處於備戰狀態，不得不長期奉行「守內虛外」（即禁軍多數駐防在京城，少數駐防在邊境）的政策理念，為國內發展爭取時間。實際上，宋朝軍事實力不容小覷，其常規軍數量最高達120萬人，超過很多朝代。以後勤為例，宋代的場庫務在各地都有設置，不僅需要儲存糧食與器械等軍需，主管官員還需費心經營以提供利潤，鹽、 茶、酒等貿易及相關徵稅均獲得充分發展。能夠支撐一座有著龐大軍事開支的帝國，離不開其制度管理與經濟實力，經濟思維滲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統，紙幣也誕生於這種背景之下。

交子發行：從私人到國家

最早的紙幣誕生在四川，除了宋本身的時代背景原因，還在於四川的特殊性。四川在宋是一個特別的案例。因為躲過隋唐戰亂，四川經濟相對獨立，貿易繁榮，因缺銅而依賴鐵錢，而鐵錢攜帶不便的缺點日漸凸顯。對此，當時的史料有不少記載，主婦到集市買鹽往往需要攜帶很多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一貫在宋代等於770文）、「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等記載比比皆是。鐵錢與銅錢的價格比重根據記載似乎在10:1，可以想見其攜帶不便，「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物價翔踴，民不便」，「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

宋代造船業十分發達。北宋畫家郭忠恕所作北宋商船（絲畫）。

最終，四川茶葉和馬匹等貿易的發達以及四川鐵錢的笨重，導致交子在相對獨立和特殊的四川誕生，「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 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交子最開始來自16家富戶，其起點是作為私人票據，成為貴金屬、絲綢等貨幣的替代品，可以理解為一種早期匯票，《宋史·食貨志》即說「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想來有趣，推動紙幣誕生的，竟是金屬貨幣的物理屬性的「落後」。

推動金融層面的創新，在四川是鐵，在西方則是銅。幾百年後，在16世紀的瑞典誕生了歐洲最早的紙幣試驗，原因之一就是瑞典是當時歐洲最大銅礦的擁有者，所以該國貨幣主要是銅，而銅的價值在當時是銀的1%。這又是一個因為金屬貨幣攜帶過重催生紙幣的故事。

民間交子後來逐漸步入官家視野，在地方官的幾番得力推動之下，官方交子最終應運而生。從宋朝仁宗天聖二年（1024）開始，宋朝政府正式發行交子紙幣，數量為1880000貫，其式樣「一依自來百姓出給者闊狹大小」。偽造交子與私造交子紙幣都是重罪，此後兩年一次的發行額度都是1256340貫。在此後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動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為期，期滿則新舊交替更換。交子原本有穩定的發行準備，一般一界發行額度是150萬貫，而準備金是鐵錢36萬貫。交子的便利帶動了鐵錢流通量的下降，鐵錢數量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交子受到歡迎。

伴隨著國家的介入，交子獲得更大成功，不僅解決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問題，也受到從事跨地區跨國貿易的四川茶葉商人的歡迎，這使得交子在交易之中出現溢價交易，常常以高於標價成交，蘇轍就曾記錄「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

戰爭摧毀了交子發行機制

交子在商業上取得的成功，使得其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宋朝日益增加的軍事開支也在尋找新的解決思路，各種金融創新繼續發酵。為了給軍需提供保障，鼓勵商人運輸物品到邊疆，宋朝當局還發明了一種期票，即「見錢交引」，以節省商人在運輸時的貨幣用量。當時流行的有「茶鹽交引」，後又有軍需品交引。這些票據可以兌現成鐵錢或交子，運轉情況不錯，發行權後來也集中在首都開封。

受到王安石激進新政與邊疆戰事浩大軍用的影響，貨幣流通數量開始膨脹。王安石變法毀譽參半，但無可置疑的是，貨幣的需求因此大增，北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時，西北邊疆與西夏的戰事延綿不絕，軍事開支動輒以千萬貫計。從銅錢鑄造來看，僅1073—1084年，宋朝銅錢的產量就翻了兩番，超過了每年500萬貫。據統計，北宋鑄造銅錢2.6億貫， 比其他朝代鑄幣數量加起來還多，這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之發達，而紙幣之發明與流通曾經有效地彌補了銅錢之不足。

可惜，平靜並沒能持續多久。正如筆者在《白銀帝國》中提到的，戰爭部分促成了交子等金融創新，但也正是戰爭使得宋的經濟節奏被打亂，交子隨之步入超髮狀態，官方交子發行量與流通中的交子數量不斷攀升，到了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7），陝西戰事使得交子的「界」以及發行都出現混亂，「界率贈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用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

此外，貨幣需要商業的支撐。為了應對財政壓力，宋代茶葉逐步從私人經營轉向國家壟斷經營，這也導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們對於交子的貶值預期又導致交子的進一步貶值，新舊交子貶值為「以一兌四」甚至「以一兌五」，價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

最終，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場放棄。而交子之後，中國紙幣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作者為青年學者，曾任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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