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歌——重讀司馬遷《史記》

序

三年前的初夏，我去陝西韓城朝拜《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的青銅雕像，直直地站立在晴空下的太史廣場上，鬍鬚飄拂，滄桑滿目。靜穆間，竟有閃電在心幕上耀亮，我分明看見，我們的司馬遷正與受難的耶穌一道——人之子與神之子——同行在荊棘滿布的歷史曠野中，腳窩間的血滴似乎還散發著溫熱。

訥言的龍門，就在眼前吞吐著黃河。只是不知道，峭拔的龍門上，哪塊崖壁是他的身軀?嗚咽的黃河裡，哪輪波濤是他的言說?他是怎樣把默然的黃土高原，鑿成風敲雨擂的醒鼓?他又是怎樣，在匍匐跪拜已久的大地上，樹立起充滿著人味與自信的人，並為中國人留下站起來獨立行走的希望?

第一章 司馬遷有多苦

司馬遷到底有多苦?至今無人能夠知曉。驟至的宮刑所引發的痛苦，是十倍於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不僅是短暫的殘害，更是終生的凌辱;既是肉體的慘劇，更是心靈的熬煎。

雖然李陵與自己連一杯酒的交情都沒有，可是當滿朝文武看著漢武帝的臉色行事，紛紛對其落井下石之際——「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報任安書》)——司馬遷卻站出來為其說話，肯定李陵「有國士之風」：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惟一一個站出來說話的司馬遷，便由此遭受宮刑。

有萬里江山與五千年歷史，葳蕤於他的胸際，強勁的生命之艦才剛剛起航，高高的桅杆上，正獵獵著雄心勃發的旗旌。可是，這一切都戛然而止，是武帝劉徹隨意地把他踩在腳下，像踩著一隻螞蟻，意氣風發的司馬遷便立刻成了皇帝心情不好時的出氣蟲：以純屬誣枉的欺上之罪被處以閹割之刑，陽剛偉岸的男子漢驟然跌進不男不女的閹豎之列。

我看到過一幅清朝時被閹割者的裸體圖片，其醜陋，讓人身上直起雞皮疙瘩。在那樣不講道理的制度下，在那樣沒有一點人性可言的監獄中，他是怎樣被扒去身上的衣裳?是怎樣被放倒縛牢按緊?那一聲凄厲的慘叫，是隨著利刃猝然割斷一切筋肉經脈之時所發出的吧?當麥桿或葯捻插入僅余的洞口(防止傷口長嚴，堵塞尿道)，當赤身裸體空無一物地被人架持著在「蠶室」里遛達數個時辰(必須在無光無風的溫室中才不致受風致死)，當胳膊腿被捆紮在門板上熬過不吃不喝、卻要疼得時厥時醒的四天四夜，活過來的司馬遷，這才真正開始了沒有盡期的深長銳重的屈辱的日子。從今以後，醜陋的身子就要伴隨自己一生。從今之後，再也無法面對為自己生下了女兒的妻子。還有一種不能白於任何人的恐懼，那是對於精神中陽剛之魂會不會隨之消失的恐懼。

世人可否見過我們魯西南農村捶牛的場面?被拽倒綁定的年輕的牤牛，只有任人擺布了。是棗木夾棍夾緊了睾丸根部，先是一下一下的輕砸(當然是一砸一哆嗦)，等到高高揚起的棗木錘狠狠地砸下，「哞」的一聲彷彿來自地心的吼叫，就震蕩在寂靜的鄉野間了。哀鳴的回蕩里，便是一陣又一陣渾身的戰慄，牛的皮毛也就波浪般地滾動著。那是公牛一生間再也不會有的哀鳴了。隨著這一聲的哀鳴，青春的騷動，見到異性時的衝動，從此再無蹤影。伴隨一生的，便是溫順地勞作。等到捶過的牛被人拉起來遛(必須要遛，不然傷口處會粘連發炎導致死亡)，它早已是垂頭喪氣，兩眼緊閉，四腿打顫。遛到睾丸處腫得粉紅透亮，必須要遛的牛幾乎是在叉著後腿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挪了。這時，注意看看它，溫順的大眼睛裡，汪著的凈是淚水。

牛且如此，人呢?有著奔放的情感與敏銳的神經的司馬遷呢?

想想，哪朝哪代的皇帝，不都是在把他的臣民當作牲畜待嗎?驅使，宰割，還有吆喝與鞭打，但是卻要讓你付出絕對的忠誠與溫順。

難怪，司馬遷將身受宮刑(因其傷口處易腐爛，又稱腐刑)，列為12種士者不堪的恥辱中最大的恥辱，「最下腐刑極矣!」

度日如年，生不如死，這就是司馬遷受刑之後以至全部餘生的真實寫照：「雖累百世，垢彌甚爾!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即使再經歷一百代，自己所負荷的恥辱，只會越來越深重——一個血肉之軀的人，怎麼可能承載如此恥辱而去度日度歲呢?

他當然想到過死，甚至十次百次地想到過死。較之於宮刑，死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啊。就連奴隸婢妾都能夠自殺，何況我司馬遷!可是他卻選擇了一條萬難不辭、忍垢含辱的偷生苟活之途。

司馬遷原是被判死刑。漢朝的死刑犯可以有兩條求生之路，要麼交納足夠的金錢，要麼自請宮刑，許多被判死刑的大臣將軍，盡皆走了拿錢買命的途徑。可是司馬遷家貧，從小失去雙親，又沒有兄弟姐妹，自私自保且相互傾軋的官場，更是無一人肯幫助說話或慷慨捐資。煎熬在大牢中的司馬遷，眼睜睜地看著無助的妻子借貸無門、哭訴無門，眼睜睜地看著死期的漸漸迫近。沉入在苦難與羞辱之中，不甘的人就會讓思想真正沉靜下來，看清了自己的生命，也會有生以來第一回看清楚了這個世界、或曰洞察了事情的本質與真相。「人的尊嚴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識就愈會變得堅強起來。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王元化《自述》)。火里煉罷，再於砧錘間鍛過，非但沒有化為灰燼，卻誕生出了硬如鋼鐵又亮如朝陽的嶄新的生命。在被凌辱被欺侮的苦海里浸泡過的生命，一旦重生，就會孕生出再也不能被打倒的精神的力量。看清了，想透了，認定了，背負著奇恥大辱的司馬遷，終於以大勇大智的膽魄，縱身跳進永無出頭之日的煉獄之中，選擇了身受宮刑的求生之路。

為什麼，他要做出如此的抉擇?又是怎樣的力量，支撐他能夠做出如此的抉擇?

我們都已知道，他的隱忍苟活，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是要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使之永遠地流傳後世。只是當我一頁頁翻開《史記》，反覆地閱讀吟詠並思之又思的時候，我卻驚異地發現其自沉煉獄的更多更大的緣由。

他是怎樣從「求媚於主上」的奴僕，經過苦難、凌辱和痛切地反省而再生為真正的人，並敢於獨立地站在武帝劉徹與他的王朝之前評說千古是非?他是怎樣將自己獻祭於上蒼，用一腔鮮血復活了百人百面的人和百樣雜陳的人生，從而為人間留下了一份四季常青的熱愛?他又是經過怎樣的掙扎，終於突破了愚忠的窠臼、越過所謂「國家」、「今上」等一切物化的畛域看到了人，並圍繞著人看清真相，書寫真相，成為中國第一位清醒地站在人道與人性的立場上立德立言的知識分子?

「就極刑而無慍色……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以上引自司馬遷《報任安書》)，錚錚的心弦，正越過二十一個世紀，迤邐而至。讀司馬遷《史記》，正是我們當下有些迫切的需求了。

第二章 總得有人站出來說話

以言治罪，正是專制社會視言論自由為寇讎的最為明確的標誌。一切嘴巴，必須是專制獨裁者的一家喉舌，否則便會落下種種罪名，直到被置之死地。司馬遷就是因為替李陵說了幾句實話真話——只說了半截，就被震怒的武帝劉徹喝住——而慘遭宮刑。有時沉默都不行，漢武帝信任的酷吏張湯，就定出了一個「腹非」的死罪——雖然你沒發表意見，可是你肚子里說不定存在著不滿。無獨有偶，孱弱的南宋，就創造出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腹非」罪實行的結果，當然是「以此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而偏安的南宋創造了「莫須有」罪的結局，只能是一個朝代的滅亡。

這是合理的嗎?這是人道的嗎?回答都只能是一個字「不!」。但是，總得有人敢攖專制統治者咄咄逼人的鋒頭，站出來說話，將這個不許人說話的真相說出來。

受了宮刑的司馬遷，就成了這樣一個站出來說話的人。

那個叫紂的暴君，當然不許人們說話。為了堵住大家的嘴巴，他將敢於說話的九侯剁成肉醬、鄂侯製成肉乾，並設置了炮烙的酷刑，用炭火燒紅塗油的銅柱，讓發表議論的人在銅柱上走。西伯昌不滿這樣的現狀，只是暗暗地嘆息了一聲，也被囚禁在羑里。(《史記·殷本紀》)。

還有那個無道的周厲王。他的辦法更簡捷，就是將議論他的人逮起來殺掉。這當然造成了壓倒一切的穩定局面，不敢開口說話的國人，見面也只能相互遞個眼色。在司馬遷《史記·周本紀》中，召公與這個暴虐的厲王有一段著名的對話。司馬遷讓召公說出了自己的心聲：堵住人們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厲害，所以治理民眾的人，應當放開地讓他們講話;民眾有嘴巴猶如大地有山川、沃野一樣，山川、沃野要產糧食樹木，人的嘴巴當然要說心裡想說的話;堵住人們的嘴巴不讓說話的政權，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司馬遷當然不會放過那個叫李斯的人。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許天下人說話的暴行，司馬遷確鑿地指證，其始作俑者就是李斯。當這個人還是平民百姓的時候，他可以慷慨陳辭，告訴秦始皇「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諫逐客令》)。一朝成為統治者中的一員，則立刻變臉，成為鉗制言論的急先鋒。司馬遷毫不留情地剝開其「忠」的畫皮，還其極其自私的「阿順苟合」的真面。至於「焚書坑儒」，儘管一個著名的當代人曾經豪情萬丈地說出過這樣的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不管這個人是什麼「主義」者，他的這種思想是比兩千年前的司馬遷要落後得多了。司馬遷就是司馬遷，他只用四個字便解剖出焚書坑儒的本質：「以愚百姓。」(《史記·李斯列傳》)

司馬遷特別欣賞漢文帝，在《史記·孝文帝本紀》中，他一一列舉了文帝的種種善行，如革除宮刑等。其中重要的一條便是在公元前177年的3月，文帝下了一道廢除「誹謗妖言罪」的詔令。司馬遷特別將這道詔令記錄了下來：「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與孔子一樣，司馬遷尤其喜愛鄭國的國相子產。他突出地記述了子產死時鄭國百姓盡皆為之痛哭、彷彿失去了自己親人一樣的情景：「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史記·鄭世家》)這個子產，曾有一個「不毀鄉校」的舉措，至今看來，仍然讓人驚嘆弗如。鄭國有一個「鄉校」，包括百姓在內的各色人等，都可以在這裡對當政者說三道四。有個叫然明的人，認為這樣會降低政府的權威，建議子產毀掉這所鄉校。但是子產不為所動，堅決要保留這所鄉校，他的理由是：這些議論批評甚至怨詈的人們就是我們當政者的老師，誇讚的我們就「擇善行之」，批評處我們就「擇惡改之」，這不是我們的福分嗎?他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是有力量毀掉鄉校，甚至可以暫時堵住人們的嘴巴，但是這如防範巨流大川一樣，圍追堵截地不讓它流暢，終有一天要決口子發洪水，那就不可收拾無可救藥了，「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不讓人說話的下場只有一種、而且是被歷史反覆印證了的：垮台，倒掉。為什麼?司馬遷引《尚書·湯誓》中的一句民謠回答了這一問題：「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史記·殷本紀》)等到老百姓都煩了厭了怨著恨著蔑視著，在心裡頭唱「你這個太陽何時死去，我寧願與你一起滅亡」、成為政權的敵人的時候(「閭巷之人為敵國」《史記·律書》)，這個沒有言論與書寫自由的政權，還怎麼能夠不走向死去的末路呢?

誰說「歷史是勝利者的宣傳」(湯恩比語)?有司馬遷的《史記》擺在這裡，就知道，歷史除了「勝利者的宣傳」之外，還有另一樣的聲音。只是，聽著司馬遷的聲音，還是不得不問：就一個司馬遷嗎?其他人幹什麼去了?兩千多年過去的今天，我們又幹什麼去了?好不容易出了個魯迅站出來說著人話，卻又被主張「寬容」的人「消解」為中國若有「五十個魯迅」就會發生「地震」，而且「我的天!」

第三章 司馬遷與孔子

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言的《史記》，其中就有三篇近三萬言是集中記述孔子的行為與思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和《儒林列傳》。這三篇之外，《史記》中還有八十四處提到或者論述過孔子。尤其是《孔子世家》，豈止是有史以來中國第一部關於孔子的傳記，更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關於孔子的傳記。

司馬遷對孔子可謂是一往情深。一部《史記》，仔細讀來，凡是提到孔子處，總是油然而生著既敬且愛的筆觸，讓人驚詫，相隔著老遠時空的兩位文化巨人，怎麼能夠如此的靈犀相通。慢慢地讀著，就一處處地記下寫到孔子的地方，心就一次次地熱了。要是孔子知道五百年後有個叫司馬遷人這樣的愛他，他那一生受著冷落又無比失意的心，當會欣欣然升起些暖意的吧?

首先打動司馬遷的，當是孔子悲劇般的命運吧?因為貧窮無法贖「罪」而背負宮刑之辱的太史公，是在把「貧且賤」的孔子引為一生的同道了。之所以能夠走出自殺的絕望，並在漫長的煉獄中重生，孔子肯定是他力量的重要源泉。那聲慘叫的之前與之後，枯井一樣孤獨、死神一樣無望的司馬遷，一定會百次千次地遙想那個春秋末年的孔子。顛沛流離，不被世知，其苦其悲其痛，點點滴滴，都被五百年後的司馬遷一一知曉、細細體味。看看倉庫，管管牧場，當罷權臣季氏家僕一般聽人吆喝的小官，還沒等到在魯國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負，就「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逼「去(離)」，遭「斥」、被「逐」、受「困」、直至無奈而「反(返)」，「去、斥、逐、困、反」，五個字就是五部控訴書吧，它們異口同聲地在問：為什麼思想豐盈、精神剛健、品質優秀的人，總會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遭到蹂躪與蹉跎?!誰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世道卻常常是要將善人賢者君子，冷落了再冷落，欺凌了再欺凌。

總會有人在被蹂躪與遭受蹉跎之時，還要「知其不可而為之」，甚至不惜用鮮血澆灌榛莽叢生的田野，用生命當作鋪路的石子。

司馬遷告訴我們，孔子就是這樣的一位布衣，一位獨立於列國統治者之間並敢於向他們說「不」的一位布衣，一位「長九尺有六寸」的偉岸的布衣。

身體殘缺卻在寫著《史記》的司馬遷，是從容而又安詳的，因為他在用完美的精神創造出一個完整的世界，開挖出一條真實而又生動活潑的歷史長河——充滿著人與人味的長河。於是，這個心中滿布著悲苦與憂傷的人的筆下，就有了熱氣騰騰的人間的正氣和充沛著陽光的人物。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就成了太史公心中惟一的至聖了。那個被圍困於陳、蔡之間已經絕糧七日的孔子，那個年愈耳順、「累累若喪家之狗」、理想幾乎沒有實現可能的孔子，是從容而又安詳的。就連忠誠的弟子們大都開始動搖了，夫子還是澹然而又欣悅地彈琴唱歌。這時，夫子最為可心的弟子顏回，說出了讓司馬遷為之心潮澎湃的話：您用畢生精力創立的學說，這是可以立於天地之間、讓人遵循的大道啊，不能被人所用，那只能是當權者的恥辱了。(「大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史記·孔子世家》)

統治者好象手中有著所謂的江山，其實江山怎麼可以是他們個人的私產呢?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垮了死了朽了，無言的江山卻照樣自在地氣象萬千著。或者他們會說，我們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可以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甚至可以將有血有肉有情有思的人，放進專制制度的生產線上再造為俯首帖耳的奴隸。

但是有孔子這樣的人站起來了。

這樣的人是任何專制政權都無法真正消化的。因為他們即使被專橫跋扈的統治者摁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又能如何?)，也不會停止獨立的思考。也許不可一世的獨裁者(包括秦皇漢武)會使出自己的撒手鐧，施以宮刑，或者乾脆徹底終結人的生命。終結了人的生命又能怎樣呢，像孔子這樣的人會將一種叫做思想與文化的東西，種植在人們的心裡。只要統治者不能將所有的人全都殺死，思想與文化就會如江河行地一樣，不舍晝夜地流淌不息。

孔子是死了。可是他編修的《詩》、《書》、《禮》、《樂》、《易》、《春秋》，不是至今還在被人們學習與談論嗎?

何況孔子還有比執掌權柄者更厲害的撒手鐧：教育與學生。沒有窮盡的教育與生生不息的學生，正在打開百千萬億的頭腦，讓真理的陽光擠進去，並且普照開來。那部不朽的《論語》，不就是學生們記下的老師的思想與事迹嗎?司馬遷很喜愛這樣一句諺語，並將其引用在了《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雖然「蹊」是小路，卻畢竟是路，在沒有路徑的地方，尤其是在專制者故意掩蓋真相、虐民愚民的時候，有了這樣的小路，無路的奴隸們就會想著活出個人樣來，比如「跪久了，站起來遛遛」。來這樣小路上的人多了，踩來踩去，小路就會被踩成大道的。一旦趴著跪著佝僂著的奴隸們一個個站了起來，還有奴隸主們的好日子過嗎?

所以，敬著愛著孔子的司馬遷，會不遠千里來到山東曲阜孔子的家裡，就為了親眼看看孔子當年住過的屋子，和他用過的車輛、衣服、禮器。讓他意想不到的是，五百年過去了，孔子的再傳弟子們，還會聚集在孔子當年住過的舊宅中緬懷老師、演習禮儀。更加的敬和愛了，從這些舊物與眼前年輕的學子們身上，以及夫子的著作，司馬遷彷彿見到了孔子的音容笑貌，甚至孔子溫馨的氣息。徘徊久久，久久徘徊，怎麼也不忍離去，有吟詠就從心底緩緩而出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至，然心嚮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是啊，像高山一樣讓人瞻望，像大道一樣讓人遵循，雖然我司馬遷不能達到這種境界，但是我心裡卻在深深地嚮往著他啊。

怎能不深深地嚮往呢?古往今來，天下的君王和有著賢名的人才也夠多的了，活著的時候，他們都榮耀非凡，風光無限，可是一死什麼都沒有了。孔子呢?孔子是一介平民，一個布衣，他的名聲與學說卻在他死後傳了十幾代，讀書的人仍然愛戴他尊他為宗師。從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國學習六藝的人，都把孔子的學說做為判斷衡量的最高標準，可以說孔子是至高無上的聖人了(《史記·孔子世家》)

讀著司馬遷這樣的話，一種溫暖，一種清氣，就遊走在肺腑間了。

第四章 《貨殖列傳》不得了

如果說《史記》開創了中國史學與文學的許多先河，而其中的《貨殖列傳》，則是這些開先河中最為重要的一篇，難怪潘吟閣先生這樣評價：「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

圍繞著人有致富的權利以及富足是人獲得獨立與安全的保證，司馬遷聲情並茂地進行了諸多「辟鴻濛」(錢鍾書語)式的記載、描述、論說。

他抖脫說教，直奔人生來就有追求富裕與幸福的本性這一主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也」。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佔有百室封邑的大夫都害怕貧窮、追逐富有，編入戶籍、生活艱辛的普通百姓，不是更有權利去爭取富裕的生活嗎——「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做買賣，這不啻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之權，還是一種聰明的人生之道。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提綱挈領地說道：布衣匹夫這樣的普通百姓，不違反政令，也不妨害他人的利益，只是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根據需要買進賣出，以增加自己的財富，這是多麼正當而又智慧的行為啊。而空講仁義，長期處於一種貧賤的境地，則「亦足羞也」。而要想儘快的從貧窮到富有，則「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用一句時髦的說法，《貨殖列傳》可說是中國提倡市場經濟最早的先聲，司馬遷在這篇文章中反覆講述了市場的供求與貨幣的流通。他特別以糧食的買賣為例，借越王勾踐的謀臣計然的嘴，詳細的演說商品流通的規律：「每斗價格二十錢，種糧的農民就會受到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就要受損失。商人受了損失，沒有買賣糧食的積極性，錢財就不能在社會上流通;農民受到損害，沒人去耕種莊稼，田地就會荒蕪，市場上也就沒有了糧食。並由此提出了糧食每斗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低於三十錢的市場參考價。」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因無贖金而受宮刑的司馬遷心裡，有著一個夢想，夢想著像他一樣的下層知識分子們和普通百姓，能夠免受凌辱與欺侮，能夠像個人樣似的生活，獲得人的尊嚴與尊重。而實現自己這一夢想的重要的途徑，就是利用自己的才智經商，獲得富裕、從而達到人的獨立與平等。

在司馬遷的心裡，孔子的弟子子貢，有著特殊的位置。他犀利地發現，孔子三千弟子之中，子貢是最為特殊的一位。他用賣貴買賤的方法，經商於曹國與魯國之間，成為巨富，也獲得了與各國國君「分庭抗禮」的地位。不僅如此，他還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地位，令老師孔子的學說在列國廣泛傳播。沒有他雄厚的經濟基礎作後盾，孔子與他的學生們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是難以為繼的。同樣，沒有經濟基礎的支撐，他也不可能在老師去世之後，能夠安心地為孔子守墓六年。

在司馬遷的筆下，另一個著名的商人並因經商的才能而敢於向越王說不的，是范蠡。幫助勾踐雪恥成功之後，智慧的范蠡毅然遠走經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並且「富好行其德」，散金於窮朋友與窮親戚之手，豈止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絕途，還實現了自己富裕而又自由的人生生活目標。

沿街叫賣的雍樂，販賣油脂的雍伯，賣水漿、豆腐腦的張氏，磨刀的郅氏，賣羊肚兒的濁氏，還有那個給馬治病的張里，都因適應了社會的需求，出奇制勝，勤勞而成為百萬千萬的富翁，「擊鐘佐食」、「列鼎而食」，在所謂卑賤的職業中，獲得了人的平等與尊嚴。那個叫清的巴郡寡婦，不也是因為能幹而繼承了先祖的硃砂礦業，獲得數不清的錢財，因此而獲取了突出的社會地位，也保護了自己安全嗎?就連霸道的秦始皇，都因為她的能幹與富有，刮目相看，以客禮相待，還為她專門修了個女懷清台。

致富並不分什麼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富無經業，貨無常主)——我們能夠想到這是兩千多年前司馬遷所說的話嗎?

中國最大的傳統，便是以「政治」為中心。司馬遷全然不顧這些，著眼於人、人的權力與人的獨立，赫然地寫出了他的《貨殖列傳》，將「經濟」與「商人」，第一次推向人類生活的前台。他當然同意孔子對於自己最得意門生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讚賞，可他還是犀利地提出了「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的著名論斷。是有人「為富不仁」，可是為富更能行仁。

我還想起司馬遷在《蕭相國世家》里說過的那個叫召平的人。召平原是秦國的貴族，被封為東陵侯。秦朝的滅亡使他由貴族淪為平民，家中也貧困下來。一般的貴族，到了這個份上，也只有窮困潦倒一途了。可這個召平不凡，他就開始了老老實實的種瓜生涯。因為有文化，又好學下問，很快便掌握了種瓜的各種技術，也種出了深受大家喜愛的瓜。他的瓜田就在長安城東，生產的瓜脆甜，沙瓤，還有股讓人回味良久的甘醇，惹得全城人爭相求購，窮了的家景漸漸轉好並終成大富。一來二去，他的瓜漸漸有了很響的名氣，大家也就給他的瓜起了個名副其實的名字：召平瓜。他非但沒有遺老遺少一樣的失落，還在新朝的天下，過起了受人敬重和愛戴的實在日子。

你說這事怪不，秦漢之際就已經沒人去管什麼「東陵侯」、「西陵侯」了，可是「召平瓜」卻傳續了兩千多年，還在甜著大家的心坎。

第五章 寥落的花朵

女人的命是苦的，她們似乎將本來屬於自己的那半個世界也給了男子。於是她們在歷史上又總是幾乎歸於「無」地默默無聞著。

以生命的最後將近十年的光陰來寫《史記》的司馬遷，內心也是苦的，所以就在自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著作中，留下了幾朵雖然寥落、卻鮮活至今的女性之花。

其一，是齊國宰相晏子車夫的妻子，「御之妻」。

關於「御之妻」，只有一個鏡頭，百十個字，出現在《管晏列傳》中。有一次晏子坐車外出，「御之妻」就從自家的門縫裡偷偷地觀察為晏子趕馬車的丈夫。只見大個子的丈夫，身板挺得直直的，頭昂得高高的，頭上遮著大傘，揮動著鞭子，趕著四匹駿馬，真是神氣十足，得意洋洋啊——「擁大蓋，策四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自古夫貴妻榮，誰知「御之妻」非但沒與丈夫一起「意氣揚揚」，反而倍感羞恥，丈夫一回到家，她就堅決要求離婚。對於詫異的丈夫關於原因的追問，「御之妻」回答得毫不含糊：人家晏子身高不過六尺(才一米四多一點)，卻做了齊國的宰相，名震列國。可我剛才看他外出，沉穩謙和，一副甘居人下的樣子。你呢?雖然身高八尺(一米八幾)，才不過是人家的一個車夫。可瞧你那趾高氣揚、不知貴姓的自滿樣子，真是叫人受不了，我沒法跟著這樣淺薄的人過一輩子，「妾是以求去也」。結果當然是圓滿的。受了妻子深刻教育的車夫，從此謙恭謹慎起來。晏子當然感到奇怪，問清了原因，就推薦車夫做了齊國的大夫。

司馬遷沒有一字贅語，但這百十個字不是可以一讀就能夠刻於腦中的嗎?有時，教育男子最偉大的學校，當是女人了。

其二，有名字，叫緹縈，是位促使漢文帝廢除了肉刑的女子。

緹縈是齊國都城臨淄管理糧倉的長官淳于意最小的女兒。淳于意沒有兒子，卻有五個女兒。當他被人控告就要用傳車押解到長安去的時候，面對哭哭哭啼啼的五個女兒，他不禁發怒地罵道：「生孩子不生男孩，一旦到了緊要關頭就沒有可用的人了!」

父親的話不僅刺激了小小的緹縈，父親將要遭受的刑罰更讓緹縈傷痛。她果斷地決定跟隨父親進京，並不顧一切地向朝廷上書，為父親辯白，為一切受肉刑者痛惜，並表達了願為父親代罪的孝心。其文本，可作為女子有情有意，有膽有識，敢作敢為的範式：「我父親是朝廷的官吏，齊國人都稱讚他的廉潔公正。他現在雖然犯法將被判刑，但是我非常痛心處死的人不能再生，而受刑致殘的身體再也無法復原。他們即使再想改過自新，也已經無路可走，人死了，身殘了，還怎麼能夠改過自新呢?請將我沒入官府為奴為婢，讓我為父親代罪，免去父親的刑罰，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是緹縈的上書，喚醒了漢文帝的悲憫之心，不僅赦免了淳于意，還在這一年在全國廢除了肉刑。

其三是多情女子卓文君，有文化，懂音律，通風情，還美麗。一個情字，就是她的全部，不摻一點雜質，敢作敢為，敢愛敢恨。雖然是剛剛守寡，卻並不將「寡婦門前是非多」的輿論當回事，才聽了兩曲司馬相如的琴聲、從門縫中只是偷偷地看了司馬相如一回，就與司馬相如一見鍾情、暗定終身。愛情的烈火燒就燒起，這個叫卓文君的女子，當晚就跑出家門，跟有情有意、才貌雙全的司馬相如連夜私奔。等到奔至司馬相如的老家成都，她才知道自己的戀人竟是窮得家徒四壁。生活於大富之家的卓文君，並不見窮而退，反倒踏倒了貧窮，領著司馬相如又返回到老家臨邛。她說不能讓愛情受窮，家裡不給錢就要兩個人想法掙錢把愛侍弄得滋滋潤潤。明明知道有威望有派頭的父親卓王孫會堅決反對，還是破釜沉舟，賣掉了自己的車馬，買下一家酒店，並且親自當壚擔當起酌酒待客的老闆娘。

古往今來，哪一個男子，會為了愛情像卓文君做得這樣好?

還有一位聶縈，俠客聶政的姐姐。

當聶政刺殺了韓國宰相俠累，又毀容自殺之後，便被韓國陳屍街頭，懸賞千金，讓人辨認兇手。勇烈的姐姐一聽到消息，便「立起，如韓，之市」，馬上動身趕到現場，趴在弟弟的屍體上哀慟不已：「這就是我的弟弟聶政啊!」這樣地自投羅網，連街上的行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還是這位勇烈的姐姐，大聲地解開了大家的心頭之謎：「我的弟弟是為知己者死，他是怕連累我才自毀面容。我怎麼能夠害怕殺身之禍而永遠埋沒弟弟的名聲呢!」說罷，高聲地喊了三聲「天那」，便因過度哀傷，死在弟弟的身旁。

已經無法斷定司馬遷書寫這些女子時的心情。但是細細讀來，還是會感到太史公在這幾個女子身上灑下的心血，心血里正滿盛著敬重與熱愛。反覆咀嚼這些金子一般的文字，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這樣幾個女子，還讓我記起三年前，在陝西韓城司馬遷祠獻殿的碑林中，那一塊特殊的「夢碑」，記載著一位名叫隨清娛的女子與太史公司馬遷的故事。這塊碑是唐朝褚遂良書寫，記敘了他的一個夢境。「夢」時的禇遂良，正被貶官在陝西同州(渭南)，隨清娛託夢給他，自稱是司馬遷的「侍妾」，泣訴年十七事奉司馬遷、遷死而自己亦隨之憂傷而死的凄惻經歷。

邃遠迷茫的歷史煙霧，早已令人無法辨認這碑與夢的真偽。但是不管如何，後人對於司馬遷的體恤、憫惜和深摯的熱愛，是足以讓石頭也會落淚的。我們不妨抄錄下禇遂良的這段文字——

永徽二年九月(公元651年)，余刺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馬公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縞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憫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主此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悟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年億年，血食於此。」

第六章 什麼樣的文字壽命長

兩千年後的我們，讀《史記》——哪怕一讀再讀——還會心潮澎湃，還會血脈賁張，還會熱淚盈眶，甚至可以讀得忘卻了物我天地。有時掩卷思之，就想到《史記》是可以做為一個標尺的：這樣的文字才能夠壽命久長。

壽命久長的文字就總是這樣讓人讀著快樂。

但是世事舛訛，大家讀著快樂的文字，往往會惹得當權者討厭甚至仇恨。直到東漢末年，有個叫王允的司徒還這樣評價司馬遷與他的《史記》：「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司馬遷當是被武帝殺死的，只是他殺在了《史記》成書之後罷了。而且司馬遷的死，必然與這些讓人讀著快樂的文字有關。《孝景本紀》與《孝武本紀》(亦叫《今上本紀》)的被禁被毀，已經透露著不祥的消息，更何況整個《史記》沒有一句是看著皇上眼色行事的文字，更何況還有《報任安書》這樣反覆傾吐不平甚至憤怒直至控訴的文字。司馬遷寫著的時候，會不知道有著生命的危殆?但是天下竟也有天不怕地不怕、宮刑不怕死刑不怕的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可不是說著玩的。

在《齊太公世家》里，司馬遷記下了齊太史的事迹。權臣崔杼殺死了齊莊公，齊太史就在簡策上記載：「崔杼殺庄公。」惱怒的崔杼就把記載下「崔杼殺庄公」的太史殺死了，還毀壞了記載的簡策。這時太史之弟又一次將「崔杼殺庄公」記載在新的簡策上，而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了，並毀壞了重新記載的簡策。但是，太史的小弟弟又來了，還是將「崔杼殺庄公」五個字再次記載在簡策上。這時，崔杼害怕了，放過了太史的小弟弟。

這是對於史實的複述，也是表明自己的態度。齊太史可以這樣做，難道我漢太史就不能這樣做?

於是，這些讓人讀著快樂的文字，必然的也就帶有著批判的鋒芒了。

而這種批判的鋒芒，並不是說有就有的。沒有「蠶室」里的那一聲慘叫，沒有宮刑前後煉獄裡的折磨與深潛，司馬遷也許會一生都無法脫離「求媚於主上」的舊途，從而沒入在萬千官僚的灰色隊伍里。惟其跳出了所謂的「體制」之外，才能獲取非凡的洞察力，看清人物與事物的全貌及真相，並具備直言實說的膽魄。

寬以待民，奉公守法，以身作則的《循吏列傳》，全是古人;而與此相對的《酷吏列傳》則全是當朝。一褒一貶，其批判當下、直指武帝酷政虐民的鋒芒畢現。他形容酷吏寧成，是用的一句眾人的口頭語：寧可遇到正在哺乳幼崽的兇猛的母虎，也不要碰見寧成發怒(「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對於酷吏王溫舒的部下，司馬遷描述為都像戴著帽子的猛虎一樣，「其爪牙吏虎而冠」。就是這個王溫舒，一次竟用連坐法逮捕「罪犯」一千餘家，罪大的滅族，罪小的處死，因為殺人太多，「至流血十餘里」。司馬遷評論此人「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接著這一句，就是「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這樣的人，他漢武帝卻以為是個人才，接著就提拔重用。

與酷吏孿生的，是奸佞之士宦。司馬遷僅用了上大夫鄧通一個細節，就勾勒出了佞幸的全部嘴臉：這個「無他能」，「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的上大夫，所以能夠官運亨通，就是因為他常為得了癰疽病的文帝吮吸癰疽上膿血，「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帝吸吮之」(《史記·佞幸列傳》)。酷吏與佞臣這一對怪胎，不也是專制制度的一種特產嗎?

批判的筆墨，總是閃著雙刃的光芒。沒有愛，哪來的恨與憎惡?歌舞昇平之下，總是有著數不盡的悲苦、不平和血淚。不朽的筆墨是無法徹底扼殺的，當它將柔軟的情感和帶著情感的褒獎，春雨潤物一般，點點滴滴滲向那些承當著悲苦、不平和血淚的人們時，不也是另一種的批判嗎?不讓我說黑夜之黑，難道還能不讓我說白日之白嗎?

於是，與酷吏與佞幸與此冰炭相對，則有了司馬遷對於平民、如同是出身微賤的遊俠與滑稽者的溫暖的文字(見《滑稽列傳》、《遊俠列傳》)，其體貼、同情、理解與讚譽，總會讓人眼亮心熱。

秦國的優旃是個頭非常矮小的歌舞藝人，有著善良的心地。是一個深秋的季節吧?他參加秦始皇的宮中酒宴，遇到大雨。他看到殿階下執盾站崗的衛士淋得透濕，受著風寒，十分不忍。他就悄悄教導衛士們說：「讓我試試能不能免除你們的淋雨之苦，如果我叫你們，一定要很快地答應。」等到宮殿里「萬歲」聲一落下，他就靠近欄杆大聲地喊道：「衛士!」雨中的衛士齊聲回答：「有!」此刻，優旃又大聲地說：「你們長得高大有什麼好處，只能站在露天里淋雨。看我長得矮小，卻能夠在這裡休息。」秦始皇聽到了他的話，就做出了讓衛士減半值班，輪流休息的決定。

對於這樣一個為皇帝逗樂、實則心藏著辛酸的歌舞藝人，司馬遷發出了肺腑中的讚美：「豈不亦偉哉!」

魯國人朱家，則是司馬遷最為心儀的遊俠。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魯國，偏偏這個最為底層的人物，卻以俠而聞名。他救濟別人的困難，總是首先從貧賤的開始。被他所藏匿救活的豪傑就有幾百個，被救的普通人更是數不清，可是自己卻窮得連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沒有，每頓飯只能吃到一樣菜。如他暗暗地幫助季布，使其免遭殺身之禍。等到季布成了將軍，地位尊顯之後，朱家卻終身不肯再與季布相見。就是因為有一顆偉大的心靈吧，底層人的朱家，卻成了天下人莫不伸長了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的人，「莫不延頸願交焉」。

司馬遷的心上，不也蒸騰著錚錚的俠氣嗎?受了宮刑還是要替李陵申訴，在《李將軍列傳》中，依舊理直氣壯地讚頌這個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善射，愛士卒。」

他為這些布衣之俠的被忽略被淹沒而不平而惋惜，「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他告訴後人，像春秋四公子那樣的賢者，皆是君王的親戚，依仗著封國及卿相的雄厚財富，才能夠招攬賢士，名聞天下。而這些出於閭巷間的平民之俠，全是靠著自己極高的品行，才獲得天下的認可，這才是最難得的。於是，就在皇帝屢屢搜殺了這些布衣之俠的時候，司馬遷頂風而上，毅然為其作傳。豈止頂風作傳，更盛讚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就是對於「目挑心招」的賣笑女「趙女鄭姬」，他也沒有一絲的輕蔑，更不屑於站在道德的高台上進行譴責，而是深切的同情著她們為了生存與餬口的艱難(見《貨殖列傳》)。

為平民作傳，替平民說話，當是《史記》中最為光潔動人的文字了。說到秦國大將蒙恬的被誅殺，他用了四個字「不亦宜乎」，就是活該被殺。為什麼，就因為他身為大將，非但不勸諫秦始皇救百姓之急，反而為了巴結秦始皇，不顧百姓的死活去修築長城，「固輕百姓力矣」。可他為什麼又將一腔的深情，傾注到李陵的爺爺飛將軍李廣身上?百戰不能封侯、最終卻落了個自殺的悲劇人生，當然是司馬遷為之無比惜憫之處。而李廣對於士兵的疼愛，尤其在漢武帝屢屢用兵、士卒死傷累累的時代，則是最讓司馬遷動情之處——「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史記·李將軍列傳》)

他是在將自己的血肉生命，毫無保留地投入在自己的文字之中。他寂寞著，卻讓血肉生命化成的文字，去慰藉去溫暖像自己一樣無助而又寂寞的人。身與心備嘗著非人的摧折，卻要將一副精力瀰漫、雄健俊雅、高蹈逸遠的人的精神，熊熊地燃燒在奴役的土地上。哪怕畏葸、勢利、虛偽乃至公然的粉飾、直至助紂為虐如潮水般洶湧，有司馬遷與他的《史記》在，就會有砥柱傲然屹立，並用一腔血性拷問卑瑣的靈魂。有人說，西漢的前期是中國的英雄時代，漢武帝則是這個英雄時代的代表。但是，他的殺伐，他的殘忍，他的擾民，是與英雄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的。中國的皇帝，鮮有英雄的品質，漢武帝即使勉強列入也只能是世俗與功利的英雄。有漢一代，真正的英雄則是司馬遷，一位讓其精神、情感與思想燭照後世的大英雄。歷代統治者當然不會總結出「司馬遷思想」，但是他溥深的思想昭然長存。只是他的思想有著別樣的風姿，是扇動著翳天蔽野的翅膀、從而可以自由飛翔的思想——這兩扇碩大無朋的翅膀便是濃烈熱切的情感與雄渾不屈的精神。

冷與熱，愛與恨，尤其是對於當下與「今上」的獨立立場，司馬遷算是開了一種自由說話的先河了。儘管這種先河，會因土地的沙漠化而常常斷流，但是接續的潛流，卻是時隱時現，從來沒有停頓過，雖然逝去滾滾，卻也來者綿綿。

清醒沉鬱的司馬遷，讓搖曳的筆觸隨心流轉，或冷峻或溫暖，或悲愴或明麗，一長列風格獨見、秉性各異的人物，就這樣永遠地活在不老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跋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三年前去瞻仰漢太史司馬遷祠墓時的情景。初夏的陽光，斑駁在司馬古道上。這是當年通往長安的惟一的路徑，因為成為祠墓的一個部分而又被稱為司馬坡。坡上錯落的石條，因人踩輪輾馬踏和風雨的剝蝕，早已是坎坷不平。踏在這樣的石路上，往上走，前面就是高懸著「高山仰止」匾額的牌坊。司馬遷是越來越近了，有潮水一波一波地湧上心來，一波一波的心潮上，也是斑駁著初夏的陽光。

心想，他是比孔子離百姓更近的人，也是中國古代寥若晨星的思想與文化巨人中，最帶民間意味的人。鴻門宴、霸王別姬、蕭何月下追韓信、趙氏孤兒……仍然活在民間的口中心上。最能牽動百姓情感的梁山一百單八將，其源頭誰能說不就是來自於《史記》呢?「千人唯唯，不如一人諤諤」，不是還在警醒著讀書人的良知嗎?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人間活劇的兩千多年間的長盛不衰，更是傳遞著一切統治者家天下的不改獸性。就是村野街巷中的平民百姓，不是還在說著司馬遷的話嗎——「怒髮衝冠」、「樂極生悲」、「高枕無憂」、「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不知道這些話乃是出自司馬遷又有何妨?「門可羅雀」的世態炎涼，「毛遂自薦」的悲士不遇，「白駒過隙」的生命感悟，「前世不忘，後世之師」的遺忘之痛，「滿遭損，謙受益」的人生格言，「焚書坑儒」的似曾相識，「助紂為虐」的愈演愈烈，等等等等，都還在引發著深長的共鳴。

這麼一個人，這麼一個頂天立地的人，我們卻不能確定他的生年，更不能確定他的卒年。只是，有什麼關係呢?他就在黃河岸邊站著，黃河就在他的身旁淌著。（李木生）

作者簡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詩人，高級編輯。1952年生於山東濟寧農村，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曾出版詩集《翠谷》、傳記《布衣孔子》、散文集《喬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陽光》獲山東省首屆泰山文藝獎，散文《微山湖上靜悄悄》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獲中國散文協會冰心散文獎，作品入選全國各種選刊、選本、大中小學讀本及初、高中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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