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沉浮

在安徽省淮南，塌陷湖因挖煤而出現，未來可能是100個西湖大小。水漲上來時，村民一步步後退，而一座世界最大的水上漂浮發電站則從水中誕生。工人與農民，這兩股中國最厚實的力量在淮南歷史舞台上反覆詮釋一個劇情：活下去。

▎全文共7365字，閱讀大概需要15分鐘。

沉沒的煤，浮起的新日子

記者 |楊傑

編輯 |從玉華

水漲上來的時候，村民就一步步往後退。有的村民搬了三次家，一次次退，直到有一天醒來發現，水到床邊了，「沒辦法，必須得走了。」

在安徽省淮南，因挖煤，一片片塌陷湖從陸地升起，表面互不相連，在夏季的某一天前呼後應連成大片水域，最終土地長埋於水底。有媒體報道，到2020年，在淮南，塌陷湖面積將相當於100個西湖。

這座城市不得不轉型，如今，一座世界最大的水上漂浮發電站建在塌陷湖上。不同時代的生活橫截面在水裡分層——一些東西長埋水下，另一些全新的生活被水托起。

靠礦吃礦，靠水吃水。當煤礦關閉，土地下沉，工人與農民，中國這兩股最厚實的力量出現在淮南歷史舞台上，這些本色「群眾演員」反覆詮釋一個劇情：活下去。

一

新建成的水上漂浮發電站佔地1200畝，成千上萬塊太陽能組件覆蓋於塌陷湖上，那種宏大的、整齊的、刺眼的光亮，讓人立刻從精神上對現代科技感到臣服。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漂浮電站吸引了許多外國人，「黃頭髮藍眼睛」繞湖一周，感嘆水面的遼闊以及中國政府發展新能源的決心。

▎塌陷湖上的漂浮電站。

「它能發電40MW，國家有『光伏領跑者計劃』，安徽省內有今年實現1GW的目標。」淮南陽光浮體科技有限公司總工程師肖福勤信心十足。

他指著淹沒了一半的房屋，表示水逼退了這戶人家。

這裡曾是劉龍村的故土，也是潘一礦礦區的腹地。穿著淺色襯衫和灰色西褲的馬趙匡上個月才從礦上退下來。他比現場搬運組件的其他工人看上去要白凈一些，只有藏於透明皮膚下的煤渣暴露了他曾經的身份。

那些煤渣永遠地留在礦工的體內了。這些由於清洗不幹凈形成的黑色疤痕，滲透在礦工的手、耳朵旁、小腿的皮膚下……

馬趙匡以前的礦友羨慕他在工地上找到一份工，有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在退休之年去上海做保安，領每月3000元的工資。他們奉獻了一輩子的煤礦，聽說要在2018年上半年關閉了。

馬趙匡的兒子還在礦上工作，對未來憂心忡忡。「沒辦法，誰讓你生在礦工之家。」父親對兒子說。

爺倆不是一個班次，一個上班一個下班，碰了照面還會客氣兩句：「怎麼下班這麼晚。」

馬趙匡以前在礦上是搞運輸的，除了拉煤，他還拉過礦友的屍體，在一場瓦斯爆炸後，「把死人拉到井口，一個車能拉兩三個，來回跑了好幾趟。」

他的家就在父子倆工作面500米以上的地方。坐「大罐」從地面到地心深處，他耳朵「背住了」，捏著鼻子擤一下就行。「罐」相當於礦上的電梯，但更「傻大黑粗」，「就像大卡車與精緻的進口小汽車之間的差別」。

劉龍村邊上的泥河早前只是一條大溝，連著淮河，後來「越陷越深，塌成這麼大」。馬趙匡身後的水面有4000畝，波光閃閃，他在岸上搬運組件、拼接，然後拖入深達7米的水中央。

還住在這裡的時候，一下大雨，馬家門前就要築個壩，往外舀水，他最擔心糧食受潮。過往的日子浸泡在記憶里已經不那麼清晰了，農家生活又沒什麼驚奇，他只記得逢年過節男女老少搭戲台，那是一年到頭最歡樂的日子，「十多年沒有了，現在都搬到搬遷樓了。」

二

也有人不願意走。

6月的一個中午，李桂泉與老伴在田裡擺了兩個小板凳，坐在水稻中摘除雜草。

他雖住進了搬遷樓，但仍惦記著這塊土地。經過大半生漂泊打工的日子，他最終回到故土，發現家園已沉於水底。在他眼裡，他曾打工修建的驕傲的建築都衰減至暗淡。

▎李桂泉在湖邊種地，他深深留戀土地。

「人生活在哪個地方就想念哪個地方的鄉土民情。」他熟練地把水稻捆成一捆，扔到一旁，「但國家採煤沒辦法啊。」

李桂泉對一旁的光伏項目感到滿意，「新項目新科技也不錯。」

「國家講要珍惜土地啊。」他正了正頭頂遮陽的安全帽，「雖然被淹了，但把泥漿翻上去，搞到兩岸，說不定也能耕種。」

汛期到來，他的水稻可能被不遠處的塌陷湖淹沒，但收成對李桂泉來說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浪費土地才是。有地種，他就心滿意足。

他回身指著一間似乎馬上就要被水吞噬的紅磚房，「我家老二就住那裡，一直沒搬走。」

朱正蘭是他的弟媳，剛剛送完孩子上學。與李桂泉死守著土地不同，她「靠水吃水」，在塌陷湖養起了鵝和鴨子。超過1000人的村子，像她這樣沒有搬走的還剩5家，養著1000多隻鴨鵝。她家算少的，生病死了兩隻後，只剩幾十隻了。

▎塌陷湖邊只剩5家養鵝的農戶。

總工程師肖福勤記得，項目剛開始時，快下班了，經常遇到趕鵝回家的農民，那些鵝排著隊，雄赳赳氣昂昂，走過去揚起的灰塵比十輛卡車的都多。

朱正蘭一家的生計都在鵝背上。她穿著一雙黑色的粗跟皮涼鞋，上面有好幾塊已經幹了的泥漬，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腳給人看，「一出去一腳泥巴，好看嗎！」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沒錢裝修，只有靠種地、養鵝、摸魚慢慢攢錢。

因為沉降，從前的廚房門框像被壓彎了的扁擔，現在用來當鵝圈。以前水還沒來的時候，他在家裡感到「下面放炮開採，房子在動。」

她丈夫也在礦上干過一兩年，怕得職業病就離開了。「講得挺恐怖，石頭能把人壓成餅。」

出去打工也沒有門路，「早前做臨時工，經常遇到不給錢的。給就給，不給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蘭的家凌亂得讓人很難還原出它以前的樣子，傢具都展現著災難過後七零八落的模樣：無處不在的裂縫，大衣櫃攔腰截出被水泡過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復的窗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淹，修它幹啥。」

一面牆上有她女兒6歲時畫的畫，如今女兒已結婚。另一面牆上有他丈夫寫下的「恆心」和「海納百川」。

如今是「水納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蘭都要搬走一次。「水上來了，我們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電視不大，「搬起來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來，鍋和鞋子都漂起來了，他趕緊把家當裝上三輪車和拖拉機，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個把月時間。朱正蘭坐在一袋尿素上發愁，「屋裡很少干，水離我們越來越近，離房子越來越近。」

▎朱正蘭的家，每年夏天她都要搬走一次。

30年前嫁到這個村子裡，朱正蘭對它談不上喜歡，「人可能因為窮，就特別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別家移，占這種便宜。」但這裡曾經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歡的腸道相連的宅子，有長滿草的土丘和鐵路線。種著果樹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為獲得多一寸土地而爭吵過，如今那些生產糧食的沃土只能長出水下植物。

「大勢所趨，」農婦朱正蘭說，「你不能改變事實。」在這一季的汛期來臨時，她必須儘快離開。

三

在謝家集區的老鱉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島上過的——如果能稱之為島的話。

老鱉塘是早年挖煤產生的塌陷湖，中間延伸出一條狹長的陸地，這塊土地上總共住了4個人，兩位看門的大爺和蔡瑞豹兩口子。

▎蔡瑞豹在水中的家，那塊陸地上只有4個人。

蔡瑞豹是魚販，有這個職業常見的凶氣。人如其名，他說父親曾希望他霸氣一些，現如今，「還『豹』呢，給水裡淹著了。」他站在水塘中間說。

他往前後一指，「這邊是李一礦，這邊是謝二礦，這邊是李二礦。」這些礦早已停產，留下老鱉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時候想去礦上挖煤，但年齡不夠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齡夠了，礦上工作要走關係，農民沒錢，又沒土地，只能養魚。」

▎老鱉塘邊的老礦工，他身後是做了搬遷標記的房子。

他每天凌晨3點起床打魚，然後運到集市上賣。漁網散落在房間周圍，水漲起來的時候，他們一家人就划船進出，水走路。第一次家被水淹時，這個壯漢說，心裡難受，皺著眉「想哭」。

家裡的冰箱給墊高了，牆上爬著青苔，蚊子蒼蠅多。如果颳風，晚上睡覺他能聽見水聲。他和老婆要喝水，得拿桶到鎮上裝，每次夠喝上三四天。

▎蔡瑞豹在家裡，他身後的牆是被水淹過的痕迹。

老鱉塘周圍還有些村莊，水懸在它們頭上，一些房屋已經畫上了拆遷的符號。一位老人戴著礦工帽在門前溜達，他1996年退休，有38年的工齡。他剛工作時李一礦投產沒兩年，火車站只有兩個鐵皮筐子。

他指著坡上的樹說，「以前，地跟那樹一樣高。」

在他看不到的很多國家，煤礦勘探者必須提交詳細的土地復墾方案才能開工挖煤，並對之後的生態恢復提供資金。

老井是礦上的工人，缺乏社交才能，但會寫詩。他和他的詩出現在紀錄片里、文學刊物上，他穿著下井的礦裝，與各種名人合影，身上的反光條強烈地反著閃光燈的光。

「地球上兩百年前沒有煤礦工人，兩百年後可能也不會有，我們是一個時代的特殊產物，有責任把自己的工作記錄下來，讓後來的人知道。」

他寫過一首《塌陷湖》：一顆碩大得足以填平苦海的清澈淚珠／默默地蕩滌著天地間的塵埃與荒涼／多少苦難與悲愴／都聖賢般地在這水底沉澱……

「看到塌陷湖，我的內心很矛盾。」老井戴一副金屬框眼鏡，「雖然我不是產煤能手，也不是領導，但我是礦工之一，對自然造成的傷害，始終有種愧疚的感覺。」

他把塌陷湖稱為「大地表面的傷口，積滿雨水」，是「礦山心間的一滴淚」。

在這座城市瘋狂產煤的時期，大車拉著優質煤、煤矸石以及煤泥來來回回，煤泥黑乎乎、稀稀的，一邊拉一邊往下滴，給這裡的道路留下黑色遺迹。

「遺迹」隨處可見。在淮南，沒什麼高的建築物，因為地下是空的。計程車司機陳明開玩笑說，淮南建地鐵都不用打洞了，直接鋪鐵軌。

道路被車壓得拱起，時刻要防著刮底盤，他去礦區拉一趟活，回來別人一看車上的灰就知道剛去了哪兒。

「下井有下地獄的感覺，呼呼呼往下墜。」陳明是土生土長的淮南人，經常聽人講述井下生活，「這裡的井是直上直下的，一出事就爬不上來，像把老鼠扔進馬桶一樣。」

他有次從礦上拉了兩撥兒拼車的乘客，坐在前頭的是位礦工，跟他抱怨，「我在底下辛辛苦苦，老婆在家看著電視，嗑著瓜子，笑哈哈的，萬一哪天我死了埋在地下，老婆孩子都是別人的了。」后座的三位礦工女家屬不樂意了，「女的也不都是那樣。」兩邊各自抱怨生活，差點打起來。

陳明講述，在上世紀80年代，下井並不是體面的工作，找對象都不好找。後來在煤炭黃金十年，「十二生肖都沒礦工屬相——屬螃蟹的，橫著走。」尤其在2008年到2013年末，找對象一聽是礦上的，嫁了吧，有錢！

在那段煤炭與資本的蜜月期，淮南建起大大小小的娛樂場所，「這幾年確實不景氣了。」

潘一礦是僅存的幾個未關閉的煤礦之一，躲在一片銹跡斑斑的矮樓身後。這塊圍繞著煤礦建起的生活區還飄蕩著上世紀末的氣味：陰沉的候車廳、軍民招待所、再就業一條街……一些新建築正在醞釀，燈光璀璨的城市夜景印在圍起來的工地旁，開發商聲稱要「再造一個新潘集」。

四

有一陣子，老鱉塘說要建個水上樂園，後來不知因何停工，項目立的牌子還戳在路邊。

剛參加工作的時候，老井每天都騎自行車路過這裡。一個6月的早上，他遇到一位老礦工，邊走邊講，「出事了，瓦斯爆炸了。」

「傷人了沒有？」

對方瞪了老井一眼，「瓦斯爆炸，你說傷不傷人！」

老井到井口一看，都是老幼前來打聽，家中壯勞力為啥沒回家，「救護車嚎叫跟哭一樣」。

老井推著自行車往裡進，他本不是在這個礦上工作，但因為穿著礦裝，沒人攔他。家屬用期待的目光盯著他，希望他能出來捎個信。

他看著擔架一個個往外抬，救護車一輛輛開，眼淚直往外掉。聽說是一次連環的爆炸，後來只能把井打上封閉牆，隔絕空氣，人也永遠封在了下面。

據新聞報道，那是1995年，事故傷亡共125人，其中死亡76人，傷49人。

2014年，類似的場景發生在一條馬路之隔的對面，一個小煤礦爆炸，死亡27人，井口抹上了水泥。老井前兩年混進事故發生地，面對封閉的井口，跪了下來。

他念起多年前創作的那首《礦難遺址》：原諒這個窮礦工，末流詩人／不會念念有詞，穿牆而過／用手捧起你們溫熱的灰燼／與之進行長久的對話……

1995年的那起事故是他創作的分水嶺，「父老鄉親臉上想要流淚卻流不出的焦灼表情，刺痛了我的心。」他以前寫風花雪月比較多，「800米地心深處的故事需要有人知道。」

這些遺址曾為國家創造出很多「輝煌」。建國初期，有「多出一噸煤，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的口號；抗美援朝時期，口號變成「把現場當戰場，把工具當武器，多生產一噸煤支援前線，就多消滅一個美帝侵略兵。」

中學畢業的老井仍然記得頭一次下井時悲壯的心情，他再次提到「像下地獄」。「半夜兩三點一個人在巷道走，總感覺頭頂有人跟著我，回頭猛拿礦燈一照，什麼也沒有。那種恐懼，是對自然的敬畏吧。」

朋友都勸他不要下井，「無論如何都不要下。」當地有個說法，叫「四處無門把煤掏」。

第一次上班的時候，老井是做足了心理準備的，但還是嚇了一跳。「碰到下早班的朋友，我認不出他了，只有牙齒和白眼球是白的，咧嘴笑。」

大罐往下走，有人尖叫，有人摟著別人的腰，老井閉著眼，心想：「這輩子就這麼完了嗎，都怪我不好好學習。」

他此前是建築工地上的臨時工，從腳手架上一躍到地心深處，為了「有個身份，正式工」。他說，「與打工相比，我們屬於體制內的，有個身份也好，枷鎖也好，退休有保障。」

這種體制內的誘惑在煤炭光景好的時候尤其誘人，工作證是紅的，他們被稱作「紅牌子」，有個工人身份，「挺傲」。採煤工有的也能拿1萬多元月薪。

誰也沒想到幾年光景，又落了潮，「嘩一下就下來了，比腰斬還慘，進口煤加上運費都比我們的便宜。」老井現在的工資只有2000多元。

他在井下吃燒餅，嘴裡咯吱咯吱都是煤渣子，轉著圈吃，最後手抓的那塊黑的扔掉。井下有井鼠，舔他沾了油的手指，也有喜歡汗味的蟑螂，躲在礦工的帽子里，礦工戴帽子時感覺臉上癢，一拍是蟑螂皮。

胃也不好，關節也不好。老井說他的膝蓋有兩座冰山，夏天都是冰涼的。他見過矽肺病晚期生不如死的狀態，恨不得自己把肺掏出來，狠狠地砸。

他表示，在機器的轟鳴中反覆穿脫工作服，終結每一段冗長的黑夜，再曬一段稱不上公平的陽光。整個人都是麻木的，撐不著，餓不死，耗到退休。

老井有一些農民朋友，關心土地的收成，也會問他採煤採到什麼地方了，「他們依附這個礦，又仇視這個礦。」

早前農民「靠礦吃礦」，在門口做生意、租房子、賣菜、開飯店，拿個蛇皮口袋跳車扒煤，一整車煤拉到了只剩半車。扒幾天的煤就等於一個月工資。

礦工詩人的身份讓他看起來像個局外人，有人責備他只寫丑的，不寫美的，「我也贊成寫讚美詩，但不能都是那樣的東西。」

淮南市志記載：男性人口比重大，男女性別比為115∶100，具有明顯的工礦城市特徵。有段時間，大量礦工下崗。有些工人死了，墳都要朝著廠子的方向。

城市轉型是唯一的出路。「有時候，歷史就是無名者用苦難寫出來的。」老井說。

他寫道：「當我一個人第一次在負800米地心深處小坐時，我悄悄地關上了頭頂的那盞流螢般微亮的礦燈，在此時我會感到周圍的黑暗像無形的坦克那樣碾軋過來，舉目四望，我還會悲哀地發現：我鮮活的身軀和四周許多死寂的物體一樣，皆是暗淡無光的。從那時開始我就給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標：竭盡全力地去創造出一些比我這個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貴的東西來，僅此而已！」

五

穿著露腳趾涼鞋的「舊式人物」老井，注意到這座城市的一些新變化。

淮南的樓頂開始安裝太陽能組件，荒涼的拆遷小區也堆起了高科技產品，說是光伏扶貧工程。

「華麗轉身」，老井談起變化，「但願能成功，不能老吃煤。」

曾經挖煤的夏兆在這家新能源公司已經工作一個月了，第一次看到他生產的浮體下水是在手機視頻上，「跟我做的一模一樣」，「採集陽光的東西放在這上面。」

他生於1980年，對數字敏感，「我應聘之前專門查過什麼是光伏發電，在水面上，不佔土地，靠太陽能沒有污染，發電效果非常理想，能代表未來的能源趨勢。」

一位淮南的普通市民對新能源的評價是：「咱們沒有方向感，跟著國家的政策走，國家提倡新能源，屋頂上就都是組件。」

煤炭大省的一位官員曾說，煤炭形勢好的時候，財政的錢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老闆們不想干別的，挖煤日進斗金，拿麻袋裝錢，沒必要轉型。暴利的煤炭像磁石一般吸引著人力和資源，對其他行業產生了排斥。

夏兆挖過4年零7個月的煤，「下井有飯吃，不下井沒飯吃。」

高中畢業時，夏兆是尖子生，區里作文比賽第二名，物理競賽拿獎。擺在19歲的他面前有3條路：外出打工，繼續讀書，在礦上做活。

現代的城市年輕人已經很難理解他當初因何選擇了第一條。「那個時候流行打工，十個有九個都說，打工多麼幸福。」

他後悔地搖著頭，嘆著氣，「我現在每天苦勸女兒要好好讀書，千萬不要像爸爸一樣。」

帶著一包茶葉蛋、一雙皮鞋、兩包茶葉和身上的22元錢，青年夏兆跳上了南下的火車。「當時大家都往北上廣跑，我就去杭州吧。」結果在火車上睡過了站，下車時一臉茫然，看到「溫州電信」的招牌才知道自己來到了溫州。

他跟電話亭的大爺打聽哪裡要人，大爺說要去工業區，他花了1元坐車，下車直奔公交站最近的廠子。

那是一個儀錶廠，生產指針表。門衛剛要把他打發走，一旁的安徽老鄉聽出了他的口音，說「你再等等，剛才有個人辭職不幹了」。

他就這樣隨機地開啟了打工生涯，老婆也是在廠里認識的。再後來數字表取代指針表，廠子停產了。去年父親過世，夏兆開始感嘆「還是家好」。他在朋友圈分享英文歌《昨日重現》（yesterday once more）。他與當初選擇讀書的人，早已斷了聯繫，「不是一個檔次的人了」。

在燥熱又嘈雜的生產車間，夏兆戴著袖套和手套，工裝讓他泯沒於眾人，「我這輩子沒給國家拖後腿，也沒給社會作過貢獻。」

「你一個老百姓有什麼辦法呢，無非是賣勞動力，做點小生意，炒股也不會呀。」如今，他最大的目標是讓家人安居樂業，不要為明天的生活思考，「留給我一個人思考就可以了。」

「可能這裡的人都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在企業里工作，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職員。他們要麼在礦上，要麼在電廠，沒有其他的路，等他真正發現的時候已經晚了。」夏兆的上司、總工程師肖福勤說。

他畢業6年，已升至副總。還是一個普通的工程師時，肖福勤在網上看到一篇關於日本漂浮電站的報道，翻譯過來只有100字，眼前這個體量巨大的項目最初就源於這篇100字的報道。

後來他用半年時間研究漂浮電站，直接給集團領導發建議，一次次說服對方，最終如願。有一天淮南刮大風，肖福勤一晚沒睡。「最怕颳風下雨，錨固不結實。」他每兩個小時就給項目組值班同事打個電話問現場情況，所幸最終沒事，「第二天一看，樹枝折斷，農民養鴨扎的網都飛了。」

站在新能源的巨輪上，肖福勤仍然惴惴不安。「說白了我們是工程師，不是科學家，人家做好了，你拿來用。」中國的光伏行業聽上去很牛，裝機規模世界第一，但行業內一直有種未經證實的說法：當我們在研究光伏組件，花大量的錢去歐洲買設備時，對方也許已經研究出更好的替代光伏組件的東西，沒推出來的原因，可能僅僅是把設備庫存消耗掉而已。

「如果真是這樣，相當於我們這一代白做了，地震式的影響，那將來我們就真的失業了。」

肖福勤穿著牛仔褲和襯衫，背雙肩包，名校畢業，開著好車，但仍然缺乏安全感。「這麼多年的工作感悟，人必須要學會改變、適應，說不定哪天就被淘汰了。」「你不知道哪個聰明人在哪一天想出一個更好的替代方案。」

淮南用短暫的歷史展示了「替代」的含義，似乎沒什麼是永恆的。

老井卻相信煤層、石縫間有老靈魂，無色、無味、無情。

他說瓦斯是遠古動植物的魂靈，是煤的自我保護，防止人類過度的開採。「誰敢說，哪一塊煤中，不含有幾聲曠古的蛙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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