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蓋主的曾國藩與清政府的多次矛盾，他都採取了哪些策略？

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之間曾發生過幾次矛盾，對清政府的態度與對策亦相應做過幾次較為明顯的調整。

第一次是咸豐元年，曾國藩在劉蓉、羅澤南等人的推動下，上疏批評咸豐皇帝。咸豐帝沒有讀完，就「怒捽其折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為他求情，很可能陷於不測之罪。

曾國藩了解這一情況後，心裡非常緊張，不僅對此次諫爭之舉上奏自責，稱「才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且從此改弦更張，行事更為謹慎，再不敢對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決策說長道短。這不僅因為其後地位發生變化，為臣之道也隨之不同，而且也與這次來之不易的教訓不無關係。犯顏直諫雖自古有之，不失為臣之道，但為國為家不可不看實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寧可放棄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嘗試，另闢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蹊徑，再也不甘冒風險，貪圖便捷。因為皇上既然不許，臣下就不該強而為之，這在曾國藩看來也是為臣之道，且從此恪守不逾，無稍改變。

第二次是咸豐四年，咸豐帝得到湘軍攻佔武昌的奏報，一時忘乎所以，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料，某軍機大臣一言觸痛了他畏懼漢人的心病，從此惕然警懼，收回成命，再不肯將地方督撫大權授予這位湘軍統帥，使之數年之間坐困長江中段，客軍虛懸，受盡屈辱。

恰在此時，某大臣之言傳入曾國藩耳中，更使他憂讒畏譏，傷心備至，擔心自己也會像東漢時期的太尉楊震那樣，含冤而死。他面對江西岌岌可危的軍事形勢，憂悴已甚，喟然長嘆，對身邊的好友劉蓉說：「當世如某公輩，學識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憤思為國家掃除凶醜，而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對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憤懣，可謂溢於言表。這樣，咸豐元年至八年之間，尤其四、五、六、七幾年，他的這種不滿情緒就不可能不在日記中有所發泄。所以，當摹寫石印本《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出版之時，其他年份或間有刪節，而上述時期則全行刪除，以致在數十年日日相連的日記中，造成十幾年的空檔。《清稗類鈔》稱：「 湘鄉曾氏藏有《求闕齋日記》真跡，裝以冊頁，得數十巨冊，皆文正所手書。宣統紀元攜至上海，將赴石印。中頗有譏刺朝政、抑揚人物處。或見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錄，以卷帙浩繁而罷。及印本出，重覽一過，則譏刺朝政、抑揚人物之處，皆刪除凈盡矣。」

第三次是咸豐七年，曾國藩基於上述情緒，先是聞訃上奏而不待諭旨，徑直棄軍奔喪回籍；繼而假滿不回江西軍營，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撫之權，否則寧可在籍守制。

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此舉皆有違臣道，有違友道，與其理學家的身份頗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滿。其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對其大發議論，「肆口詆毀」，引起社會輿論的共鳴，「一時嘩然和之」。曾國藩心虧理短，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給郭昆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於是，在朋友的啟發誘導下，曾國藩對自己數年間的言行，進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從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張，於處事處人，尤其對清廷的態度與對策，進行了一番全面調整。例如某宰相云云，關鍵不在其怎樣說，而在清朝皇帝如何聽，說到底也不過是個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問題。既然不能改變這種客觀政治環境，而要成就大業，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變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況自己也確有錯處。他在家信中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 」又在給郭嵩燾的信中說：「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咸豐）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當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權的做法，更屬荒唐，絕非一代名儒所應有之舉，即使純然公心亦不當如此。所以，曾國藩自此之後，恪守臣道，不違友道，其事業能夠獲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與這次大徹大悟、改弦易轍有很大關係。

不過，曾國藩只是改變了對清政府的態度，並非改變了自己對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敗依舊，滿漢藩籬依然，只是曾國藩不再像以前那樣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後快了。這從他處世態度的變化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其承辦團練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後被趕出長沙，與此有很大關係。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敗與此不無關係。而再出領兵之後，處人則日趨圓滑，對事則不求速成，似乎有點聽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廈之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尚恐瀾狂莫挽，況弟之碌碌乎！」又說：「往歲志在討賊，尚百無一成，近歲意存趨時，豈足更圖千里！」還說：「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咨，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他在家書中則稱：「余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又說：「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當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功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功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

曾國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們另一方面的憂慮和批評。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為憂。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又說：「方伯此語極有見地，時人知此義者鮮矣。」胡林翼也有類似的看法和憂慮，並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評。曾國藩在給毛寄雲的信中則說：「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詒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者見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矣。」

他對世人尚且態度如此謙謹，而對清朝皇帝就會更加恭順，一掃昔日狂態了，且愈是後來功高震主、名滿天下之時，個人不無屈抑之際，則更是如此。雖然郭、胡諸人對此變化曾一時不無憂慮，但從實踐上看，無論對其本人還是整個集團，可謂失之者甚微，而得之者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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