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戀越來越多，宋慧喬為何嫁給宋仲基？專家這樣說

摘要：

「父母逼婚」和「剩女現象」導致了青年人的「婚戀焦慮」。

與「婚戀焦慮」相伴的是單身青年在適婚青年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大齡青年的「不婚」情況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為突出，「剩女」和「剩男」數量都很龐大。

傳統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變，「男大女小」的婚姻明顯減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顯增多。

當代中國青年的兩個主要社會性特徵

近10年來的青年研究反映出了當代中國青年的兩個主要社會性特徵：突出的代際差異和較強的階層分化。

一方面，大量研究顯現出了青年一代與中年、老年群體代際間的明顯差異。事實上，即便在青年群體當中，「80後」與「90後」也有差異，甚至「80後」內部也有「85前」和「85後」的差異。

另一方面，青年群體本身的社會分化較為突出。青年農民工和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是青年群體中兩個最大的子群體，其教育經歷、就業及生活狀況和未來發展機遇大為不同。

「80後」是打上代際與階層雙重烙印的一代，代際共性未能打破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模式，跨階層的代際文化無法突破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階層分割。

城鄉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階層差異影響了青年一代的受教育機會，教育分層現象十分突出。教育的分化最終導致青年人的就業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

在現代社會的市場競爭中，學歷發揮著關鍵性作用，是決定個人未來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卻使來自農村家庭和弱勢群體的孩子在教育機會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從而強化了階層地位再生產。

大量有關青年職業和社會流動的實證研究證明，社會經濟地位的再生產導致了青年群體的社會分化。

互聯網使青年社會化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近20年來，互聯網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並深入到青年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使得互聯網對青年的影響成為青年研究的又一重點。

當代青年被稱為「互聯網的一代」，他們是網路參與最活躍的人群，青年研究學者從多方面研究了網路社會的興起對青年人的生活、觀念、行為和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些研究指出，互聯網上形成了青年的網路社區，這些虛擬社區具有媒體化、娛樂化和社交化的功能，其特徵主要表現為成員的低齡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功能的實用化。青年通過網路社區的互動交流情感和思想，形成獨特的文化。

另一些研究注意到，網路時代的青年認同出現了困境：青年的虛擬認同與現實認同之間存在張力；青年的社會認同存在不確定性；青年的社會認同面臨的阻力增大；青年的社會認同面臨場域的轉換。

也有研究發現，互聯網已全面滲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網路消費、網路交往、網路閑暇娛樂、網路政治參與成為青年生活方式的新時尚和新主流。

新型的生活方式給青年帶來全新的生活體驗，同時也對青年社會化產生了極大影響。互聯網的出現及迅猛發展、社會信息獲取和處理手段的變革使青年社會化過程和結果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傳統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變

社會經濟急速變遷導致的代際之間的觀念與行為差異在婚戀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這也成為青年研究的熱點問題，尤其是一些新的婚戀現象，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

一些學者注意到，「父母逼婚」和「剩女現象」導致了青年人的「婚戀焦慮」。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婚姻焦慮」，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的代際之間關於婚姻問題的一種衝突。

與「婚戀焦慮」相伴的是單身青年在適婚青年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大齡青年的「不婚」情況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為突出，「剩女」和「剩男」數量都很龐大。「婚戀焦慮」現象出現的背後，存在著人口結構、經濟條件、社會觀念、交際方式、家庭壓力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許多研究都發現，當代青年人的婚戀模式出現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新趨勢。基於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夫婦婚齡差模式發生了較大變化，傳統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變，「男大女小」的婚姻明顯減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顯增多，其原因可能與我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和婚姻觀念的轉變等因素有關。

▲宋慧喬和宋仲基（圖片來源：新浪微博@娛樂有飯）

青年人「閃婚、閃離」現象增多，「試婚」成為單身青年追求理想婚姻的一股「潛流」。經濟條件在青年擇偶因素中的重要性上升，財產公證成為青年防範婚戀風險的無奈選擇。

（來源：人民網摘自北京日報，原文標題《當代青年婚戀模式出現新趨勢》，作者李春玲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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