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揭秘：為何最富裕的宋朝卻強盛不起來？

宋代的建築可以給我們提供某種答案。宋代建築藝術，較之漢唐，發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這是中國建築最大的一次轉型，它由漢唐的雄渾質樸、宏偉大氣，轉變為宋代的柔麗纖巧、清雅飄逸。最具特徵的是，宋代建築挑檐，不似漢唐的沉實穩重，而是翹立飛揚，極富藝術感，而且相當柔美細膩、輕靈秀逸，這其實較集中體現出了宋代建築的風格。

這顯然是一種世俗化亦貴族化的表現，而這也可以說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會的興起，及至到宋代，整個社會的市井化、商業化的影響。

南宋年間，偏安的國都臨安，人口逾百萬，但皇族與官吏竟佔全城總人口的1/4弱，他們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貴戚南下而來的，於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這一來，刺激了城市經營手工業、商業的人口，他們也佔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館、青樓，以及小攤販，可謂夜以繼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驕奢淫逸，醉生夢死。

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空前繁榮，靠近臨安的泉州，一躍為中國第一大港，雖說只紅火南宋元初一段，卻也可見宋代商貿之昌盛。

因此，宋代建築，正是適應了這種貴族化了的市民社會的生活，食不厭精，寢不厭軟，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細與精緻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臨安，都形成了官民雜處、商民相間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業自然發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里坊為此瓦解而商業街、夜市出現並興盛，也就使建築變得靈活、順勢並富於享樂的世俗意味，園林藝術也在宋代臻於完美。耽於享受、疏於治國，外弱而內斂，

今朝有酒今朝醉，社會的頹風，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沖淡，反而只會更不可救藥，以為能賠給人家幾萬萬兩銀子、幾萬匹絲綢，便足以買來平安，照舊可以燈紅酒綠，顛鸞倒鳳，結果呢，多麼美輪美奐的建築，多麼富足的糧倉，也敵不過人家的鐵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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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為什麼偏安一隅？因為民眾不喜歡北伐嗎？

一直以來，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往往被歸咎於皇帝的昏庸無能，以及秦檜等奸臣的禍害忠良。可事實上，當時南宋民眾的主流也是不希望北伐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非如一些詩詞中描述的那樣，強烈地渴望朝廷收復中原，而是更願意偏安一隅，求得安穩。

南宋初期窮人厭戰

說到南宋時期的北伐，我們往往會想起陸遊臨終前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棄疾的「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但這些其實都只是文人們一廂情願的愛國情懷，並不代表當時大多數民眾的意願。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區自古號稱東南膏腴之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卻並非如此。經過宋徽宗20年花石綱的征掠、席捲幾百萬人口的方臘起義以及宋金戰爭的動蕩，這裡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已經變成土匪、盜賊、叛亂者和豺狼出沒的地方。南宋建立之初，國土面積只有北宋時期的一半多點，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卻絲毫未減。南宋為了應對戰爭，常備正規軍平時大約保持在40萬人，戰事激烈時人數還要增加許多。在南宋民眾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如此龐大的軍隊無論從軍需供給還是人員補充上看，都是當時南宋民眾的沉重負擔。

再看稅收，南宋初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萬貫左右，其中1300萬貫左右用於皇室開支，2400萬貫左右用於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而一旦戰事爆發，軍費會成倍激增。這多出來的費用，政府只會不停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轉嫁給民間。於是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一倍左右。

可見，僅僅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就已經讓南宋百姓力不從心了，而戰端一開，他們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因此，對於社會底層的窮人們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飯問題而非民族矛盾，他們的意願只能是如姜夔在《揚州慢》中表述的那樣——「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只要北方政權不入侵，是絕對不願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麼北伐。

南宋中期富人反戰

而到了南宋中後期，老百姓特別是城鎮居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的提高。當時中國已經完成了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環境遠比北方要優越。這時，南宋的經濟實力已經大大增強，是否有強烈意願收復北方失地呢?事實上，百姓特別是富人階層對收復相對落後的北方並沒有多大興趣。

更重要的是，當時南宋民眾內部因為收入差距的擴大出現了分化，產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場主和熟練工人，並進而形成了一個中產市民階層，他們的生活過得比官員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從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貫(1貫為1000文錢)左右，而一個棉織業熟練工人的年薪卻達到了600貫。

這個規模日漸宏大的中產市民階層既得富貴，也安於富貴，一旦北伐戰鬥打響，各種賦稅徭、兵役會成倍地降臨，勢必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即便收復了中原，朝廷也必然會「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就是從富裕的地方徵收重稅，然後用這些錢來救濟遭受兵災破壞或者原本貧困的地區，南宋的百姓當然不希望自己被征以重稅。

有鑒於此，中產市民階層必然會竭力地反對戰爭，他們擁有全國2/3的巨額財富，也是國家各種賦稅徭役的主要來源，他們的聲音是當局不容疏忽的。更何況他們利用財富同當局官僚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形成了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因此很大程度上具有左右當局施政的力量。

「失地」人心已變

那麼身處北方「淪陷區」的百姓對於南宋朝廷的北伐又是什麼態度呢?其實他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飽受異族的壓迫凌辱，也沒有盼望南宋的軍隊進行北伐，如陸遊詞中所描述的那樣——「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即便南宋北伐，他們也不大可能像小說中描述的那樣，扶老攜幼、簞食壺漿地歡迎官軍。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著苛捐雜稅、提心弔膽地恢復經濟時，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榮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堯舜」的美名。當1206年南宋發動北伐時，北方的漢人並沒有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動，更別說一呼百應和宋軍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屢屢地因為不堪重負而揭竿而起，使得岳飛手沾的義軍鮮血比金兵的還多。

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完成於北宋覆滅的幾年前，汴梁這座曾經繁華富裕、擁有140萬人口的大都市，在被金國佔領後只剩下不足20萬人，成年男子還不到1萬人，而它只是整個北方宋金交戰區的一個縮影。因此北方百姓在獲得來之不易的太平之後，最關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至於國家認同並不那麼重要。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麼國號、年號，誰當皇帝，他們都一樣要交糧納稅。

到後來辛棄疾、陳亮倡言北伐的時代，北方百姓雖然日子過得不如南宋子民，但他們對於宋朝的認同卻更加淡泊了。因為此時距離北宋亡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在金國佔領區的原宋朝遺民中，親身經受過金人蹂躪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經所剩無己，新出生的兩代人並沒有嘗到被殺、被辱的痛苦。相反，他們在金國皇帝的統治下過著安居樂業的太平日子，沒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像辛棄疾和陳亮在奏摺中所反映的那樣——「北方被佔領區的老百姓已經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這件事了」。

總而言之，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打仗勞民傷財，傷的都是老百姓啊。有個好好的、歌舞昇平的南朝，誰又願意去為了理想前往北方斷送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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