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漢魏石經的文化底蘊和藝術精髓

【書理畫論】

淺議漢魏石經的文化底蘊和藝術精髓

周其全

書藝界均知，隸書分古隸、今隸兩類。作為隸書發展初期的古隸，亦稱秦隸，即戰國秦至兩漢初中期（約公元前221-公元前110年）的隸書。古隸結體稍為縱長而篆意尚存，波、磔不很分明。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縣城郊郝家坪發掘的戰國墓出土的「青川木牘」「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兩件木牘中，一件字跡清晰可辨，據考證為戰國時秦武王二年之物，先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六十三年，這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隸書。而中國西北出土的大量漢簡，像「流沙墜簡」「居延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等，絕大多數為西漢時遺墨，形態瀟洒，奔放自然，呈現出西漢書法藝術筆意多姿、眉嬌綺麗的神韻。今隸，亦稱漢隸，泛指東漢成熟期的隸書。從字形上體現出正方或扁方的特點，展現出左右開張、舒展、波磔分明的風采。這個時期遺留下來的珍品有墨跡，更有碑碣。碑刻諸如《張遷碑》《禮器碑》和《衡方碑》等等，可謂林林總總，奇縱恣肆，充分展露出東漢時期隸書儀態縱橫、百般絢麗的藝術魅力。本篇即對漢魏時的《熹平石經》和《三體石經》作深入淺出的探索和解析。

一

太學是中國古代學子的大學，其淵源始於西周。東漢是太學發展壯大時期。據說質帝時，太學生達三萬人。東漢及魏晉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其遺址位於今偃師市佃庄鄉東大郊之太學村。有關資料顯示，在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後，儒家文化被奉為經典，儒學被定為官學，所以必須有一部標準文本作為評定正誤的依據。鑒於此，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議郎蔡邕、張訓、韓說，五宮中郞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和太史令單颺等人，集體上書漢靈帝，奏請正定六經文字，同時，這一建議得到宦官李訓等人的支持，並且奏請，獲許。

顯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碑刻經書、規範文字的藝術創造和宏偉工程。參與者們對選出的各種經書文本反覆核檢比勘，擇善而從，以確定五部經書的標準文本。然後由蔡邕等人筆蘸硃砂，「自書丹於碑」（《後漢書·蔡邕列傳》卷90）。再由藝人工匠依文鐫刻在統一定製的巨大石碑上。整個工程歷時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約20萬字。據《後漢書》李賢注引《洛陽記》載，碑文刻好後，立於東京洛陽城南太學門外講堂之前。講堂長十丈，寬二丈，兩面縱行豎立《尚書》《周易》《公羊傳》石碑28座；堂前南面橫立《禮記》石碑15座；東面縱行豎立《論語》石碑3座。每座碑高約1丈，寬4尺，上有瓦屋覆蓋，四邊有欄杆護圍，非常氣派。當時人們將這些碑刻經文稱為「石經」。為了與曹魏正始年間的碑刻經書相區別，後人又稱它為「熹平石經」（圖1）。「熹平石經」的刊立，可以說在當時出現了轟動效應，文人土大夫們本著對儒學經文的渴求與執著趨之若鶩，在學術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後漢書·蔡邕列傳》有言：「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足可見，「熹平石經」歷史性的偉大發明，實踐了「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的舉措（章學成《文史通議·外篇一》卷6）。可以說是對典籍文體和文字進行雙重規範的先例，對後來曹魏時期的正始《三體石經》、五代時的《蜀石經》、唐文宗時的《開成石經》、北宋時的《嘉祐石經》、南宋時的《宋高宗御書石經》（《紹興御書石經》）以及《清石經》的啟迪和刊刻均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對頌揚和光大華夏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和人文底蘊起到了承上啟下、不同凡響的作用。

圖1 《熹平石經》拓片（局部）

二

《熹平石經》的內容，包括《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通常說法，《熹平石經》也稱《一體石經》。根據王國維考證，每碑一面約35行，每行75字左右，為標準的八分體隸書。如在漢魏洛陽城南郊太學遺址附近村莊出土過《熹平石經》多方，其中有《尚書》殘石二方。一石系1962年出土，地點在偃師縣佃庄公社東大郊大隊第十生產隊（亦稱太學村）。殘石兩面均有經文，上端是9.5厘米的空額，下為《堯典》《舜典》兩篇經文。陰面約長31厘米，寬36厘米，比陽面略大。經勘校為《舜典》《皋陶謨》《益稷》的部分校記。另一石，於1968年出土，地點同上，系《皋陶謨》《益稷》《禹貢》三篇的部分經文。6278殘石正面經文十二行，以第一行「明揚」二字，此經文當為《堯典》。

再以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經·周易殘石》為例，《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其中一塊呈斜方形殘斷面，高33厘米，寬56厘米，兩面均刻《周易》文一段。一面為《家人》至《歸妹》十八卦，存27行，共246字。另一面為《文言》和《說卦》，存11行，101字。堪稱為近年來在全國各地出土漢石經殘石中字數最多的一塊。據說：《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於1920年代出土，起先為于右任先生購藏。幾經轉手，1952年由富平縣入藏西安碑林。《周易殘石》現存347字。毋庸置疑，《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從經學和藝術方面而言，保存了《周易》的文化經典，為校正經學文字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也閃現出漢代書法藝術的絢麗光彩。清孫承澤《庚子消夏記》評曰：「東漢書學以中郞（蔡邕）為最，而石經尤其得意之作，故為『兩漢之冠』」。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載：「《石經》精美，為中郞之筆。」故宮博物院的馬衡為《周易殘石》跋文曰：「此誠曠代之瑰寶矣。」足見《熹平石經》顯示出儒家經文與書法藝術雙璧的藝術魅力。

誠然，《熹平石經》作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家經典石刻本，為校對版本、規範文字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此拉開了歷史上以多部經典文獻為內容的大規模刻石的序幕。況且，其精美的字體、嚴謹的結構也是研究漢代書法史的重要資料和寶貴財富。從出土的石碑經文可以看出，經文是漢代大書法家蔡邕等人用當時通用的隸書手寫的，絢麗的書藝為後來學習書法的人們提供了結構優美、氣勢磅礴的隸書典範。歷代研究書法的文人雅士均視石經拓本為藝林罕見之寶，並奉為圭臬。試以《周易》經石為例，其結構方正，字字中規入矩，一絲不苟，點畫布置之勻稱工穩，可謂筆法精麗、無懈可擊。換句話說，蔡邕「石經」用筆以方為主，方圓兼備，剛柔相濟，端美雄健，雍容典雅，銳氣內蘊，恢宏如宮殿廟堂。正如梁武帝《書評》云：「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說：「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石經是兩漢書法的總結。」《熹平石經》集漢隸之大成，不僅在當時被奉為書法典範，而且歷代流傳，至深且遠。從書法史角度解析，漢字字體由隸變楷的過渡，《熹平石經》起到了橋樑的作用，石經的筆法神韻潛移默化地使隸書轉變為楷書的時機應運而生。

三

漢魏石經的另一品類《正始石經》（圖2），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始立，共有經石28碑。據說當時此石經治好後立於太學門外《熹平石經》的西側。從出土石經顯示，《正始石經》經文石刻有《尚書》《春秋》和《左傳》（未刊全）三部經書。因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文字書寫，所以又稱《三體石經》。令人遺憾的是，《正始石經》的命運和《熹平石經》一樣，均遭受了自然或人為的「風雲變換「的洗禮，歷經當時達官顯貴者的捉弄。

關於《三體石經》的出土和遺存，唐宋時期有各式各樣的故事和傳奇。而羅振玉對《三體石經》出土的考察和研究活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在《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跋》說：「正始石經《尚書·君奭》篇殘字百二十言，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光緒中葉出洛陽，尋歸黃縣丁氏。三體石經之傳人間者僅此片斷耳。」據有關資料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年），洛陽再次出土三體石經《尚書·君奭》《尚書·無逸》《春秋·僖公》《春秋·文公》等殘石。《尚書·君奭》開篇為：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以後不久，又得《尚書·多士》與《春秋·文公》經殘石，均系表裡書，這是迄今為止石經出土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至於對《三體石經》的探索與研究，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已開了題跋石經拓本的先河。郭忠恕《漢簡》卷七《略敘》便有「唐開元十三紙」的闡述。到了清代，統治者多方籠絡文人，獎掖學術，學風日盛，經學重新得到學者的重視。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三體石經》又重新走進了文人士大夫的視野。對石經源流的考訂是這一時期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其中成績卓著者主要有羅掁玉、王國維、杭世駿、王獻唐和章太炎等幾位先賢。碑文經章太炎考勘為邯鄲淳所書。

值得一提的是，《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第八》載：「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而到了《後漢書·儒林列傳》言：「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是誤以《熹平石經》為三體字。後來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遂因之。固此，學界為文作章，引經據典應當謹之慎之，切莫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以免貽笑大方。

圖2《正始石經》拓片（局部）

小結

綜上所述，源遠流長、震古爍今的漢靈帝《熹平石經》和曹魏《正始石經》，堪稱為意趣濃厚的文化精髓和氣韻十足的書法藝術。也可以說是傳承我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催化劑或里程碑。《熹平石經》是「一體石經」，堪稱為「館閣體」之濫觴。其刊刻在漢靈帝時期，反映了漢魏時崇尚「五經」儒家經典的哲學思想和治學態度，展示了辭賦家、書法家蔡邕的隸書風采；《正始石經》是「三體石經」，有古文、篆、隸三體，相傳書者為三國時期書法高手，有衛覬、邯鄲淳和嵇康等。此石經刻於魏帝曹芳時期。《正始石經》均刊刻有《尚書》《春秋》等文化經典，同時以三體書法形式展現了當時書法名家的藝術魅力。實踐證明，魏石經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書法藝術神韻，可稱為至高無上的藝術瑰寶，折射出了先賢們亘古未有的遠見卓識和藝術風采，必將彪炳史冊，流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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