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試談研究史學的一些基本功

《清代學術史講義》

柴師青峰德賡先生生平著述，在先生逝世後已結集出版者有《史學叢考》、《史籍舉要》、《資治通鑒介紹》等，但收集尚未完全。前年先生女公子令文教授告訴我，先生講授《清代學術史》時，有手書講義稿，但殘缺甚多，唯先生高足李瑚先生所錄筆記，至今尚存全稿，故擬整理以付印行；在先生手稿中仍留有一部分讀書筆記，自題為《識小錄》，亦擬付梓；此外仍擬附錄有關清代史學之重要論文數篇，以資印證。此書已約定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囑我在書出版時寫一篇小文作一些介紹或說明。

柴先生此書，由《清代學術史講義》(8章)、《識小錄》(筆記176條)與《附錄》(選文4篇)三部分組成，具體情況在書前目錄中已有清晰的展示。

在這三個組成部分中，《清代學術史講義》無疑是主體。這部講義中的重點在明清之際的學術之演化、清初三大師所開創之新風與乾嘉學術之成就，以經史之學為主體。講義時間下限基本到阮元而止，所以實際並不包括鴉片戰爭以後的清代學術。新中國成立以前，大學文科的課程大多數都是講不完就結束的，柴先生講到鴉片戰爭以前，所以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體系了。

柴先生的這一本書，雖然由後人編組而成，不過細讀起來，還是能看出柴先生以及他的老師陳援庵先生治史的一貫方法與精神的。所以，我相信青年學人或學生如果能夠耐下心來加以研讀，那麼無疑是會從此書學到一些獨特而頗有價值的治史之門徑的。尤其是在當前學風中有些難以諱言的功利與浮躁的傾向的情況下，這本書對於我們現在治史之深入仍然是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的。以下，我將簡單地談三點個人的學習體會，供讀者參考並請指教。

一、關於目錄與掌故

治中國傳統學術的人，一般都深知目錄之學乃是治學的入門要道。因為要做某一方面的學術研究就不能不知道在這方面有哪些最基本的、可以作為典據的材料以及對此的前沿研究成果，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或前進，不然，炒冷飯是沒有價值的。所以在作研究之前，人們不得不先了解要讀哪些必要的書。怎麼辦？從前通常總會先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書目答問補正》等目錄書，這樣就會知道有哪些書，作者為誰，有多少卷，有哪些重要版本。於是按圖索驥，要讀的書就基本可以找到了。

這樣的方法不為不對，但是不夠。柴先生在講「清代學術史」的正文之前，先講了一個簡要的開場白即敘論。他首先就指出清代學術史難做，因為這一代的學者與學術著作太多，難以窮盡。他也給出了一份主要參考書目，不過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提示我們，要找書，必須了解當時的著述家以及他們活動於其中的學術界。所以就在開場白的第二段，他用今人可能感到意外的鄭重態度指出了《書目答問·姓名略》原刻本中的一些錯誤(今本已經改正)。1963年中華書局重新影印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之影印本時，柴先生應邀為之寫了序，序中曾經指出：「《答問》後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這個姓名略原刻頗有人名錯誤，字型大小脫落的毛病，范氏不置一詞，是不明了這個名單的重要性呢？還是時間來不及沒有做？這就不知道了。昔年商務印書館曾排印《書目答問》，竟刪去著述家姓名略，那才真正是不認識這個名單的價值的人妄刪的。」(此書序頁5-6)那麼，這個名單的重要性究竟在哪裡呢？柴先生在此處並未直接予以回答。不過，在講義開場白中就有了很好的說明。這就是指出了，讀《書目答問》不僅要讀前面的書目，還必須讀後面的姓名略。讀姓名略，是要從著述家的人來了解他作過哪些方面的研究，其人是經學家(還要知其流派)、史學家抑或兼治多家之學？如果了解這個人的學術全貌概況，再來讀他的某一部書，那麼我們就能對這一本書理解得更深刻；如果還能了解這個人的師友、學派從而對當時學術界之總體概況有所把握，那麼我們就能對此人之書從更深得多的層次來領會或把握其真義。孟子曾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如果不知其人，那麼對於所讀、所引之書，就可能由於斷章取義而誤解或曲解其本意，這種現象是應該盡量加以避免的。試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此書對於每一部書的提要中，我們幾乎都能發現該書作者還有哪些著作、分屬於哪一類、其本人屬於哪一學術流派以及處於當時何種學術環境之中等方面的信息。如果對於同一學者多部書的提要作一番綜合的了解，那麼讀其書且知其人的目標是可能達到的。

如何才能讀其書且知其人呢？那麼必須熟悉掌故。「掌故」這一個詞，聽起來似乎人人都懂，大概就是「陳年老賬」的意思。這樣的解說不能算錯，不過具體內容總不太清楚。這裡試圖給它勾畫出一些稍稍具體的輪廓。《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錯曾「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集解》：「應劭云：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對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所以從一種意義上說，「掌故」指的是一種官名。不過，還可以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如《史記·龜策列傳序》：「至高帝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此處「因襲掌故」的「掌故」顯然又並非官職，而實際與「故事」或「舊事」通用。由此可見，「掌故」一詞，與「史」頗有相似之處。「史」本指「史官」，後又兼指史官所記之文即史書。「掌故」本指掌「故事」之官，後又兼指此官所記之「故事」或「舊事」。那麼，什麼是「故事」或「舊事」呢？其含義與我們今天「講故事」的故事其實不同。現在說的「故事」，可以是曾經發生過的真事，可以是在真事的基礎上經過誇張想像的演義(如文學名著《三國演義》，其中真事不少，但是也有許多說書人加進去的甚至扭曲事實的楔子)，還可以是任意編造出來文學作品。可是在過去的史書里，故事就是曾經發生過的舊事。范曄《後漢書·蔡邕傳》記：「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李賢注「十意」云：「猶『前書』之十志也[家和按，桓帝名志，故諱「志」為「意」]。《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由此可知，所謂「舊事」或「故事」原來就是撰寫史書中的《書》、《志》的史料，這種史料既包括各種典章制度與專門學術，又包括在各種典制與學術領域中活動的人，以及人與事之間的相互關係。簡約地說，掌故就是歷史人物、事件及其時代環境融而為一的有機整體。在這樣整體中呈現的任何人與事都是有其活生生的語境的。在史家與這樣史料打交道時，史料並非可以任意擺布的一弔大錢或百依百順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它是有其客觀的歷史的獨立性的。嚴肅的史家必須堅持自己的理性，不能不尊重史料中所固有的這種客觀性。不然，他就可能演化為文學家或其他學者，而非真正的歷史學家。那麼，史家還可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或成一家之言嗎？或者說，史家是否只能作為史料發現者、整理者、考證者出現呢？答案當然應該是否定的。如果一個史家不能有所創見與突破，從而成一家之言，那麼他就難以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史家。問題的關鍵在於史家如何才能正確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作為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理應以自己的主觀能動的精神深入到既有史料的自身理路中去，從而見到人所未見並說出人所未說的深度與高度，把問題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所以，與掌故相表裡的目錄學，在原則上是和不明掌故的目錄學有其值得注意的區別的。憑藉與掌故相表裡的目錄學，人們所能得到的史料之本身就是一種活生生的有機整體，具有其自身的個性與獨立性，從這樣的史料中梳理出來的歷史自然也就具有其自身的條理性與客觀性。這是歷史學的研究道路。憑藉不明掌故的目錄學，人們所能看到的就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陳年爛賬，是全無內在有機聯繫的「雜多」(manyfold，或Mannigfaltigkeit，借用康德語)，從而必須由著作者把由此而得的史料憑個人的思路或設想加以取捨、組織與建構，其結果自然就不再是史學著作而成為文學著作了。可以說，從最初的目錄學入手處就有了史學途徑與文學途徑的區分。這一點看來十分值得注意。

二、關於「識小」與「識大」

柴先生此書的第二部分是《識小錄》，內容為讀書札記。前人頗有以「識小」題書名者(《識小編》或《識小錄》)，清代稱為《識小錄》之書即有王夫之所作一卷，姚瑩所作八卷。按「識(讀作志)小」典出子貢之言。《論語·子張》：「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所以自題「識小」，一方面，顯然有以不賢者自居的謙遜之意，另一方面，也表明內容為札記之類而不是大塊文章。柴先生的《識小錄》的確是讀書札記。其中所讀所引之書多種，引用最多在10-20次之間者，依次為清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清李集撰(李富孫、遇孫續)之《鶴征錄》(此錄僅前後二卷，先生所引竟達約15次之多)與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引《弇山堂別集》最多之原因在於了解明代歷史考據、目錄與掌故(《四庫提要》雖將此書列在「雜史」類中，但極為重視其對於明史研究的重要價值)，引《鶴征錄》多則主要由於其中記載有關學者之生平與掌故甚多，引《十七史商榷》多亦著重於歷史之考證。柴先生從明清時期的多方面歷史演變入手研究清代學術，必須在此廣大領域有一個總體上的理解與把握，其讀書札記亦與其研究之重點密切相關。可見其「識小」之目標正在於「識大」。這說明他的「識小」及其「識大」是有著內在關聯的。當然，柴先生的《識小錄》還記了許多其他方面的內容，因為札記畢竟不是結構謹嚴的系統性著作。

據個人體會，學術研究中的「識大」與「識小」既有區別，又有聯繫。二者不可分離。從具體的學術史上來看，實際上存在四種情況。

第一種是，只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研究者孜孜於具體一人一事之考證、一章一句之考釋、一名一物之辨證、一版一本之校勘，凡此等等，其用功勤、用力深而確有收穫者，當然於史學之研究皆有貢獻，甚至重要貢獻。清代有過許多精於各種專門之學的專家。他們的成就與貢獻在我們治史者看來都在於能為我們的重大問題研究掃清各種具體知識缺陷上之障礙，或者說這有助於為史學宏觀研究掃清攔路虎。許多關於曆法年代、地理山川、典制沿革、名物制度、訓詁是非、目錄版本等等方面的問題，如果有哪一路不通，那麼涉及這一路的大文章就難以開展。在這種意義上，識小亦未嘗不是識大的必要條件，即無識小則無以識大。所以子貢說，不論「識大」或「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過，如果有學生做論文選一個偏僻的小問題，專找一些畸零冷僻的材料，以求「出奇制勝」之「創新」或填補空白，從此又養成習慣，那恐怕以後其治學道路就可能越走越窄了。

第二種是，只見其大而不管其小。如果對於作為「小」的專門知識不願問津，甚至不屑一顧，而只注意從宏觀角度思考問題，那麼這種現象看來也無助於史學之發展。史學是關於人類自身的學問，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作為人類自身的學問當然也應該如此。史學與史學史都不能空談，即使是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那也從來都要結合哲學史、史學理論史的具體深入鑽研來進行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就是從對哲學史上的各個流派的學說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來提出自己的哲學來的。嚴格地說，「大」是由眾多的「小」有機地組合而成的，所以在邏輯上，它是一個「類」，諸「小」就是這個「類」的各個分子，類與分子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沒有沒有分子的「類」呢？這在邏輯學上是有的，即「空類」。儘管其值為「零」，它在邏輯推理中仍然是具有意義的。可是，史學絕對不是純粹推理的學問，其研究必須有宏觀與微觀、經驗與理性的結合。如果我們的宏觀研究建立在「空類」的基礎上，那麼這種研究本身的基礎就空洞化了。在這裡，我們就有必要重溫孔子的一句話：「思而不學則殆。」

第三種是，既識其大又識其小。如果有人能夠做到這種程度，那麼就可以毫無誇張地說，他的確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學者。其實「識大」與「識小」的關係也就是博與精的關係。《荀子·修身》言「多聞曰博」，又言「多而亂曰秏」。這就是說，多聞是博的必要條件，無多聞即無博，但並非其充分條件，只有多聞而不亂才是博的充分必要條件。所以《說文解字》十部說：「博，大通也。」「博」就是「既大又通」，「既大又通」也就是「博」，二者互為充分必要條件。具體地說，博就是掌握多種多樣知識，而且這些知識必須是能夠互相溝通從而形成一體的。當然從來就沒有人能夠掌握一切的知識，看來將來也很難有人做到這樣的程度。博永遠是相對的。如果一個人的確掌握了很多具體的知識，可是他對於這些具體知識把握得不精(其實就是對於這些具體知識的內部結構沒有把握，也可以說對這些具體知識把握得不深不透)，或者在他的多種知識之間缺少一些必要的具體知識來作為其間的溝通環節，那麼他的知識雖多，仍然處於多而亂的狀態。這就不能真正成其為博。那麼，對於具體的或微觀層次上的知識，我們如何才能把握得更深更透呢？這當然需要從微觀層面上不斷地深入，當然，這種精也永遠是相對的。不過這種深入不能是盲目的。盲目的亂鑽，其結果可能是越鑽越出不來，甚至連識小都成了問題。對於這一點，一些青年學者朋友可能需要注意。那麼如何才能在微觀層面上不斷有所深入呢？在這裡，宏觀上的總體把握能力至關重要。因為宏觀上的總體把握能力實際是一種能夠從高處俯瞰並把握問題的內在結構的能力。微觀知識其實也是有其內部的結構的，如果能夠從宏觀總體把握問題內在結構獲得一種訓練和自覺，那麼把握微觀問題的努力就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這樣看來，似乎也可以說，微觀層面上精深與宏觀層面上的博洽實際是互為必要條件(也就互為充分必要條件)的。即無微觀層面之精便無宏觀層面之博，無宏觀層面之博亦便無微觀層面之精。於是，博與精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二者之間既有趨大與趨小的方向相反的離心力，又有內在的互為存在前提的不可分離的向心力。「識大」與「識小」之間的這種張力，對於我們學術研究的進展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上窮碧落下黃泉」，是時常被用來描寫治學不怠的境界的一種寫照。的確如此，學問的成長猶如一棵大樹，根柢越深，枝葉越茂，枝葉越茂，根柢越深。子貢說的「賢者識其大者」，想來是指這種「識大」與「識小」相互為用、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環的最佳狀態。

第四種是，既不「識大」，又不「識小」。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就說明其為學尚未步入正道，或者說正處於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境地。如果因循下去，那麼學術未來的預後可能不好。希望處境如此者好自為之。此處恕不贅論。

在中國學術史上，兼具「識大」與「識小」之長的著作並不少見。這裡試舉兩個較為明顯的例子以作證。

王應麟(深寧)所作《困學紀聞》

其一是宋末元初的學者王應麟(深寧)所作《困學紀聞》，一部著名的學術札記。札記之文，或長或短；此書中短條(三幾句話，二三十字)甚多，甚至有不足十字者。如卷七記讀《論語》心得中有一條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如除去標點，僅得九字。從形式上看，此條只說明了一件事，內容可謂極小。不過它同時又是一個大結論，是作者通讀《論語》，經過綜合比較，然後才得出的結論。而且此書所記包含經學、天道、地理、諸子、考史、評詩文、雜識(識，記也)等(據《四庫提要》之歸類)。如此包羅萬象(在當時條件下)的對象，竟以如此短小精悍之文論述之，實在難能可貴。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二關於此書之評議有云：「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又云：「蓋(應麟)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為弇陋。故能兼收並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於此可見，古人治學博與精密切結合之範例。

另一個就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亭林)的《日知錄》。顧氏此書實為王氏此書之繼續與發展，在形式上也是每條長短不同。雖然《日知錄》中的長條多於《困學紀聞》，但短小精悍者亦不少。甚至也有在十字以下之條。如卷十三中之《召殺》條云：「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如除去標點，也僅得九字。不過《日知錄》此卷皆論歷代風俗之事，此條短文也是綜合多方面歷史經驗得出的大結論。文雖短，而論斷卻大。顧氏此書的內容所及比王氏之書還要廣泛。其文包括論經義、論政事、論世風、論禮制、論科舉、論藝文、論名義、論古事真妄、論史法、論注書、論雜事、論兵及外國事、論天象術數、論地理以及雜考證等(據《四庫提要》之歸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關於此書之評議有云：「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提要》只肯定此書博贍與精通，而不贊成顧氏弟子潘耒為此書所作之序中讚揚其書的經世致用的價值。這是清廷對顧氏作為明遺民的思想傾向不予肯定之自然結果。不過，顧氏在此書初刻自序中是頗以「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自許的。無論如何，顧氏在做精微考證之同時，心中絲毫沒有遺忘人間大事。所以，此書也是前人「識大」而兼「識小」的一個典範。

柴先生的《識小錄》顯然是在前賢此類著作影響下作成的。陳援庵先生和柴先生都十分重視顧氏的《日知錄》，看來此書的影響更大。當然，由於各種條件的不同，加之尚屬初稿(《日知錄》每條之稿皆經多次複審、精改甚至刪削而成)，柴先生的《識小錄》在涉及方面及精緻程度上都難以與王深寧、顧亭林二家之作並駕齊驅。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一份《識小錄》與《清代學術史講義》以及附錄中的前兩篇文章相互對照來看，那麼仍然是能看出它實際也可以說是為後二者的寫作作準備的。事關明清之際學術之巨變，所以這種「識小」其實也是為「識大」作先導的。這是從大處著眼而先從小處著手，庶幾不為空論而已。

三、關於「竭澤而漁」

「竭澤而漁」，是陳援庵先生作史學考證時對於史料把握程度的嚴格要求。簡言之，也可以說是把能找到的史料都找到。

「竭澤而漁」，典出《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其文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這裡借用此典，當然並非用其本意，而是一種比喻。

或許有人會說，作考證要求對史料一網打盡，過去的確很困難，現在有了電腦和資料庫，各種索引皆可應手而得，已經不是問題了。照此說來，人人皆可成為考據大師了。現在的確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其所引據的材料數量驚人。不過仔細一看，就能覺到其中許多材料引得頗不自然，或是作者對所引史料的理解不夠準確，從而與所論問題對不上口徑，或是所引史料系從它處轉引，從而取材武斷，割裂了所引之文與其上下文之間的有機聯繫，屬於裁引不當。問題不一而足。出現此類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誤以為我們對於歷來文獻是可以不系統閱讀並系統理解的，只要能從其中查出對己有用的斷片材料即可。白壽彝先生曾經一再強調，很多書(除備查找的工具書外)是要系統讀的，不讀而簡單地從中尋覓、截取材料來抄卡片是不可取的。白先生的意思不是說，不可以抄卡片，而是要在通體把握原文的情況下恰當地引取材料或作卡片。問題在於讀書要花時間，在一些比較重功利的人看來，這樣會降低效率，不如走捷徑來得快。可是，這樣追求來的最多是量上之多，而很難是質上之深。所以很難說求得了真正的效率。

也許有人說，我通過電腦搜索，材料已經一網打盡，這豈不是既竭澤而漁又講究效率了嗎？為什麼還會有問題呢？查其究竟，看來是在對於「竭澤而漁」一語未能明其本意。「竭澤而漁」，在這裡其實是一種形象化的比喻。我們不能把自己研究問題所需的材料庫簡單地看做一池水或一水庫水，它們就現成地擺在那裡，只要我們把水放完，所有的材料就得到了。電腦資料庫就相當於這樣的水池或水庫。這樣來理解「澤」，看來是太過簡單了。

其實，當我們說要「竭澤而漁」的時候，首先必須對於自己所面對的「澤」要有一番分析而深入的理解。這裡的「澤」，不能被簡單地看成一望可盡的一潭死水，因為水總是要有其來龍去脈的。作為歷史資料庫的「澤」更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把「澤」看做橫向具有結構而縱向又具有層次的整體。

這裡不妨仍舊以湖泊為比喻，一些湖泊結構比較簡單，即使如此，它們也必須有若干川流作為其來源，而這些川流有必須有其地下水或天降水作為其來源。許多大的湖泊，往往實際又由許多較小的湖泊曲折勾連而成。所以嚴格地說來，竭澤而漁談何容易。當然，我們可以根據自己所研究的課題的目標為根據來確定自己所要「竭」的是哪一部分的「澤」，但又明知自己所竭之澤以外仍有許許多多的澤。我們永遠不能自滿自足，須知澤外有澤、天外有天；同時又要對於自己所需也所能竭的這一部分的澤作最大限度的努力去窮盡之。

以上說的都是比喻。如果從道理上來說，要能在史學研究上「竭澤而漁」，那麼就必須既自覺地拓展自己的知識結構，又自覺地不斷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這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作，可是，如果不能有所突破，那麼在哪一點上有不足，就會哪一路走不通。我們每一個人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己的局限，而且永遠如此，所以只能長到老學到老，永遠保持謙遜與精進，如此而已。

現在再以柴先生及其老師陳援庵先生的幾篇文章作一些具體的舉證。

本書中收錄柴先生文章四篇，其中前兩篇就是在具體研究中力求竭澤而漁的實例。(附記：其中後兩篇論乾嘉幾位史學家，可以作為《清代學術史講義》之補充。)

其一，《明季留都防亂諸人事迹考上》。這是柴先生在北師大求學時的一篇作業，深得導師陳援庵先生嘉獎，評為第一，並推薦在本校學報發表。按《留都防亂公揭》乃復社同仁於崇禎十一年八月攻訐阮大鋮的一篇宣言，末有署名者一百四十餘人(不同版本列名有二三人之差，此文說明留待後考)。此文目的即在於一一考明署名者之事迹。然在此百四十餘人中，重要名人之資料固然連篇累牘，而其知名度較低或甚低者之資料又甚少、甚至難尋。要想把這些人的事迹一一考出，第一難題或要務就是須竭澤而漁。

此文之末，未列引用參考書目。可能因為全文未完，僅繫上篇，原擬下篇之末再列。可惜以後未出下篇。按內容分類，約為正史、逸史、別史、方誌(省、府、縣)、家譜、碑傳集(神道碑、墓誌等)、文集、詩集、筆記以至《東林點將錄》、《復社姓氏》、《進士題名錄》等等。按所引書類別來說，看來已盡全力竭澤。為何要引用這樣多種的書？因為能夠在《公揭》中署名的人都是相互有關係的。如何了解其間關係才能把這些人的事迹一一鉤稽出來？從各種史書中可以找出重要人物間的關係，從各種方誌可以找出人們之間的鄉里關係及其事迹，從家譜、碑傳中可以找出親友之間的關係及其事迹，從各種文集筆記中也可以找出親友關係及其事迹，從各種題名錄中可以找出人們在某一群體中的相互關係。這是一種由人的關係中找書，又從書的內容中既擴大引書線索又找人的事迹的辦法。柴先生當時作為一位大學生已經能做到如此程度，當然是從乃師陳先生那裡學來的。

本書所收柴先生第二篇文章是《〈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如果說前一篇文章所涉人物之面甚廣，難在面上之竭澤，而此文則是集中於謝三賓一人之身，要把謝三賓這個地位並不太高而漢奸面孔又甚醜陋的人物的事迹鉤稽出來，尤其各種書籍對此人之稱謂竟有十三個之多，亦須一一考察出來。這就是要藉竭澤而漁之博以考一人之事之精。文末列出所引書目計84種，不可謂之不多。至於其引書之分類與結構，讀者不妨自己多做思考以尋其究竟。

柴先生的竭澤而漁考史方法，可以從其師陳援庵先生的著作中看到淵源。陳先生之《元西域人華化考》，書凡8卷，而所徵引書目竟達210種之多。論其結構，那也依次是正史(包括類編、補志、考史之札記)、方誌、行紀、金石錄(並考跋)、書目譜錄、筆記雜錄以及大量詩集、文集。前人多以為有元一代之少數民族人士之華化者既淺又少。而陳先生從多地區、多方面列舉其佼佼者以駁舊說，故其書涉及面廣，且材料分散。非竭澤而漁，不能竟其功。又陳先生之《吳漁山先生年譜》，書凡2卷，而所徵引書目竟達78種之多。按吳漁山(歷)為明末清初江蘇常熟之一畫家，後(51歲)入耶穌會，6年後又晉陞為司鐸。吳氏既為畫家又為耶穌會之第一批華人司鐸，故為治教會史者所重視。在陳先生書以前，已有一位頗為淵博之教會學者為吳歷作過年譜，引書有十餘種，一般看來似乎也不能算少，因為譜主之知名度並不太高。而陳先生書所引書數竟為前書所引之四倍，且所引書基本皆為詩文集、年譜、書畫錄以及教會文獻數種。吳歷並非歷史上一流名人，以一人為譜主而博羅群書，非竭澤而漁，亦無以蕆其事。這樣，我們就能從陳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看到柴先生的《明季留都防亂諸人事迹考》的前身，從陳先生的《吳漁山先生年譜》看到柴先生的《〈鮚埼亭集〉謝三賓考》的先導。

也許有人會以為這些文章都是考證性的識小之學，不屑一顧。可是沒有識小的基礎和訓練，又能做什麼樣的識大文章呢？何況這樣的識小，如果沒有十分廣博的掌故與目錄的視野與把握問題高度的思維能力，那麼即使你想識小(真正的識小)也是難以做到的。譬如，有一大澤在前，自平地觀之，僅能見其一曲；如能登高以觀之，則所登愈高，所見亦愈廣；如能登極高處而觀之，則全澤之曲折勾連盡現眼底，始具有竭澤之可能。而且這僅僅是可能，因為此澤之大體是被你看到了，要去竭它，那又是一番極大之工程，真是談何容易！如果從治學之開始即既畏登高之艱，又懼識廣之難，那麼就會產生既不能小又不能大、既不能高又不能深的情況，那就太可惜了。我想，讀柴先生的書，細尋陳、柴先生治學之途徑，對於未來一代史學大師之湧現是會有所裨益的。

【原文出處】《史學史研究》(京)2013年1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