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匱乏的「以色列」，如何逆襲成為全球創新的「領袖」

《創新的族譜：以色列新興產業的演進》

【以】伊斯雷爾·德羅里 Israel Drori

塞繆爾·埃利斯Shmuel Ellis著

龔雅靜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以色列高科技產業已經獲得了全球矚目的成功，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超過北美以外的任何地區。

這本書講述了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如何成為全球創新的領袖。

作者簡介：

伊斯雷爾·德羅里，管理學教授，以色列管理和學術研究院。

塞繆爾·埃利斯 ，管理和組織行為學教授，特拉維夫大學Leon Recanati工商管理研究生院。

祖爾·夏皮拉 William Berkley創業和管理學教授。此外，他還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管理和組織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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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飛速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和通信（ITC）產業創新不斷，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雖然以色列國土較小，但是該產業卻是全世界的龍頭老大。許多學者都試圖剖析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及其成功的軌跡，他們中多數人關注的是資源和基礎設施集聚的過程和條件，及其特殊的高技術產業的形成（可參考如Avnimelech 2008;Breznitz 2007; de Fontenay and Carmel 2001; Saxenian 2002）。然而，促成這一產業出現的歷史背景和各方作用卻鮮有學者加以關注。

本書旨在揭示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結構、相對優勢背後的環境、組織構成及關鍵路徑。對於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發展壯大的分析，我們並不視其為一個統一體。相反，我們補充闡釋以色列信息技術通信產業的出現源自多樣化的、組織型的成型模式，源於兩種不同的體制型的環境——合作體制期，及其之後的競爭型經濟期。

我們以發展的視角觀察以色列高技術產業作為整體的發展，再聚焦其信息技術通信產業。我們研究信息技術通信產業組織特點的繼承和傳輸，並分析佔主導地位的體制環境，它正是該產業出現及形成的牢固基礎。我們以理論概念來關注初期條件和變化，用以過程為導向的機制來加以解釋。此外，我們結合高技術產業的歷史根基，對其今後的演進加以預測。

正如Stinchcombe(1965)指出，初期條件包括「團體、體制、法律、人群特點和一系列社會關係構成的環境，對產業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第142頁）。這一觀點很難解釋關鍵組織得以建立的最初體制環境和初期條件這兩個因素如何彼此作用，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發展特有的勢頭。

我們認為，初期條件、社會經濟過程、地緣政治因素，尤其是政策環境，共同影響著一個產業的發展： 通過多層面的繼承和每一代的傳遞，使得組織模式、作法、日常慣例、技能和藍圖得以延續（參見Phillips 2002, 2005）。而且，任何一個產業的演進路徑都是在應對競爭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競爭影響著組織的結構、變化速度（Carroll 1984），以及所牽涉的企業規範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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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和體制化的進化機制，與包括某些做法和活動的連續的組織繼承結構相吻合。從這個角度看，組織和外部力量都是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驅動力。這種綜合性的宏觀視角使我們可以斷言，在那些打下產業基礎的人和那些通過直接繼承其結構而跟隨其演進道路的後代之間，有一種連續性。同樣地，我們可以以此追蹤繼承結構的變化，以及培育出多種組織形式的發展過程。

首先，我們確定以色列高技術產業中創業企業的鼻祖，及它們各自的體制環境；接著，我們建議以族譜型框架來描述並分析這一產業的演進。在組織學術語中，族譜指一些組織間的關聯體系，這些組織都來自同樣的母體組織。因為我們聚焦建立的過程，我們認為母體組織的影響是持續性的，決定了整個族譜的演進軌跡。因此，理解每一個族譜形成的歷史條件對我們的敘述至關重要。根據Stinchcombe(1965)，創建期的外部環境對組織特色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響力，這種組織特色的一大烙印就是「可獲取的社會資源」（第168頁）。Stinchcombe推崇從特色形成角度進行考量，他明確指出「在特定時間成立的組織必定把它們的社會體制和可獲取的社會資源構建在一起」（第168頁）。這樣的社會體制一旦建立（就結構、過程和文化等層面而言），它們被加以維護並進一步形成特色，因為「傳統的力量、既得利益、源自觀念形態的工作方式等都傾向於保留這一結構」（第169頁）。

此外，族譜中的母體組織通過「產卵」過程，也許不僅構成了新組織的潛在孕育者(Klepper 2001)，而且成了促進新組織大量產生的知識、價值、特色的承載者。近期學術界大量討論都圍繞著是否建立新組織的新生代們都依靠母體組織並向其學習。

我們對以色列高技術產業演進過程進行分析，並探究產業的歷史根源，從而揭示特定的組織族譜是如何建立和發展的。本書呈現的族譜反映了多樣性的、與建立過程相關的結構特色、價值觀和日常慣例。我們審視族譜的不同演進模式，及其相應的彼此關係，後者標誌了該產業的日趨成熟。這些彼此交錯的關係源於不同族譜的相似性，並且伴隨著族譜的擴張而代代發展起來的。然而，不同的初期條件標誌著各自的族譜祖先，反映了不同模式的繼承——也就是說，大量繁殖的過程及每一代之間能力和知識的轉移。要想成功建立並存活下來，一個新組織可以依賴大量的外部力量來獲取必需的資源： 管理藍圖、規章制度、價值觀。然而，族譜的近似是其最重要的基礎。正如我們之前所提到的，族譜演進的相關性是雙重的： 新公司的建立，以及以色列新興高科技通信和信息技術產業的演進。

母體組織和他們的孵化器提供創業所需知識，同時通過各種篩選過程批量培育新公司，在此過程中壯大並向多樣化發展（Aldrich 和 Ruef 2006）。典型的例子就是矽谷的一批小型技術公司，如最知名的Fairchild半導體公司，它不僅衍生出大量公司，而且吸引了相關技術領域和行業的其他商業體（如Castilla等 2000; Kenney 2000）。

創建新的公司，不僅是資源整合或集聚的過程；也是族譜演變的過程，與創建者如何發揮創業精神，獲取特定的、幫助自身成功創建新實體的技能相關。因此，我們的族譜方式強調創建前附屬關係和遺傳關係的重要性，這兩者在篩選的進程中影響著族譜的演進。然而，我們也強調，創建前附屬關係未必百分之百表示後代是由組織的性質DNA決定的，未必是它們母體組織的完全克隆體。環境變化或管理藍圖篩選方式的選擇可能帶來不同的創建模式，包括不同的價值觀和規章，這些都極大影響著族譜後代繁衍的模式。和矽谷案例類似，Fairchild半導體公司衍生出一批企業，這一例子證明了每個族譜從祖先起就派生出「族譜」，這一族譜展示出結構及繁衍模式的特色。企業族譜的「遺傳」，構成了以色列信息技術通信產業，這個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為成熟的產業集群，所有必需的輔助服務一應俱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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