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習俗風尚的歷史變遷

長久以來，只要談及香港的社會習俗風尚，人們都會不假思索地以「東西合璧」來加以描繪。那麼，百多年來，香港由一個人煙稀少的漁村發展為今日之繁華都市，其間社會習俗經歷了怎樣的變遷軌跡？本文希望以學術研究的視角來勾勒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習俗風尚的演變過程。

一 開埠早期東西方習俗的並行不悖

香港開埠早期，在這個華洋共居的城市裡，東西方習俗風尚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是遲滯不前的。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種族隔離政策的影響。香港開埠後英國人將全島劃分成不同區域，不同種族分別聚居，從而確立了中西兩個社會的存在。李樹芬在其回憶錄中稱，20世紀初，在生活及社交活動上，中英人士，因言語、風俗、習慣不同，接觸極少。英籍人士，以衛生及治安關係，多在半山建屋居住，且禁止華人在那些地區建屋甚至租用。[1] 種族隔離還體現於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華洋學童就讀於不同的學校，妓院有接待外國人和華人之分。1884年成立的香港賽馬會遲至1926年才開始接受華人會員。政府中歐籍官員與華人或歐亞混血人女性成婚也要受到種種限制。1930年代，某些抑制此類通婚的行政措施略有鬆動，但娶華人女性為妻的政府官員在升遷時仍會受到不利的影響。[2] 在華洋社會彼此疏離的情形下，不同風俗的相互滲透自然無從談起。

其二，華洋社會固守各自風俗習慣，無意於相互借鑒或相互影響。從英國人方面看，英國人佔領香港及強租新界後均曾發表文告，表示對原有華人習俗不予觸動。1841年2月1日，義律發布告示稱，「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3] 港英當局接管新界時，亦四齣張貼告示，內稱「爾等善美風俗利於民者，悉仍其舊，毋庸更改。」 [4] 從華人方面看，移民是文化的載體，伴隨遷港華人而來的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都在這個小島上落地生根，移民們按照故鄉的習俗風尚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開拓新的生活。另外，華人做為一個整體處於種族歧視陰影之下的境遇，也使得普通華人埋首於賺錢謀生，不可能對西方文化及西式習俗產生任何嚮往或者欣賞。1892年一位法國人曾就香港勞工做出如下觀察與評論：「他們聚在歐洲人周圍，因為有利可圖。但是，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喜愛或尊敬，依然置身於歐洲文明之外。」[5]

在以種族隔離為基調的社會環境中，華洋兩個社會之間充滿了猜忌與懷疑。1921年香港進行人口普查時，有一則謠言廣為流傳。其內容是，政府欲修建跨海大橋，每個橋墩底下將埋葬一些孩子以收加固之效。許多母親相信，人口統計的目的是為了選擇合適的殉難者。因此，該次人口普查中隱匿了大量兒童未加統計。這個稀奇古怪的插曲表明了華人大眾對英國統治者的猜疑。[6] 對於西方文明的某些優秀成果，廣大華人也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以西醫為例，華人曾經普遍相信，使用外科手術刀必死無疑。[7]1882年何啟自英國回港後執醫生業以失敗而告終，就是因為那時的華人尚不接受西醫治療，除非是免費的。[8] 香港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回憶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人對於西方醫學，尚未完全信任，對外科手術，更乏信心，加以跑馬地一帶並非工業地區，意外受傷的求診固極少，即不化膿的外科病症亦不多，即偶有患者入院求治，亦須加以多方說服，始允施行手術。」[9] 1896年，東華醫院中醫門診就醫者為11萬餘人次，而政府國家醫院西醫1895年的就醫人數，歐洲人及印度人為934人，華人只有223人。[10] 直到20世紀40年代初，東華醫院中醫就診病人仍比就診西醫病人多7倍。[11]

由於華洋社會之間的隔絕、猜疑，東西方習俗風尚的相互影響必然是微乎其微的。1894年11月，港督威廉·羅便臣在立法局會議上指出：「這是不尋常的－也是不良的現象，香港絕大部分華人在接受英國統治55年後，所受英國（文化及生活方式）影響仍然極少。」[12]

塞耶在其《謹言慎行年代的香港》一書中描繪了華洋社會各行其是的生動圖景：辛亥革命前，差不多每個男子都背著大辮子。除個別人外，沒有人穿西裝，也沒有人參與西式體育運動。板球、草地網球、足球都不宜於他們參與。游泳是要冒犯水鬼的。鮮有人教授英語，大多數人根本就不與歐洲人來往，與歐洲人交往的人則通常操著一口洋涇浜英語。年長者提著鳥籠在石板路上溜鳥，年輕人在後巷踢毽子或放風箏，日暮時分街上會飄來麻將聲。除了小販、船家婦女、清潔工等人，沒有女人再敢出街。[13]

總的來看，在文化傳統、倫理道德和生活習俗方面，香港華人與內地民眾血脈相連，他們所營造的是一個充滿濃郁嶺南風情的華人世界。儘管生活在外國統治之下，絕大多數香港華人居民仍然保持著對華人傳統觀念、宗教信仰、語言風俗的強烈認同。華人民眾耍獅舞龍，遊行慶祝恢復文武廟，苦力們時常光顧武館，習練拳藝和劍術，許多人加入了三合會。在家中神位前和供奉關帝、天后的廟宇中，華人為他們逝去的祖先焚香燒紙，他們相信風水和預兆，與算命先生商議旅行、結婚和生意安排。他們用草藥治病。華人對親屬、他們的方言以及故鄉都保留著一份忠誠。[14]

二 西俗的悄然滲透與中西合璧風俗的逐步形成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華洋社會習俗並行不悖的大環境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動，那就是東西方習俗在日復一日的耳濡目染中發生著由微漸著的交匯融合。華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習俗風尚的影響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最早對西方文化和西式風俗產生興趣並持接受或讚賞態度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少數華人社會精英。他們絕大多數接受過西式教育，對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在他們身上，部分體現了中西文化交流所產生的新思想和新作風。其中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者已經開始懷疑中國傳統的社會意識。他們認為，傳統的舊禮教下所衍生的一套社會觀念是陳舊落後和愚昧無知的，其代表性人物是謝纘泰。謝纘泰對中國社會的某些陳舊習俗，如風水、纏足、吸食鴉片和奴婢制度給予了猛烈的抨擊。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數深諳西方文化的華人依然保持著濃厚的華人傳統。例如，何啟自幼接受西式教育，習於西方環境，甚至迎娶英籍太太，但生活、個性，無一不是中國化。[15] 劉鑄伯亦是如此。他受到社會各階層歡迎的奧秘在於，雖然他完全掌握了西方的思想方法並持有先進的觀點，但他基本上保持著華人的特色。他也不喜歡西式服裝或西方習俗。[16]

二是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與外國人有所接觸的群體，如外國洋行的買辦、僱員等等。這一群體由於職業的關係與外國人交往密切，浸淫日久，沾染西俗。他們從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到宗教信仰都受到西方人的影響。他們接受西方社會所強調的契約和有限責任等概念，在服飾、住宅、飲食、信仰和社交禮儀等方面都流露出西化的痕迹。1910年代，何東曾經談及某些華人在舉行婚禮時模仿西人：「按照時尚要求，舉行婚禮的雙方應開汽車出席婚禮，來賓也要乘坐汽車往返。這是仿效歐洲國家的做法，每一場婚儀的關鍵似乎在於炫耀。這種招搖有滑向荒謬邊緣的危險。」[17] 與此同時，在二戰以前的香港社會中，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強大影響力，這一群體身上也打著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的烙印。對他們而言，中西文化基本上是勢均力敵的，他們同時體現了兩者，因而具有中西合璧的鮮明特徵。

與上述兩個群體了解接受或主動迎合西方文化和西式風俗的做法不同，香港社會中普通華人受到西方習俗風尚的影響是以天長日久的潛移默化為特點的。普通民眾最為切身的感受應該是香港的城市環境和城市生活方式。開埠以後，香港成為英國人管治下的一座城市。港英當局大力進行城市建設，填海工程、港口設施、地下排水系統和各種交通系統次第建造。與此同時，各種新式企業和機構如銀行、洋行、保險公司、百貨公司、電影院、遊樂場等亦逐漸在這個城市鋪陳開來，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展示西方文明的一個櫥窗。1879年康有為遊歷香港，「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令他印象頗深。[18] 孫中山亦有同感。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講演時曾說：「我於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則閑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19] 在這樣的城市中生活日久，人們對西方事物的認識和看法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影響。

另外，來港謀生的華人感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大影響力。城市是一個多元匯聚之所，包容著各色人等和各類訊息。社會學家認為，「城市改造著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勞動分工和細密的職業劃分，同時帶來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習俗姿態，這些新變化在不多幾代人的時間內就使人們產生巨大改變。」[20] 列寧曾經指出，居民離開農村而轉向城市，是一種進步的社會現象，「它把居民從偏僻的、落後的、被歷史遺忘的窮鄉僻壤拉出來，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漩渦。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覺悟，使他們養成文明的習慣和需要。」[21] 香港城市是在嚴格管理下建設起來的，一批又一批新移民踏上這片土地後便被按部就班地納入到城市生活的軌道中來。香港華人在都市文化氛圍的濡染下，有意無意之中改變著原有的行為規則、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培育出近代城市居民的社會生活方式。在從內地鄉村到外國管治下的城市，從鄉民到市民的巨大轉變中，人們對於西方風俗的認識也經歷了從新奇詫異、排斥漠視到習以為常的過程。

經過西方文化和習俗風尚的多年浸染，香港社會逐漸展現出東西合壁的獨特風韻。請看1940年代末文人墨客筆下的香港風情：

「香港可以說是中西古今熔於一爐的特殊都市，夜市中既有出售孝女經、太上感應篇的小書販，也有出售西洋裸體美女照片與淫書淫畫的推銷客，既有出售馬票，頭獎幾十萬元港元為餌，也有求菩薩保佑，捧一柱香低頭默禱，希望來一個財喜臨門，殖民地思想與封建舊意識互為補充，這類現象是舉不勝舉的。…… 從市容到整個社會風貌，也到處體現中西結合、土洋混雜，奇裝異服、坦胸露肩的與長衫馬褂旗袍坎肩的趨時與保守，各有習慣與愛好，梳著道士頭的「時髦女」與拖著大辮子的「廣東妹」也各行其是，霓虹燈廣告與黑底金字招牌，一稱洋行、一稱商號而不分彼此，吻手為禮與抱拳作揖相映成趣，穿著英國警裝的山東佬與戴著墨鏡穿黑紗唐裝的香港仔，各有氣派，畫棟雕梁與西式裝璜的鋪面，互相輝映。」[22]

「香港有著美國高度的物質享受，有著法國沉醉而浪漫的夜生活，有著英國道貌岸然嚴肅與矜持的紳士態度，別的地方在喊著民主、自由、革命，這裡也有，地方自治和政治革新也是近來熱烘烘的在交談闊論的事，『子曰子曰』那些中國文化古董，這兒也保存著，而且好多人在大讀其《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總而言之，舉凡世界上的新舊的東西和思想，這裡都色色俱備，不獨民主思潮在這裡這裡吃香，就是孔子學術，也同樣受到人們的歡迎。」[23]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中西合璧的風習隨處可見。一對青年結婚，可以在政府婚姻登記處登記過，在教堂里行禮過，卻仍然要在家裡穿起地道的中國裝束，男的瓜皮帽子，長袍馬褂，女的玄褂紅裙－向著祖先牌位、父母兄長，三跪九叩的參拜作揖。又如在年底寄贈聖誕賀片給親友的人，無妨也抽點時間到黃大仙去求籤。[24] 人們還注意到，「西洋人士所倡之父親節，與母親節等，其風氣亦傳之香港。而在港諸華人，遂引之與孝道結合，每年5月……各街坊會、宗親會，與港九居民協進會等，必舉行慶祝母親節大會，選舉模範母親，講述中國孝道。至6月第三星期日，則發起父親節徵文，如1960年父親節，由學海書樓徵求有關孝道論文。其應徵作者，有青年學生，也有耆年碩德，所得論文達300餘篇。」[25]

三 從保守到開放：西方文化及現代化影響下的社會習俗風尚

開埠後的一百年間，香港的社會習俗從早期的華洋習俗各行其是演變為東西方習俗的相互交融。這種中西合璧的社會習俗風尚延續至今，是香港社會的一個主要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香港的社會習俗風尚具有不同的特徵。20世紀60年代以前，香港社會外表洋派，內里保守。而六、七十年代以後，伴隨著香港邁向現代化國際大都會的腳步，其習俗風尚呈現出真正的中西文化、華洋風尚共冶一爐的特色。

60年代以前，香港社會明顯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擁有著頗為洋化的外貌。然而，在洋化的外表之下，香港社會內斂而保守，這座城市在骨子裡與內地城市並沒有太過明顯的差別。在時尚洋化的面紗之下，人們的習俗風尚大致上仍然以中國傳統為依歸。據40年代末某些人士比較細微深入的觀察，當時香港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仍然保持著大陸傳統。年輕人在社交上雖有所洋化，而在思想上還是上一代的延續。…… 西方的生活方式雖然已經滲入，但還沒有在當時年輕一代的思想上占統治地位，整個香港的社會面貌，仍處於華洋並處、中西混合的階段。一般普通居民，雖然生活在這個萬花筒一樣的社會裡，但由於受著傳統文化道德的薰陶，一般都儉樸、安分、守舊、刻苦，希望多一點積蓄安家置業，以至發家致富。[26] 在普通市民的文化娛樂活動中，那些悲歡離合、忠臣孝子的故事仍然是家常話題。廣東音樂的絲竹鑼鼓，以至於舞龍耍獅，仍然是本地人的文娛享受。[27] 50年代末期，香港社會的傳統特性依然十分鮮明。遵從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老敬老傳統，有109歲的「咸豐小姐」接受街坊福利會的恭賀，也有集合數百位老者為百歲老人舉行的「萬歲宴」。當時有評論認為：「香港僑胞的家庭生活，大抵一仍舊貫，雖然是在這十里洋場，僑胞們絕大多數仍然是我行我素，表面繁華洋化，內在卻很保守。」[28]

這一時期，東西方文化習俗的相互影響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即香港社會對西方事物的態度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就社會一般情形而言，二戰以前，香港社會中主動接受、迎合西方文化者主要是中上層社會的極少數人，普通民眾對西式風俗主要是單純的被動接受。二戰以後，香港社會風氣為之一變，崇洋風氣日漸興盛，據時人觀察，「大罷工時期的情形，姑置不論，就是抗戰前，乃至抗戰時期，對於洋派，仍然不怎樣的特別推崇。可是一到了抗戰勝利以後，情形突然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29] 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開始以行為舉止「洋派」為榮。如「說話的時候，縱然中文中有可資運用的詞語，仍然要夾雜些英語上去，好叫人注意，覺得自己是一個『高等華人』。」[30] 受崇洋風氣影響，戰後香港學生學習英文的情形與戰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戰前，就讀英文書院的學生，只佔極少數，而一般家長，也絕不鼓勵兒女向這條路上走；而現在非惟家長都作這個主張，連一般青年也以此為時尚，以致辦中文中學的人，感到極大的困難。」[31] 1958年出版的《香港指南》稱，「小部分僑民因社會環境及生活方式之不同，熱衷歐化，投手舉足，言語服飾幾與西人盡同。」[32]

五、六十年代出現的崇洋現象是70年代以後香港社會風貌巨變的前奏，香港學者周永新以「從保守到開放」來形容香港社會風尚的劇烈變動。周永新認為，1967年之前，香港社會大致上是保守和傳統的，社會裡一切事物及市民的思想和行為，若與戰前的情況比較，並沒有很大的分別。[33] 而在此之後，相對靜態、保守的香港社會為充滿動感與活力的社會所取代，香港人的經濟基礎、思想意識、生活方式、文化娛樂以及社交活動都明顯不同於以往。

香港社會風尚巨變首先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每一場工業革命都是一場社會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社會變遷象工業化一樣帶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工業化使若干個世紀以來一直比較穩定的社會動蕩起來，新工業和新技術改變了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面貌。…… 城市以空前速度發展著，提供了一個人們彼此互不相識的環境，使人與人之間關係密切的傳統社區的風俗習慣和價值標準所剩無幾。有史以來，急速的社會變遷第一次成為正常的規範，而不再被視為反常狀態。」[34] 在價值標準方面，前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典型區別在於，前工業社會注重傳統，工業社會則注重未來。在文化方面，前工業社會的文化是同質的，多數人持有共同的規範和價值標準，亞文化很少，而工業社會的文化則是異質的，有多種持有不同的規範和價值標準的亞文化。[35] 香港在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遵循著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形成了社會生活與社會風尚走向現代化的廣闊畫面。

其次是西方文化的影響。香港開埠後的一百年間，西方文化以潛移默化、點滴滲透的方式對香港社會施加影響。二戰以後，中西文化交流的規模與水平與戰前不可同日而語。廣播、電影電視、報刊雜誌等迅猛發展的大眾傳媒廣泛傳播著西方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為數日眾的英文中學學生成為西方文化的欣賞者和追隨者，他們心儀的偶象、熱衷的文化產品許多來自西方；本地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更願意接受西方文化而不再堅守父輩源自故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隨著香港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走向世界的香港人和前來探訪「東方之珠」的外國人川流不息，香港與國際社會同步分享著世界上最新的文化成果。在香港社會敞開胸襟，進行規模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香港社會習俗風尚表現得更加色彩斑瀾，新奇特異。

總體來看，六、七十年代以後，香港社會習俗及社會風尚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傳統習俗受到衝擊。部分年輕人已經不再認同與固守老一代香港人所心儀的傳統習俗風尚。傳統習俗的淡化反映在許多方面，如婚喪嫁娶的儀制，人際交往的準則，等等。有學者指出，「香港社會中仍有傳統的人倫關係存在，可是傳統習俗已大大地變質，如過節、喜慶做人情的習慣不再如從前一般，而是公式化與商業化了。」 [36] 總的來看，新舊並呈、中西雜糅是社會習俗的主要特徵。

其二，社會風氣趨於開放。社會風氣的開放，一方面表現在香港社會中的年青一代熱衷於追隨世界潮流，樂於接受新奇事物。「在物質匱乏的50年代，香港青年人的生活基本上是上一代生活方式的延續。而60年代以後的年青人文化，基本上是崇洋，組織樂隊，學習吉他，籌辦舞會，初嘗西方輸入的新奇玩意和在服飾上的改變。」[37] 有些追求時尚的年輕人模仿歐美服式和行為舉止，嘗試新奇的髮型和服裝款式，故當時社會上有「飛仔」、「飛女」之稱。實際上，「今日看來，當日的『飛仔』、『飛女』，只是衣著上的與眾不同，行為上沒有特別令人擔心的地方。」[38] 60年代常有詬病奇裝異服的文章見諸報端。如1965年《華僑日報》的文章稱：「本港有些婦女，竟因遺忘我國本來禮教，反而趨向妖冶奇裝異服日甚一日，比諸文明西婦有過之無不及」，「識者無不認為世界行將末日的預兆。」[39] 老派人物嘖有煩言恰好反映出社會風氣新舊交替的現象。另一方面，社會各方對於新奇時尚的西方文化潮流也採取更為開放和接納的態度。1963年開播的香港商業電台第二台以播放流行音樂為主，選歌緊跟外國唱片市場。「披頭士」樂隊來港時，其瘋狂的演唱作風引起保守人士的批評，認為「披頭士」帶來了不良風氣，呼之為「狂人樂人」。香港中文台曾經傳令禁播「披頭士」的歌曲。但是，後來香港社會漸漸接受了新奇的西方最新流行音樂，中文台也自動解禁。[40]

其三，追求享樂成為時尚潮流。老一輩的香港人歷經艱難困苦，又秉承刻苦勤奮的嶺南民風，其生活和消費都表現出比較保守的傾向。香港的年青一輩適逢經濟高速成長的時代，他們的工作生涯幾乎是增多的工作機會和上升的實際工資的同義語。承平日久，老一代人推崇的克勤克儉的品德日益受到衝擊。60年代，報章上對此曾經加以抨擊：「回憶30年前，知慳識儉的婦人主持中饋，不只洗凈鉛華，節衣縮食，不敢過分享用。……時至今日，因歪風所趨，今非昔比，家庭主婦，多被物慾誘惑，不論身份，多慕虛榮，窮奢極侈，而性情傾向多邊享受，服裝盡量講求新奇華貴，嗜食美味珍饈。…… 試看上段世情，使人羨慕，下段世情則深以為懼。」[41] 1967年香港《華僑日報》的文章感嘆：「邇來世風日下道德沉淪，本島固有樸厚道義遺風，漸已被現代潮流所淘汰。」[42] 20世紀末期，香港社會消費主義和及時行樂頗為盛行，香港人對華服美食的享用已經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這種情形在年青一代的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

其四，重實利的社會風習愈演愈烈。香港社會看重現實物質利益的風氣由來已久，人們公認經濟收益便是主要的社會目標。60年代社會學者有關「工作意義」的調查顯示，有56%的香港人堅決要求「工作所提供的收入」，相應的比例在新加坡是38%，台北是34%。顯然，在香港人心目中，「與工作收入相比，工作聲望和工作意義都是次要的。」[43] 客觀地說，香港社會看重實利的風尚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人們的現實主義態度使香港社會存在著某些極具現代社會特徵的元素，如全社會接受並推崇與企業家的雄心與創新精神相適應的價值觀念。這在香港社會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它是構築香港經濟奇蹟的重要內在動力之一；另一方面，這種風氣發展到極致便是物慾橫流，人成為財富的僕從，接受金錢的奴役。

70年代以後，香港社會重實利的風氣發展到新的階段。香港經濟起飛後，眾多香港家庭告別溫飽走向富裕，如何快速致富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新話題。在這種情形下，可能一夜暴富的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黃金市場、外匯市場開始進入普羅大眾的視野，成為他們躋身其中的經濟活動舞台。有限的金錢激發了無止境的慾望，人們參與投資與投機的熱情噴薄而出。1972年香港股市熱潮達到鼎沸，港府財政司曾經告誡說：「股市活躍情形，已達瘋狂程度，不論買賣，完全失去理智。投資股市雖為增加個人財富之途徑，然香港之經濟繁榮，重點系在工業生產，日以提高品質擴大輸出為務，倘拋棄生產而埋首股市求利，嚴重損害香港之經濟繁榮，實為不智，吾知我廣大市民必不肯愚昧至此也。」[44] 1973年香港股市崩潰，投機者、投資者鎩羽而歸。但是，從此以後，炒股、炒樓、炒金、炒匯等行為成為都市紅塵繁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普羅大眾熱衷投資是香港經濟與社會轉型後必然出現的現象，只是其中所蘊含的過度投機為香港社會平添了喧囂躁動、熱衷投機、渴望暴富的風氣。

總的來看，在香港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中西社會文化因素相互激蕩，香港的社會習俗風尚演繹出東西融合、古今交匯的萬種風情。今日香港社會習俗風尚猶如萬花筒般多姿多彩，富於變幻，明顯不存在任何的統一感。香港社會對現代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悠久傳統表現出海納百川的開闊胸懷。在追隨世界潮流的同時，香港華人珍存著對本民族習俗的熱愛和信仰。春節期間，黃大仙廟萬頭攢動，參拜的香客川流不息。敬香拜佛的不僅有年邁的老人，更多的是新潮青年。香港白領職員白天西裝革履，翻閱英文報紙，享用所有現代化設施。晚上回到家裡則搓麻將、看廣東戲、做道場。他們問卜算命，講究風水，保留了部分中國傳統風俗習慣。香港人結婚多集中在每年的陰曆十一、十二月，顯示出華人傳統習俗的強大影響力。1988年重陽節，報章撰文指出：「香港是中國傳統的保衛者，以重九為例，此日街道上堆滿了男男女女手持鮮花的人，去天主教墳場的孝子賢孫絡繹於途。慎終追遠，是中國人的信條，不是現代文明所能洗脫的。」[45] 這是真正的現代社會，給予人們自由生活的空間。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來自不同地區的風俗時尚互不干涉、互相尊重、互為補充，營造出傳統與現代、異域與本土文化元素和諧共存的美好圖畫。

[1]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1965年香港出版，第16頁。

[2] 邁樂文：《帝國統治下的香港 1912-1941》，第81頁。

[3]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鴉片戰爭》，第4冊，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9-240頁。

[4] 《欽命總督香港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二等水師提督軍門佩帶頭等寶星卜（力）布告》（中文附件），見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290。

[5] 蔡榮芳：《中國歷史變遷中的香港》，120頁。

[6] 邁樂文：《帝國統治下的香港 1912-1941》，第10頁。

[7] 何東：《香港華人》，《今日遠東印象及海內外知名華人傳》第529頁。

[8] T.C.Cheng：《1941年以前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華人非官守議員》，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1969年第9期，第12頁。

[9]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第62頁。

[10] 《香港掌故》，第3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95-96頁

[11] 金應熙主編：《香港史話》，1988年廣州出版，第134頁。

[12] 安德葛：《香港史》（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牛津大學1964年出版，第243頁。

[13] 塞耶：《謹言慎行年代的香港 （1862-1919）》，香港大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頁。

[14] 蔡容芳：《中國歷史變遷中的香港》，第9頁。

[15]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第20頁。

[16] 科大衛編：《香港歷史資料：社會》，第122頁。

[17] 何東：《香港華人》，見《今日遠東印象及海內外知名華人傳》第528頁。

[18] 《康南海自編年譜》，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戊戌變法》（四），第115頁。

[19] 《孫中山全集》，第7卷，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第115-116頁。

[20] R.E.帕克：《城市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頁

[21]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頁。

[22] 張文元：《40年代末期香港社會見聞》，見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6輯，1983年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第127頁。

[23] 《港九風情》第11頁。見安平、林興炯主編：《港九剪影》。

[24] 馮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第170頁。

[25]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1963年出版，第261頁。

[26] 張文元：《40年代末期香港社會見聞》，見《香港掌故》第6輯，第118頁。

[27] 張文元：《40年代末期香港社會見聞》，見《香港掌故》第6輯，第118頁。

[28] 馮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169頁。

[29] 馮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171頁。

[30] 馮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170頁。

[31] 馮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171頁。

[32] 許壽康編：《香港指南》，1958年香港出版，第91頁。

[33] 周永新：《見證香港五十年》，第50頁。

[34] 伊恩?羅伯遜：《社會學》，上冊，第16頁。

[35] 伊恩?羅伯遜：《社會學》，上冊，第134頁。

[36] 香港中文大學群眾播導中心編：《香港社會變遷與報業》，1971年香港出版，第28頁。

[37] 張月愛：《香港 1840-1980》，見《香港掌故》第4集，第122頁。

[38] 周永新：《見證香港50年》，第51頁。

[39] 陳祖澤：《端正服裝是婦女道德》，見陳祖澤著：《益世論文集》，1968年香港出版，第93頁。

[40] 李安求、葉世雄合編：《歲月如流話香江》，第180頁。

[41] 《賢能主婦其抉擇之》，見《華僑日報》1965年9月11日。

[42] 《夫婦之間應有諒解》，見《華僑日報》1967年9月10日。

[43] 喬?英格蘭、約翰?里爾著，壽進文、唐振彬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第64頁。

[44] 華僑日報社編：《香港年鑒》第26回，1973年香港出版，序言，第1頁。

[45] 參閱張徹：《回顧香港電影30年》，1989年香港出版，第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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