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師司馬懿中頻頻出現的墨寶《曹娥碑》竟被張大千打賭輸掉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做「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曰：「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之。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辤』；所謂『絕妙好辤』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張大千二十八歲時（1926年）在上海灘與一批遺老們「混」，他們時常聚在一起玩「打詩鐘」，這是一種以猜詩謎方式進行「雅賭」的文人遊戲。據說其中有陳三立、鄭孝胥、夏敬觀等「打詩鐘」高手，年輕腹儉的張大千哪裡是他們的對手？故十賭九輸。某日，張大千又大輸，遂先後向設「打詩鐘」之主人江紫塵借一千金，無奈又輸盡。江氏知張大千藏有其曾祖所傳的王羲之《曹娥碑》，帖上有唐人崔護、崔實、馮審、韋皋、楊漢公、王仲綸等觀款；且又有項元汴、清成親王題跋甚詳，故江氏笑曰：「此卷其歸我乎？再益二百金可爾。」張大千借二百金後又輸盡，於是《曹娥碑》遂歸江氏所得。張大千事後深感愧對祖先，實為惡行，從此戒賭。

十年之後，張大千母親曾友貞在安徽郎溪病危，喚張大千至榻前，索觀祖傳之《曹娥碑》。張大千謊稱此帖在蘇州網師園，但他聞知江氏早已將此帖售出。急歸蘇州後，友人葉恭綽、王秋湄適來探詢張母病情。張大千將此事告知二人，且心中為之悔恨不已。不料葉氏聽罷，即自指其鼻曰：「這個么，在區區那裡。」張大千聞之喜極而泣，並拉王秋湄到屋隅相求轉告葉氏：「一、如能割讓，請以原值贖。二、如不忍割愛，則以敝藏書畫恣其檢選，不計件數以易之。三、如兩俱不可，則乞暫借二周，經呈老母病榻一觀，而後歸璧。」葉恭綽聽後，對上述三條件一概不予考慮，而慷慨以《曹娥碑》原璧為贈。張善子、張大千兩兄弟聞之淚下，趨前叩首拜謝不已。

但海內外研究張大千的學者，都無意中忽略了一個問題：「張大千祖傳的王羲之《曹娥碑》，究竟為何物？為什麼它當年能值一千二百金（大洋或銀圓）？此卷究竟是真跡？還是贗物？」可惜張大千祖傳的《曹娥碑》，今已不知下落，故無法窺得原物真貌。亦或許曾有圖片傳世。

遼寧省博物館珍藏一卷傳為王羲之的小楷墨跡《曹娥碑》（亦名《孝女曹娥誄辭》，以下簡稱「遼博本」），高32厘米，長53厘米，粗厚圓絲絹本，北宋宣和裝裱。書卷末左下方，有南朝蕭梁時代宮廷鑒定家唐懷充、徐僧權、滿騫三人題署。由南朝傳至隋唐，在墨跡四周題滿了唐代名人的觀款，有的觀款還有年月。其中有韓愈、柳宗直、盧同、懷素、崔護、崔實、馮審、韋皋、楊漢公、王仲綸、薛包等十餘人，大多為楷書。唐末至北宋流傳情況不詳。南宋時為宋高宗內府收藏，卷後拖尾上趙構有題跋，款署「損齋」。後流出內府，先後為韓侂胄、賈似道、趙與懃三家收藏。入元先後為郭天賜、喬簣成、柯九思遞藏。至明代中期以後，歸蘇州韓世能收藏，著錄於茅維為韓氏所撰的《南陽書畫表》中。萬曆年後，此卷轉歸太倉王錫爵、王時敏家族收藏。約康熙十六年以前，又歸清宮內府庋藏，後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養心殿》。民國年間，被遜帝溥儀私攜出宮，後流落於民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為東北博物館（即遼寧省博物館前身）購藏。

晉人佚名書《孝女曹娥碑》局部之一（遼寧省博物館藏）

遼博本《曹娥碑》流傳比較清晰，並屢經著錄。但卷上南朝人題署和唐人觀款，似非真跡，或是北宋人摹寫，而自南宋起的歷代題跋全真。因卷尾有「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的年款，故又稱《昇平帖》。昇平二年即358年，時王羲之尚在世，故後人遂附會此卷為王氏所書。今之絕大多數學者，將此卷定為晉人佚名所書。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中，「七人鑒定小組」的鑒定結論是：「真跡、精。」楊仁愷先生在《晉人書〈曹娥碑〉墨跡泛考》一文中評價說：「晉人捲軸墨跡，流傳甚少。早於《曹娥碑》的《陸機〈平復貼〉》同屬瑰寶……而《曹娥碑》墨跡的流傳，使我們得以進一步探討東晉楷書的風格，從而搞清這一時期楷書發展的新貌，還可以通過它推知唐代以來摹刻晉人小楷的真實效果，究竟達到如何的程度。」

以我之淺見：如果遼博本上南朝人題署和唐人觀款非真跡，那此帖的上限最多也只能到五代或北宋初中期。晚清著名碑帖鑒藏家崇恩（1803—1878）在《宋拓〈太清樓帖〉跋》中嘗云：「鑒定昔賢真跡，惟以神完力足、氣韻如生、無一敗筆、無一稚筆為斷審。則古刻碑帖亦然。」可謂的論。

晉人佚名書《孝女曹娥碑》局部之二（遼寧省博物館藏）

但張大千祖傳的《曹娥碑》與遼博本絕不是「雙胞胎」之作。張大千在《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中說此卷上：「王書久佚。」這說明《曹娥碑》墨跡與原裝裱已經分離。那麼此卷上是否有後人臨摹的《曹娥碑》？或是碑刻拓本？另外，在明清以來的著錄中，只有韓世能藏本（即遼博本）的著錄；而從未有項元汴藏本（即張大千祖傳本）的著錄。更從未有第二本《曹娥碑》墨跡流傳的記錄。

楊仁愷先生在《晉人書〈曹娥碑〉墨跡泛考》一文中，雖未明言指張大千祖傳之物，但也似乎為我們解答了有關疑問。原來項元汴收藏的所謂《曹娥碑》的概況是：「書心前後隔水的唐人觀款和印章；裝在原書心位置以代替失去的《曹娥碑》墨跡的宋經背紙和明人項子京前後三題。」所以，它的名稱應為《〈曹娥碑〉題跋卷》，因為卷上沒有《曹娥碑》墨跡，所以張大千說「王書久佚」。但卷上項元汴三段題跋和幾十顆收藏印全真。又項元汴藏本上，還有五代南唐「內合同印」，宣和、紹興印璽，以及賈似道和明代「晉國璽章」等印。

《〈曹娥碑〉題跋卷》上有項元汴三段題跋，某些文字已殘損不辨：

（一）所藏

將軍王羲之小楷書孝女曹娥碑真跡神品珍秘

（墨）林項元汴真賞 其值陸佰金寶環一兩易得

（二）宋徽宗御書金簽秘藏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小楷書孝女曹娥碑真跡神品珍秘

明 墨林山人項元汴真賞 子孫永寶

（三）項元汴以行楷小字抄寫王羲之傳略。並志跋語，其中有「吾得是書，逝亦無撼」等語。

楊仁愷鑒定項元汴藏本上唐人觀款：「字體用筆卻出自一人之筆，作偽痕迹，非常明顯；至於五代、兩宋內府印璽的鈐用和裝裱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制度，有今日所流傳的實物可資考證，唯項氏藏本無一處與當時的制度吻合。即此兩點，可以說明項氏藏本唐宋以來的收藏都是靠不住的。」而且，遼博本的唐人觀款都是題寫在墨跡（書心）邊上的；而項氏本卻是題寫在裱絹上的。張大千的曾祖、張大千、江紫塵、葉恭綽等人皆「走眼失察」。又，如果僅憑項元汴的三段題跋和幾十方鑒藏印，在當時是絕對不值一千二百金的！而項元汴以「陸佰金寶環一兩」購《曹娥碑》偽跡，更是「吃藥」。因為他當年購藏唐代馮承素《蘭亭序》摹本，也僅為「伍佰伍拾金」。通過對有關史料的鉤稽和辨析從而知道：原來張大千根本就沒有收藏過《曹娥碑》的墨跡或拓本，而僅是收藏過項元汴三段題跋和幾十方收藏印鑒，以及偽贗的數段唐人觀款。

台灣著名傳記作家王家誠在《畫壇奇才張大千》（台灣九歌出版社2006年）一書中說：「大千的傳家寶，不僅是古老的精拓本，更有多位唐宋明清大書家題跋，堪稱舉世無雙的無價之寶。」實乃耳食之言也。台灣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在《張大千：梅丘生死摩耶夢》（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一書中也說：「既有唐人題款，則此碑即使非右軍書，至少也是唐拓。」還說：「惟江紫塵既曾在富金石收藏的端方麾下，於此道當然亦是內行，肯以一千二百金易此帖，其為珍物，斷無可疑。」此亦為想當然之說也。

最後，想簡述一下歷代《曹娥碑》拓本流傳情況。此碑在南宋時始有摹勒上石拓本傳世。宋高宗收藏《孝女曹娥誄辭》卷之後，曾摹寫一本，再請宮內刻石高手摹勒上石，故稱為「御府本」。此說是清初大鑒藏家孫承澤在《庚子銷夏錄》卷五《王右軍曹娥碑》中首先提出。如果以宋高宗傳世小楷墨跡與南宋《越州石氏帖》中的《曹娥碑》相比較，孫氏之說應該可以採信。可惜「御府本」《曹娥碑》拓本未見傳世，但古今碑帖史學者大多認為「御府本」，應是後來各種《曹娥碑》刻本的「祖本」。

宋高宗趙構題《孝女曹娥碑》墨跡

崇恩在《宋拓〈淳化閣帖卷四〉跋》（上海博物館藏）中有云：「因悟古帖之妙，全在氈蠟精到，紙光墨彩中見之。然非見此真宋拓本，亦無由證其說也。」今傳世《曹娥碑》宋拓本中最著名的是《越州石氏帖》（又名《博古堂帖》）本，著錄於南宋人陳思《寶刻叢編》卷十三。石氏名邦哲，字熙明，越州(今浙江紹興)人。《越州石氏帖》約刻於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全帖共刻歷代名帖二十七種，晚清李宗瀚收藏原拓最多，其中十一種今為美國紐約著名古董商人和收藏家安思遠（R0bertHatfield Ellworth)購藏，另有多種為日本三井文庫收藏。在安氏藏《曹娥碑》帖末有「項墨林印」（白）和「寄敖」（朱）兩印，應似項氏真印。越州石氏本《曹娥碑》較《孝女曹娥誄辭》更具「唐味」，故元明年間，此帖遂為習「二王」小楷書者所重。而在此之前，《曹娥碑》之名遠在傳為王羲之所作的《黃庭經》、《樂毅論》等小楷名作之下。《曹娥碑》另還有韓侂胄《群玉堂帖》等刻本，皆是據越州石氏本翻刻。

南宋「越州石氏本」《曹娥碑》局部（李宗瀚舊藏、安思遠今藏） 帖上項元汴二印似真

王壯弘《崇善樓筆記》中記有《宋拓曹娥碑》（宋麻布紋紙拓），並云：「蟬翼精拓，神採在越州石氏本之上。」此帖後歸吳門劉氏收藏。施蟄存《水經注碑錄》卷十中云：「清康熙中，右軍四十二世孫作霖臨摹一本，刻石於廟中（曹娥廟），今世所傳王羲之小楷《曹娥碑》，即此石之拓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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