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心中的英雄和香港
謹以此文獻給我們愛過的香港。
作者 | 羅立璇
讓一切隨風鍾鎮濤 - 真經典 - 鍾鎮濤
在內地文化娛樂市場處於萌芽狀態,商業作品更是鳳毛麟角的時候,香港蓬勃發展的影視工業通過相對灰色的渠道為這裡的年輕人滿足了最基本的精神產品。
對於來自於中小城市的年輕人而言,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看到華人社會裡不同於身邊的繁榮和紅塵。在集體主義英雄逐漸失去感召力的同時,香港電影中有血有肉、有情有義、亦正亦邪的江湖人物,滿足了很多青春期的英雄幻想。
不過,那些為我們提供了電影啟蒙和基礎娛樂的香港電影人,卻在好萊塢橫掃天下、港片優勢衰弱的過程中,不斷的在花語電影市場內重新定義自己的自由和妥協。
「我在1997年的時候,差點連辦公室都租不起了。如果下半年再沒有戲拍,可能就真的沒有錢了。」杜琪峰在自傳紀錄片《無涯》中回憶的那一年。他在那時剛剛成立自己的公司銀河映畫,本以為自此以後都能拍自己喜歡的電影。
那一年的夏天,這座城市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困惑和懸而未決之中,「很多平時不去打遊戲的人都去打遊戲,不去卡拉ok的人都去卡拉ok」。對政治大事件毫不關心的街頭少年李燦森被導演陳果發掘,以獨特的街頭氣質出演《香港製造》,從水電工變成了演員。
隨後二十年的香港電影中,不斷有強烈的懷舊和告別情緒出現。同時,2003年後的香港電影進入到另一個意義上的新時代。當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其附件陸續簽訂,中港合拍片在數年的磨合後如今步入了正軌。
徐克、劉偉強、陳可辛、王晶等導演們由此全面北上,獲得了一次次的票房成功。但是,那些曾經為港片的英雄和江湖所痴迷的內地年輕人,並不一定喜歡他們現在所描述的故事,更像是在電影市場崛起時,陪著朋友舉著爆米花進入的一次消費而已。
那些在他們心中最有情感的部分,依然是自己年少時看到的那個新世界。
這些內地小青年不單看到了高樓大廈、時髦的裝扮,還看到了江湖情義和家國情懷。香港電影通過它成熟的商業分類、獨特而親切的價值觀,成功地抵達了內地的每一個角落。在那時候,人們通過香港電影,第一次知道:原來生活可以這麼精彩。
皇后大道成為不少香港電影觀眾中的香港象徵
「小人物也可以做超級英雄」
街頭少年李燦森被導演陳果發掘,以獨特的街頭氣質出演了《香港製造》,從水電工變成了演員
「我們那時候學的都是教科書上很傳統的東西,沒有人來告訴你實際上應該怎麼生活」, 安宕宕在河北邢台的90年代長大。在2004年的元旦《無間道3》上映之前,她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港產片:《無間道》和《無間道2》。
「男孩子在看了《古惑仔》之後,第一次知道他們原來可以這麼交往,可以打架、逃課,說一些很酷的話;女孩子也在看了港片之後,學會了怎麼和男孩子談戀愛。」
在當時,她根本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港片精神,只知道是發生在香港的電影。「那時候就覺得好酷啊,好有江湖義氣的感覺。我永遠都會記得劉德華在天台上說,』我想做個好人』。然後梁朝偉說,』誰知道』。」
香港電影在這個北方小城保持了長期的風潮。在小餐館裡的電視上,放著的是香港電影;去到網吧,男孩子們在逃課打遊戲,女孩子們也逃課,在看《國產凌凌漆》。就連午間的課室也在放,偷著放老師不許看的林正英拍的殭屍片。
「港產片里,連吃的都特別豐富。那時候我們哪見過什麼菠蘿油和絲襪奶茶?但是電影放出來,總覺得是一種讓人很嚮往的食物。」
在《無間道》的影響下,安宕宕開始看大量的香港電影。實際上,由於國內影視業當時還未大規模發展起來,除了香港電影外,她當時能夠做出的選擇並不多。「香港電影講的是市井文化,深入淺出,我們都是從王晶和周星馳看起的。」
周星馳對於很多看港片長大的人而言,有著強烈的陪伴意義——直到兩年前,「欠周星馳一張電影票」仍然具有強大的票房煽動力。這位融合了香港市民奮鬥精神和荒誕喜劇表達的電影導演,在早年便成為中小學生們的娛樂消遣。
「無厘頭」搞笑更是一代人拿來彰顯個性的註腳,其高峰則是《大話西遊》成為千禧年新新人類的戀愛寶典。直到現在,安宕宕還會在中午吃飯時分反覆看周星馳的片子。
對於已經成年、進入了電影行業工作的安宕宕而言,更有激勵意義的則是周星馳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以後拍的那些片子。「如果說他以前拍的是小人物發家致富的故事的話,那麼在《食神》、《功夫》之後,他的格局一下子變了。」
安宕宕在這些片子里看到了周星馳更宏大的抱負,從積累財富變成了保護他人。「他在《功夫》里搭建出了自己想要的社區,還有模仿很傳統的九龍城寨的社會關係。裡面的老闆娘以前是『豬籠城寨』的守護者,而周星馳飾演的主角,則在最後接過了老闆娘的重任,從一個小混混成長為了保護了『豬籠城寨』的超級英雄。」
不顧父母的反對,安宕宕在高考時選擇了北京電影學院。「那時候我們這些藝考生,都是要走南闖北、去不同的院校考試的。我一個高中生,自己去了北京、去了重慶、去了杭州,也不害怕。就像港產片里,一個人自由自在,闖蕩天涯的感覺。」
現在,安宕宕的主職已經是一名電影宣發人員。她兼職張羅了一個公號,和公號里的作者一起出了一本叫《別來無恙》的書,專門用來紀念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中的電影。
「我們出這本書,就是覺得時間節點到了,沒有人寫也怪可惜的,的確是應該有人來寫一寫這些年發生的事情。」
黑社會的「情意結」
杜琪峰
今年剛滿30歲的李越在西北的廠礦大院長大。在計劃經濟的遺留年代裡,廠礦子弟保留了一種集體精神,也在經濟較差的環境中滋生了江湖野性。
一起去錄像廳打發百無聊賴的假期,在街上遊走表達叛逆青春的時候,香港電影為他們提供了榜樣。李越對香港電影中的黑社會以及黑幫人物有著「天然的好感」。例如,不少有著「江湖氣息」的少年玩伴,在當時已經被稱為「大b哥」和「雞爺」。
他們也被黑社會的儀式感所吸引。在李越的記憶里,《古惑仔之人在江湖》至今依然鮮明。從台灣衣錦還鄉的山雞,找到受人陷害的大哥陳浩南,兩人相逢一笑泯恩仇,身後數十位身著西裝的江湖少年畢恭畢敬的齊聲喊道,「南哥好」。
單單是由杜琪峰導演的、在1999年上映的《暗戰》,他就看了100多次。吸引他的是裡面的非典型性的英雄,李越講自己從《古惑仔》到杜琪峰的喜好變化,也是他對於香港和江湖的理解變化。
「我比較喜歡認真嚴肅的人,還有不被理解的英雄。在《暗戰》裡面就是一個生命已經要結束了卻依然堅持討回公道的劉德華,和一個不被賞識但依舊認真工作的劉青雲。」
杜琪峰可以被視為香港黑幫電影集大成者。他的童年就在著名的九龍城寨度過,有著非常傳統的價值觀。杜琪峰一生沉迷於拍攝小人物的生存故事和面對挑戰的掙扎,也承繼了小人物的辦法:奮力拚搏,講情義,面對障礙不放棄且很狡黠。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採訪中,他說,「我一輩子最守規則,又最不守規則。」
李越還喜歡劉偉強拍的《無間道2》里的吳鎮宇。在電影里,吳鎮宇所飾演的黑社會家族繼承人倪永孝致力於洗白家族生意,要讓家族「抬頭做人」。「家族責任感很強,但關鍵時刻又很堅決,能下得了手。」
儘管在之後他看了《教父》,明白了從好萊塢到香港的影視文化脈絡,但他依然會記得當時那種看到吳鎮宇講出「我們倪家要抬起頭做人」時,心裡一動的感覺。香港電影中對於「出人頭地」和「抬頭做人」的追求,也在日後被解讀為香港精神的一種。
在2016年的北京電影節里,有一個銀河映像專場展映環節。李越依然搶了其中幾場電影票。「其中有一場,我就坐在影廳門口工作,工作完了馬上進去看的。」
劉偉強和杜琪峰在香港電影回歸的前10年里,將警匪片這個商業片類型做到了極致。裡面包含了對香港社會的認識、對黑社會文化的理解,來完成對香港當時那個即將走向終結的混亂時代的致意。
「我不再是從前的我,你不再是從前的你」
《無間道》是不少觀眾記憶中香港電影新世紀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很喜歡《無間道》,我覺得它是香港警匪片的巔峰。」
在廣州長大的謝曉雅說道。但對於她而言,她對《教父》的欣賞不亞於對《無間道》的喜愛。生活在一個離香港只有2個小時動車距離的城市,她和她的家庭對來自香港的一切習以為常。
不論好壞,她體驗了最完整的香港電影。「王家衛、杜琪峰、周星馳,乃至於Twins、楊千嬅、鄭秀文拍的各種各樣的小雞片,我全部都看過。」在她小學的時候,蔡卓妍曾經演過一部講述普通女孩如何變成大明星的電影,叫《下一站天后》。
「我全部同學,都會唱這部電影的主題曲」。在兩個月前,她才花了1000多塊錢,去看Twins的演唱會。
香港電影對她的生活產生了或明或暗的影響。電影里描繪的生活過於光鮮,在她那個時代的珠三角家庭,因為地利之便,都得去香港採買日常用品和衣服鞋襪才算時髦。「你想想,跑去香港,買洗髮水、沐浴露,帶著行李箱去買,恨不得連醬油都在香港買。」
正如同海淘網站減少了她去香港購物的熱情一樣,來自世界各地的影片早已消減了她看香港電影的熱情。從她初中開始,就有大量的美劇和英劇的盜版資源在互聯網上流通,再也不需要只通過香港電影看世界。
謝曉雅依然清晰地記得,在她上高中的時候,正是大陸遊客赴港旅遊生子熱情最高的時候,香港空間狹小、資源有限的劣勢逐漸顯現出來,加劇了兩地之間的矛盾。「當時有一對夫妻帶著小孩在旺角找不到洗手間,只能讓孩子當街大小便。這件事情成為了導火索,從那時候開始,『蝗蟲』的聲音出現了。」
在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她特意和家人去重慶大廈那裡看了一眼,還路過了彌敦道和皇后大道。「雖然去到了也就那樣,但是,你還是會在心裡想,嘩,那個就是重慶大廈;嘩,那個就是皇后大道。」
對於老一代的香港電影工作者而言,在他們大批北上拍片以後,也很少展現現在的香港了。也有成名的香港導演表示,「你只講述一個香港故事,投資人不會投錢」。
關注港片的公眾號《香港電影》運營者煎釀三嬸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壞事:「他們走到內地,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去實現他們心中的創意和想法。對於電影人而言,他們不能只將目標停留在觀眾喜不喜歡,他們是要去引導觀眾,幫助華語電影工業進步。」
不過,對於香港本土變化的關注依然是一些香港電影人堅持不懈的立足點。在平凡生活中,電影依然是他們發聲的渠道,表達擔憂和希望。重要的是,這種關注通過香港電影的師承關係得以延續。
2017年香港電影金像獎,致敬銀河映像二十年的《樹大招風》獲得最高關注。這部註定無法在內地公映的電影懷念了那個充滿活力、英雄氣息十足的香港。主創人員在柏林電影節時候回憶了內地偷拍,採集官員資料的過程,他們說道,「在準備這部電影的,杜生告訴我們,要聚焦在97回歸夜,要反覆看《省港旗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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