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獵殺了三頭野牛，卻遭受到一頓毒打？——揭密美軍戰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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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這裡節選的這篇講的是作者因為獵殺了三頭野牛（而日軍的命令是獵殺兩頭），而遭受到一頓毒打。作者可以挺過這次劫難么？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大約下午五點的時候，日本人把我們三個「獵人」安置在校舍里休息，這時一個人跑進來說日本人命令我馬上去指揮部。我沒有想到殺死第三頭水牛，把肉帶回來有什麼不妥。畢竟我是按照日本兵的命令做的，當時它正發了瘋地向我們猛衝，如果不開槍把它們打死，難保我們當中會有誰被它捅上幾個透明窟窿。我沒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走進指揮官的辦公室，緊張地站在那兒。屋子裡有五個人，其中一個是指揮官，另外幾個都是日本兵。這些傢伙陰沉著臉，一言不發。突然，那個指揮官開始用日語沖著我吼，我聽不懂他說什麼，只能學著日本兵被長官訓話時的樣子，低著頭，一口一個「哈依」（日語：是的）。

指揮官很憤怒，幾分鐘內又大叫了四五聲，一次比一次聲音大。我誠惶誠恐，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說著「哈依」。我嚇得冷汗直冒，我根本不知道錯在哪裡，心想：「他在說什麼，為什麼要刁難我，我做過什麼錯事嗎？」突然指揮官給了我一個大嘴巴，打得我眼冒金星，牙齒都鬆動了。指揮官手一揮，四個看守一擁而上，用槍托猛擊我的頭部和頸部。我越來越緊張，不知道哪裡錯了，我實在聽不懂他說些什麼，又沒人給翻譯，我仍然垂手而立，不停地說著「哈依」。

日軍刑具

我施展出多次應付毒打的伎倆，模仿出遭到重擊的痛苦。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巴丹死亡行軍過程中，日本兵殺害了太多倒下的人，他們就是喜歡欺負虛弱的人。我知道我處於一場毫無還手之力的搏鬥中，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地上打滾，趁勢卸去日本兵的一些勁道。在我又說了幾聲「哈依」之後，一個看守扯下了他制服上的皮帶。這種皮帶有大約35英寸長，上面還帶著4英寸長，2英寸寬，至少八分之一英寸厚的金屬鎖扣。我回答一次「哈依」，就感覺到它擊打在我的臉、脖子和鼻子上的劇烈疼痛。這種痛楚難以形容，反正他們往死里打我。毒打使我快要失禁，但是我的意識是清醒的，我不能拉在指揮官辦公室的地板上。我抱著肚子，竭力控制自己排便的需要。

我的思維在快速運轉，試圖弄明白，究竟是因為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才會受到這樣的懲罰，但我根本弄不明白，同去的戰俘一共有三個人，我做的和別人沒什麼兩樣，可為什麼只有我受到懲罰呢？在臉上挨了第二次重擊之後，我的鼻子破了，血也從鼻子和顴骨中流出來，這種擊打持續了似乎一個小時或更多的時間。我試圖理順思緒，可是想來想去，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指揮官想問我什麼？我應該怎樣回答才能讓他滿意！我真糊塗了。

然後，只是一瞬間，我開始醒悟了：我不能再說「哈依」了。他可能問這樣的問題：「那麼你認為自己比我們更優秀嗎？」而我的回答卻是：「是的，先生。」他們也可能是在問：「你認為我們是愚蠢的人嗎？」而我的回答還是：「是的，先生。」當然只能招致更多的毒打。如果繼續受到這種「待遇」，我的臉部、頸部和背部，就會受到槍托的持續重擊，我肯定活不了。因此，在又一輪拳打腳踢開始時，我決定保持沉默，什麼都不說，不回答他們的訊問，或許這樣那些看守才會停止懲罰吧。毒打又持續了15分鐘，暫時停止了，我掙扎著站了起來。

他們總算停手了，指揮官也不沖我大喊大叫了，辦公室忽然變得非常安靜。我堅持站著，慢慢地調整呼吸，稍微放鬆了一點，我想，把我打到現在也該滿意了吧。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讓自己站著，千萬不能倒下去，因為倒下可能是致命的。日本人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以及在奧唐奈戰俘營里虐殺倒下去的戰俘的場面，我已經見過多次。我在巴丹死亡行軍中獲得的這一經驗是寶貴的，假如一個人能堅持走下去，他還有機會生存下來，但如果他倒下了，日本人就會打他，踢他，把他殺掉。因為有這些記憶縈繞在腦海中，我不得不盡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挺直地站在那兒。

美軍戰俘墓地

就在我以為最糟糕的時刻已經結束的時候，更多的看守走進了辦公室。他們把我推到了外面，命令我跪在一節竹竿上，然後把另一節竹竿放在我的膝蓋彎里。我很快明白，他們要對我上夾棍。果然，兩個看守站在了竹竿的兩端。我的小腿傳來劇痛，下面的細竹竿，頓時裂開了，鋒利的竹刃，劃開了我的皮肉。他們還嫌不夠，一個看守拿來一個從美軍卡車上拆下來的輪子，命令我把它舉過頭頂並一直保持這個姿勢。過了幾分鐘，我的胳膊越來越疲勞，輪子的高度不斷下降，看守一看到這種情景就又開始打我。突然有一個看守，蹲下來，用英語對我輕聲說：「再堅持五分鐘，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床上了。」

我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要撐滿這5分鐘，我在心裡默默地吟唱一首短歌，這首歌是這樣唱的：「1，2，3，4，你是為誰而生；5，6，7，8，別把自己當回事；9，10，11，12，在架子上你可以找到它……」

我用這種方式苦苦支撐，減輕痛楚，盼望著時間趕快滿5分鐘，在時間未到之前，我不能趴下。我想活，我不想死，我不想讓日本人有一點不滿意再打我一頓，但是我要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我一定要撐下去，總有一天，我會回家。保持著這種難受的姿勢，我的思緒彷彿每分鐘都會飛馳一英里，我好像回到了美國，回到了芝加哥。

果然，這300秒結束之後，那個看守把我踢倒在地，我順勢丟下了那個輪子，靜靜地躺在了地上，等待著下一個懲罰的來臨。但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們把我孤零零地扔在了黑暗的雨林中。

幾分鐘內，我的三個朋友把我抬到了校舍的床鋪上。一個人前後彎曲著我的小腿，試圖恢復我肢體的血液循環。另一個人擦去我臉上的血污，用涼水清洗我的眼睛、鼻子和嘴。第三個兄弟幫我清洗了脖子和後背，撕下自己的襯衫，幫我包紮那些步槍槍托和皮帶鎖扣留下的傷口。是我的朋友們，把我的命撿了回來。

我的頭一挨上床鋪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我發誓再也不讓日本人因為我不懂得他們的語言而打我。因為還要點名，我小心翼翼地起了床，在叫到我的號碼時回答「哈依」，然後爬回自己的床鋪，再休息和祈禱幾分鐘。

在經歷了這次毒打之後，作者開始反思學習日語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和看守的交流而避免遭到虐待。然而之後他又會遇到什麼麻煩呢？

編輯：張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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