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鎮節度使——叛亂

在唐王朝的統治經歷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並且達到其鼎盛階段之後，爆發了一場由邊鎮節度使發動的叛亂。安史之亂的爆發，導致了唐王朝的由盛轉衰，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各地的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不僅安史叛軍進行了破壞，就是平叛的官軍也有時大勢抄掠。還給唐王朝的財政經濟造成了嚴重困難。被叛軍割據的河北地區，以及駐有重兵的河南、山東、荊襄和劍南等廣大地區，賦稅都無法上解中央。因此，巨大的戰爭費用全部壓到江南和淮南百姓的身上。在安史之亂尚未平息的時候，江淮一帶就爆發了大範圍的農民起義。到安史之亂平定 後，才被鎮壓下去。代宗即位之初的寶應元年（762），絳州還發生了因為將士糧賜不充引起的朔方軍將的騷亂。這些都說明了，與農民起義和兵變相聯繫的財政困難，是當時一個嚴重的問題。

當農民起義被壓下去，江淮形勢剛剛有所緩和，唐王朝還沒有來得及去進一步解決安史殘餘勢力的時候，由於吐蕃乘虛而入，西北邊疆形勢又緊張起來。吐蕃不僅佔領了河西隴右之地，並在代宗廣德元年（763）十月，進入長安，代宗逃往陝州（今河南陝縣）。

安史之亂就是在這樣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結束的。朝廷無力徹底消滅河北的叛軍，希望儘快結束戰爭。所以在叛軍將領表示願意投降的時候，朝廷很快對他們予以承認，先後任命叛軍降將為所在地區的節度使。他們都得以賜鐵券，許以不死。安史叛軍的殘餘勢力就這樣得以保存下來，他們以表面上的投降換取了朝廷對他們的承認，而朝廷則以授給他們節度使的稱號，贏得了暫時的安寧。其直接的結果就是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藩鎮割據主要指河北地區的幾個藩鎮，主要特徵在於節度使父死子襲或軍中推戴，自己任命官吏，不向中央上報土地戶籍，不輸貢賦，並經常與朝廷處於對立狀態。

戰後，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發生了變化，在全

國絕大部分地區的州縣之上，都設置了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經略等使。在由這些使職統轄的區域內，大致可以分成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與中央對立，長期割據的河北藩鎮以及在某些時期內效法河北藩鎮的其他少數北方藩鎮。

第二種情況是其它設立節度使的地區，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在平叛戰爭中新興的軍閥出任的節度使，如宣武（治汴州）、陳許、澤潞等，他們地處中原戰亂之地，與河北藩鎮相連，具有控遏河朔，屏蔽關中，溝通江淮運河的戰略地位，所以常年駐紮著重兵。這些地區的節度使，利用朝廷對他們的倚重，時常與朝廷討價還價，並不時出現一些驕悍不馴的藩帥和跋扈的軍將，軍中有時也發生變亂，與朝廷的摩擦不斷。但應看到，這些地區的節度使的任免，基本上還是在朝廷的掌握之中，不能視為割據狀態。另一類是在長安西部和北部地區集結的強大軍隊，以抵禦吐蕃、捍衛京師，如朔方、振武、鳳翔、涇原、邠寧、鄜坊等鎮，基本上由朝廷控制，後來成為中央禁軍神策軍控制的防區；或在劍南東西川和淮南等少數戰略要地，都是派宰相出鎮，大宦官監軍，稱之為「宰相迴翔之地」，是朝廷所倚重的地區。

第三種情況是設置觀察使或防禦、團練、經略等使的地區，基本上由朝廷直接控制，尤其是江南各個觀察使的地區，成為唐朝中央財政來源的穩定提供地。

河朔三鎮之間儘管也互有矛盾，互相攻戰，但當朝廷對他們採取措施時，他們有往往互相聲援，而且在地域上連成一片，經濟上互通有無，形成了「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的割據狀態。河朔三鎮在此後長期進行割據，除了所謂「河朔胡化」之外，原因在於以下幾方面。

第一、河北地區具備了自主獨立的經濟條件。由於中國封建社會裡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唐代河北地區自然條件比較好，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杜牧《樊川文集》卷5《戰論》）。同時，各藩鎮之間還可以互通有無。

第二、 通過控制相當數量的自耕農以保證財源和兵源，是藩鎮進行長期割據的社會基礎。各節度使對治下的廣大農民，注意把剝削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與中央王朝統治地區相比，這些地區的農民所承受的負擔相對要輕一些，生產和生活要安定一些。這也使得各個藩鎮在保證財政來源的情況下，內部的基層社會相對穩定。

第三、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是藩鎮進行長期割據的軍事保證。河北地區有許多崇尚勇武、能征善戰的蕃將，藩鎮內部軍將士卒父子相襲，軍餉、賞賜相當優厚，保證了其軍隊的戰鬥力。其中特彆強悍的並組成為節度使的親兵──牙兵，是藩鎮武裝的核心力量。

第四，唐朝政權經過安史之亂的打擊，統治力量受到嚴重削弱，長時期內無法集中力量消滅藩鎮。在朝廷內部，宦官、權臣專擅朝政，政治腐敗，難以形成對藩鎮有效的威懾和控制。動亂以前長期積累下來的賦稅制度的混亂局面尚未得到調整，國家財政極其困難。

這樣，隨著安史之亂結束後內地節度使的普遍設立，到代宗大曆年間（766～779），藩鎮割據的局面就已經基本形成。

除了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和地方行政體制的變化外，安史之亂還在唐代的整體政治體制轉變、中國古代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思想文化的轉型，以及一系列由唐到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學術的轉變中，造成了深遠影響。以下諸講將在不同側面有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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