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史」中要有「哲學」

「哲學史」中要有「哲學」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讀書筆記與思考

老羅/文

勞思光寫哲學史的基本理念是「哲學史」中要有「哲學」。

為此，他首先對幾本有名的哲學史進行批判。對於胡適的哲學史，勞思光認為它的缺點是幾乎完全沒有哲學的成分。因為一部哲學史雖然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當一位學人寫哲學史的時候，他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敘述事實是史學的工作，解釋理論則必須有確定的理論基礎與解析方法。不遵循這種方法寫出來的可能是「史」，但不是「哲學史」。具體說，胡適的哲學史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用於考訂史實，對於先秦諸子的年代及其子書中的偽造部分，用了很大的力氣去考證，但對這些哲學思想或理論沒有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而對馮友蘭的評價，勞思光認為馮友蘭在哲學理論上造詣不算太深，他解釋中國哲學時，所能運用的觀念及理論，也限於早期的柏拉圖理論與近代的新實在論。因而，馮友蘭的哲學史也並非成功的之作。

對於勞思光的這種實證基礎上的闡釋之說，我是十分認同的。其實，這也是幾乎所有的人文科學的學術研究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

具體到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問題，勞思光認為，哲學史的主要任務就是展示以往的哲學思想。哲學史不但要敘述哲學家的言論和思想，還要看各家思想之間的關係，同時對各家思想進行解剖。簡單地說，哲學史敘述以往的哲學思想，一方面是真實，一方面要深透，因而它必須具有史學與哲學兩方面的成分。

這就是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也即既有「歷史」，又有「思想」。

勞思光的這種學術理念使我想起了常常出現在我們理念當中的所謂「實證」與「理論」的爭論問題。實際上，「實證」是基本工作，最終回到「理論」或「思想」才是歸宿。清代學術最大的貢獻是「實證」，而最大的缺陷也在於「實證」，因為他們只考據不闡發（當然這與當時的政治高壓有關），這實質是學術的大忌，或者說這是事倍功半的做法，真正的學術研究遠沒有完成。

另外，就當代的學術思想嬗變來看，所謂的以「實證」為主的蘭克史學理論，早已被海登·懷特的歷史史學、歷史敘述理論所取代，依然痴迷於「實證」的學術思想早已經陳腐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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